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屋顶上的花园

老陈第一次爬上铁皮屋顶时，村里人都说他疯了。

那是1998年的夏天，洪水刚退去三个月。老陈家的土坯房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歪歪斜斜地立着，像被抽掉了骨头的老人。政府发了救灾款，不多，刚够买些建材。村里人都在忙着打地基，砌砖墙，要把房子盖得比从前更结实。

只有老陈，用那笔钱买了三十七个废弃的汽油桶。

“老陈，你这是要做啥？”邻居老王蹲在自家新砌的墙头上问，手里的砖刀在阳光下闪着光。

“种花。”老陈说，头也不抬。

老王笑了，笑得咳嗽起来。他吐了口痰，痰落在泥地里，很快被吸干了。“种花？在汽油桶里？在屋顶上？”

老陈点点头。他正用铁锤敲打一个汽油桶的底部，咚咚咚，声音传得很远。桶底被敲出十几个洞，大小不一，像一张咧开的嘴。

村里人都来看热闹。他们站在老陈家歪斜的屋檐下，仰着头，看老陈把汽油桶一个个拖上屋顶。那屋顶是铁皮的，被洪水泡过后生了锈，红褐色的锈迹像干涸的血。老陈在屋顶上走来走去，铁皮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随时会塌。

“要塌了。”有人说。

“塌不了。”老陈说。他把汽油桶摆成三排，每排十二个，最后一个摆在最中间。三十七个汽油桶，在铁皮屋顶上站成一圈，像一群沉默的士兵。

老陈的妻子三年前死了，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发烧。村里没有医生，最近的卫生站在二十里外。等老陈背着妻子赶到时，人已经凉了。医生说是肺炎，拖太久了。老陈没说话，背着妻子又走了二十里路回家。那天晚上，他在屋后挖了个坑，把妻子埋了。没立碑，只种了一棵栀子花。

现在那棵栀子花也被洪水冲走了，连根都不剩。

老陈开始往汽油桶里填土。土是从后山一筐一筐背来的，黑褐色的，带着腐叶的味道。他背了整整七天，每天二十趟。第七天傍晚，他站在屋顶上，看着三十七个装满土的汽油桶，点了支烟。烟是便宜的“大前门”，一块五一包。他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缓缓飘出，在夕阳里变成淡蓝色。

“明天种花。”他对下面看热闹的孩子说。

孩子们哄笑着跑开了。

第二天，老陈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透，他就背着竹篓出了门。竹篓是妻子编的，用了十几年，篾条已经磨得发亮。他沿着河岸走，洪水退去后的河岸上，到处是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有的死了，枯黄的叶子卷曲着；有的还活着，根须裸露在外，但依然挺立着。

老陈蹲下身，用手指轻轻拨开一株野菊花的根。根须上还沾着泥，湿漉漉的。他小心地把整株挖出来，放进竹篓。接着是狗尾草，是蒲公英，是马齿苋，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他挖得很仔细，尽量不伤到根须。

太阳升起来时，竹篓已经满了。

老陈背着竹篓往回走，脚步很慢。路过老王家的新房子时，老王正在拌水泥。水泥是灰色的，水是浑的，搅在一起，变成更深的灰色。

“老陈，挖这些野草做啥？”老王问。

“种。”老陈说。

“种野草？”老王又笑了，“野草还用种？风一吹，种子到处飞，自己就长了。”

老陈没说话，继续往前走。他知道老王说得对，野草不用种，自己会生长。但他还是要种，要亲手把这些从泥泞里挖出来的生命，种到汽油桶里去。

爬上屋顶时，铁皮已经晒得发烫。老陈赤着脚，脚底板能感觉到铁皮的温度，热，但不烫。他蹲下来，开始种第一株野菊花。他先在土里挖个坑，把根放进去，然后用手把土压实。土是湿的，沾在手上，黏糊糊的。

一个汽油桶种三株，三十七个汽油桶，一共一百一十一株植物。老陈种得很慢，种一株，就用手轻轻抚平土，像是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太阳越升越高，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滴进土里，很快就不见了。

种到最后一个汽油桶时，已经是下午。老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布是蓝色的，洗得发白。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小撮种子，黑色的，小小的，像芝麻。

这是妻子的栀子花留下的种子。花被冲走了，但老陈在淤泥里找到了这些种子。他洗干净，晒干，用布包好，一直带在身上。

他把种子撒进最后一个汽油桶里，撒得很均匀。然后用手轻轻盖上一层薄土，像是给婴儿盖被子。

“好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

第一个星期，村里人还在议论。他们吃饭时议论，乘凉时议论，下地干活时也在议论。

“老陈真的疯了。”

“可不是，好好的钱不盖房，种什么花。”

“还是野花。”

“在汽油桶里。”

“在屋顶上。”

第二个星期，议论的人少了。大家开始忙着自家的重建，忙着种地，忙着从洪水的阴影里走出来。只有孩子们偶尔会跑到老陈家，仰着头喊：“老陈，花开了吗？”

“还没。”老陈在屋顶上回答。他正在浇水，用一只破铁桶从井里打水，一桶一桶提上屋顶。水浇下去，土发出滋滋的声音，像是渴极了。

第三个星期，第一株野菊花开了。黄色的，小小的，在汽油桶边缘探出头来，像害羞的孩子。接着是第二株，第三株，很快，三十七个汽油桶里都冒出了绿色。有的叶子是圆的，有的是长的，有的带着锯齿。绿色深浅不一，在铁皮屋顶上蔓延开来，像一片小小的森林。

老陈坐在屋顶边缘，两条腿悬在空中。他点了一支烟，看着那些绿色。风吹过来，叶子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很轻，但老陈听得很清楚。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的味道，有植物的味道，还有一种他说不出的味道，像是希望，又像是记忆。

老王有一天过来借锄头，抬头看见屋顶上的绿色，愣住了。

“真长出来了？”他说。

“长出来了。”老陈说。

老王爬了上去。他爬得很小心，铁皮屋顶嘎吱作响。站在屋顶上，他看着那些汽油桶，看了很久。然后他蹲下来，用手指碰了碰一片叶子。叶子是凉的，柔软的。

“怪好看的。”老王说，声音有点哑。

从那天起，来看的人多了。不只是孩子，大人也来。他们站在下面看，也有人爬上去看。屋顶上站不下太多人，老陈就在屋檐下搭了个梯子。谁想看，就自己爬上去看。

汽油桶里的植物越长越茂盛。野菊花开了谢，谢了又开；狗尾草长出了毛茸茸的穗子，风一吹，像在点头；蒲公英开了黄花，又变成白色的绒球，孩子们吹着玩，绒球飞得到处都是。最后一个汽油桶里，栀子花的种子发了芽，长出两片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玉。

老陈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顶上。他浇水，除草，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坐着看。看云从东边飘到西边，看鸟在天空飞过，看村里的炊烟升起又散去。铁皮屋顶被植物遮住了，不再生锈，也不再发烫。夏天最热的时候，屋顶上反而比下面凉快。

有一天傍晚，暴雨来了。雨很大，打在铁皮上，噼里啪啦像放鞭炮。老陈坐在屋里，听着雨声，突然想起屋顶上的花。他抓起斗笠冲出去，爬上梯子。雨打在身上，很疼。他站在屋顶上，看见雨水从汽油桶底部的洞里流出来，流得很顺畅。土没有被冲走，植物在雨里摇晃着，叶子被洗得发亮。

老陈站在雨里，笑了。他笑得很响，笑声混在雨声里，传得很远。

那年秋天，老陈的屋顶花园出了名。镇上的人听说后，骑着自行车来看。后来县里的人也来了，开着吉普车。再后来，省里的记者来了，带着相机。记者拍了很多照片，登在报纸上，标题是《洪水后的花园：一个农民的坚持》。

记者问老陈：“为什么要种花？为什么不盖房子？”

老陈想了很久，说：“房子会倒。”

“花不会倒吗？”记者问。

“花会死。”老陈说，“但死了还会长。”

记者没听懂，但还是记下来了。文章登出来后，很多人给老陈写信，有的寄钱，有的寄种子。老陈把钱退了回去，种子留下了。他把新种子种在空地上，不是屋顶上，是屋前屋后。第二年春天，老陈家周围开满了花。

老王家的房子盖好了，两层小楼，贴着白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老王还是经常来老陈家，坐在屋檐下，看屋顶上的花园。有时候他也爬上去，帮老陈浇水。

“你这屋顶，”有一天老王说，“比我的房子好。”

老陈没说话，递给他一支烟。两人坐在屋顶上抽烟，烟雾在绿叶间缭绕。下面有孩子喊：“老陈，蒲公英能吹了吗？”

“能了。”老陈说。

孩子们爬上来，小心地摘走蒲公英的绒球，鼓起腮帮子吹。白色的绒毛飞起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无数个小伞兵，飘向远方。

很多年后，老陈死了。死得很平静，是在睡梦中去的。村里人给他办丧事时，发现他枕头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蓝色的，洗得发白。里面是一把干枯的栀子花瓣，还有几颗黑色的种子。

老王主持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爬上老陈家的屋顶。汽油桶还在，但锈得更厉害了。里面的植物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野草从桶里长出来，又垂下去，像绿色的瀑布。

老王在屋顶上坐了很久。太阳下山时，他站起来，走到最后一个汽油桶前。桶里的栀子花已经长成了一小丛，叶子墨绿墨绿的。不是开花的季节，但老王看见，在枝叶深处，有一个小小的花苞，绿色的，紧紧闭着。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那个花苞。花苞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回应。

风吹过来，屋顶上所有的叶子都开始摇晃，沙沙，沙沙，像是低语，又像是歌唱。老王站在那片绿色中间，突然明白了老陈当年说的话。

房子会倒，花会死。但有些东西，死不了。

比如记忆。比如希望。比如在铁皮屋顶上，用汽油桶和野花野草，构建起来的那片小小的、倔强的、生生不息的精神高地。

他爬下屋顶时，天已经黑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像撒在黑色绒布上的钻石。老王回头看了一眼，屋顶在夜色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他知道，那里有一片花园，在黑暗中，静静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