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自断后路
后来，他总是跟别人说，修鞋就是修鞋。
那时候他在城南的巷子里摆了个修鞋摊，巷子不深，从南口走到北口也就二百来步。他坐在北口，每天能看见南口进出的人。那些人他不全认识，但大部分脸熟。脸熟就够了，巷子里住着的人多半在这条巷子里走了十年二十年，脸熟就是认得，认得就是不需要说话。
他修鞋的手艺是他爹教的。他爹在城北的菜市场门口摆了三十年鞋摊，后来眼睛坏了，就把那套工具给了他，说，你坐这儿。他就坐下了。那一年他二十一，现在他四十七。二十六年间他换了三个地方摆摊，城南这条巷子是待得最久的，十二年。巷子叫柳巷，他刚来时巷口还真的有棵柳树，后来夏天大雨刮倒了，居委会派人拖走，他那天没生意，看着他们拖。
拖走之后地上一滩泥水，第二天干了，第三天有人在那儿停了辆三轮车。
他修鞋摊上的东西不多。一台手摇缝纫机，那是他爹留下的德国货，铁壳子，手摇柄上的木头磨得发亮。三把不同型号的锤子，一盒子鞋钉，几卷线，一罐胶水。两条长凳，一条他自己坐，另一条给来修鞋的人坐。坐过的人太多，凳面中间凹下去一块，凹下去的弧度刚好是大腿的形状。
早上七点出摊，下午六点收摊。冬天收得早些，夏天收得晚些。午饭是家里带来的，一个铝饭盒，早上装好米饭和菜，中午饭盒放在缝纫机旁边，凉着吃。他吃饭的时候有人来修鞋，他就放下筷子，把嘴里的饭咽干净，站起来接鞋。
十二年，这条巷子里的人换了大约三成。有人搬走了，有人搬进来，有人死了，有人去外地打工了。他记得每一张脸，但不一定记得每一个名字。有时候一张脸消失了半年一年又突然出现，他抬头看一眼，说，鞋底磨偏了。
那个人坐下来，说，老周，你还在这儿。
他说，嗯。
那个人在巷子里有一间出租房，三年前搬走的，因为房租涨了。现在回来是因为那边拆迁，他又找回来。那个人跟他说了很多话，说拆迁的事，说补偿款的事，说新找的工作在开发区，每天骑车四十分钟。他一边听一边缝鞋底，缝完了把鞋翻过来看看，用剪刀剪掉线头，说，三块。
那个人掏钱，看见他的饭盒，说，你还没吃饭。他说，不饿。那个人走了，他坐下来继续吃饭。饭凉透了，油凝在菜叶子上，他嚼的时候发出很轻的咯吱声。
那是秋天的事。后来他再没见过那个人。
他有个徒弟。说是徒弟，其实就是巷子里一个跟他学了半年手艺的小伙子。小伙子二十一岁，跟他当年学手艺时一样大。不是特意收的徒弟，是小伙子自己坐过来的。那天他正给一双皮鞋换底，小伙子蹲在旁边看，看了一个多小时，他手里的活没停，小伙子也没走。后来他抬头，说，你想学。
小伙子说，想学。
他点了下头，就没再说别的。从那天起，小伙子每天下午来，坐在第二条长凳上，看他修鞋。有时候他让小伙子试试，换鞋底、缝线、钉掌，小伙子做得不好，他不骂，只是拿过来重新做一遍。小伙子在旁边看第二遍，有时候能学会，有时候学不会。
小伙子在巷子里租了间房，帮一家五金店送货，上午送货，下午没事就到鞋摊来。他问过小伙子为什么想学这个。小伙子说，多条路。他想想，说，也是。
学了半年，小伙子能把鞋底换得差不多了。他把自己那套工具拿出来，把不常用的几件挑出来，又配了些材料，装进一个帆布包里，给了小伙子。小伙子接过去，说，师傅，我要是出去摆摊，你有活儿忙不过来，叫我。
他说，叫不来。你在你那儿，我在这儿。
小伙子说，那我常回来看看。
他没接话，低头缝一只凉鞋的带子。缝了两针，抬起头来，说，别自断后路。
小伙子愣了下，说，师傅，啥意思。
他又缝了一针，说，就是别自断后路。
小伙子没再问了。他没解释。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解释不出来。他爹当年也跟他说过这句话，那年他决定不去工厂上班，要接他爹的鞋摊。他爹说完这句话，就再也没提过工厂的事。他后来也没去工厂，但他一直记着这句话，虽然他从来没弄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道理。
但他就这么记住了，现在又这么说出来。
小伙子走了之后，大约过了一年半，巷子里来了个女人。女人四十出头，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胳膊上套着袖套，手里拎着一双女式皮鞋。她把鞋放他面前，说，后跟磨了。
他接过来看了看，鞋跟磨得厉害，但皮质不错。他说，能修，两块五。
女人坐下。他拆鞋跟的时候，女人说，你是老周吧。
他抬头看了女人一眼。脸熟，但他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女人说，我以前在城南菜市场卖豆芽，你爹那时候在菜市场门口修鞋。我每天从他摊儿前头过，他有时候跟我点个头。
他还是没想起来。但他记得他爹跟他点过头的人很多。
女人说，后来菜市场拆了，我就搬到这边来了。我看见你，就认出来了，你跟你爹长得像。
他说，都这么说。
鞋跟换好了，他把鞋递过去。女人接鞋的时候看见他的饭盒，说，你这饭是你自己做的还是家里做的。
他说，家里做的。我老婆做。
女人说，她干什么的。
他说，在棉纺厂。
女人点了下头，把钱放在凳子上，走了。他拿起钱，放进缝纫机旁边的小铁盒里。小铁盒里有些零钱，最大的一张是十块，剩下的是毛票和硬币。他把盒盖合上，继续修下一双鞋。
半个月后，女人又来了。这回不是来修鞋，是来说话的。她说她在街道办找了个清洁工的活儿，扫两条街，一个月八十二块钱。她说她丈夫五年前走的，肝癌，花光了家里的钱。她说她有个儿子，十九岁了，没工作，整天在家里躺着。她说话的时候手里没有鞋，就空着手坐在他旁边的那条长凳上。他手里有鞋，是双解放鞋，鞋底断了。
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修那双解放鞋，偶尔嗯一声。女人说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站起来说，我得去扫地了。他说，嗯。
女人走后，他把修好的解放鞋放在长凳底下，从口袋里摸出烟，抽了一支。他很少抽烟，一天最多三支。他抽烟的时候一直看着巷子的南口，南口那边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叮铃响了一声铃。
从那天起，女人隔三差五就过来坐一会儿，有时候带双鞋来修，有时候不带。她说话，他听。她说儿子找到工作了，在建筑工地上搬砖，一天六块钱。她说那活太累，儿子干了三天就不想干了，她骂了一顿，又去了。她说自己腰不好，扫街的时候弯腰扫垃圾，直起身来的时候眼黑。她说的都是这些话，他听完了都只是嗯一声，手上的活不停。
有一天女人来的时候拎了一袋子橘子，那种很便宜的皱皮橘子。她放在他脚边说，市场上买的，处理了，才三毛钱一斤。他看了看那袋橘子，说，三毛钱不贵。女人说，你拿回去给你老婆吃。他说，她不怎么吃酸的。但他还是把橘子收起来了。
收摊的时候他把那袋橘子放在工具箱里带回家。他老婆看见了，说谁给的。他说那个扫街的。他老婆把橘子洗了，剥了一个，酸得眯眼，说，这橘子太酸了。他说，三毛钱一斤。他老婆说，那也值了。然后两个人坐下来吃饭，没再提这个事。晚饭是青菜和米饭，一碗咸菜。他吃完了，去把明天要修的鞋清理了一下，十点钟睡了。
有一天女人没来。他没在意。连着三天女人都没来，他也没在意。第五天，扫街的换成个老头。他抬头看了一眼，不认识。老头扫到他鞋摊跟前，直起腰来歇气，他说，原来那个女的呢。
老头说，死了。夜里死的，心梗。她儿子早上发现的。
他手里的针停了一下。他低头看那双鞋，是布鞋，鞋帮裂了个口子。他看了一会儿，继续缝。
老头扫完地走了，他把那只布鞋缝好，放在长凳底下。然后他坐直了，看着南口。南口有个人走进来，手里拎着双鞋，是个男的，脸熟。男的把鞋放在他面前说，鞋底开胶了。他接过来，说，五毛。
女人再也没来过。她的儿子也再没来过。他有时候会想起那袋橘子，橘子酸，他老婆说值，他吃完了一个，也觉得很酸。但后来再也没在别处买到过三毛钱一斤的橘子。
冬天到了，修鞋的生意少了。脚上出汗少，鞋就不容易坏。他坐在鞋摊上，手揣在棉袄口袋里，等着。有时候一等一上午都不来一个人。他不急，就看着南口进出的人。那些人穿着棉袄，缩着脖子，走路快快的，谁也不往他这儿看。
有一天那个徒弟回来看他。他几乎没认出来。徒弟穿着件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没拿东西。他坐在第二条长凳上，说，师傅，我开了个店。
他说，修鞋？
徒弟说，不是。修鞋能挣几个钱。我开了个杂货铺，顺便给人介绍装修队。
他没说话。
徒弟说，我现在认识挺多人了，区里工商局的一个科长，还有几个包工头，还有个派出所的朋友。我跟他们关系都处得不错。师傅，你说的那句话，我现在才算懂。别自断后路。认识人多，路就多。
他听着，手从棉袄口袋里拿出来，俯身拾起缝纫机下面那只没修完的鞋。是只棉鞋，鞋底裂了，他把棉鞋放在膝盖上，摸出鞋底里面衬的旧布，看了看腐朽的程度，随手放回去了。
徒弟见他没说话，又说，师傅，你要不要认识认识？现在人脉很重要。你手艺好，就是认识人太少。
他说，修鞋就是修鞋。
徒弟说，我认识的那个科长说，人得把路铺开，能铺多远铺多远。你不铺路，到用的时候就没有。师傅，你在这儿坐了十几年，认识的都是修鞋的。
他把那只棉鞋翻过来，拆开鞋底。拆了几针，他抬起头，说，修鞋就是修鞋，认识的都是给鞋的。
徒弟不说话了。徒弟又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要是有大活儿，我找你。他说，嗯。徒弟走了。他看着徒弟的背影，徒弟的夹克在巷子深处闪了一下，就拐弯不见了。
他把那根针捏住，往下扎了个眼。针尖穿过去，从那边出来了。他接过针尖，一拉，线收紧了。然后他翻过鞋底，又扎进去。这棉鞋要换底，得缝三百多针，急不得也慢不得，每一针下去的位置、距离、力道，都是手上出的，不是嘴上说的。
春天，巷子里来了个陌生男人。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手里拿的不是鞋，是一张名片。男人把名片递过来，他看了看，上面写着“县工商联刘主任”。男人说，有个企业家联谊活动，县里牵头，想把本地做手艺的人都聚起来，拉一把，让大家相互认识，一起发展。
他听完了，把名片放在缝纫机上面，说，我这就一个修鞋的摊儿。
男人说，修鞋的也是手艺人。人脉就是财富，多认识一个人多一条路。你自己坐在这儿，谁知道你这儿修鞋？你认识的人越多，来你这儿修鞋的人就越多。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把手在围裙上抹了抹，说，我这十二年，来修鞋的都是巷子里的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来。鞋底磨坏了，总得修。
男人叹了口气，说，你可别自断后路。现在这个社会，人脉就是资源。你不走出去，就困死在这儿了。
他听见“自断后路”这四个字，手里的动作停了。这二十多年来他听过这四个字三次。第一次是他爹说的，第二次是他说给徒弟的，第三次是这个陌生人对他说。但是每一次都没人给他解释过这几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他也没问过。他爹不解释，他不解释，这个男人当然也不会解释。就好像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他重新低下头，把手里那只高跟鞋的跟翻过来看了看，说，后跟掉了，换一个一块钱。男人说，我不修鞋，我跟你说人脉的事。他说，我看见你的鞋跟歪了。
男人低头看看脚上的皮鞋，鞋跟果然有点歪。男人愣了下，不由自主地坐下，把鞋脱下来递给他。他接过来，把歪的鞋跟卸下来，安了个新的上去。动作很慢，但很连贯，中间没有停顿。男人坐在第二条长凳上，没说话。他看着男人的鞋，后跟换好了，翻过来磨了磨，又拿锤子敲两下，说，好了。男人穿上鞋，站起来踩了踩，说，你手艺是不错。他说，一块钱。
男人掏了钱，把钱放在凳子上，这回没再说什么人脉不人脉的话了。他拿起名片看了看，重又放回缝纫机上。然后他站起来，把工具箱归拢了一下。回家的时候名片掉在地上，他拾起来夹进工具箱的夹层里，上面已经有十几张各种名片了。这都是这些年别人给他的，有卖鞋油的，有批发线团的，有什么协会的，有街道办的，他把它们都堆在一起，从不看，也不扔。
第二年春天，徒弟又来过一次。这回徒弟胖了些，脖子也粗了。他把杂货铺改成超市，雇了四个人。徒弟说，师傅，我认识区里的领导了。有些好机会，你知道吗，县城东边要搞个小商品市场，摊位便宜，你手艺好，去那儿租一个，比坐这巷子里强。租金我认识人能便宜。你在这巷子里十几年了，巷子越来越破，人越来越少，你还要坐到什么时候。
他没说话，把鞋摊上的鞋钉一个个拣出来，钉进鞋底。每一下锤子落下去都均匀，轻重一样。徒弟知道他不会说什么了，站起来，说，你要是想好了就来找我。我说的是真的。
徒弟走了。他没回头，手里的锤子也没停。
这年冬天，他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他的巷子也要拆了。通知贴在巷口墙上，他路过时看见过，白纸黑字，他不识字，但听别人念过，说半年内全部搬迁。那天收摊回家，他跟他老婆说，巷子要拆了。他老婆说，那你在哪儿摆摊。他说，不知道。
他老婆放下筷子，看着他，眼眶位置上有水。她说，你在那儿坐了十二年了。他说，嗯。然后低头吃饭。他老婆也低头吃饭。那顿饭吃完了，谁也没再提这个事。
第二天，他照常七点出摊。巷口贴着那张白纸，他推着那辆三轮车，车上装着缝纫机和工具箱，从白纸下面过去。他把缝纫机搬下来，放在原来的位置，两条长凳摆好。上午来了个修鞋的，是巷子里最东边那家的老太太，八十多岁了，拿的是一双黑布鞋，鞋帮破了。修完了，老太太说，老周，听说你这儿也要搬了。他说，嗯。老太太说，搬哪儿去。他说，不知道。
老太太走了。他在长凳上坐着，等着下一个修鞋的人来。
巷子拆的那天，大卡车开进来，推倒靠南口的头一面墙。墙倒下去的时候声音很大，他离墙只隔大概不到十步。旁边三轮车斗上站着几个工人，其中一个冲他喊，老师傅，你往边上去点。他没动，他把手头的鞋底反过来，继续缝。他缝了大概四针，墙那边哐又倒了一面，腾起的灰越过空隙直扑过来。
他没觉得灰呛人。他爹告诉过他，修鞋的人最不该怕灰。
又过了一年，他在城南另一条街上摆摊。那条街叫新柳街，没有柳树，街是前几年修的。他在新柳街的西头坐下，缝纫机、长凳、两个帆布包的工具箱，跟以前一样。有人来修鞋，他就修。没人来，他就坐着。
徒弟偶尔还来。有时候是在附近办事，绕过来看看，说几句话就走。他说超市的生意还行，认识了更多人，有个朋友在招商局，帮他弄了个减免税收的资格。他说，师傅，人认识得越广，走的路就越宽。当年的那句话，我现在是彻底懂了。
他听完，把修好的一只高跟鞋放在一边，看了看徒弟的脸，说，你那超市还行。
他说的是“还行”，不是“恭喜”，不是“出息了”。徒弟也没觉得他说得少，笑了笑，走了。他继续换下一双鞋的底。
又过了七八年，他已经不数了。他的手变慢了，穿针的时候要凑得很近，有时候穿两三次才穿过去。巷子不在了，柳树不在了，儿子在城里念完大学留在城里没回来，老婆去年退了休，他还是在街上摆摊修鞋。
有一回工商联那个刘主任又路过，在另一个位置找到了他，这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停下来看他修鞋。看了一会儿，说了句，你的手比以前慢了。他拿剪刀把线头剪断，说，五十几了，慢就慢吧。刘主任走了，走之前也没再给人脉资源之类的名片了。
鞋子还是那么多，坏的照样坏，修好了又能穿。这世上的人要穿鞋，鞋要坏，所以就总得有人修。他坐在鞋摊上，把一只破旧的皮鞋拿在手里翻看。皮鞋底磨薄了薄薄的一层，能看见鞋底里面的一截线头。他把手指伸进去摸了一下，摸到一块小石子，取出来，随手丢在脚边。然后他拿起鞋油，擦了一遍鞋面。
皮鞋不是他的，是路边一个男人送来修的。那男人说，这双鞋穿了八年了，舍不得扔，你看看还能不能修。他看了看说，能。男人的眼眶突然红了红，说了句，谢谢。他没吭声，只是把那只皮鞋拿在手里，一圈一圈地擦鞋油。
皮鞋擦亮了。鞋底换了新的。整双皮鞋看起来像还能穿八年。男人来拿鞋的时候说，你不止是修鞋的，你是救鞋的。他没听懂这句话，拿了一块钱，找给男人五毛。
他把钱放进小铁盒里，合上盒盖，继续修下一双。
那天傍晚收摊的时候，天上下了雨。他收得比平时晚了半小时，因为雨停了才开始往三轮车上搬东西。搬完缝纫机，他把两条长凳翻过来放在工具箱顶上，用一块塑料布盖好。
他骑上三轮车，沿着新柳街往西拐。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那棵柳树，那年夏天大雨，刮倒了，被人拖走。拖走以后他再也没见过那棵柳树。
他骑着三轮车回家的时候看见了那只流浪猫，白色的，身上带着泥点，蹲在垃圾箱旁边看他。他停下车，从工具箱里掏出一个铝饭盒，把中午剩的半块馒头掰碎了放在地上。猫跳过来，低头吃。他在旁边站了一会儿，雨后的路面起了水，路灯的光碎在水洼里，湿漉漉的那种亮。
猫吃完了，抬头看他。他说，没了。然后骑上三轮车走了。
他骑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巷子，巷子很深，一直通向城北他住的地方。三轮车在颠簸的路面上晃荡，工具箱里的东西轻轻磕碰着箱壁，发出细碎的声响。他在黑暗里骑着，眼前是再熟悉不过的路。这条路他骑了三十几年，从来没走错过。
回到家，他老婆把饭热好了端上来。他说，今天有个人说我是救鞋的。他老婆说，啥意思。他说，不知道。他老婆笑了，说，别管啥意思，吃饭。他端碗，往嘴里扒了口饭，嚼了两下。青菜烧得咸了，他没说什么，继续吃。
第二天早上，雨早干了，路面也干了。他推着三轮车去出新柳街，把缝纫机搬下来，长凳摆好，然后坐下。今天第一双鞋是一对年轻人拿来的运动鞋，鞋底开了口子。他把鞋接过来，拿手指探了探胶口的深浅，摸了鞋底里面那层海绵垫的海绵状态，凑近了看看鞋底表面的磨损纹路。
他轻轻摁了一下鞋底，里面的海绵垫鼓起一个小小的包。他把手指抽回来，在工具箱里拿那根缝皮底最得劲的老锥子。
锥子的木把手在他握过的这三十年当中早被磨成了微微偏斜的形状，他要摸到那一面顺手的斜处才把锥子攥紧。攒好劲，他把锥子往前一送。
然后他停下来，手还是在鞋上，却半晌没往下扎。他眼睛看的是鞋底，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着早晨头一趟公交车从新柳街上驶过。车上没几个人，窗口边的座位空着，阳光从窗口照进去，在里面投出一片亮。
他望了一会儿。阳光一直照在他脸上，把他脸上密密匝匝的皱纹拉开了许多条。他把眼睛眯了眯。倒也没什么要说的，他把头低回去，锥子尖顶住鞋底那条胶口的边沿，划出极细的一道痕儿，然后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又笃实地往下扎了进去。
巷口又有人在喊拆了。这回拆的是这儿，新柳街的西半段。通知贴在新柳街东头的公告栏里，照样白纸黑字。他不识字，但他听说了。听说的时候他手里有只高跟鞋，在换鞋掌。那一刀下去，底下切下一块旧的，补上去新的。他把切下来的那块旧鞋掌丢在脚边上，看也没看，低头去拿下一个鞋掌。
他站着拿鞋掌的时候工具箱里有响动。是那只破收音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碰了下开关，发出一大片沙沙响的电流声。他把那只破收音机拿起来看了看，关了，重新放回去。
还没到时候。天还早，太阳才刚偏西。他把那只补了一半的鞋拿起来，又坐回长凳上去。
他坐下的时候长凳的凹坑又吻合了大腿弯处的形状，就好像这十二年从来没变过一样，就好像这十二年真的没变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