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的通知
老宋是在一九九八年开始干派发通知这活儿的。
那时候他四十三岁，村委会需要一个能骑自行车的，去各个自然村贴通知。工资一天八块钱，月底结。老宋接了这活，因为他的地在那一年被收了，盖起了蓄电池厂。厂子围墙上刷着八个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老宋认得这几个字，他上过两年扫盲班。
第一回贴通知，是通知村民交提留款。老宋把自行车停在村头那户人家的院墙外，从帆布袋里摸出浆糊桶，用一把掉了毛的刷子往红砖上抹了三下，然后把纸摁上去。纸是粉红色的，用毛笔写的字，老宋不认得内容，他只管贴。贴完这一张，骑上车去下一户。
那天他贴到第七张的时候，看见了一只蜻蜓。
蜻蜓停在池塘边的荷尖上。荷叶刚出水不久，叶子还没完全展开，边缘卷着，像一只攥紧的手。蜻蜓就立在那卷起来的尖上，一动不动。老宋停下来看了它一眼，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在日头下泛着蓝光。他看了大约有十秒钟，然后继续往墙上抹浆糊。
这是老宋第一次看见那只蜻蜓。
后来他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不是同一只，老宋知道，但他分不清这些蜻蜓的区别。它们都立在荷尖上，都一动不动，都像个哨兵。老宋没上过学，他不知道“哨兵”这个词。他只知道那蜻蜓立在那里，跟村委会门口站着的那个穿制服的人一样，不动，眼睛看着一个方向。
池塘在蓄电池厂东边，隔着一条土路。厂子是九七年冬天建起来的，九八年开春就冒了烟。烟是黄褐色的，从一根铁皮烟囱里出来，往南飘。南边是老宋他们村的稻田。那年稻子收成不好，穗子比往年少了一半。村上的人说是天气不对，老宋没说啥。他继续骑他的自行车，贴他的通知。
九九年，通知的内容变了。是通知村民不要用池塘的水浇菜。
这个通知贴得最多。老宋把一张张白纸贴满了三个自然村的墙，纸上写着字，他不认得。队长告诉他，那是说池塘水不干净了，洗菜可以，浇菜不行。浇了菜，菜会黄。老宋点点头，跨上车继续贴。
那年夏天，他又看见了蜻蜓。
蜻蜓还是立在荷尖上，一动不动。荷叶比去年多了几张，铺了小半个池塘。但叶子的边缘有些发黄，老宋看见了，但他没想什么，因为那不是他的地，他不用那个池塘的水。他用的是井水，厂子南边那口井，打了三十米深。
三
二〇〇一年，蓄电池厂扩建了。
推土机推掉了老宋原来的那块地的田埂。老宋站在土路上看了一会儿，然后骑上车去贴通知。这次的通知是招工启事。厂子要招五十个工人，男女不限，年龄十八到四十五岁，月工资三百五十块。
老宋的儿子那年十九岁，在镇上帮人搬化肥，一天挣十块钱。老宋把招工启事带了一份回家，放在灶台上。他儿子晚上吃饭的时候看见了，问了一句“这是啥”。老宋说厂里招人。儿子说哦，然后继续吃饭。三天后儿子去了蓄电池厂上班。
蜻蜓还在那里。
池塘的水已经变成深绿色了，上面浮着一层什么东西，在阳光下泛着油光。荷叶倒还是长，每年都长，越长越多，几乎快盖满了整个池塘。但花开得少了，以前夏天能开十几朵，现在只开三四朵。老宋没数过，他只是有次贴完通知停在池塘边喝水，无意中觉得今年的荷花好像少了点。这个念头只在他脑子里停了不到两秒钟，就被下一个念头——得去村西贴完剩下的三张——给打断了。
儿子在厂里干了半年，开始咳嗽。老宋媳妇说带他去镇上看看，儿子说不用，只是感冒。又过了两个月，咳嗽没好，手指甲开始发黑。老宋媳妇这回没跟儿子商量，直接拽着他去了镇卫生院。医生抽了血，说白细胞低，问他在哪里上班。儿子说蓄电池厂。医生问哪个蓄电池厂。儿子说了厂名。医生“哦”了一声，没再说别的，给开了两瓶药。
老宋那天晚上回来，媳妇跟他说了这事。老宋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支烟，然后说：“药按时吃。”
第二天老宋还是六点钟起床，骑车去村委会拿通知。那天要贴的通知是一份安全告示，关于防火的。老宋把告示贴到蓄电池厂门口那面墙上，听见厂里机器轰隆隆地响。他往厂门里看了一眼，看见他儿子正在院子里搬一堆黑色的塑料壳子，手上戴着发黑的线手套。
四
二〇〇三年，老宋的儿子死了。
死在镇卫生院的病房里。从发病到死，前后三个月。死的时候体重从一百三十斤掉到了八十二斤，脸是灰色的，眼眶凹下去，像两个洞。
老宋在儿子死的第二天没有去贴通知。他让人捎了话给村委会，说家里有事。第三天他去了，骑上那辆自行车——后胎瘪了一半，车链条上全是锈——接着贴。
那天要贴的通知还是招工启事。
老宋把启事贴在儿子当年看见的那面墙上。浆糊刷了三下，纸摁上去，用手掌抹平。然后他跨上车，去下一个点。
中午他停在池塘边吃干粮。那是两个馒头和一块咸菜疙瘩。他坐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面对池塘，一口一口地嚼。
蜻蜓又来了。
它立在荷尖上。荷叶已经铺满了整个池塘，密得几乎看不见水。但是叶子大多枯黄了，边缘焦了，往内卷，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只有中间几片还绿着。那几片绿的中间，有一支荷杆顶着个花苞，没开。蜻蜓就立在花苞的尖上，一动不动。
老宋嚼着馒头看蜻蜓。
他看见蜻蜓的翅膀薄得像纸，上面有一种说不清的颜色，在日头下变了一下。他看见蜻蜓的六条腿抓紧花苞的尖，风一吹，荷叶晃，蜻蜓不晃。蜻蜓就那么立着，对着池塘南边那个还在冒烟的烟囱。
老宋把第二个馒头塞进嘴里，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馒头屑。他走到池塘边，蹲下来想洗个手。手伸到水里的时候，他看见水是黄绿色的，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他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蜻蜓飞走了。
老宋看着蜻蜓飞走的方向，是往南。南边是稻田。今年的稻子全黄了，不是成熟的那种黄，是枯死的黄。他骑上车，继续去贴剩下的通知。
五
二〇〇五年，蓄电池厂关门了。
关门的原因，村上的人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是上面来查了，查出来水不干净。有的说是老板赚够了钱，到南方去开了更大的厂。还有的说是工人死的多了，没人敢去上班了。老宋不知道哪个说法对，他也不问。他只知道有一天厂门口的机器声停了，铁门锁上了，门口贴了一张纸。老宋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纸已经被人撕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里抖。
那年老宋五十岁了。他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二，背比五年前佝偻了一截。他还在贴通知。自行车的后胎换了，是他在废品站花两块钱买的旧胎。浆糊桶换了一个，原来的那个铁桶锈穿了底。刷子还是那把，毛掉得更少了，每次蘸浆糊都要在桶沿上多刮两下。
池塘还在那里。
池塘里的水变成了黑色，上面盖着一层藻，厚得看不到水面。荷叶死了大半，只有几根荷杆还竖着，顶着枯黑的花苞。有一股臭味，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像是硫酸和臭鸡蛋混在一起。老宋不再停在池塘边吃干粮了。他改停在对面的那棵槐树下，离池塘三十米远。
蜻蜓也不多了。以前满池塘都是，现在老宋数了数，最多的一天也就看见三只。它们还是立在荷尖上，还是不动，但老宋发现它们的翅膀好像也没以前亮了，颜色发乌，像是沾了一层灰。
那年秋天的最后一个通知，老宋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他贴过的最小的一张纸。只有巴掌大，上面印着几个字，他不认得，后来听人说是“禁止捕鱼”。老宋把这张纸贴在了池塘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上。
贴完通知，老宋看见池塘里有死鱼翻着白肚子浮在藻面上，已经腐烂了一半。
六
二〇〇八年，老宋贴通知的第十年。
他的工资涨到了十五块一天。他儿子死后，媳妇在第三年也走了，回了娘家所在的村子。老宋一个人住在三间瓦房里，墙皮剥落，屋顶漏雨。他用塑料布铺在房梁上，再压上几块砖头。
这一年他开始觉得手指尖发麻。起初是左手，后来两只手都有了。手指尖像是有针在扎，时好时坏。老宋没去看，他觉得可能是骑自行车握车把太久了。
有一天，他贴完了通知，往回走的路上，路过那个池塘。池塘已经被填了三分之一，是村里有人往里面倒建筑废料，碎砖头、水泥块、还有没烧完的煤渣，一车一车地倒。水面上浮着一层灰白色的泡沫，泡沫被风吹到池塘边上，黏在芦苇杆上，干了之后像一层皮。
老宋那天下车，不是因为池塘。是因为一个老人在池塘北边的那块地上挥着锄头，在翻土。老宋认得他，那是他儿子当年在厂里的工友的父亲，姓周。
老宋走过去，没有打招呼，只是在旁边的土埂上坐下了。姓周的老人也没理他，继续锄地。
锄了大概有二十多下之后，老人说：“这地还能种吗。”
老宋没应声。
老人说：“厂没了，水也脏了，地也坏了。”
老宋从口袋里摸出烟，是卷烟，自己卷的那种，烟纸是旧报纸裁的。他划了根火柴点着了，吸了一口。
老人锄地的动作没停。“我媳妇不让我在这地里种菜。说吃了要死。”
老宋吐出一口烟。
“我不信，”老人把锄头往地上一顿，“种了这么些年了，还能咋的。”
老宋把烟抽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然后上车走了。他不知道那个老人后来怎么样了，因为三个月后他去贴通知的时候，那三间瓦房门口挂了白布。老宋路过的时候看见了那块白布，他没停。
七
二〇一一年的夏天，老宋五十七岁。
他的手指已经不麻了，变成了另一种感觉——握不住东西。有好几次，他在贴通知的时候，手里的刷子掉在地上，他弯下腰去捡，指尖碰着刷子柄，但捏不起来。后来他学乖了，每次蘸浆糊之前，眼睛先盯着手看，确定手指已经合拢了握住刷子了，才开始蘸。这个动作比别人慢两三秒钟，但老宋不急。他有的是时间。
村里装了广播，通知不用他贴那么多了。现在的通知大部分是用大喇叭喊的，村支书在话筒前念一遍，几个自然村的人就都听见了。老宋的活儿少了，从一天二十多张变成了一周三四张。工资没变，还是十五块一天，但计算方式改了，改成按次，每贴一次三块钱。
老宋不在乎这个。他继续骑他的自行车。自行车换了第三根链条，前轮换了一个钢圈，是从别的废车上拆下来的，比原来的小了一号，骑起来前低后高，身子往前趴着。他不在意。
池塘还在那里。
池塘已经看不出是池塘了。原来的样子只有老宋还记得。现在池岸上堆满了东西——废旧蓄电池的黑色外壳、碎玻璃瓶、塑料袋、烂布、还有几捆说不清是哪年烧剩下的稻草。水面还剩下大概一个八仙桌那么大，其余的全被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盖住了。在那块还看得见水的地方，长着最后几片荷叶。荷叶不大，只有盘子大小，颜色是灰绿色的，叶子上有许多黑色的斑点。中间竖着一根荷杆，杆上顶着个花苞，还没开。
老宋那天是在池塘边等人的。村委会让他在这里等一个从镇上来的技术员，说是要取样检测什么指标。老宋不知道什么叫指标，他只知道要在那里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他等了两个小时。这期间他坐在那棵柳树下，那棵柳树已经死了三分之一了，朝池塘那一面的树枝全是光秃秃的，树皮开裂，泛着黑色。还活着的那一面有几根枝条垂到地面，柳叶上蒙着一层白色的灰。
老宋看着那片还活着的水面，看见了那只蜻蜓。
它立在花苞的尖上。
老宋盯着它看了很久。他想起十三年前第一次看见蜻蜓的时候，那时候池塘还是满的，荷叶翠绿，花开了一池，满天的蜻蜓飞。然后他又想到他儿子，想到他儿子在下葬那天，棺材放下去的时候，有一只蜻蜓从坟坑边上飞过去，飞得很快，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老宋没有叹气。他只是把手伸到口袋里摸烟，这一次空了。烟抽完了。
然后技术员的摩托车到了。那个人穿着白色的衬衫，戴着一副眼镜。他走到池塘边，看了看，皱了皱眉。然后从摩托车后备箱里取出一个小玻璃瓶，用手捏着瓶颈，在仅剩的那块水面上舀了半瓶水。他把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瓶子里的水又黑又黄，还有细小的东西在往下沉。
技术员把瓶子拧紧，装进一个塑料袋里，然后递给老宋一张纸。“签字。”
老宋不认得纸上写的什么，他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他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那支笔用了很多年，笔帽裂了，他用橡皮筋箍着。他蹲下来，把纸垫在膝盖上，写了“宋广田”三个字。字写得很大，笔画歪歪扭扭的，但能认得清楚。
技术员拿回纸，跨上摩托车，说了句“在这等着”，然后骑走了。
老宋不知道“在这等着”是什么意思，但他还是等了。等了大概四十分钟，技术员回来了，手里拿着另一张纸，上面印着公章。他把纸递给老宋，说这是报告，给村支书的。
老宋接过来，看了看，没看懂。他把纸叠好，放进帆布袋贴通知的那个夹层里。然后他看了一眼池塘。那只蜻蜓已经不见了。水面上的几片荷叶在风里动了几下，然后重新安静下来。
八
二〇一五年，老宋六十一岁了。
他已经不骑自行车了，膝盖坏了，推着车走都费劲。他现在的工作是坐在村委会门口那个小房间里，有人来找人就登记一下，没人来就坐着。一天八块钱，从早上八点坐到下午五点。
贴通知的事交给了一个年轻人，是他邻居家的儿子，刚二十出头。老宋把帆布袋、浆糊桶和那把掉了毛的刷子交给了年轻人。年轻人接过的时候，看了看那把刷子，说了句“这还能用？”
老宋说：“能用。”
这年春天，村里人开始在那片被蓄电池厂占过的地上动工。先是用推土机把原来厂房的残墙推倒了，然后在地面上铺了一层什么东西，白色的，像是石灰。铺完之后又来了一批人，在四周打上了围栏，围栏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的字老宋没看。
有人告诉老宋，那是要建广场，村里以后有活动中心了。
老宋没说什么。他每天从他住的地方走到村委会，路过那个正在施工的广场。推土机把土翻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原来蓄电池厂的墙基，原本埋在地下的那一段，现在露了出来，红砖上有一条黑色的线，那是当年车间里的什么东西渗进去的痕迹。老宋看了一眼，脚步没停，继续往前走。
池塘也变了样。上面来了一台挖掘机，把池塘里的垃圾全挖了出来，堆在路边，足有半人高。然后挖掘机往下挖了两米，挖出来的土是黑色发亮的，带着呛人的味道。那些黑土堆在地边晾了三天，被几辆卡车拉走了。
有人说是拉到城里的化工厂处理去了。有人说是埋到了山里。老宋不知道哪个说法是真的。
池塘重新灌了水，种上了新荷。荷种是从外面买来的，根茎粗壮，说是能开出白色的荷花。老宋有一次下了班，绕路去看了一眼。新荷还没长叶，水面很平静，颜色是泥黄中带点绿。池塘边上蹲着一个人，是村西头的张德贵。他以前也在蓄电池厂干过，后来厂关门了就回村继续种地。张德贵蹲在池塘边，手里拿着一根草棍在搅水玩。
老宋没出声，站在他身后。张德贵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去继续搅水。
“种了荷。”张德贵说。
老宋应了一声。
“不知道能不能活。”
老宋看着水面，没说话。
张德贵把草棍扔进水里，拍了拍手站起来。“活不活也没啥。”
他说完这话就走了。老宋还站在那里，他看着水面，水面倒映着天上快要落下去的那一片云，橙红色的，被水纹切成很多片。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
那年夏天，新荷活了。长出十几片叶子，开了三朵花，白色的，花苞展开的时候，花瓣边缘带一点点淡青色。老宋专门去看过一次。他站在池塘边上，看见荷尖上落着一只蜻蜓。蜻蜓不大，是那种最普通的蓝绿色蜻蜓，翅膀透明，身体细长。
它立在荷尖上，一动不动。
老宋看着它，不知道这是不是新的。不知道这只蜻蜓是不是从别的地方飞来的，还是从这个池塘被清理的时候飞走了现在又飞回来了的。他不知道蜻蜓能飞多远，不知道蜻蜓能活多久。他只是看着那只蜻蜓停在荷尖上。
风吹过来，荷花摇了摇。蜻蜓没动。
九
二〇一九年，老宋六十五岁。
他已经不在村委会登记了，因为来村委会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事情用手机就能办了。老宋没有手机。他的工作是每天早上六点，去广场扫地。地扫完，去旁边的公厕把水冲一冲，把洗手台上的泥巴擦掉。一个月三百块钱。
广场就是在那片蓄电池厂原址上建起来的。地面铺上了水泥砖，四角有花坛，中间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经常没挂旗。花坛里种了月季和一串红，还有几丛矮黄杨。老宋每天五点五十到，从工具房里拿出那把竹子编的大扫帚，从广场最东边开始，往西扫。扫到西头，正好六点五十。然后他蹲在旗杆底下抽一支烟，看着太阳从蓄电池厂原来的那个方向升起来。
现在的烟是买的，不是自己卷的了。三块五一包的“红双喜”，也不贵。老宋把烟抽完，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然后拿起扫帚和簸箕去工具房。
有一天他扫完地，没直接回家，走去了池塘。
池塘已经变成了一个景观湖。四周砌上了水泥，岸边安装了木头栏杆，栏杆上刷了漆，是那种暗红色的防锈漆。池塘里的荷花长得旺了，铺了大半个水面，花开得有碗口大，白的白红的红，比蓄电池厂建起来之前还好看些。池塘边竖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印着“荷花池”。牌子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建设单位和日期。老宋没看那行小字。
他在栏杆边站了一会儿，看着荷花。
蜻蜓很多。比十几年前还多。它们在荷叶之间飞，飞一会儿停一会儿。老宋看见有三只蜻蜓同时立在一支荷尖上，一只在上面，两只在下面，排成一串，都一动不动的。
他觉得这个姿势熟悉。十三年前，他第一次在这看蜻蜓的时候，蜻蜓也是这个姿势，立在荷尖上，一动不动。现在它们还是这个姿势。
老宋把双手搭在栏杆上，木栏杆有点烫手，是被太阳晒的。他感觉自己的手指尖又在发麻了，这股麻从他当清洁工之后就没断过，时好时坏，有时候筷子掉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
他在那里站了有十分钟。太阳升高了，照得后背发烫。他转身往回走。
走到广场边上的时候，他碰见了一个人。那人是当年的村支书，支书早就退下来了，现在也六十多岁了，每天早上来广场散步，转三圈。他看见老宋，停了一下，说：“塘子弄得不错吧。”
老宋点点头。
支书说：“现在水也清了，花也开了。跟以前一样了。”
老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
支书又说：“可惜死掉的那些——”他说了一半，没说下去，把话咽回去了，“算了，不说了。”
老宋把烟夹在指间，烟灰被风吹掉了一截。他看着广场地面上自己刚才扫干净的那片水泥砖，上面现在又落了几片树叶。他想去拿扫帚，又觉得下午还要扫，现在扫了下午还得重新扫一遍。
“你家那孩子——”支书忽然开口，又顿了一下，“有好几年了吧。”
老宋吸了一口烟，吐出烟来的时候，烟被风吹歪了，往边上飘去。
“今年他该三十五了。”老宋说。
支书没接话。
老宋把烟抽到只剩下烟蒂，在地上碾灭，然后把手揣进裤兜里，往家的方向走去。
他走了大概二十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池塘的方向。他看不见池塘，能看见的只是树冠上面那一小块天空。几只蜻蜓在那片天上飞，飞得高，看不清楚颜色，只能看见小小的黑影子，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
老宋转过身，继续走。
那天下午他再去扫地的时候，起风了，花瓣被打落了几片，白色的，落在那片他早上扫干净的水泥地上。他把它们扫到簸箕里，倒进花坛。然后他站在旗杆底下又抽了一支烟。这次他的手指夹烟的时候，烟掉了一次，他弯腰捡起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滤嘴，重新夹好。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个细节。当年儿子在蓄电池厂上班，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是蹲在院子里的水缸边上，把手伸进缸里，拿那块粗肥皂使劲搓，搓一遍，冲掉泡沫，再搓一遍。那双手指缝里总是有黑色的东西，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儿子从来不说什么，老宋也从来不问。他们蹲在院子里各抽各的烟，抽完，进屋吃饭。
这个画面老宋已经很久没想起来了。不是忘了，是没有机会想起来。他只是每天扫地、抽烟、回家、吃饭、睡觉。这些动作把他的生活填满了。
他把烟抽完，把烟蒂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拿起扫帚开始扫南边那块区域。那里离旗杆最远，靠近公厕，下午没什么人。
他扫到一半的时候，一只蜻蜓落在了扫帚把上。老宋停下来，低头看着它。蜻蜓趴在竹竿上，翅膀收拢，六条腿抓紧竹节，一动不动。
老宋慢慢地把扫帚放下来，直起身，站在原地看着那只蜻蜓。风又起来了，扫帚在地上动了一下，蜻蜓飞起来，在他头顶绕了半圈，然后往池塘的方向飞走了。
老宋目送它飞远。然后他重新拿起扫帚，继续扫他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