蔷薇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刘德顺在屋后埋下了一截蔷薇枝。
那截枝条是从隔壁村王老四家的篱笆上折下来的。王老四说他家的蔷薇开了三年了，粉色的，开起来好看。刘德顺没问好不好看的事，他只是在王老四家的院子里看见那些花爬满了篱笆，密密匝匝的，他就觉得自家的院子也该有点什么。王老四说，你要就折一截去，往土里一插就能活。刘德顺折了一截，手指头那么粗，上面有三片叶子。
回到家，他在屋后挖了个坑，把枝条插进去，培上土，浇了一瓢水。他直起腰的时候，看见老婆陈秀莲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盆淘米水。
“种的啥？”
“蔷薇。”
陈秀莲没再问，把淘米水泼在院子里，转身进了灶房。
刘德顺也没再说。他拿起靠在墙角的锄头，往地里去了。
那截蔷薇枝活了。第二年春天，它抽出了三根新枝，每根都有筷子那么长了。刘德顺找了几根竹竿插在土里，让枝条顺着竹竿往上爬。第三年，枝条爬上了竹竿顶，又垂下来，像绿色的头发。第四年，蔷薇开花了。
是粉色的。
花开的那天早上，刘德顺蹲在蔷薇前面，看了很久。陈秀莲端着一盆衣服从屋里出来，看见他蹲在那里，也看了一眼那些花。那些花开得不算多，十几朵，一朵一朵的，粉色在早晨的天光里显得嫩嫩的，花瓣上的露水还没干。
“开花了。”陈秀莲说。
“嗯。”
陈秀莲端着盆子走到井边，开始打水洗衣。刘德顺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扛起锄头往地里走。走到院子门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花。三只蜜蜂已经在花上面飞来飞去了。
那一年是刘德顺结婚的第六年。儿子刘水生四岁。
刘水生对蔷薇花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蔷薇枝条上的刺。那些刺又尖又硬，他用手去摸，扎了一下，缩回来，手指上冒出一粒血珠。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又去摸，又被扎了。这一次他没有缩手，只是看着那根刺扎在他指头上，看了很久，才把手拿开。
陈秀莲在灶房里喊他吃饭。他跑进去，把手指上还在渗的血擦在裤子上了。
蔷薇一年一年地长。刘德顺每年冬天都会修剪那些枝条，把枯的剪掉，把太密的剪掉，把长到他不想要它们去的方向的枝条剪掉。他修剪的工具是一把旧剪刀，剪刀柄上缠着布条，布条已经被磨破了，露出里面黑色的铁锈。每次剪完，他都会把剪刀擦干净，放回窗台上。
他没想过为什么要修剪那些蔷薇。他就是看见枝条长长了，长乱了，就觉得该剪了。就像地里的草该锄了，碗该洗了，觉该睡了。
蔷薇花一年开得比一年多。到一九六二年的时候，整面屋后的篱笆都爬满了。那些枝条从竹竿上爬到屋檐下，又沿着屋檐爬到窗边。春天的时候，叶子还没长出来，枝条上先冒出密密的花苞，粉粉的，一小粒一小粒。等到叶子展开了，花也开了，一整面篱笆都是粉色的，从远处看，像是一片云落下来，歇在刘德顺家的屋后。
村里的人从那条路走过，会往这边看一看。有人停下来，跟刘德顺说，你家这花开得真好。刘德顺就说，嗯。人家又说，这是蔷薇吧。刘德顺又说，嗯。人家也就没话说了，站一会儿就走了。
陈秀莲从来不说花好不好看的事。她只是有一次在蔷薇开花的时候，往花下面倒了一桶洗过菜的脏水。脏水渗进土里，花瓣上溅了几滴泥点。刘德顺看见了，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浇水的时候，把那些溅了泥的花瓣轻轻抖了抖，泥点已经干了，一抖就掉了。
刘水生七岁那年，有一天下午，他一个人坐在蔷薇篱笆下面。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太阳很毒，蔷薇篱笆下面有一片阴凉。刘水生坐在阴凉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地上的土被他划出一道道细细的沟。
陈秀莲从灶房里出来倒水，看见他坐在那里，问他在干什么。
刘水生说：“看蚂蚁。”
陈秀莲走过去看了一眼，蔷薇根部有一个蚂蚁窝，蚂蚁排着队在爬。陈秀莲说：“别弄死了。”然后又进了灶房。
刘水生没有弄死那些蚂蚁。他用树枝在蚂蚁队伍前面划了一道沟，蚂蚁们遇到了沟，乱了一会儿，然后有一只蚂蚁找到了绕过沟的路，其他的蚂蚁跟了上去。刘水生看了一阵子，把树枝丢掉了，靠在篱笆上抬头看他家的屋顶。
蔷薇枝条垂在他脸旁边，有几朵花开在他头顶上。他没有抬头看那些花。他看的是屋顶上的瓦片。有一片瓦歪了，在阳光下投出一道歪歪扭扭的影子。
那一年秋天，刘德顺的父亲死了。
刘德顺的父亲叫刘万福，六十七岁，一直跟刘德顺住。他在一个早上起床的时候摔了一跤，后脑勺撞在床沿上。刘德顺听见声音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
安葬完之后，刘德顺从坟地回到家里。陈秀莲给他端了一碗饭。饭是中午剩下的，有点凉了，菜是青菜，上面有一点油星。刘德顺坐在桌边，端起碗，开始吃。他吃得很慢，一筷子青菜，一口饭，嚼很久，咽下去，再夹一筷子青菜。陈秀莲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只鞋底在纳，针穿过鞋底的时候发出涩涩的声音。刘水生趴在门槛上，用一根指头在地上画圈。
吃完那碗饭，刘德顺把碗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了屋后。
他站在蔷薇篱笆前面。蔷薇已经谢了，枝条上只剩下叶子。有些叶子开始黄了，有些还绿着。他站在那里，并没有做什么，只是站着。站了大概有一袋烟的功夫，他转身走回屋里，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扛起锄头去地里。
日子就那么过着。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蔷薇已经爬满了整面后墙，从篱笆上漫过窗户，一直爬到屋顶上。春天开花的时候，整座房子像是被粉色包围了。有人从公社那边过来看见，说了一句“像个花园一样”。这话传到了大队干部耳朵里，大队干部专门跑来看了一趟。他站在刘德顺家的院子外面，看着那些花，看了很久。
刘德顺站在他旁边，没说话。
大队干部最后说：“这花，好看是好看，但也别太讲究了。”
刘德顺说：“自己长的。”
大队干部说：“自己长的就自己长的吧。”然后他就走了。
刘德顺也不知道“太讲究”是什么意思。他只是每年冬天照样修剪枝条，春天照样看花开。他从来没想过要把花侍弄得更好看一些。花开得好不好，不是他能决定的事。他只是埋了一截枝条，枝条自己活了，自己长了，自己开花了。他只是一个站在旁边看的人。
刘水生十六岁了。他长得瘦瘦高高的，肩膀还没长开，脖子细细的，喉结刚刚开始突出。他不再坐在蔷薇篱笆下面看蚂蚁了。他每天跟着刘德顺下地，回来的时候一身泥一身汗。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桌边，低着头，筷子在碗里划，菜也吃，饭也吃，就是不说话。
陈秀莲问他累不累。
他说：“有饭吗？”
陈秀莲把饭锅端过来，他又添了一碗。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离开这面蔷薇篱笆。但事情从来不按照人想的方向发展。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刘德顺收到一封信。信是公社派人送来的，上面盖着公社的章。刘德顺不识字，他把信拿到村里的小学，找老师看。老师说，是通知你家刘水生去参军。
刘德顺把信折好，塞进棉袄口袋里。他回到家，陈秀莲正在灶房烧火。他把信的事说了。陈秀莲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往灶里添柴。火烧得很旺，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
“什么时候走？”
“信上说下个月初五。”
陈秀莲没再问了。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红薯在滚水里翻着，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她拿起勺子在锅里搅了搅。
刘水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洗了手，坐到桌边准备吃饭。刘德顺把信的事说了。
刘水生说：“哦。”
然后他端起饭碗，开始吃。那天晚上的菜是咸菜，黑乎乎的，咸得发苦。刘水生夹了一点放在饭上，用筷子把咸菜戳碎，和饭搅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吃了两碗，他放下碗，说了一声“我饱了”，就进里屋去了。
刘德顺和陈秀莲坐在桌边，也没说话。外面的风很大，吹得蔷薇枝条刮在窗户上，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用指节敲窗。
刘水生走的那天是初五，天很冷，地上结着白霜。他背着一个包袱，里面是陈秀莲给他收拾的两身换洗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包袱皮是蓝色的，洗得发白了，四角的布丝已经磨断了，露出里面的线头。
刘德顺送他到村口。公社派来的车停在公社门口，是一辆卡车。刘水生走到卡车旁边，回过头看了一眼刘德顺。刘德顺站在路边，两只手插在袖筒里，佝偻着背，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
刘水生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说：“我走了。”
刘德顺点了点头。
刘水生爬上了卡车。车发动的时候，冒出一股黑烟，黑烟散开，他的脸在烟雾后面消失了。车开走了，车斗里的年轻人摇摇晃晃的，越来越小，最后拐过一个弯，看不见了。
刘德顺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风很大，刮在脸上像刀割。他把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揉了揉眼睛。眼眶的位置上面有水，是风吹出来的。他转身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他看见陈秀莲站在蔷薇篱笆前面。蔷薇没有叶子，枝条光秃秃的，交错着，缠在一起，像一堆枯藤。陈秀莲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是她刚才在扫院子。她就那么站着，扫帚靠在身上，眼睛看着那些枯枝。
刘德顺从她身边走过，说了一句：“进屋吧，冷。”
陈秀莲跟着他进了屋。
屋里烧着火，暖和多了。陈秀莲放下扫帚，走到灶房，往灶里加了一把柴。火又旺了起来，火光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清楚。她的眼窝下面有两条深深的纹路，从眼角一直延伸到颧骨下方，在火光里显得像两道阴影。
那一年冬天特别长。蔷薇的枝条一直枯着，直到三月份才开始有动静。先是出现了几个小芽苞，嫩红色，被一层薄薄的鳞片包着。然后芽苞慢慢鼓起来，鳞片裂开，露出里面的嫩绿。嫩绿一点点变成深绿，枝条上的叶子又满了。
到了五月，蔷薇又开了。还是粉色的。开得还是那么多，一条篱笆都是花。
刘德顺站在花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屋里，拿出那把旧剪刀，开始剪掉一些他觉得长得不对的枝条。剪刀还是那把剪刀，剪一下，枝条断口处冒出水珠，像眼泪一样。
他剪完的时候，陈秀莲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喊他吃饭。
他应了一声，把剪刀放回窗台上，进了屋。
饭桌上陈秀莲做了一盘炒鸡蛋。鸡蛋是自家鸡下的，炒得黄黄的，上面撒了几粒葱花。刘德顺看见那盘鸡蛋，愣了一下。他们家平时不炒鸡蛋，鸡蛋都是攒着拿去供销社换盐和火柴的。
他没问为什么炒鸡蛋。陈秀莲也没说。两个人坐在桌边，吃着炒鸡蛋，夹着青菜，嚼着饭。筷子碰碗的声音，牙齿嚼东西的声音，吞咽的声音。外面的蔷薇在风里轻轻晃着，花瓣落了几片下来，落在土上，粉粉的，很快就沾上了泥。
那些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日子就在开花和落花中间过去了。
刘水生走了三年之后，第一次回了家。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刘德顺和陈秀莲已经睡下了。有人敲院子的门，刘德顺披着棉袄起来开门。外面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军装，个子高了壮了，脸被风吹得黑黑的。
是刘水生。
刘德顺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进屋。”
刘水生进了屋。陈秀莲听见声音也起来了，她披着衣服从里屋出来，看见刘水生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她走到灶房，点起火，把晚上的剩饭热上了。
刘水生坐在桌边。刘德顺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都不说话。灶房里传来锅铲碰锅的声音，油在锅底滋滋地响。剩饭是红薯饭，陈秀莲把它们倒进锅里，用铲子铲开，翻炒着。焦糊的味道飘出来，是红薯粘在锅底烧焦了。
陈秀莲把热好的饭端上来，搁在刘水生面前。刘水生低头看那碗饭，红薯和饭混在一起，有的地方焦了，黑黑的。他拿起筷子，开始吃。
刘德顺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
刘水生吃了两口，抬起头，看见刘德顺在看他，嘴里的饭咽下去，说了一句：“不饿。”
刘德顺没说话。
刘水生又吃了两口，眼皮垂下去，筷子在碗里翻着。他把一块焦糊的红薯拣出来，放在碗边上，然后继续吃。
吃完了，他把碗放在桌上。陈秀莲伸手去收碗，刘水生说了一句“不用”，站了起来，端着碗进了灶房。灶房里传来放水的声音，是他在洗碗。
那几天刘水生在家里，哪里都没去。他不去找村里的年轻人，也不去公社。他每天都在家里待着，有时候帮刘德顺劈柴，有时候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的路，一坐就是一个上午。
有一天下午，他一个人走到屋后，站在蔷薇篱笆前面。那是冬天，蔷薇只有枝条，光秃秃的。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那些枝条，看了很久。
陈秀莲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他站在那里，就问了一句：“看啥呢？”
刘水生没有回头。他说：“刺。”
陈秀莲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也没再问。她把衣服晾完，端着空盆子进了屋。
刘水生在蔷薇篱笆前面又站了一会儿。他伸出手，用指尖碰了一下一根枝条上的刺。刺扎进指尖，他没有缩手。他低头看了看指尖，有一粒很小的血珠冒出来，在冬天的太阳光下面，亮晶晶的，像一颗小米粒。
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转身进了屋。
刘水生在家住了七天。第八天早上，他又背上那个包袱走了。走的时候刘德顺没送他，他一个人走到村口去搭车。陈秀莲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他走远了，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屋去了。
当天下午，刘德顺拿着一卷铁丝走到了屋后。
蔷薇的枝条太密了，有些已经撑不住自己了，往下弯。刘德顺把那些弯得太低的枝条往篱笆上绑，一束一束地绑好，往上面固定。铁丝在他的手指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勒得很紧，枝条被铁丝的力道拽起来，重新倚回到篱笆上。
固定完之后，他后退一步，看了看那面篱笆。枝条们都被捆好了，齐齐地挤在一起。被铁丝勒住的地方表皮受了伤，露出里面微微发白的木质。
第二年春天，那些被铁丝勒过的地方有的活过来了，有的没有。活过来的继续抽新叶长新枝开新花。没活过来的枝条慢慢干了，变成深褐色，风一吹，就折了，掉在地上。
蔷薇还是一年一年地开着。粉色的花，开在屋后篱笆上，衬着那些深绿的叶子，像是日子本身长出了一张脸。这张脸每年春天都会出现，沉默地看着刘德顺和陈秀莲在院子里走进走出，蹲在井边洗菜，扛着锄头下地，饿着肚子回家，坐在门槛上把鞋底的泥磕掉，把碗里的饭吃完，上床睡觉，然后又是一个第二天。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村里的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刘德顺分到了两亩水田和一亩旱地。他把所有的气力都投在那三亩地上。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就下地去，太阳掉到山脊线后面了才回来。蔷薇的花他看得少了。花每年还是照开，开在屋后的篱笆上，他路过的时候会瞥一眼，脚步不停，直接走进灶房，端起饭碗。
陈秀莲有时候会在蔷薇下面站一会儿。她站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那几年她老得很快，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她站在蔷薇面前的时候，眼睛是散的，不知道在看花还是在看花后面的那面墙。看完了，她就转身去喂鸡或者去菜园里摘青菜，好像她从来没在那里站过一样。
刘水生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信倒是每年都有。信是寄到公社，公社派人转过来的。刘德顺每次都把信拿给村里的老师看。老师说，都挺好，在部队干得不错，立功了，当了副排长，现在在一个什么驻地上。老师念完信，刘德顺把信接过来，叠好，放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道一声谢，转身走回家。走回家之后他把信念给陈秀莲听，念得很慢。陈秀莲听完点点头，继续做手里的活。活有很多种。有时候是在切猪草，刀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地剁。有时候是在补衣服，针穿过布，拉线的声音像呼吸。
然后两个人各做各的事，饭做好之后坐在桌边一起吃。桌面上的漆脱了大半，露出的木头被碗底磨得发亮。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蔷薇开得特别多。那是因为前一年冬天刘德顺没有修剪。他病了。那年入冬之后他开始咳，咳起来胸腔里扯着疼。医生说是肺上的毛病，要他休息。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冬天。没有力气去修剪那些枝条，剪刀搁在窗台上落了一层灰。等到开春他的病好了些能够下地了，蔷薇已经疯了——新枝和老枝缠在一起，层层的，密得看不见里面的墙皮。那些花也疯了，密密地铺在整面篱笆上，一层叠一层，有些枝条不堪重负地弯下来，花朵垂到地面上，沾着泥，被虫子咬得缺了边。
刘德顺看着那些花，没有去修剪。他拿起锄头就下地了，一个冬天没干活，地里的活堆成堆。油菜得种，秧得育，渠得清。蔷薇的事排不上。
陈秀莲倒是跟蔷薇说了话——那是四月的一天下午，她端着一盆洗过衣服的肥皂水，走到蔷薇跟前，没有马上泼下去。她端着盆站在那里，花影落在她脸上，让她的脸看起来有一半是粉色的。
她说了一句：“没人管你，你也长得蛮好。”
说完了，她把盆里的水泼了出去。水落在蔷薇的根部，溅起的泥点打在最低的那几朵花上。她端着空盆回了灶屋，继续往灶里添柴。
那天夜里下了雨。雨不大，细细的，下了一整夜。雨点落在蔷薇花瓣上的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屋后一直呼吸着。陈秀莲醒过一次，听见雨打到瓦上的声音，翻了个身又睡了。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陈秀莲起来做早饭，走到灶房门口的时候，往屋后看了一眼。蔷薇被雨打了一夜，花掉了很多。地上铺着一层粉色的花瓣，被雨水浸得透透的，软软地贴在泥土上，有些被踩进了泥里，只剩下一点点粉色还在那里挣扎。
她又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进了灶房。锅里的水开了，她把淘好的米倒进去，白色的米在滚水里翻着，发出很细碎的声音。
蔷薇的花谢了。那一年从五月下旬开始，花瓣就开始往下掉，比往年掉得多，掉得快。可能是因为开得太多，枝条撑不住了。到六月中旬的时候，篱笆上已经没有一朵花了，只剩下叶子。叶子还是绿的，深绿深绿的，一层叠一层。那面蔷薇不再是一面粉色的花墙，而是重新变成一面绿色的墙。
刘德顺还是每天干活，吃饭，睡觉。
日子就那么过着。蔷薇每一年还是会开。开得没有一九七九年多，但也够铺满一面篱笆。刘德顺的病没有彻底好，天一冷就开始咳。他的背越来越驼，走路的时候前面低后面高，像推着一辆看不见的独轮车。
陈秀莲的头发全白了。她的背也驼了，比刘德顺驼得还厉害。两个人在院子里走的时候，都是弯着腰的，从远处看像两株被风吹弯的树。
到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蔷薇已经老了。
枝条上的刺有些已经掉光了，光滑滑的，摸上去只剩下木头本身的质感。枝条不长了，新的叶子变少了，花也开得没有以前多了。有一年春天，有几条主枝没有发新叶，等到了七月才发现那些枝条已经彻底枯死了。枯死的枝条是黑色的，在一丛绿色里显得很尖硬，直直地戳出来，像胳膊上暴起的某根筋。
刘德顺把那些枯枝一根一根剪掉的动作和以前一样——还是那把旧剪刀，剪刀柄上的布条已经烂光了，握在手里硌得慌。他握剪刀的手指头有些抖，不知道是因为力气不够了还是因为这些枝条太粗了。枯枝的木质很脆，剪断的时候声音干脆利落，咔嚓一声，掉下来，砸在下层的枝堆上。他把剪下来的枯枝拢在一起，抱到灶房，堆在灶旁边。那些枝条烧起来很旺，在火里发出噼啪的声音，火焰从灶口窜出来一小截，又缩回去。
陈秀莲坐在灶前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眼窝更深了，眼角的皮肤皱成了一小团小团的纹路。她脸上没有其他表情，只是看着火，一会儿加一根枯枝进去。
刘水生最后一次回来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那时候他已经退伍好几年了，在县城里安了家，娶了老婆，生了个儿子。他回来的时候带着老婆和儿子，坐了一辆长途汽车，在镇上的车站下车，又走了四十分钟的土路才到家。
刘德顺坐在门槛上抽烟。他看见远处三个人影走过来的时候，他以为是过路的。等看清楚是刘水生，他的手就停住了。叼在嘴上的那根烟差点从嘴唇上滑下来，他赶紧用手夹住，站起来。
刘水生走到近前，叫了一声“爸”。
刘德顺把烟在门槛上磕灭，站起来说：“进屋。”
屋里陈秀莲正坐在小板凳上剥蒜。她听见声音抬起头，看见刘水生的时候手停住了。蒜瓣从她手指间掉下来，落在脚边的地上。她低头去捡那瓣蒜，捡起来，放在蒜碗里，然后站起来。她在围裙上擦着手，那双手擦了很久，一直擦着，其实早就擦干了。
刘水生的老婆叫了一声“妈”。刘水生的儿子缩在刘水生身后，只露出半个脑袋。
陈秀莲说：“坐。”
她搬出凳子给他们坐，然后又转身进了灶房翻找厨柜，拿出攒下来的鸡蛋，数了数，有六个。她烧热了锅，倒了油——倒得比平时多，油在锅底摊开，发出光泽。鸡蛋打进锅里的时候滋啦一声响，蛋液在热油里迅速膨起来，边缘冒着小泡。蛋香飘了出来，灶房里弥漫着那股味道，香的，有点发甜。
那天晚上他们吃了饭，又在屋里说了些话。主要是刘水生说，说他在县城的工作——他在一个厂里做保卫科的科员。说厂里分给他一间宿舍，不大，只有二十来个平方。说儿子上学了，成绩能排在班里前几名。说县城现在通了电灯，自来水也通了，不像老家还要挑水。
刘德顺听着，不时点点头。陈秀莲坐在旁边，手里还拿着那只纳了无数遍鞋底——实际上鞋底已经不需要纳了，她只是手里需要有个东西。
刘水生说完了，屋里就安静下来。外面的天全黑了，虫子在蔷薇丛里叫着，一声接一声，密密的，像织针戳进线团里。
过了好一会儿，刘水生问：“蔷薇还在长吗？”
刘德顺说：“在。”
刘水生说：“还能开花？”
刘德顺说：“能。”
又说：“不多了。”
三句话从两张嘴里说出后，就落在桌面上，像是几颗凉了的米粒。刘水生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说去外面透透气，推开门走进院子里。
他在屋后的蔷薇面前站了很久。天很黑，看不清花，只能闻到那股味道——蔷薇特有的那种带一点点甜的清香，混着夜晚的露水气息，从篱笆上弥散过来。他就那么站着，一个人影，立在黑夜里。后来他老婆出来叫他，说孩子困了。他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
第二天刘水生就走了。走之前，他的老婆拿出一袋米，放在灶房的角落里。米袋子是白色的，装得鼓鼓的，用一根麻绳扎着口。
刘水生两口子带着孩子走远了之后，刘德顺还站在院子门口。他看见他们的背影变得越来越小，走在土路上，扬起很淡的灰尘。然后被一大片庄稼遮住了。他转身走进院子，捡起门槛上的烟屁股重新点上。烟在手指间烧着，冒出的烟细细的一缕，升上去，散在空气里。
陈秀莲又往灶里添了一把枯枝。火烧起来之后，她把刘水生留下的那袋米解开，捧出两把放在碗里，准备淘米做早饭。米是白色的，一粒一粒的在碗里挤着。她端详了一会儿那碗米，然后像往常一样往灶台边去舀水。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陈秀莲死了。
她是晚上死的。那几天她一直说胸口闷，喘不上气。大队的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心脏的事情，要去县医院。她说不用，躺几天就好了。她躺了三天，第四天早上没有起来。
刘德顺早上醒来的时候，翻了个身，看见她还躺着，面朝墙，背朝他，他就知道出事了。他没有叫她。他下床，穿好衣服，走到她那边，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他的手放上去，然后又拿下来，在衣服上擦了擦。
他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站了不知道多久。后来他走进灶房，生火，烧水，把面下进锅里。面在滚水里煮着，他用筷子搅了搅，加了一勺盐。面熟了，他盛了两碗端上桌。一碗放在自己面前，一碗放在陈秀莲平时坐的那个位置。他自己吃完了那碗面，筷子搁在碗沿上，发出轻轻的嗒的一声。然后他看着另一碗面。那碗面的热气慢慢少了，面汤上凝出一层薄薄的膜。
后来他站起来，走出了门，去找村支书说人没了。
村支书帮他喊了人，也通过村部那台拨号电话把信传到了县城的刘水生那里。上午的时候刘德顺在院子里接待那些帮忙的邻居走路。人们进进出出，男人们在搭灵棚，女人们在灶房里烧水做饭。灵棚搭在院子里，很简单，几根竹竿撑着白布，白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缩下去。蔷薇的枝条有一枝从屋檐那边斜下来，被白布顶开了，在秋风里摇着，叶子已经黄了一半。
当天下午刘水生在县里接到电话之后，搭了一辆过路拉货的卡车往回赶。到家的时候是黄昏，院子里站满了人邻人，灶膛里的火光从灶房的门口透出来，院子里弥漫着一股烧纸和煮肉混在一起的说不清的味道。他穿了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袖子上也已经别上了黑纱。
他走进院子，看见灵棚中间挂着母亲的遗像，那张相片是几年前拍的。她在照片里没有笑，只是看着镜头，嘴唇抿得很紧，脸上的皮肤紧紧地绷着。他站在那张遗像前面看着她。有人递给他三炷香，他接过来，点着，香头上冒出细细的青烟。他举着香站了几分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后来他往供桌上搁下香的时候，手撞到了桌沿。香在桌面上滚了半圈，被旁边的人伸手止住了。他说了声“谢”，然后退到一边，和其他人一起站着。
安葬完之后，刘水生在家里住了五天。那五天他帮着刘德顺处理了很多陈秀莲留下的东西，比如说她的衣服、她的针线篮子、她攒在罐子里的纳鞋底的布片。东西不多，堆在屋角，刘水生把它们分类整理好，该留的留下来，该烧的就抱到后院放进一个旧铁桶里点了。后院飘起干布片烧着后那种焦焦的带一点呛人的烟，烟灰在桶口上方飞起来又落下去，落在蔷薇已经光秃过半的枝条上。
刘德顺那五天话很少。他每天还是按时去地里——已经是深秋了，地里没多少活，但他还是要去。去地里拔剩下的大白菜，或者收拾收拾沟渠，或者就是在地头蹲一会儿再回来。不干活的时候他坐在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烟，不怎么吸，就是夹着，烟自己燃着，烟灰一截一截地断掉落在他膝盖上。他伸手把烟灰从膝盖上掸掉，动作很慢。
第五天要走的时候，刘水生搬了一把梯子架在屋后。他拿着那把旧剪刀爬了上去，把枯死的老枝一根一根剪下来。那年树上已经有将近一半的枝条枯了，剪下来的枯枝在地上堆成一小堆。他在剪一根粗的主枝时剪刀在那个枝节上卡住了，刃口咬进干透的木头纹理里拔不出来，他用力一拧，剪刀柄上的锈皮掉了一块。剪下来的主枝掉在地上弹了一下，又瘫在那里不动了。刘水生剪了很久，剪到后来他袖口上全是干枯的树皮碎屑，肩膀上落了几片碎叶。
刘德顺站在下面，仰头看着他剪。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匀匀的，钝钝的，像很久以前陈秀莲纳鞋底时针穿过硬皮子的声音。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把地上的枯枝拢起来抱走，堆到了灶坑边上。
刘水生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把剪刀放回窗台上。窗台上的那把剪刀在余晖里影子很短，锈迹斑斑的。刘水生回到屋里，他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还是那个蓝色的包袱，还是两身换洗衣服。他拎包袱走出屋子的时候，刘德顺还是坐在门槛上。
他踌躇着叫了一声“爸”。
刘德顺没有抬头，只是说了句：“路上慢点。”
刘水生走了。土路上他的脚步声慢慢远了，最后什么都听不到了。院子里只剩下风声和蔷薇叶子相互摩擦的沙沙声。刘德顺坐在门槛上，把那根没吸两口的烟重新点上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吃饭。把中午剩下的菜热了热，捞一筷子咸菜，吃到了碗底的时候他放下筷子，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很多，密密地挤在一起，冷白冷白的。他看了一阵子天，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粗粗的，指节的地方凸出来，指甲缝里塞着黑黑的泥。他看了好几次自己的手指头，好像不认识它们似的，然后把手塞进袖子里，进了屋。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早。霜降之后，蔷薇的叶子全部落光了，枝条又变成了冬季的模样，光秃秃的，枯瘦枯瘦的。刘德顺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往屋后看一眼。看见那些光秃秃的枝条，他就转身去做别的事了。
一九九二年开春之后，蔷薇照常发了新叶。但死去的枝条比去年更多了——整面篱笆上有将近一半的枝条已经抽不出新芽，就那么干枯地僵在那里。他用那把旧剪刀把枯的部分剪掉之后，篱笆上出现了大块大块的豁口，像一张嘴被打掉了好几颗牙齿。剩下的绿枝条还能开花，但花开得稀稀疏疏的，十几朵，撑不满一面篱笆了。远远看过去，粉色是一小块一小块地散在深绿之间的，像是一块打了许多补丁的旧布。
刘德顺看着那些花，手在裤子上搓了两下。他的手指比去年更僵了，指节上长了一层硬硬的老皮，摸东西的时候感觉不出来物体的纹理。他用手指碰了碰一朵蔷薇的花瓣，然后把手收回去，走进屋里拿出一个小碗，从井里打了一瓢水，慢慢浇在蔷薇根部。水渗进土里很慢，土面上浮起一些泡泡。
墙根出现了一大片蚂蚁窝。蚂蚁们还在重复着几十年前的事情：排着队，沿着蔷薇最粗的那条老根往上爬，爬进枝条的缝隙里，不知道要去哪里。
刘德顺吃早饭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他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吃，饭里有几粒沙子，咬在牙齿之间发出咯的一声。他把沙子吐在手心里，看了一眼，扔掉，继续吃。雨斜着飘进来，打在他的裤脚上，裤脚慢慢变成深色。他没有挪地方，只是把碗往怀里挪了挪。
吃完饭他把碗丢进水盆里，站起来朝屋后走去。蔷薇被雨淋着，花瓣上挂着水珠，水珠很密，沉甸甸地坠着每一朵花。有几朵花被雨水打散了，花瓣摊开在泥地上贴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浅粉色。他蹲下来把那些落到泥里的花瓣一片一片捡起来，花瓣在他手心里湿湿的，软软的，透着一股很淡很淡的甜味。他把它们放在蔷薇根部，算是归了根。然后他站起来往地里去，扛着那把锄头，走进了雨雾里。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有人给刘德顺带信，说刘水生在县城分了新房子，两室一厅的。
带信的人是村里的老书记，去县城办事的时候见到刘水生。刘水生请老书记回来的时候跟他爸说一声房子的事——他当时就这么说的，麻烦您跟我爸说一声。老书记说你怎么不自己回去说说。刘水生说最近厂里忙实在是走不开。
老书记原话带给刘德顺的时候，刘德顺正蹲在蔷薇前面清理根部的杂草。听完之后他“嗯”了一声，然后把手心里的一把杂草扔到旁边。那些杂草的根上还带着泥，泥巴散在他的鞋面上。他低头用袖子把鞋面上的泥擦了。老书记站在那里又说了几句闲话，比如说今年麦子收成还行，比如镇上要修一条新公路。刘德顺一直蹲着没站起来，也没接话。老书记就自己走了。
村里很久就已经没几个人了。年轻人走了一批又一批，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刘德顺左边的邻居是一个孤老娘子，姓周，八十多岁了，耳朵聋得厉害。右边的房子空着，屋顶塌了一角，院子里长满了野草。
刘德顺的日子变得很简单。早上去地里，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坐在院子里打盹或者修理修理工具，晚上吃了饭看一会儿天然后睡觉。他做饭的手艺一直不好。他做的饭有时太硬有时太烂，菜总是炒过了火候，发黑发苦。他吃自己做的饭的时候从来不评价，只是用筷子夹起菜塞进嘴里嚼，嚼完了咽下去，然后再扒一口饭。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面前的桌上仍然放着两副碗筷。一副他自己用。一副搁在他右手边盛好了饭，筷子横在碗口上，一直搁到一顿饭吃完。吃完之后他把那碗没动过的饭端起来倒回锅里，碗筷和空盘子一起放进灶房的水盆里泡着。对于这个动作他从不省略也不解释。
蔷薇在那些年里一点点地凋零着。不是一年之内死掉的，而是一根枝条一根枝条地慢慢干枯，像一个老人先掉一颗牙，再掉一颗牙，最后满嘴都空了。到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整面篱笆上只剩下三根主枝还活着。其中最强壮的那一根是从根部的老桩上抽出来的，已经长了将近四十年的老根。春天的时候那三根枝条还能开出花来，花不多，也就七八朵。别的枝条全死了，干枯枯地挂在篱笆上，风吹过来发出很细的嘎嘎的声响。
他已经没有力气去修剪那些枯枝了。剪刀还放在窗台上，锈得更厉害了，两块刃片之间的缝隙被铁锈塞住了，打不开了。他试过一次，用手指头去掰，掰不开，就放回去了，从此再也没碰过那把剪刀。
他站在那三根活着的枝条前面，看着那七八朵粉色的花，把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抬起来凑到花跟前。他的那只手抖得很厉害——不是因为激动，就是老了，手一直在抖，停不下来。他的指头在离花瓣还有两寸的时候顿住了，没有再往前伸。他就那么让手指悬在半空，看着那朵花，足足看了三分钟。然后他转身走回屋里，从锅里盛饭。
那一年刘水生回来看过他一次，坐的是县里到镇上新修的班车。他带回来一些东西：一袋米，一壶油，还有两盒县城药店买的止痛膏药。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刘德顺看了一眼说“哦”。两个人坐在桌边吃饭，菜是刘水生做的。刘水生从菜地里摘的青菜，打了两个鸡蛋炒在一起。他做菜的手艺不错——青菜绿的绿蛋黄的黄，没有炒焦。
吃完饭刘水生洗了碗，擦了桌子，然后坐在刘德顺对面。
“蔷薇快死了。”刘水生说。
“嗯。”
“要不要再种一棵？”
刘德顺没有回答。他眼睛看着窗外的那几根枯枝。过了一阵子他把手伸进衣兜里掏出烟袋，卷了一根烟，点上。烟从他鼻孔里慢慢冒出来，在屋子里散开。
“你妈那年把洗菜的脏水泼在花底下，”刘德顺说，“溅到花瓣上，泥点，第二天我抖掉的。”
刘水生没有接话。他不知道该接什么。
那天晚上刘水生睡在里屋，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他起来解手的时候推开院门往外走，月光照在蔷薇篱笆上。那三根活着的枝条在月光里影子很瘦，瘦得像几根笔画，歪歪斜斜地描在那道篱笆上。他在蔷薇那里站了一阵子，低头看到根部的地上有一小块东西——是几年前他母亲泼脏水溅上泥点的那朵花开过之后落下的花瓣，早就变成黑色的了，只剩下纤维的脉络，贴在土面上。他没有捡，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它，直到脚底被露水打湿，觉得凉了，才回了屋。
第二天中午刘水生走的时候，刘德顺送他到村口。站在路边的时候太阳很大，晒得刘德顺的脸上的那些皱纹变得更清楚了。他站在那里微微弯着腰，手插在袖子里，跟四十年前送刘水生参军时保持的是完全相同的站姿。
刘水生说：“过两个月我再回来。”
刘德顺点点头。车子来了，刘水生上了车。车子开走之后刘德顺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才往回走。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他又往屋后看了一眼——那三根枝条还在，七八朵粉色的小花在正午的阳光里蔫蔫的。他推开院门，进了屋，坐在门槛上，闭上了眼睛。
太阳照在他脸上。他的呼吸很轻，胸口慢慢起伏着。他坐了很久，久到阳光从他左边的肩膀移到他右边的肩膀，又从他右边的肩膀滑下去。
后来他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到灶房里，开始烧火做午饭。锅里的水烧开了，他把米淘好倒进去，用勺子搅动的时候手还是抖的，有几粒米被抖落到了灶台上。他把那几粒米一粒一粒捡起来，托在手心里看了看，放回锅里。
往灶膛里塞柴的时候火光把他的脸映亮了。他脸上的肉已经塌了，颧骨的形状在皮肤下面鼓出来，眼窝凹进去。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火，手在灶前操作着，不紧不慢，把菜切成段，搁进烧热的锅里。锅底的油不多，菜叶在锅热下蜷缩起来，发出滋的一声。他拿起铲子翻搅，然后盖上锅盖，锅盖上有一个豁口，蒸汽从豁口里挤出来，直的，冲到天花板上散开。
一九九七年，蔷薇活着的枝条剩了一根。
那一根枝条长在篱笆的最东边，靠着墙角的位置，是当年最早埋下去的那截蔷薇枝上分出的一支。它的皮已经老得裂开了，纵向的裂纹从枝根延伸到枝梢，纹路里填着细碎的灰苔。春天的时候它还是能发出新叶子来，也开出花来——三朵，粉得发白，花瓣边缘薄得几乎透明了。在一个下过雨的清晨全部开了，又在三天之后谢了，花瓣掉在墙角下，风一吹就没了。
那三朵花开着的那三天里，刘德顺端了一个小板凳坐在蔷薇前面，从早上坐到中午，又从中午坐到傍晚。他没有干活，也没有抽烟，就是坐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背弯得像一张弓。他的眼睛看着那三朵花，瞳孔慢慢地动，从这一朵滑到那一朵，又从那一朵滑回这一朵。但是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唇闭着，皮肤松松地垂在颌骨下面。
那三天里有人路过了两次。一次是老书记，看见他坐在那里，喊了一声“德顺哥”，他没有答应。另一次是邻居周老太的儿媳妇从镇上回来，看见他也喊了一声，他还是没答应。他们以为他听不见，其实他就是不想应。他的耳朵还是听得见的。他听见老书记的脚步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听见周家媳妇的自行车链条咔嗒咔嗒地响着。他听见风吹过对面房顶上的瓦片，听见老远的地里有谁在赶牛，吆喝声拖得长长的。他就是不想应。
三天之后花谢了。他把板凳搬回屋里，走进灶房做晚饭。那天晚上他比平时多煮了一把米，多放了一勺盐。
那根枝条活到了一九九八年的秋天。
那年秋天没有风也没有雨，天就那么一直蓝着，蓝得很淡，像是谁把蓝色在水里稀释了很多遍。地里的玉米收了，稻子也收了。空气里有一种干燥的甜味儿，那是庄稼秸秆被碾过之后留下来的。
那天下午刘德顺照常在院子里坐着。他坐的是一张竹椅，竹椅腿用铁丝绑过好几次，坐上去吱嘎吱嘎地响。他坐上去的时候听见竹椅的吱嘎声在院子里传开，然后被空气吃掉了。太阳斜在西边，从篱笆的缝隙中间漏出几道光线打在他脚边的地上，黄黄的。
他打了个盹。头往下一沉，下巴抵到胸口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抬起来。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蔷薇那最后一根枝条在太阳光里发着光。光落在枝条的老皮上，把那些裂开的纹路照得很清楚。在枝条的最末端，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芽苞，鼓鼓的，被包裹在鳞片里，还没有打开。
他盯着那个芽苞看了很久。看完之后他低下头用手揉了一下眼窝。揉完之后站起来走进屋去倒了杯水。水是凉的，喝到嘴里的时候牙齿酸了一下。
当天晚上吃完饭他比平时早睡了一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他没有起来。
发现的人是周家老大的儿媳妇。她隔两天会来看一眼刘德顺——周老太交代的，说隔壁那老头一个人住让人不放心。儿媳妇敲了几下院门，没有人应，她就从墙头翻了进来。她看见刘德顺穿着那件蓝布的旧棉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平时睡着了一样。他的棉袄贴身穿着，皱巴巴的，领口的蓝布已经被洗走了所有蓝色只剩下发白泛着灰的纤维纹理。
周家的儿媳妇立即意识到不对头，捂着嘴退出屋子，跑去找了老书记。老书记来了，又来了几个还在村里的老人。他们七手八脚地张罗着，有人给刘水生打了电话，有人在院子里搭灵棚。搭灵棚的竹竿还是那几根，沾着旧年贴过白纸后留下的干胶，一层叠一层，在竹竿节疤旁结成灰白色的硬块。
刘水生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了。他进了院子，有人在灵棚里忙，看见他就让出一条路。他径直走进屋里，看见刘德顺躺在床上，已经被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是陈秀莲当年压在箱底的那套蓝布褂子，几十年没穿过，叠印还在，横横竖竖的折痕从肩膀延到衣摆。
他站在床边，没有哭，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张脸。那张脸比他上次见到时又干瘪了一圈，颧骨更高了，嘴凹陷下去，像一只倒空了所有东西又扣在地上的旧碗。他站在床边站了很久，站到别人进来叫他，他才走出去。
在院子里他站在灵棚底下接了别人的香。火光在香头上明灭着，风吹一次就亮一次，风停一次就暗一点。他举着香，手抖了一下差点掉了，他收紧了一下虎口把香捏稳了。没有说任何话，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哭声。他只是端着香在那里站着，像很多年前他端着那碗陈秀莲热好的剩饭。
夜深了的时候帮忙的人都散了。院子里只剩下刘水生一个人，灵棚上的灯泡还亮着，发出昏黄昏黄的光。灯泡周围飞着几只小蛾子，翅膀打在灯泡上，发出很细小的噗噗声。
他走到屋后。天很黑，没有月亮。他只能隐约看见那面篱笆的黑影，和那根从墙边伸出来的唯一的主人——那根老枝条。枝条上没有叶子，也没有花苞，光秃秃的，像一根黑线钉在夜色里。
他伸出手想摸一下那根枝条，手伸到半空中又缩了回来。他把那只手滑进衣兜里，手指在兜底碰到了一颗硬的东西——是那年他在蔷薇下面看蚂蚁的时候揣进兜里的一粒石子，一直在兜底，洗衣服的时候也忘了掏出来。他捏着那粒石子，用大拇指摩擦着它光滑的表面。
那天夜里在蔷薇那根最后的枝条被初冬的冷风吹得轻轻抖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参军离家的前一个晚上母亲往灶里添枯枝的样子。火光在她脸上，映得红红的，她伸出手往灶膛里搁了一根细枯枝又搁了一根，然后盖上灶门站起来说了一句“火够了”。但他想不起来母亲接下来说了什么话，或者她其实什么都没说——记忆到这里就断了，像一根被剪断的蔷薇枝。
第二天早上，火化厂的车来了。刘水生跟着车去了县城。骨灰盒下午送回来，安放在灵棚里，刘德顺的遗像压在盒边。那张相片是陈秀莲死后那几年拍的，相片上的他眼睛看着镜头，嘴边的肌肉拉得有点紧，好像在用力闭着唇又好像想说什么。刘水生只看了一眼那个眼神就把脸别开了。
骨灰下葬的那天刘水生亲手在坟周围的土里浇了一瓢水。他从家里拎过来了那瓢水，瓢是老的——水瓢沿上有一个豁口。水渗进新填的坟土上，留下一个深色的圆圈，圆的，像一只口张开又合拢来。
葬完之后他又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在那一个星期里把屋后的蔷薇彻底地清理了，包括那根最后活着的枝条。他找了一把新剪刀，蹲在篱笆前面把那根老枝条齐着根部剪断。剪下去的时候枝条断口的地方还有一点点水分渗出来，不多，很快就干了。
他用锄头把老桩刨了出来。老桩的根扎得很深，主根粗得掐不住，须根密密的，缠着泥土和碎石。他刨了很久，汗从额头滴到土里。刨出来之后他看见老桩的根须上挂着一小截发黑的铁丝，那是他父亲不知道哪一年缠上去的全部都已经嵌进树皮纹理里几乎和木头长在了一起。他把铁丝慢慢从根上剥下来，放在旁边的石头上。
最后他把那截老桩放进一个尼龙袋，连同剪下来的枯枝一起背到了地里，在一段塌了一半的田埂旁边挖了个坑埋掉了。埋完之后他站在那里，土是新的，微微隆起来一个包。他低头看着那个土包，手扶着锄头柄，足足看了十分钟。远处有人在喊牛，吆喝声穿过空旷的田地和已经收割完的庄稼地飘过来，被风稀释得只剩下几个音节，散在他的耳朵边上。他把锄头扛回院子里，倚在墙角推了一把确认没倒，然后进屋洗了手。水从他的手指间流下去，把他指缝里残留的细砂冲进盆底。
第二天他锁上老屋的门，带上那个装了父母遗物的包袱，回县城去了。走的时候他在那把生锈的旧剪刀前面停了停。剪刀已经被铁锈完全焊死了，两块刃片再也不可能打开了。他用指头在那层厚厚的铁锈上擦了一下，铁锈的粉末沾在他的指腹上，看了一会儿是把剪刀留在了窗台上，推开吱呀作响摇摇欲坠的旧木门走出去然后又回身把门拉上。
那栋老屋空了。屋后那面篱笆空了——没有蔷薇了，只剩下一面被枝条长年攀附过的篱笆。篱笆上被枝叶和铁丝的拽扯痕迹还一道一道地留着，像有什么东西被慢慢撕掉之后皮肤上残存的白印子。墙根下面蚂蚁窝里的蚂蚁还在，排着队在篱笆桩之间爬。它们爬了几十年了，从这头爬到那头又从那头爬回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屋里灶台上的锅冷了，水缸里的水面上浮着一层灰。门槛外面的地上有几个被踩扁的烟头，在风吹日晒里退尽了所有焦油的黑变成了棉絮般的灰白，最终被雨水泡烂融进泥里去谁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
二〇〇三年的春天，村里来了一个工程队。一条新公路要从村中间穿过，沿线的老房子都要拆掉。工程队的推土机开进村里的时候，刘德顺家那栋空置了六年的老屋已经歪斜了好一阵子——北墙倾塌的屋角漏着一个豁口，豁口外面看得见干涸的排水沟和水沟边几丛野生的荨麻。
推土机从北墙开始推。墙倒下去的时候很干脆，连沉闷的闷响都省了，砖块和泥灰在机械爪的蛮力下只是哗啦一声塌成一堆废料。瓦片滑下去砸碎在废墟表面弹起来又落定，扬起一阵白色的灰尘在空中盘旋了好久才散开。
篱笆是最后一个倒的。推土机的铲斗推过来的时候，那些被蔷薇攀爬了几十年的竹竿和木桩齐齐断裂，发出干涩而短暂的咔嚓声。篱笆断裂的瞬间，竹节上被铁锈腐蚀的旧年捆扎铁丝从桩眼里拔出来，在铲斗的阴影里弹飞了一下然后落进下面的碎砖堆里再也没了。
铲斗把废墟推平然后停下来掉头倒车。履带碾过的地方，土被压实了，表层还在浮动的草渣压进去了。
在清除这面篱笆铁件杂物的时候，工人发现墙角那片土下面，在碎石和断瓦的缝隙里，有一根很小很小的根须没有被清理干净。那是老桩刨走时断裂之后留在土里的极细的须根末梢，它静静地呆在泥土和碎石的气缝之间，皮是浅棕色的，顶端有一个肉眼几乎看不清的分叉，像慢慢睁开的、极小极细的指节。
那根须径上有一点极其微弱的凸起——也许是前几日的雨水让它顶出了一个只有半个米粒大小的隐芽。没有人看见它，也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它躲在瓦砾投下的阴影里，静静地在潮湿的泥土中维持着自己微末到不可测量的生命体征，一动不动。
工人把铲斗里的废料倒进卡车车斗，卡车发动走了之后，现场安静下来。风从远处吹过来，吹过被推平的老屋地基，扬起一点很薄很细的灰尘。灰尘落定之后，那片地就平了，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那条公路第二年修好了。黑色的柏油路面在夏天的烈日下泛着油光，压路机碾过之后路面很平整，中线是黄色的虚线，实线是白色的。车辆开始从上面驶过，轮胎磨擦新沥青发着黏黏的滋滋声。
只有到了每年五月，公路两侧的路基下面，偶尔会冒出几株叫不出名字的野藤蔓来。它们细瘦的藤梢在碎石缝隙里探出来，很快就被养路工人除草剂喷过枯萎发黄缩回土里蒸发干净。
但第二年五月又有新的藤蔓从别的位置冒出来。它们从土里钻出来的第一个白天，会顶着两片嫩红色的小叶，茎极细极细，绒毛在阳光里是半透明的，轻轻一碰就断成两截。在它们还活着的那么几天里，养路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们喷药除掉它们的空隙里，有几根藤蔓的茎节上曾经急急地挤出过一个极小的花苞。
那花苞只有半个米粒大，在割草机轰隆隆扫过来之前，被上午的阳光斜着照透看过去，隐约是粉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