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王德顺在桥上站了一会儿。
桥是石板铺的，三块并排，窄得两个人错身得侧着。河不宽，水也浅，石头露出来的时候能踩着过。但公社说要修桥，就修了。王德顺是修桥的人之一，他搬了七天石头，脊背上的皮晒脱了一层，回家他女人拿针挑破水泡，他在灶台边上坐着，等挑完了，起身去盛饭。
桥修好的那天没有人来看。王德顺也没看，他扛着铁锹直接回了家。往后二十年，他每天从这座桥上走两个来回，早上过去，傍晚回来，有时候中午也走一趟，那是他女人让他回家吃药的时辰。
他不记得修桥之前怎么过的河。不是忘了，是不去想。人活着有很多事情都要做，做完了就做下一件，再想之前的事没有用。
王德顺七岁那年，他爹在河边洗脚的时候跟他说，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算白活。他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抠脚趾缝里的泥，抠完了把脚放进水里涮了涮，站起来走了。王德顺那时候没听懂，他蹲在河边看水里的蝌蚪，看了很久，直到天黑了他娘喊他吃饭。
后来他爹死了。死在田间，锄头还握在手里，人就斜下去了。王德顺那时候十四，他娘让他去把锄头拿回来，他就去了。他爹的手还攥着锄把，他掰开手指头，一根一根掰，掰完了拿起锄头看了看，锄刃上有个豁口，他拎着锄头回了家，放在门后面。
转年他娘也死了。王德顺记得那天早上他娘还给他煮了一锅粥，粥很稀，米粒数得过来。他娘坐在门槛上看他喝粥，看着看着头就垂下去了，像睡着了一样。王德顺喝完粥，把碗放在灶台上，走过去摇了摇他娘的肩膀，不动了。他把碗洗了，去隔壁叫了人。
后来他跟人说，那天粥特别烫，他喝得慢了，不然能早点叫他娘。
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说完就去干活了。
王德顺二十二岁娶了赵秀芝。赵秀芝比他大两岁，是隔壁村的，左手有点跛，是小时候摔的，没接好。相亲那天王德顺看了一眼她的手，没说什么，过了三天媒人来回话，说王家同意了。
赵秀芝嫁过来之后，每天早上比王德顺早起半个时辰。先烧水，再和面。王德顺起来的时候灶台上已经摆好了早饭，一碗粥，一个馍，有时候还有一碟咸菜。他坐下吃，赵秀芝在灶台边站着吃，他不抬头看她，她也不坐过来。
吃了三年早饭之后，赵秀芝肚子大起来了。王德顺那天傍晚从地里回来，看见赵秀芝坐在门槛上，手搭在肚子上，眼睛看着远处的山。他走过去，把锄头靠在墙边，说了一句，晚上吃啥。赵秀芝站起来说我这就去做。
他们的儿子王解放生在腊月。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接生婆是隔壁刘婶，刘婶出来的时候跟王德顺说，母子平安，就是孩子小了点，得多养养。王德顺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递过去。刘婶推了一下，接了。
他走进屋的时候赵秀芝躺着，脸上全是汗，头发糊在额头上。孩子裹在一块蓝布里放在她身边。王德顺站在床前看了一会儿，伸手把孩子脸上的布往下掖了掖，然后转身出去了。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他回来了，手里拎着两条鲫鱼。
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下河摸鱼。
王解放会走路的那年，王德顺开始在桥头那块地上种红薯。那块地不大，三分不到，土质也不好，碎石子多，种什么都长不太好。王德顺每年都种红薯，红薯皮实，不挑地。
他种红薯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翻地翻两遍，他翻三遍。别人起垄起三十公分，他起四十公分。别人浇水浇到土湿，他浇到土往下沉一指。赵秀芝有回站在地头看他浇水，站了很久，说了一句，你种红薯比别人养孩子还仔细。王德顺没搭话，弯着腰继续浇。
红薯收的时候全村人都知道他种得好。个头大，皮薄，煮出来粉得掉渣。有人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没什么诀窍，就是多翻了一遍土。问的人笑了笑，没当真。
王德顺不管人家信不信。他每年还是翻三遍土，起四十公分的垄，浇到土沉下去。红薯收完了，他捡出最大的一筐放在地窖最里面，那是留到过年吃的。中等的叠在上面，那是平时吃的。小的和挖伤了的放在一边，那是先吃掉的。
这是他跟红薯之间的秩序，从来没乱过。
王解放七岁那年夏天，掉进了河里。
那条河就是桥下面那条。水不深，但七岁的孩子站不住底。王解放是跟一群半大小子去河边玩，踩在石头上滑了一跤。旁边的孩子喊起来，王德顺在桥头翻地，听见喊声跑过去，跳进水里把孩子捞了上来。
王解放吐了两口水，哭了。王德顺把他夹在腋下往家走，走到桥上王解放不哭了，王德顺把他放下来，看了看他身上有没有伤，然后说了一句，以后不准去河边。说完就回去继续翻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秀芝问王解放，白天怕不怕。王解放端着碗想了想，说不怕，爹来得快。王德顺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没说话。
王解放后来确实没再去过河边。不是怕，是他爹那句话之后就再没提过这件事，他反而记住了。
桥上每天早上都有露水，石板湿漉漉的，走上去有点滑。王德顺走到桥中间会慢一点，走到那头又恢复原来的步子。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有一年冬天早上在桥上滑了一下，膝盖磕在石板上，肿了三天，从此之后走到中间就慢了。
那个膝盖后来一直不太好。阴天的时候隐隐地胀，走路看不出来，但弯下去的时候能看见他嘴角扯一下。赵秀芝有一回看见他揉膝盖，第二天去镇上买了一副护膝，王德顺看了一眼，放在床头，第二天还是光着膝盖出门了。
赵秀芝把护膝收起来，也没说什么。过了一阵子，她把护膝拆了，毛线洗了洗，织了一双手套给王解放冬天戴。
村里的路在王解放十岁那年拓宽了一次。原来牛车走的土路铺了石子，加宽了两尺。拓宽的时候占掉了王德顺红薯地的边角，不多，巴掌宽的一条。来测量的人跟他说，王叔，占了你一点地，回头队里给你补。王德顺看了一眼木桩子，说了句不用补，人家也就没补。
路拓宽之后卡车能开进来了。第一辆卡车开进来那天全村人都去看，孩子们追着跑，大人们站在路边指指点点。王德顺没去，他在翻地。翻完第三遍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他把铁锹插在土里，直起腰来，看见远处的车灯亮着，晃了两下，灭了。
他拿起铁锹，扛在肩上，往家走。走到桥上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能听见河水的声音，不大，沙沙的，像有人在远处扫地。
王解放念完小学就没念了。不是念不起，是他自己不想念。王德顺跟他说，你再念两年，他说不念了。王德顺就没再说第二遍。
不念书之后王解放跟着他爹下地。头两年只是搭把手，递个工具，送个水。到了十五岁，他开始自己翻地。王德顺站在地头看他翻，看了半天，走过去把铁锹拿过来，示范了一下入土的角度，然后把铁锹还给他，继续站在边上看。王解放照着做了一遍，王德顺说了句行，转身去干自己的了。
村里有人说王解放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走路的样子像，弯腰干活的姿势像，连喝水之前先看水碗的习惯也一样。王解放听见了，咧嘴笑了一下，王德顺没听见，他在数红薯的个数。
红薯收下来之后要在窖里摆好。王德顺每年摆红薯的时候都有个规矩，大的在下面，中等的在中间，小的在上面。不是按重量，是按个头。他摆的时候不说话，一个一个拿起来看，转一圈，放下去。王解放想帮忙，王德顺不让，说你不懂。
不懂什么，他没说。
王解放十八岁那年秋天，有人来村里招工。是县上的砖瓦厂，条件是在厂里干满三年可以转正式工。王解放要去。他回家跟他爹说了，王德顺正在修锄把，用一块碎碗片刮木头上的毛刺。王解放说完之后等了一会儿，他爹把锄把举到眼前看了看，又刮了两下，说，什么时候走。
下个礼拜。
嗯。
王解放走的那天早上，赵秀芝给他煮了十个鸡蛋，用一块旧布包好，塞进他那个蛇皮袋子里。王解放站在门口跟他爹说，爹，我走了。王德顺正蹲在院子里磨镰刀，头也没抬，说了句，路上看车。
王解放走了之后，院子里的磨刀声又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
王德顺把镰刀磨好之后站起来，把刀举到太阳底下看了看刃口，点了点头。他把镰刀挂在墙上的钉子上，然后走到灶台边，赵秀芝正在洗碗。他站在她身后，过了几秒钟，说了一句，鸡蛋给多了，路上吃不了。
赵秀芝洗碗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把碗放进清水里涮了涮，说，吃不了分给别人吃。
王德顺没再说，转身出了灶房。
王解放头三个月没消息。赵秀芝托人去镇上问了一回，回话说人到了，在厂里干着呢，住的是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赵秀芝回来跟王德顺说了，王德顺正在吃晚饭，听完之后把碗里的粥喝干净了，放下碗，说，住得下就行。
过了一阵子王解放托人带回来三十块钱，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爹，娘，我在这里挺好的，别惦记。赵秀芝让王德顺看，王德顺看了一眼，折起来放进兜里。赵秀芝问他，你不给他回个信。王德顺想了想，说，下回让人带点红薯干去。
红薯干是赵秀芝晒的，切得很薄，晒得很干，嚼起来费牙但是甜。王德顺让她多晒点，她就在院子里多拉了一根绳子，上面挂满了白生生的红薯片。晒了三天，收下来装了半袋子。
王德顺把红薯干拿到手里看了看，捡出几片有点发黑的扔了，然后把袋子口扎紧，放在墙角。墙角那儿挨着地窖的入口，能闻到地窖里红薯的味道，甜的，但掺着土腥气。
那半袋子红薯干后来有没有带到，王解放没有说。他第二年回来过年的时候带回来一条烟，说是厂里过年发的。王德顺不抽烟，但他把烟收起来了，放在柜子上面，后来有人来串门他就拿出来分一根。
王解放回家过年那几天，跟他爹说的话加起来不到二十句。不是不想说，是没什么可说的。王解放跟赵秀芝说话多一点，赵秀芝问他厂里累不累，他说不累，比种地轻松。赵秀芝问他吃的怎么样，他说食堂管饱，就是油水少。赵秀芝又问他晚上冷不冷，他说不冷，人多挤着暖和。
王德顺在旁边坐着，手里拿着一个红薯干在嚼，嚼得很慢，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没有看王解放，他看的是炉子里的火。火烧得不大，红红的，偶尔噼啪响一下。
王解放走的那天早上，王德顺比平时早起了半个时辰。他起来之后没有开灯，摸黑走到院子里，在放农具的棚子下面站了一会儿，然后又回了屋。赵秀芝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看镰刀还在不在。
王解放是坐早班车走的。车站离村子三里路，他自己走的，没让人送。王德顺站在桥头那块地上，看着远处一个黑点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了，他弯腰捡起了铁锹。
铁锹的木柄已经磨得很光滑了，手握的那个位置凹下去了一圈。王德顺的手指正好卡在那个凹槽里，很合适，像是长在那里的。
王解放二十四岁那年结了婚。对象是砖瓦厂的同事，家在县城边上。结婚的时候在村里办了一场，在县城办了一场。村里的那场是赵秀芝操持的，摆了六桌，杀了三只鸡，煮了一大锅红烧肉。王德顺当天穿了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坐在角落里，有人过来敬酒他就站起来喝一口，喝完坐下继续夹花生米吃。
新郎新娘来敬酒的时候王德顺站起来，把杯子端到嘴边，抿了一下，说了一句，好好过日子。新娘子叫了声爸，他嗯了一声，把酒杯放下了。
后来王解放有了儿子。满月的时候王解放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一趟，王德顺看了一眼那个皱巴巴的小人儿，没伸手接，让王解放抱好。赵秀芝倒是抱了很久，抱的时候眼角有水光，她用手背擦了擦，说屋子里灰大。
孩子三岁那年赵秀芝病了。
病是忽然来的。那天早上她还在烧火，烧到一半手忽然使不上劲了，火钳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腰弯不下去，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王德顺把她扶到床上躺着，去叫了村医。村医看了一会儿，说可能是中风，得送县医院。
在县医院住了十一天。王解放从砖瓦厂请了假过来守着。王德顺也守着，但他守的方式不一样。他不坐在床边，他站在病房门口，靠着墙，看着走廊里的灯管。灯管有一根是坏的，一明一灭地闪。
第十一天下午赵秀芝醒过来，能说话了，但是左边身子不太听使唤。医生说恢复得慢慢来，先回家养着。
出院的时候王解放找了辆车，把他娘扶到后座，王德顺坐在前面。车开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德顺先下车，把赵秀芝扶下来，然后说了一句，回去给你煮粥。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动手煮粥。赵秀芝坐在床上，听见灶房里锅碗响，想说什么，但是嘴张了张没说出来。粥煮好了，王德顺端进来放在床头桌上，也没说话，把勺子搁在碗边上，然后出去了。
赵秀芝养了半年，能下地走动了，但是走路的时候左脚往外撇，每一步都比正常人慢半拍。她不能再去地里了，就在家里做些轻省的活计。洗衣服的时候用一只手搓，另一只手按着衣服不动。做饭的时候切菜慢了一些，但还能切，只是切出来的菜粗细不太均匀。
王德顺看着她切的菜，什么都没说，夹起来照样吃。
有一回赵秀芝说想去桥头看看，王德顺就扶着她慢慢走。走到桥上她站住了，手扶着桥栏杆，往下面看。河里的水比往年浅了，有些地方的石头已经露出水面，上面长了青苔。赵秀芝看了一会儿，说，这桥修了有二十年了吧。王德顺站在她旁边，想了想，说，二十一年。
赵秀芝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这红薯种了多少年了。王德顺说，也是二十一年。赵秀芝转头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了。
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快落下去了。赵秀芝走得很慢，王德顺也跟着慢。两个人的影子拖在后面，一高一低，都是斜的。
赵秀芝死在那年冬天。
那天下午她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冬天的太阳没什么力气，白晃晃的，照在人身上不觉得暖。她坐在一把竹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毯子，闭着眼睛。王德顺在地窖里倒腾红薯，把下面发芽的翻出来扔掉，把好的重新码整齐。
他从地窖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他看见赵秀芝还坐在那里，头歪在一边，嘴巴微微张着，像睡着了。他走过去，站在她面前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把那条旧毯子往上拉了拉。
拉完之后他的手停在毯子上，停了很久。
他转身走进屋里，在灶台上找到了碗和筷子，然后把碗筷摆在桌子上。两个碗，两双筷子。摆好之后他站在桌边，看着那两个碗，眼眶位置上有水。
他拿袖子擦了擦眼眶，然后坐下，开始吃饭。
赵秀芝的丧事是王解放回来办的。一切按规矩来，该烧的烧，该哭的哭。王德顺站在人群外面，看着那些纸灰被风吹起来，飘到半空中，又落下来。王解放来叫他去上香，他就去上了一炷，插好之后退到一边。
上山的时候王解放要扶他，他摆了摆手，自己走。
从山上回来天已经黑了。王德顺走进院子，看见赵秀芝坐过的那把竹椅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他走到椅子跟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椅子搬回了屋里，放在墙角。
第二天王德顺比平时晚了半个时辰起床。他起来之后走到灶台边，灶台是冷的。他站在那里愣了愣，然后自己生了火，烧了水，和了面。做出来的馍有点硬，他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地里的红薯该收了。王德顺照旧翻三遍土，起四十公分的垄，浇到土沉下去。收的时候他一个人干，干得比往年慢了。挖一会儿就得直起腰来喘口气，喘完了接着挖。
红薯收下来摆在院子里，他坐在小凳子上一个一个地分。大的，中的，小的，挖伤了的。分完了之后他把大的搬到地窖最里面，中等的一层一层码好，小的和伤了的留在外面先吃。
忙完这些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个生红薯，没吃，就是握着。红薯刚从土里挖出来，还带着凉气，湿漉漉的。他握着那个红薯坐了很久，久到村里所有的灯都灭了，久到远处的狗叫声从一个方向换到了另一个方向。
然后他站起来，把红薯放到那堆小的里面，关上地窖的门，进屋睡觉了。
王解放回来得越来越少了。砖瓦厂的活重，而且他升了小组长，管着十几号人，请假不方便。逢年过节回来一趟，放下点钱和东西，吃顿饭就走了。
村里有人问王德顺，你儿子怎么不常回来。王德顺说，工作忙。人家又问，那你一个人在家行不行。王德顺说，行。
确实行。他每天早上起来烧火做饭，吃完去地里，一直干到太阳偏西，回来再做晚饭，吃完坐在门槛上坐一会儿，然后进屋睡觉。日子过得很整齐，像他那块红薯地里的垄，一道一道，间距一样宽，深浅一样齐。
红薯种到了第二十九年的时候，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县里来了通知，说这条河要治理，桥要拆掉重建，要修一座能通汽车的桥。施工队提前一个礼拜来放线，木桩打下去的时候正好打在了王德顺红薯地的角上。
王德顺当时正在翻第一遍土。他看见那些人往他的地里打桩，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扛着铁锹走过去。一个戴黄帽子的年轻人跟他说，大叔，这里要修路，你的地可能要被占一部分。王德顺看了一眼木桩的位置，大概占了两分多的样子。他问，红薯还能种完这一季不。
年轻人说，下个月就要开挖了。
王德顺点了点头，问清楚是下个月几号。年轻人查了一下本子，说十五号。王德顺算了算日子，今天是三号，还有十二天。
从四号开始，王德顺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第一遍土已经翻完了，他开始翻第二遍。跟他以往翻地不一样，这回他翻得快了，但是翻得浅了。第二遍翻完用了三天时间。然后他开始起垄。垄照样起四十公分高，但是垄与垄之间的间距缩小了，挤出了两条额外的垄。
村里有人路过地头，看见他这么干，说了句，要修路了你还种什么。王德顺没理他，弯着腰往垄上点种子。
红薯种下去之后他浇了一遍透水。水是河里挑上来的，一桶一桶，他来来回回挑了一个下午。挑完之后他坐在桥头的石头上，喘了很久。他的膝盖在抖，他用手按着膝盖，按了一会儿不抖了，他站起来，挑起空桶往回走。
种完红薯的第三天施工队开始拆桥。王德顺站在地头，看着那些人用锤子把桥面的石板一块一块撬起来。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灰浆掉下来，碎了一地。三块石板，当年他搬了七天，拆掉只用了半天。
石板被搬走了，桥墩也拆掉了。河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两边的土岸，和水面上露出的几块石头。王德顺看了一眼，然后低头看他的红薯地。红薯苗还没有冒出来，地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他起的那几道垄，整整齐齐地躺在那里。
桥拆掉之后他过河得从下游绕一段路，多走两里地。他走了两天，第三天的时候他在河边找了一处浅水，搬了几块石头垫在中间，自己搭了个临时的小道。石头不稳，踩上去晃，他第一次踩的时候差点滑进水里，后来走习惯了就好了。
红薯出苗的那天是十三号。比别人家的晚了三天，但苗出得很齐，一行一行，像是用尺子量过的。王德顺蹲在地头，用手拨开碎土看了看苗的根部，很壮。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往回走。路过那个临时石头道的时候他停下来，弯腰把一块松动了的石头重新踩实。
十五号，施工队的人和机械都来了。他们先把路的边界用白灰画好，那条白线从主路上岔出来，一直延伸到河边的空地上，正好穿过王德顺红薯地的南半边。画线的人拿着图纸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王德顺的红薯苗，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线画下去了。
王德顺没有去地里。他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把有豁口的锄头，用一块碎碗片刮锄柄上的泥。刮得很仔细，一条一条的泥渣掉下来，落在他脚边的地上。刮完之后他把锄头举到眼前看了看，放在墙边，然后站起来，走到灶房里给自己煮了一锅粥。
粥煮好的时候外面传来挖掘机的声音，突突突的，震得灶台上的碗微微地颤。王德顺端着粥碗坐在门槛上，喝一口，嚼一口咸菜。挖掘机的声音离得很近，他能听出来，已经开到了他的地边上。
他把碗里的粥喝干净了，放下碗。他没有站起来，就那么坐着，手放在膝盖上。膝盖又开始胀了，他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揉着，揉了一会儿，那个突突突的声音停了。
然后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开始。
他站起来，拿着空碗走进灶房，把碗放在灶台上。水缸里的水不多了，他拿了扁担，挑起两只桶，出门去挑水。
他挑水的路正好经过他的红薯地。他没有往地里看，他挑着桶，从地的另一头绕了过去。水井在村西头，他打了两桶水，挑回来的时候走得慢了。桶里的水一荡一荡的，溅出来一些洒在他的裤腿上，他没低头看。
回到院子里他把水倒进水缸，然后坐下来，把空桶放在一边。他听见远处的挖掘机又响了，这次是持续地响，夹杂着泥土被翻起来又落下去的声音。
他一直坐到天黑。天黑之后挖掘机停了，狗叫了一阵也停了。王德顺站起来，走到地窖口，拉开木板门，走了下去。
地窖里很黑，但是他不点灯。他蹲下身，手摸到那些红薯，一个一个地摸。大的在下面，皮光滑，用手指按一下能感觉到肉很紧实。中等的堆在中间，小的和发了芽的靠近入口。他摸了很久，摸到最里面那个位置，那里本来放着今年最大的一筐，现在空了——那是赵秀芝在的时候放的位置，每年最好的一筐都放在那里，留到过年吃的。
他蹲在那里，手放在空位置上。窖里全是红薯的味道，甜丝丝的，带着潮气。他的眼眶位置又有水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站起来，走出地窖，把木板门盖好。
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地里。
白石灰线以南的红薯苗已经没有了。履带碾过去的地方什么都看不出来，只剩下压得又平又硬的泥土，和几道深深的齿痕。石灰线以北还剩下大约一分地的苗，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王德顺在地头站了一会儿，然后弯腰把被履带带到北边的土块捡起来扔了回去。捡完之后他拿起铁锹，走到剩下的那几分地里，开始松土。
松了两下他停下来，转头往河边看。那是他修桥的地方。原来的桥墩位置现在堆满了石头和水泥袋，钢筋从袋子堆里伸出来，生着锈，颜色像干了的血。
他望了一会儿，转回头，继续松土。铁锹入土的角度还是那个角度，翻起来的土块还是那个厚度。他翻了很久，翻完了那几分地之后，又开始起垄。垄还是起的四十公分。只是在起垄的时候他的手有些抖，有几下铁锹没拿稳，土垄的边沿塌了一点。
他把塌掉的地方重新拍实，拍了很多下。
剩下的红薯收的时候比往年晚了十来天。不是他故意的，是天气不好，连着下了几场雨，地太湿不好挖。等天晴了地干了，他一个人花了三天时间把那几分地的红薯挖了出来。
收成不如往年。不但少，个头也小了许多。他蹲在院子里分拣，大的只有小半筐，中等的多一些，小的和虫咬的占了将近一半。他分完之后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那半筐大的。他伸出手，拿起一个最大的，在手里转了转。皮是红的，有两处被石头硌出了痕迹。
他把这个最大的薯放进地窖最里面。那个位置又有一个红薯了。
新桥修了四个半月，竣工的那天县里来了领导。王德顺坐在院子里搓麻绳，听见外面敲锣打鼓的声音，他没有抬头。麻绳是准备来年捆红薯藤用的，他搓得很慢，每一股都要揉均匀了才接着往下走。
王解放打来电话，说厂里这个月赶任务，回不来。电话是打到村头小卖部的，老板娘跑来跟王德顺说的。王德顺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了句知道了，继续搓他的麻绳。老板娘站了一会儿，问他要不要给他儿子回个电话，他说不用。
搓完麻绳他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他站住不动，等那股酸胀的劲儿过去，然后慢慢走到新修的桥上。
桥宽了，能并排走两辆汽车。水泥栏杆光滑笔直，上面刻着工程队的名字和竣工日期。他走到桥中间站住了，手扶着栏杆往下看。河水比从前少了，也许是施工把上游的水截了，也许就是这些年雨少了。
他的红薯地在新桥的引路旁边，还剩下窄窄的一条，种不了红薯了。那块地上现在立着一根路灯杆，杆子底下浇了水泥座子，水泥座子周围长了几丛野草。
王德顺扶着栏杆站了很久。天上有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一会儿太阳，又飘走了。他的手上全是搓麻绳磨出来的茧子，摸在光滑的水泥栏杆上，沙沙地响。
往回走的时候他的脚步跟从前一样——走到桥中间的当口，慢了下来。然后过了那个位置，又恢复到原来的速度。
他自己没注意到这件事。
二〇一五年的秋天，王解放带着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儿子叫王明知，那年十四岁，在县城读初中。王解放让他叫爷爷，王明知叫了一声，王德顺嗯了一声，起身去地窖里拿红薯。
地窖已经快空了。那块地没了之后，王德顺在院子后面的坡上又开了一小块地，大约二分的样子，继续种红薯。产量比以前更少了，连地窖底部都铺不满。但他还是按照老规矩摆：大的在最里面，中等的在中间，小的和伤了的在外边。哪怕总共只有几十个，他也照着摆，从来不乱。
从地窖里上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三个红薯，个头都不大，但皮很光。他走到灶台边，把红薯洗了洗，放进锅里加水煮。王明知站在旁边看他煮，问了一句，爷爷，红薯要煮多久。王德顺蹲在灶口加柴，头也不抬地说了句，看着。
锅开了之后灶房里全是红薯的味道。王明知闻了闻，说好香。王德顺没说话，他把柴撤出来一些，让火小下来，咕嘟咕嘟地炖着。炖到自己觉得差不多了，他用筷子戳了一下，筷子进去不费劲了，他把锅端下来。
他把一个红薯夹到碗里递给王明知，王明知接过来吹了吹咬了一口，说好吃。王德顺看了他一眼，说了句，小的熟了，中间那块还欠点火候。
王明知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碗里的红薯，没听懂。
晚上王解放跟他爹在屋里坐了一会儿。王解放说了些厂里的事，说厂子快不行了，可能要裁人。王德顺听着，手里还是在搓麻绳。搓了一会儿，麻绳到了头，他把断口掖进去，放在一边，说了句，回来不。
王解放没说话。过了很久，他点了下头。
王德顺站起来，走到柜子边，拉开抽屉翻了翻，翻出一条烟来。是上次王解放回来带的，还剩大半条，他放在抽屉最里面一直没动。他把烟拿出来放在桌上，推到王解放面前，说，抽吧。
王解放看了看那条烟，又看了看他爹。原来那烟有点受潮了，烟盒上的玻璃纸起了皱，颜色发了黄。
他拆开一包，抽出一根点上。火苗子在两个人之间亮了一下，然后暗下去。
王德顺坐回来，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凉了，有点涩，他含在嘴里过了一会儿才咽下去。咽下去之后他听见王明知在院子里跟他妈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只能听见声音。声音很细，像是被风吹散了又拼回来的。
他又喝了一口水。
王解放一家走的那天早上，王德顺照旧早起。他把地窖里最大的一袋红薯拿出来，装进一个尼龙袋子里，扎好口放在门口，让王解放带走。王解放拎了一下，至少有二十斤。
他拎着那袋红薯，想说点什么，嘴巴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爹，我们走了。王德顺站在门口，说了句，路上看灯。
车子开出去很远之后，王德顺还站在门口。他转身回了院子，拿起扫帚扫地。院子里其实不脏，他扫得很仔细，连墙角掉落的几片红薯干渣子都归到一起撮进了簸箕里。
扫完之后他把扫帚靠在墙边，直起腰来。远处新桥上有一辆卡车开过去，轰隆隆地响了一阵，然后消失了。
二〇二〇年冬天，村里土地流转办起了合作社，把各家各户的地集中起来统一种。来签协议的人找到王德顺，说坡上那块一分多地也可以入合作社。王德顺把那张打印出来的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了很久，很多字不认识，但他还是看。
最后他签了。
签字那天他找了一支圆珠笔，笔不太好用，半天不出水，他在纸边上画了好几个圈才把墨甩出来。签完之后人家说，王叔，你按个手印也行。他说，写了就行。签的是他的名字，三个字，字写得不怎么好，但每一笔都用力，纸背面能摸出印子来。
签完之后他把笔还给人家，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声，这回比原来响得更脆，像是什么东西断在里面了。他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疼过去。
走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冬天的天暗得早，四点多钟光线就往下掉。他走到新桥边上，桥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水泥护栏上，洒出一个一个的光圈。
桥上车不多，偶尔有电动车突突过去。他走在人行道上，走到桥中间的时候脚步忽然慢了。然后过了那个位置，又回到了原来的速度。
他已经在这座桥上来来去去过很多年了。比石桥的年头还要长。
但他自己不知道。
他走得不快，步子是碎的，老棉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几乎没有声音。走过桥之后右拐，往前不远就是他原来那块红薯地的位置。现在那里变成了合作社的统一地块，上面种的是冬小麦，麦苗不高，绿的，铺了一地。
他站在地边上，看着那些麦苗。风把麦苗吹倒一茬，又站起来一茬。
站了一会儿，他把手揣进袖子里，转身往回走。回到院子里，他把地窖的木板门打开，站在入口往里看了看。地窖里还有十来个红薯，放在最里面的角落上。他本来想去拿出来，想了想，又把木板门盖回去了。
那十来个红薯后来一直放在那里。他自己没吃，也没让别人动。就像那个空了的位子，后来他又放了一个最大的进去，然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开春的时候王解放又回来了一趟。砖瓦厂彻底关门了，他正在找人打听去城里工地做活的路子。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说他那个小组里有个老工友，干了二十三年，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坐在车间门口的地上哭了。车间主任让他起来，他站不起来，说腿麻了。其实是舍不得走的，但他说不出口。
王解放跟他爹说这个的时候，王德顺坐在门槛上剥花生。花生壳碎在他脚边，细细碎碎地铺了一小圈。王解放说完了，他爹手里的花生正好剥完最后一颗。他把花生仁放进碗里，站起来拍了拍手，说了句，进屋吃饭吧。
饭是王德顺做的。蒸的红薯，炒的土豆丝，还有一碗白菜汤。吃完饭王德顺站起来收碗的时候，王解放说，爹，我帮你。王德顺手里没停，端着三个碗摞在一起，说了句，就这几个碗。
王解放看着他爹端着碗走进灶房，水龙头响了一阵，碗筷碰撞的声音传出来。他站在桌子边，看着他爹的背影。他爹的背比从前弯了，肩膀那里一高一低，高的那边是常年扛锄头扛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