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
秀英在灶房里煮鸡蛋。水开了，鸡蛋在锅底碰出响声。建民在院子里试鞋。他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鞋底太硬。建民说，鞋底太硬。秀英没听见。她往锅里添了半瓢水。鸡蛋不响了。
建民走进灶房。他说，秀英，我走了。秀英从锅里捞鸡蛋。她用锅铲一个一个捞。捞了六个。建民说，你捞多了。秀英说，路上吃。她把鸡蛋装进一个蓝布袋子。袋子是旧裤子改的，缝着白线。建民接过袋子。他手上有灰。秀英看见他手上的灰，说，洗一洗。建民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倒在手上。水顺着他的手指流下来。地上湿了一小块。
建民走了。秀英站在门口。雾很大。建民走到土路尽头，拐弯。秀英看不见他了。她抱着儿子。儿子三岁。儿子说，爸爸。秀英说，爸爸去南边了。
秀英回到灶房。灶膛里的火还红着。她坐在灶台前。儿子在门槛上打瞌睡。秀英把他抱到床上。她自己没睡。月亮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脚上。她的脚很黑。她很久没有穿鞋了。
建民走了第三天，秀英下地掰玉米。她一个人掰。儿子跟在地垄上。玉米叶子划她的脸。汗水流下来，流过划开的伤口。她不擦。
过了半个月，建民来信了。信是别人代写的。秀英不识字。她拿着信去大伯家。大伯念：秀英，我在南边很好。活不重。吃的也好。你家里看好。建民。秀英听完，把信折起来。大伯说，不写回信吗。秀英说，不写了。她拿着信回家。她把信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原来装饼干。铁盒子放在柜子顶上。
过了一年，建民又来信。还是大伯念。信上写：秀英，我在南边很好。活不重。吃的也好。你家里看好。建民。秀英听完，把信折起来。铁盒子里有两封信了。
第三年，村里装了电话。装在大伯家。大伯家是村里最早装电话的。大伯在村东头。秀英家在村西头。中间隔着一条土路。土路不宽，下雨的时候有泥。秀英走这条路走了很多年。她小时候走这条路去上学。后来走这条路去地里。现在走这条路去接电话。
建民打来电话。是晚上。秀英正在喂鸡。大伯的儿子跑过来喊，秀英，电话。秀英把鸡食放下。她走回屋里。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然后去大伯家。电话在一个木头架子上。听筒已经拿下来了。秀英走过去。她拿起听筒。听筒上有水汽。是大伯手上出的汗。秀英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电话里说，秀英。
秀英说，哎。
电话里说，我是建民。
秀英说，我知道。
电话里有电流声。像风吹过电线。
建民说，吃饭了没有。
秀英说，吃了。
建民说，家里没事吧。
秀英说，没事。
建民说，那挂了。
秀英说，好。
电话断了。秀英把听筒放回木头架子上。她走出大伯家。路上有月亮。她走回家。她的脚步不快也不慢。
那年冬天，建民回来了。秀英提前一天去镇上接他。班车下午三点到。秀英一点就到了。她在车站外面站着。风吹她的脸。她不觉得冷。她站了两个小时。班车来了。建民从车上下来。他提着一个蛇皮袋。蛇皮袋里装着衣裳。他穿着那一年走的时候穿的那件灰夹克。夹克的颜色淡了。秀英看见他的脸瘦了。建民走过来。建民说，车晚了。秀英说，不晚。她伸手去接蛇皮袋。建民说，不重，我提。他们走回家。路上没有说话。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秀英去灶房煮面。建民坐在门槛上。儿子站在旁边看他。儿子不认识他了。儿子说，你是谁。建民说，我是你爸。儿子说，你不是。建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儿子接过去。儿子说，你是我爸。
秀英端了两碗面出来。一碗给建民。一碗给儿子。她自己没吃。她站在灶房门口。建民吃面。他吃得很响。秀英说，你慢点吃。建民说，饿了。他吃完了。秀英把碗收走。建民坐在门槛上抽烟。秀英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和收拾碗筷的声音。她抬头看见建民的烟头在黑暗里红了一下。又红了一下。
建民在家里待了十一天。正月十二走的。走的那天，秀英又煮鸡蛋。这次她煮了八个。建民说，你煮这么多。秀英说，路上吃。她把鸡蛋装进蓝布袋子里。蓝布袋子洗过了。还是那条旧裤子改的。建民接过袋子。他走到门口。秀英站在门槛边。儿子抱着建民的腿。建民说，松开。儿子不松。秀英走过来。她把儿子的手掰开。建民走了。秀英抱着儿子。儿子哭。秀英不说话。她回到屋里。她坐在床沿上。儿子哭了一会儿，睡着了。秀英把儿子放到床上。她自己也躺下。她没有睡。她看着房梁。房梁上有一只蜘蛛。蜘蛛在结网。秀英看它结网。她看了很久。后来天亮了。她起来。她去灶房烧火。锅里还有昨天的剩饭。她把剩饭热了。她和儿子一人吃了一碗。然后她下地去了。
电话每个月都有。都在晚上。秀英每个月都走到大伯家去。她每次都换一件干净的衣裳。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接电话和穿衣裳本来没有关系。但她每次都换。后来村里的女人笑她。她们说，秀英，接电话还要换衣裳。秀英说，衣裳穿着不得劲。她们还是笑。秀英不笑。她还是换。
电话里的对话还是那几句。建民说，吃饭了没有。秀英说，吃了。建民说，家里没事吧。秀英说，没事。建民说，那挂了。秀英说，好。有时候电话里有别人说话的声音。建民在工地旁边的公用电话亭打。后面有人在等。建民说，快一点。秀英说，什么。建民说，没跟你说。秀英说，哦。然后沉默。秀英听得见电话亭外面的声音。有汽车喇叭。有别人说话。那些声音很远。但秀英听得清楚。
有一次，电话通了。建民没有说话。秀英说，喂。电话里说，秀英。秀英说，哎。建民说，下雨。秀英说，这里也下过雨。建民说，工地上不能干活。秀英说，不干活就歇着。建民说，歇着没有钱。秀英说，你在家的话也有地种。建民说，地里的活不挣钱。秀英没有说话。建民也没有说话。电流声在响。过了很久，建民说，那挂了。秀英说，好。
儿子七岁那年，秀英的婆婆死了。婆婆一直跟秀英住。婆婆没有女儿。婆婆只有建民一个儿子。婆婆死的时候是早上。秀英起来烧火。她喊婆婆起床。婆婆没有应。秀英走到婆婆屋里。婆婆躺在床上。秀英叫她。她还是不应。秀英去摸她的手。手是凉的。秀英把手缩回来。她走出屋子。她站在院子里。天刚亮。鸡在叫。秀英站了一会儿。她走到大伯家。大伯还没有起来。秀英拍门。大伯开门。秀英说，我妈死了。大伯说，什么时候。秀英说，不知道。大伯穿上鞋跟着秀英走。大伯看了婆婆。大伯说，死了。秀英说，建民。大伯说，我去打电报。
建民第三天到家。婆婆已经装进棺材。秀英守了两天。她没有哭。她坐在棺材旁边。有人来吊丧。她就站起来。别人说，节哀。秀英说，嗯。别人烧纸。秀英也烧纸。烟雾在屋里飘。秀英的眼睛红着。别人都以为她哭过了。她没哭。是烟熏的。
建民到家那天，棺材还停在家里。建民走到棺材前。他看了一会儿。他掀开盖在婆婆脸上的布。他看了一会儿。他把布盖回去。他走出来。秀英站在门口。建民说，什么时候的事。秀英说，三天前。建民说，你咋不打电报早点说。秀英说，打过了。建民说，我收到就回来了。秀英说，火车慢。建民没有再说话。他走进堂屋。他坐在板凳上。秀英给他倒了一碗水。建民喝了一口。他把碗放在地上。
婆婆出殡那天下了雨。棺材抬到山上。路滑。抬棺材的人摔了一跤。棺材歪了一下。秀英走在后面。她看见棺材歪了。她没有说话。建民走在前面。他回头看了一眼。也没有说话。棺材抬到坟地。下葬。建民烧了纸。秀英也烧了纸。雨落在火上。火响。他们浇不灭。火自己灭了。
建民这次回来待了六天。婆婆下葬后第三天走的。走的那天，秀英在灶房里煮鸡蛋。建民说，不煮了。秀英说，多少带几个。她煮了五个。建民接过蓝布袋。他走了。秀英没有去送。她坐在灶房里。灶里的火已经灭了。她坐在没火的灶前。坐了很久。她把蓝布袋拿在手里。蓝布袋是从建民手里拿过来的。建民走之前把袋子又放下了。秀英说，你不拿。建民说，拿着沉。秀英说，五个鸡蛋不沉。建民说，不是鸡蛋沉。秀英说，那是什么。建民说，没什么。他还是没拿。秀英拿着袋子。她送他走到土路尽头。建民说，回去吧。秀英停下来。建民继续走。秀英站在路上。雾没有那么大了。建民走远了。秀英看见他变成一个小点。然后小点也看不见了。秀英回到灶房。蓝布袋放在桌子上。她看了它一眼。她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鸡蛋已经凉了。她把鸡蛋放回锅里。
儿子十八岁那年，也去了南边。秀英送他到镇上坐车。她煮了六个鸡蛋。儿子说，妈，我在家里也能挣钱。秀英说，家里的活不挣钱。儿子说，我想在家。秀英说，去吧。你爸在那里。儿子说，我不跟他在一起。秀英不说话。儿子上了车。车开走了。秀英站在车站。这次她没有等谁。她站了一会儿。走了。
儿子走后，秀英一个人。她种地，养鸡。鸡少了。原来有十几只。现在只有五只。秀英说，五只够了。鸡蛋她捡起来。攒够二十个，她拿到镇上去卖。卖鸡蛋的钱她放在一个布袋子里。那是一个新布袋子。红色碎花。是儿子在镇上给她买的。秀英说，买这个干什么。儿子说，装钱。秀英说，我也没有多少钱。儿子说，装鸡蛋也行。秀英把布袋挂在柜子边上。
电话还是每个月有。现在有两个电话。一个从建民那里打来。一个从儿子那里打来。建民的电话在月初。儿子的电话在月中。秀英还是走到大伯家去接。大伯的房子翻新了。电话换了地方。从一个木头架子换到一个塑料架上。电话机也换了。多了几个按钮。秀英不用那些按钮。她只拿起听筒。听筒里的声音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建民说，我在这里很好。秀英说，吃饭了没有。建民说，吃了。秀英说，你注意身体。建民说，知道。然后沉默。建民说，家里没事吧。秀英说，没事。建民说，那挂了。秀英说，好。
儿子的电话话多。儿子说，妈。秀英说，哎。儿子说，我在这里很好。活不累。每天有肉吃。秀英说，你多吃。儿子说，你不要累。地少种一点。秀英说，我知道。儿子说，我给你寄钱。秀英说，不用。我有钱。儿子说，你拿着。秀英说，我拿着。儿子说，妈。秀英说，什么。儿子说，没什么。秀英说，那挂了。电话费贵。儿子说，我在厂里打。不贵。秀英说，那也不多说了。儿子说，好。电话挂了。秀英走回家。路上她想起来儿子问她的话。儿子说，妈。秀英说，什么。儿子说，没什么。秀英不知道儿子想说什么。她也不想了。她回家喂鸡。
秀英五十岁那年，建民在电话里说，我腰不行了。秀英说，怎么了。建民说，工地上搬砖。腰闪了。秀英说，去看。建民说，看了。医生说不能再干重活。秀英说，那怎么办。建民说，我想回来。秀英说，你回来。建民说，回来能干什么。秀英说，有地。建民说，地里的活也累。秀英没有说话。电话里有电流声。建民说，再说吧。电话挂了。
秀英走回家。她坐在门口。天黑了。她没有进屋。她坐在门槛上。儿子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月中。秀英去大伯家接。儿子说，妈，我爸说他想回来。秀英说，他说过。儿子说，回来也好。秀英说，嗯。儿子说，我以后每个月寄钱。秀英说，不用。儿子说，你让我寄。秀英说，我不缺。儿子说，你缺。秀英说，我什么都不缺。儿子说，你缺人。秀英没有说话。电话里没有声音。后来秀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儿子说，过年。秀英说，好。挂了。
建民回来那天，秀英去镇上接。班车晚了一个半小时。秀英站在车站外面。她五十三岁。她的头发白了一半。她穿着那件洗得很薄的灰外套。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袋子里装着两个烧饼。是给建民买的。建民从车上下来。他瘦了。他的背弯了。他提着蛇皮袋。蛇皮袋比第一年见他时更旧了。建民走过来。他看见秀英。他说，车晚了。秀英说，不晚。她把烧饼递过去。建民接过去。建民说，你吃过了没有。秀英说，吃过了。建民掰了半个烧饼给秀英。秀英说，我不饿。建民说，拿着。秀英接过去。他们走回家。路上天阴了。没有下雨。
建民回来后，秀英还是每个月接电话。建民说，电话费贵。秀英说，你的不用打了。建民说，我打给儿子。秀英说，儿子会打来。建民说，那我等着。建民坐在家门口。秀英下地。建民有时候也跟着去。他干不动重活。他蹲在地头和邻居说话。邻居问，建民，回来不走了。建民说，不走了。邻居说，南边好。建民说，好是好。剩下的话他没有说。他继续蹲着。秀英从地里直起腰。她看见建民远远地蹲着。他的影子很小。秀英继续弯腰。
儿子每个月打来电话。电话还是打到大伯家。秀英走过去接。建民有时候跟着去。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土路上。到了大伯家。秀英接电话。建民站在旁边。秀英说，你爸也在。儿子说，让我爸听。秀英把听筒递给建民。建民接过去。建民说，小强。电话里说，爸。建民说，你在外面注意。电话里说，知道。建民说，钱够不够。电话里说，够。建民说，那挂了。等等。他把听筒又递给秀英。秀英拿过去。儿子说，妈。秀英说，哎。儿子说，过年回去看你们。秀英说，好。挂了。
两个人走回家。不说话。秀英走在前面。建民跟在后面。秀英走得不快。建民走得更慢。秀英回头看他一眼。她放慢了一点。建民说，你走你的。秀英说，我不急。
后来，大伯家的电话拆了。电话线被风刮断了。大伯家装了新电话。大伯说，用手机。秀英说，我不会。大伯说，学。秀英说，不学。大伯的儿子给秀英买了部手机。是一个按键的老人机。黑色的。屏幕很小。秀英说，你花这个钱干什么。大伯的儿子说，建民叔让我买的。秀英把手机拿在手里。她看了一会儿。她说，怎么用。大伯的儿子教她。按这个接。按这个挂。秀英说，知道了。
手机放在灶房的窗台上。秀英天天看它。她不碰它。建民说，有电话会响。秀英说，嗯。建民说，你听见要接。秀英说，嗯。手机响了。铃声很大。秀英从灶房跑出来。她拿起手机。她按绿色的键。她贴在耳朵上。电话里说，妈。秀英说，哎。电话里说，我是小强。秀英说，我知道。儿子说，妈，你自己接电话了。秀英说，我按了绿的。儿子说，按对了。秀英说，你声音清楚。儿子说，比大伯家那部好。秀英说，好。儿子说，我爸呢。秀英说，在门口。她拿着手机走到建民面前。她把手机递过去。建民接过去。建民说，小强。儿子说，爸。建民说，你妈会用手机了。儿子说，会了好。建民说，你在外面安生点。儿子说，知道。建民把手机还给秀英。秀英拿过去。儿子说，妈。秀英说，什么。儿子说，没什么。我要去上工了。秀英说，你去。挂了。秀英按红色的键。她按了两次才挂断。
从那以后，秀英的手机每个月响一次。都在月中。她不再走到大伯家去。她坐在自己家门口。手机放在膝盖上。她看着它。它没有响。她把它放回灶房窗台上。
建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咳起来的时候，整个身子都在动。秀英说，去镇上看。建民说，看过了。秀英说，医生怎么说。建民说，没怎么说。秀英说，没怎么说是什么。建民说，就是咳嗽。秀英说，咳嗽不能小看。建民说，我知道。他们都没有再说话。建民坐在门口。秀英去灶房熬了一碗姜汤。她把姜汤端到建民面前。建民喝了。姜汤很辣。建民喝完了。他把碗递给秀英。秀英接过去。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指。都很糙。
儿子二十七岁那年，带回来一个姑娘。是外地人。说普通话。秀英听不懂。秀英给她夹菜。姑娘说谢谢。秀英说，吃。姑娘笑。建民坐在桌子另一头。他几乎没有说话。姑娘走后，秀英问儿子，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儿子说，不着急。秀英说，你爸身体不好。儿子说，我知道。秀英说，那你早点。儿子说，妈，我还要在外面做几年。秀英说，好。
儿子走了。秀英站在门口。她现在不煮鸡蛋了。她往儿子的包里塞了几个橘子。儿子说，妈，路上买得到。秀英说，带着吃。儿子还是把橘子留下了。秀英拿着橘子回到屋里。她把橘子放在灶台上。建民说，他不拿。秀英说，他说路上买得到。建民说，那你就自己吃。秀英说，我不想吃。橘子放在灶台上。放了三天。秀英吃了一个。她把剩下的两个放在铁盒子里。盒子里的信已经发黄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秀英给建民做了一件棉袄。她用旧棉花絮的。棉花是几年前种的。秀英在灶房里缝。她眼睛不好了。她穿针穿了很久。建民坐在旁边。建民说，买一件算了。秀英说，买的不暖和。建民说，你的眼不行了。秀英说，还能穿。她终于穿好了针。她一针一针地缝。手指和针在灯下面。秀英的手粗。针细。她缝得很慢。建民看着她。建民一直没有说话。秀英缝到后半夜。棉袄缝好了。秀英让建民试。建民穿上。秀英前后左右看。秀英说，还行。建民说，暖和。秀英说，暖和就行。建民把棉袄脱下来。秀英拿去叠。她的手指在棉袄上摸。摸了一阵子。她把棉袄放在建民那边的柜子里。
除夕下午，儿子打电话来。秀英接。儿子说，妈，我不回去了。秀英说，怎么了。儿子说，厂里加班。三倍工资。秀英说，钱不重要。儿子说，妈，我明年回去。秀英说，你年年说。儿子说，明年一定。秀英没有说话。电话里没有声音。后来秀英说，你注意身体。儿子说，你和我爸也是。挂了。
除夕夜，秀英炒了四个菜。建民坐在桌边。秀英坐在他旁边。他们喝酒。秀英也喝了一点。酒是散酒。村里打的。秀英喝了一杯。她的脸红了。建民喝了两杯。他们吃菜。菜在桌子上摆着。屋里只有他们两个。外面的炮竹响。秀英站起来去关门。关不上。门框歪了。建民说，别关了。秀英又坐回来。他们继续吃。建民说，小强说什么时候回来。秀英说，明年。建民说，明年。他们都没有说话。屋里很静。只有灯泡发出的声音。是电流经过钨丝的声音。很细。秀英听得见。
过完年，天气暖了。秀英下地种玉米。建民跟在后面。建民走得很慢。秀英等他。他们一起走到地头。秀英挖坑。建民撒种。两人的动作配合在一起。像一台旧机器。转速很慢。但还能转。
有一个下午，电话响了。秀英从地里跑回来。手机在窗台上响。她拿起来接。电话里说，秀英。秀英听出来是建民。建民从地里还没回来。秀英说，你在哪。建民说，我在镇上。秀英说，你去镇上干什么。建民说，给你买双鞋。秀英说，买什么鞋。我有鞋。建民说，你的鞋底快穿了。秀英说，还没穿。建民说，买了。秀英说，你坐车回来。建民说，走着回来。秀英说，三里路。建民说，不远。电话挂了。
建民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双鞋。布鞋。黑的。鞋底是塑料的。秀英接过去。她看了一会儿。她说，多少钱。建民说，九块。秀英说，不便宜。建民说，结实。秀英把鞋试了试。大小合适。她走了两步。秀英说，大了点。建民说，穿厚袜子正好。秀英把鞋脱下来。她把鞋放回塑料袋里。她说，过年再穿。建民说，现在就穿。秀英说，地里穿可惜了。建民说，鞋是穿的。不是放的。秀英没有说话。她把鞋拿出来。她穿上。她走了两步。建民看着她。秀英说，太新了。建民说，穿两天就不新了。秀英把鞋脱下来。她拿在手里。她说，我舍不得。建民说，那我白买。秀英说，不白。她穿上鞋。她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建民看着她在月光下面走。院子里的月光很好。秀英的脚步踩在地上。很轻。也很稳。
第二天，秀英穿着新鞋下地。地里有泥。鞋底沾了泥。秀英在草上擦了擦。鞋面脏了一点。秀英拍了两下。建民说，脏了就洗。秀英说，不用洗。还能穿。建民说，以后不给你买了。秀英说，你不买。儿子会买。建民笑了。他笑得咳嗽起来。秀英拍了拍他的背。她的手在棉袄上拍。棉袄上的灰飞起来。在太阳下面，那些灰很细。像金粉。
儿子的婚事终于定了。儿子三十一岁。姑娘二十五。两个人在南边认识的。秀英在电话里听儿子说，妈，我要结婚了。秀英说，好。儿子说，在镇上办酒。秀英说，好。儿子说，你什么都不要准备。秀英说，好。挂了电话，秀英告诉建民。建民说，办酒好。秀英说，要多少钱。建民说，儿子说他出。秀英说，我们该出一些。建民说，铁盒子里有多少。秀英说，没数。建民说，数一数。秀英把铁盒子拿下来。盒子很轻。打开。信纸已经碎了。有一块一块的。秀英把手伸进去。她摸出几个硬币。还有两张十块的。还有一张一角的。建民说，就这些。秀英说，还有一些在罐子里。秀英从灶房角落里抱出一个瓦罐。瓦罐沉。秀英把它放地上。她把手伸进去。她一把一把往外掏。都是一毛两毛的硬币。还有一些纸币。揉成一团一团的。建民也蹲下来。他们一起数。数到半夜。总共三百七十二块六毛。秀英说，就这些了。建民说，不少。秀英说，给儿子。建民说，儿子不一定收。秀英说，不收也得给。她把钱装进一个旧信封里。信封上没有字。她压了几次。把它压在柜子里。
儿子带媳妇回来那天，秀英做了一桌子菜。桌子还是当年那张方桌。桌面裂了一条缝。菜摆在上面。秀英把一条鱼放在正中间。儿媳妇说，阿姨，太多了。秀英说，不多。你吃。儿媳妇笑。建民坐在上首。他喝了一杯酒。儿子也喝了一杯。秀英也喝了一杯。儿媳妇不喝。她喝水。屋里很热闹。秀英说了很多话。建民话还是少。他吃得不多。秀英给他碗里夹了一筷子鱼。建民说，你自己吃。秀英说，我吃着呢。
酒席在镇上办的。办了十二桌。儿子花了不少钱。秀英拿出那个信封。儿子不收。秀英说，收下。儿子说，妈，你们留着。秀英说，留着没人花。儿子还推。建民说，拿着。儿子接过去。他打开信封。他看了一会儿。他说，妈。秀英说，什么。儿子说，没什么。他把信封放进衣兜里。儿子的手在衣兜里没有拿出来。他后来掏出烟来抽。他的手指有些抖。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
儿子结婚后回南边。媳妇跟着去了。秀英又一个人。不对，是两个人。秀英和建民。他们继续过日子。秀英种地。建民坐在门口。秀英回来做饭。两个人吃。吃完了秀英洗碗。建民抽烟。烟抽完了。他咳嗽。秀英说，少抽。建民说，就这一根。秀英说，天天说就这一根。建民把烟掐了。他说，不抽了。他把烟盒扔在地上。秀英捡起来。烟盒是空的。秀英把它扔进灶膛里。火一瞬间大了。又小了。
秀英六十岁那年，建民病重了。躺在床上。秀英叫村里的医生来看。医生给挂水。挂了两天。建民能坐起来了。秀英说，去县里看。建民说，不去。秀英说，去。建民说，去了也那样。秀英说，你怎么知道。建民说，我的身体我知道。秀英不说话。她转身去灶房。她熬了粥。小米粥。建民喝了一碗。秀英也喝了一碗。他们没有说话。
儿子打电话回来。秀英说，你爸病重。儿子说，我回去。第三天儿子到了。他瘦了。他站在床头。建民睁开眼睛。建民说，你回来了。儿子说，回来了。建民说，你媳妇呢。儿子说，在厂里。回来请假不好请。建民说，不要回来。儿子说，你好好养。建民说，好不了。儿子说，能好。建民说，我说好不了就是好不了。他们都沉默了。秀英端了碗药进来。儿子接过去。他一勺一勺喂建民。建民喝了半碗。他说，不喝了。秀英说，再喝一口。建民又喝了一口。然后他别过脸去。秀英把碗拿出去。
建民一天比一天瘦。他的脸变成了灰色。秀英每天给他擦身子。用温水。毛巾是旧毛巾。软。秀英擦得很慢。从上往下。建民闭着眼睛。有时候他的嘴唇动一下。秀英听不清他说什么。她把耳朵凑过去。建民说，疼。秀英说，哪里疼。建民说，浑身都疼。秀英说，我给你揉揉。她的手放在他的背上。她的手指很粗。她轻轻地揉。建民说，重一点。她重一点。建民说，好了。她停下来。她把毛巾放进水里。水已经凉了。
建民死在一个下午。天很阴。没有下雨。秀英在灶房里烧火。她听见建民叫她。她走过去。建民说，秀英。秀英说，我在。建民说，抽屉里的钱。秀英说，我知道。建民说，你拿着。秀英说，嗯。建民没有再说。他合上眼睛。秀英站在床边。她的手在围裙上擦。她看着建民的胸脯。一开始还起伏着。后来不动了。秀英知道他不在了。她走到门口。她看了看天。天阴着。要下雨。她回屋拿了一把伞。她走到大伯家。她说，建民没了。大伯说，什么时候。她说，刚才。大伯跟着她走回来。他们一起看建民。秀英站在那里。她没有哭。她突然觉得应该给他买双鞋。他给她买的那双鞋还穿着，鞋底已经磨薄了。她这么一想，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哭，是眼睛自己流的水。她用手背擦了。手背湿了。她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
儿子赶回来。建民已经装进棺材了。棺材是现成的。秀英很多年前就看过了。是杉木的。板子不厚。儿子趴在棺材上哭。秀英站在旁边。她没有哭。她来拉儿子。她说，起来。儿子不起来。秀英说，你爸没了，你还要活。儿子站起来。他眼睛肿着。秀英说，去洗把脸。儿子去了。秀英走到棺材前。她低头看建民。建民闭着眼。他的脸蜡黄。秀英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很冷。她把手收回来。她把一块白布盖在他脸上。动作很慢。像在给谁盖被子。
出殡的时候，天上下着小雨。没有多少人。秀英走在后面。儿子走在前面。儿媳妇没有回来。秀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她看着棺材在前面走。七转八弯到了山上。挖好的坑在婆婆的坟旁边。棺材放下去。填土。秀英蹲在地上。她没有帮忙。她只是蹲着。她看着土一锹一锹落下去。上去的土把棺材盖住了。她还在看。直到土堆成了包。她站不起来。她蹲了太久。她的腿麻了。儿子过来扶她。秀英说，不用。她撑着地站起来。她站了一会儿。腿还是麻。她走了两步。像踩在棉花上。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不会走路了。然后腿上的麻慢慢散了。她又能走了。
建民死后，秀英还是一个人。不对，她本来就一个人。建民活着的时候也不常在。她种地。她喂鸡。五只鸡剩了三只。秀英说，三只也能下蛋。她每天去鸡窝里摸。有时候两个蛋。有时候一个。有时候没有。没有的时候，秀英就往鸡食里多加一把粮。她说，吃吧。吃饱了才有蛋。鸡听不懂。鸡吃。
秀英的手机还在窗台上。手机很少响了。儿子一个月打一次。有时候两个月。秀英不怪他。儿子忙。儿子有了孩子。秀英见过一次照片。手机上看。秀英不习惯在手机上看。她说，像隔着什么。其实手机没有隔着什么。只是她觉得。但她不说。
秀英六十五岁那年，把地租给别人种了。她种不动了。租地的邻居每年给她两百斤谷子。秀英够吃。剩下的她碾成米。她一个人一天吃两顿。早上煮粥。晚上煮饭。菜是地里的。她还在种一点菜。菜地不大。就在门口。茄子、辣椒、白菜。她蹲在地里。半天不起来。起来的时候腰响。她叫了一声。不是痛。是骨头在响。她用手撑着后腰。站直了。她看看天。天很好。她想起建民死的那天阴着。后来就下雨了。她想着这些。雨没有下。太阳很大。她的影子很小。缩在脚底下。
儿子在电话里说，妈，你来南边住。秀英说，不去。儿子说，孙子想你了。秀英说，拍照片来看。儿子说，拍了。秀英说，看了。还是那样。儿子说，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秀英说，我不是一个人。儿子说，什么。秀英说，你爸在。儿子沉默了。秀英说，他就在对面山上。我在这里看得见。儿子没有说话。电话里没有声音。过了很久，儿子说，妈。秀英说，哎。儿子说，我明年回去把你接来。秀英说，我不去。你接也白接。儿子说，为什么。秀英说，我的地方在这里。儿子又沉默了。后来儿子说，那我回去多住几天。秀英说，你忙。不用。儿子说，妈。秀英说，什么。儿子说，没什么。挂了。
秀英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她往山上看。山上有很多树。她分不清哪一棵长在建民坟前。但她知道方向。她朝那个方向看。太阳正在落山。光线穿过树叶。她眯起眼睛。她想起很多年前，建民站在这个门口。雾很大。他走到土路尽头。拐弯。她看不见他了。她那时抱着儿子。儿子说，爸爸。她说，爸爸去南边了。现在儿子也在南边。她忽然觉得她没有等来什么。但她还是坐着。天暗了。她回屋。她打开灯。灯很旧。灯泡上沾了灰。亮的是橘黄色。她洗了手。她没有吃饭。她不饿。她坐在床边。她摸到枕头下面。有一双鞋。是建民给她买的那双。鞋底已经磨得快穿了。她用报纸把它包着。她拿出来。她看了很久。她把鞋贴在脸上。鞋面很粗。她闻到鞋上的味道。泥巴的味道，汗的味道，太阳晒过的味道。她把鞋放回枕头下面。她躺下来。她没有关灯。灯自己灭了。村里的电到了十点就停。她听着外面。风吹过窗户。窗户没有关紧。她在黑暗里睁开眼睛。看不见什么。她闭上眼睛。睡眠像水漫过她的脚，她的腿，她的胸口。她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亮。鸡叫了。不对，鸡早就没了。是邻居家的鸡在叫。秀英从床上坐起来。她穿上衣服。衣服还是昨天那件。她走到门口。她看见阳光已经照到了院子。她走到灶房。她往锅里添了一瓢水。她把柴塞进灶膛。火着了。锅里的水响了。
她坐在灶前。她等着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