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字
老周在厂里干了二十一年。车间的人都叫他老周，没人喊他全名。他年轻时翻砂，后来腰不行了，调到仓库做杂活，收收拾拾，搬搬抬抬，算是厂里离机器最远的一个人了。 厂里的声音很大。车床转起来，铁屑往外蹦，那声音像把整条街都塞进耳朵里。老周第一天到车间的时候，耳朵里嗡嗡响了三天，后来就习惯了，也不觉得响。他老婆说他睡觉打呼噜比机器还响，他说那叫一个睡得沉。他这辈子不认识几个字。小时候上过两年学，老师教的字没有记住，只记住了排队时要把手背在后面。后来不上了，字就丢在路上了。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周建国，写起来三道弯。有人问他，你这名字咋写，他蘸着唾沫在桌上写，写到“建”字，半天写不出来，就画了个圈，说“建”就这么着。别人笑，他也笑。 他儿子周强不一样。周强念过初中，认字。周强初中毕业以后去南方打工了，留在了那边。老周每次收到儿子的信，都是拿着信纸去门房找老张。老张是厂里唯一闲着的时候会看报纸的人，他会念信。
那年初秋，老周又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印刷的，中间一个红色窟窿，他不敢拆，揣着信走到门房。老张戴着老花镜，撕开信封，抽出信纸，念：“爹，我这边都好，厂里上个月刚发了工资，我留了一百，其余的都寄回去了。你收到钱以后别舍不得花，买点肉吃。天冷了，你那腰要记得贴膏药。”老张念完，把信递给他。老周接过信，折好，装进口袋。老张问：“你儿子在那边咋样？”老周说：“好，好着呢。” 那天晚上，老周坐在床边，把信展开。信纸是横格的，蓝格子，儿子写的字是一行一行的小蚂蚁。老周把信纸凑到眼前，那些字变成更小的一团。他又把信拿远，字还是不认识。他把信放在膝盖上，抹平。他看着那些字，心里想的是一个事——他儿子在信里说“买了点杏干”，门卫老张念出来的时候，边上站着的一个工人说“你儿子真孝心”。老周当时应了一声。他不知道那是我儿子写的“爹”，他认不得。
第二天早晨，老周进了仓库。仓库在厂子最东北角，原来是放废铜烂铁的，后来废铜烂铁不放了，里面堆了些旧账本、旧报纸、旧书。老周把仓库的锁开了，蹲在墙角。他看见一本旧书，书皮是黄的，面上有些泥点。他翻开，里面全是不认识的字。他低下头，嗅了嗅纸页，有一股霉味。 他蹲了很长时间，天光从窗顶的小玻璃漏下来，正好落在地上，照出一块白。他站起来，用脚踩了踩那块白。他忽然想起口袋里那封信，便把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还是不认得。 他把信放回去，在地上捡起一片碎铁皮。他在水泥地上画了一撇一捺，一个“人”字。他画完了，蹲下看了一会儿，又用脚蹭掉。
那阵子，老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厂里是七点开早饭，五点五十他去的时候，食堂灶上还没冒气，路上也没有人。他拐进仓库那条窄道，两旁是灰墙，墙根长了草。仓库的门是铁皮包木头，锁是老式挂锁，钢丝弯出来那种。他打开门，门轴叫起来，吱呀一声。他进去，反手把门掩上，也不锁，弄得太响怕人听见。 仓库里有一堆旧书，堆在西墙根。老周蹲下来，翻开一本，不看内容，先看上面的字：黑的，密密麻麻。他一个也不认得。他合上，又翻开另一本。有一本缺了角的，里面夹着一张干了的树叶，叶子一碰就碎了，只剩叶脉。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把信纸铺在一本账本上。他指着信纸上第一个字，那个字是“爹”。他不知道那念作“爹”。他用指头描了描，描了一遍又一遍，手指头在纸面上慢慢摩挲，像摸一块布看它厚不厚。他描完后，翻到信纸的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格子。他蹲在那，看着那行字很久。然后他把信纸拿起来，贴着鼻尖闻了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像纸浆和烟灰合在一起。
老周开始往仓库里跑。最初是每天早晨去一次，后来中午休息也去，下午收工还去。他蹲在那一堆旧书面前，一本一本翻过去。他不看书上的字能不能认得，他只找一样东西——上面有没有他描过的那个字的影子。那个字，他记在心里，是两笔，一横一撇，又像一个朝天的人。他记不清笔画，就看着信纸上的“爹”字，照着画。他画了很多遍。 画完他用脚擦掉。他不让人看见。
有一次，他在一本旧报纸上看到了两个字。两个字挨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那个字。他停住，拿食指指着那个字，又看旁边的字，旁边那个字他不认得，三笔，横，竖，横。他记下了那个形状，晚上回家用粉笔在墙上画。画完，他老婆问：“你画啥呢？天黑也不开灯。”老周说：“没啥。”就把墙上的字擦了。 第二天他又去仓库，翻到那张报纸。他照着旁边的字画了一遍。这回他记牢了。那两个字是“天安”。 他不知道两个字连起来是什么意思。但他学会了“天”。这个字，他在信纸上看到过的——儿子那封信里写“天冷了”，就有这个字。他一下子觉得那个字是他的熟人了。他在地上画了一个“天”，画完看了看。他觉得“天”字就像一个伸开胳膊的人，站在地上。他想起儿子信里的那句“天冷了，你那腰要记得贴膏药”。他觉得腰那里有一点酸，但他没有揉。他站起来，把那片碎铁皮放回墙角，锁了门。
秋天短。老周在仓库里认字的事，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认字”。他只是每天早晨去，蹲在那，翻开那些旧书旧报纸，在满是灰尘的纸页中间找他熟悉的东西。他像找针一样，一页一页翻过去，碰见了，就停一停，用手指描一遍，再用铁皮在地上画一遍。地上的字画完，看也没有人看，用脚蹭了，就没了。 可那些被蹭掉的字没有全部消失。它们留在他脑子里，像吃饭喝汤一样咽下去了。
他认得第一个句子，是冬天。那年第一场雪下完了，仓库顶上的玻璃积了一层灰，天光透进来，是灰白色的。他照例蹲在旧书堆前。他翻开一本硬壳的书，皮上写了好多字，他一个也不认得，但有一行字下面被人用红笔画了一道。他的手指头顺着红笔道摸过去，从头摸到尾。那行字他一共数了七遍，一个字一个字摸过去。摸完了，他发现自己能认出其中两个字——“天”和“人”。他看了很久。那本书翻过太多遍了，书脊裂开了，露出里面的线。 那天他离开仓库时，把这本书放到最上面，没有塞回去。第二天来，他又翻开，还是找那行红笔划线。他照样点数，点数到第七遍，他忽然停住——他认出了第三个字，那个字是“同”。他也不知道怎么就认出来了。也许是在哪里看到过。他指肚盖在那枚字上，感觉到凹下去的印痕。他低声读了出来：“天……同……人……” 声音很轻，像蚊子叫。但他听见了。 他抬起头。仓库里很静。门外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墙角一片废纸吹得动了动。他等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读了一遍：“天同人。” 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那是他第一次读出声来。他蹲在原地，蹲了很久，直到脚麻了才站起来。他站起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从窗顶的玻璃上斜斜地插进来，照在他面前的地上，水泥地上他画过的那些字都被擦掉了，一道白，一道灰，什么也没有。
他学会了“同”字以后，那本硬壳书上的别的地方也开始认得出来。但他不去追认，只是每天看一遍红笔划的那行字。 那行字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很多年以后，他孙子拿一本旧课本问他，爷爷，你知道“天下同心”是什么意思吗？老周说知道。他孙子说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周说，就是天下的人，心都朝一个方向想。他孙子问他怎么知道的。老周没有回答。
那年冬天特别冷。老周的腰在下雪那天犯了，走路时身子往左边歪。他老婆让他歇两天。老周说歇不了，厂里还有一摊子东西。他每天早晨还是去，只是走慢一点。仓库的锁被冻住过一回，他蹲在那对着锁眼哈了半天的气，才拧开。他进门以后先站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黑。他不舍得开灯——仓库的灯是那种旧日光灯，一开就嗡嗡响，声音能传出半条走廊。他要的是静。 他蹲下，翻开那本书，找那行字。手指摸过红笔线，嘴里念：“天下同心。”他念的声音比前一次大了一点。念完了，他自己愣了一下。他认出了三个字，还有一个不认识。他指着那个不认识的字，看了很久，手指头摩挲着那枚墨印，像抚摸一颗不熟悉的豆子。他决定记住它，等明天再看。 但他没有看到明天。那天下午，车间的一个工人说，仓库里的旧东西年底前要清理掉，厂里要腾地方，堆新摩托配件。
老周知道以后，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一块抹布。他擦了一下窗台，又擦了一下。那位工人走过去后，他停下抹布，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仓库门口，没有进去，只把门上的锁转了个方向，锁芯朝里，又转了回来。 他把抹布搭在肩上，走回车间。车间里的机器在响，铁屑在地上蹦，火花从砂轮上溅出来。他路过水槽，把自己手洗了，水很凉，他洗了很久。
清理仓库那天是腊月初九。老张带了两个人来。老周从车间过来，站在门口。老张说：“老周，这本东西你能理的就理一理，剩下的我喊收废品的来收。”老周说：“好。”他进了仓库，没有拿别的东西，拿的是那本红笔划线的硬壳书。他把书从书堆里抽出来，在膝盖上拍了两下灰，夹在腋下。他没有看别的书，也没有看那些旧报纸。 收废品的人是一个外地的，骑着三轮车，车上挂一杆大秤。他把书一捆一捆地搬到车上，称了重，数了钱，给老张。老张把钱塞给老周：“这钱归你，你管仓库的。”老周接了钱，没数，揣进口袋。 三轮车突突地开走了，车斗里那些旧书包着黑灰，在风里卷起半个角。老周站在厂房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把腋下那本书换了一只胳膊夹着，转过身往回走。路上他低头看了看那本书，书皮已经磨白了，但还硬挺。他没有翻开。
那本书老周放在床底的一个纸箱里。纸箱里还有别的东西，一双旧手套，一卷电工胶带，两枚生锈的垫圈。他不让任何人碰那个纸箱。他老婆有一次打扫床底，拖出纸箱要扔，老周说：“放着。”他老婆说：“都是破烂货。”老周说：“我说放着就放着。”他老婆不理他，把纸箱拖到门口。老周走过去，蹲下来，把手套、胶带、垫圈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地上，又把书拿出来。他老婆说：“你这不是神经病吗？”老周把书揣在怀里，拿到冬天晒衣服的铁丝上，把封面上的灰抖了抖。他蹲在太阳底下，翻开书，阳光白晃晃地砸在纸页上，那些字像黑石子一样沉在水底。他眯着眼，看了很久。他没有念。 他把书合上，回了屋，用一块布包好，放回纸箱。纸箱搁到衣柜顶上，他老婆再没拖下来过。
过了正月，儿子周强打来一个电话。电话打到厂里的值班室，值班员喊：“老周，你儿子电话！”老周从仓库出来，手上还沾着机油。他拿起话筒，说：“喂。”电话里滋滋响，过了一会儿才听见儿子的声音：“爹，我过了年就回去一趟。”老周说：“回来干啥，路费贵。”儿子说：“厂里给了假。”老周握着话筒，没有说别的。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你回来吧。” 挂了电话，老周走出值班室。他走到厂门口，站了一会儿。早春的风还硬，吹在脸上像砂纸。他蹲下来，捡了一根树枝，在泥地上写字。他写了一个“天”、一个“人”、一个“同”。写完了，他看着那三个字。泥地是湿的，字是深的。他没有擦，站起身回了车间。 那三个字在泥地里留了三天。第三天下雨，冲掉了。
周强回来那天是正月十六。下了火车，坐长途汽车，再坐拖拉机到镇口，然后走进村路。老周没去接。他老婆要去，老周说：“他自己认得路。”周强到家的时候，老周正蹲在院子里劈柴。柴刀剁下去，木头从中间裂开，白生生的茬露出来。老周看见儿子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灰色夹克，背着一个包。老周说：“回来了？”周强说：“回来了。”老周继续劈柴，劈完三根，放下刀，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说：“进屋吧，你妈包了饺子。” 周强进了里屋，老周把柴码好，又蹲下来，捡起一小片木头。他看看那木头，又放下。他也在木头上写过字，用手比划过，但没有留下痕迹。 他进了屋。老婆在灶间煮饺子，蒸气冒出来，一屋子白。周强坐在灶前，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在膝盖上放着，没有动。老周在旁边坐下，两个人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周强说：“爹，我给你带了一条烟。”老周说：“我不抽烟。”周强说：“那给你买了件棉袄。”老周说：“我有衣裳。” 饺子熟了。老婆端上来，三个人围着桌子吃。周强吃了一个，说：“爹，你们厂里忙不忙？”老周说：“就那个样。” 周强没有再问。他低头吃饺子，吃了几口，说：“我年后可能要去南方那边，换一个厂。”老周说：“换就换呗，你看着办。”周强没有再说。 吃完饺子，周强从包里拿出两包酒酿圆子，放在桌上。老周看了一眼，说：“买这个干啥？你妈不做这东西。”周强说：“南方的。”老周没有再问，把那两包圆子收进柜子里。晚上，老周老婆睡下之后，老周从柜顶上拿下那个纸箱，把书取出来，放在膝头。他没有开灯，月光从窗纸里漏进来，正好落在书皮上。他翻开，找到那行红笔划线。他摸着那行字，低声念：“天下同心。” 他念完了，停了一会儿。他摸了摸书页，那行字他摸过几百遍了，纸已经起毛了。他把书合上，放回去，又躺下。他睡不着。月光亮得刺眼。他翻了个身，看见灶台上那两包酒酿圆子，红纸包着，上面有一行字。老周看了一会儿。他识字不多，但那一行字里，他认出了一个“圆”字。他看了很久，没有念。他闭上眼睛，窗外起了风，院里的柴堆被吹得哗啦响。他没有去想那是什么声音。他睡着了。
周强第二天就走了。老周送他到镇口。周强背着包，走了一段，又转回来，说：“爹，我以后每个月给你写信。”老周说：“不用。你忙你的。”周强站在那里，没有动。老周说：“走吧，车要来了。”周强转身上了车。车开走了。老周站在镇口，看着车尾扬起的尘土慢慢落下来。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是昨天那两包酒酿圆子上的红纸，他撕下来的一角。纸片上有一个“圆”字，还有半个字，看不清。他把纸片凑到眼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折好，放回口袋。
他后来又认了几个字。都是从那本硬壳书上认的。他不认识拼音，也不查字典，就是每天摸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多了，有的字自己就现出来了。他先是认出了“下”，后来认出了“心”。他还认出了“天”和“人”。那行字是“天下同心”，他念起来越来越顺。念着念着，他忽然发现那行字前面还有一行字。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他的目光一直在红线上，红线上方还有一行字，他用指头拨开书页上蹭着的灰，看见那行字比红线上的字小一点，但也是工工整整的。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摸摸那行字，没有描。他合上书，把它放回纸箱。 那行字从此留在他心里。每次翻书，他都会先看那行小字，再看红线上的大字。小字他不认识，但看着，心很静。
那年夏天，老周的腰彻底不行了。蹲下去，站起来要扶着墙。厂里见他年纪大了，就让他退休。退休前的最后一天，老周去仓库收拾自己的东西。仓库已经清了，四壁空空。他站在仓库中间，看了看那扇窗户，玻璃上糊着灰，天光透进来，变成灰白色。他没有蹲下，只是站着。他带走了那本硬壳书。走出仓库，他把锁挂在门鼻上，拧了一圈，又把钥匙取下来，放在窗台上。他没有再看一眼。 他回到家，把书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睡觉，他头枕着书。他老婆说：“你也不怕硌得慌。”老周说：“不硌。”
退休以后，老周变得很安静。他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先坐一会儿，然后去院子里浇菜。他浇得很慢，水壶里的水细细地落下来，落在菜叶上，发出沙沙声。他浇完菜，回屋里把那本书拿出来，坐在门槛上，翻开，找那行红线。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天下同心。”念完了，停一停，又念一遍。他老婆有时从屋里走出来，听到他念，问：“你念叨啥呢？”老周合上书，说：“没啥。”放下书，拿起扫帚，去扫院子。 那本书他再没有多认得一个字。他没有进步。他的字停在了那四个字上。但每天念那四个字，就像每天早晨洗一把脸，不做就少点什么。
有一次，镇上来了一组人放电影。在晒谷场上。老周晚饭后过去看。电影开演前，银幕上先放字，一行一行的。老周坐在小板凳上，眯着眼睛看。有一部分字他认得，认得“工人”，认得“人民”，认得“国家”；还有一部分他不认得。旁边的人说：“这是科教片，讲种棉花的。”老周没有说话。他看着银幕上那些字，一个一个跳过去，他认得的那几个字像熟人在人群里招手。他不动声色。 电影散了，他随着人流走回家。半路上，他捡了一根树枝，在月光下的土路上写了一个“工”字。写完他看了一会儿，又写了一个“人”。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笔。月光白白的，照在字上，照出土路的纹路来。他把树枝丢了，站起来，继续走。 走到家，他推开门，老婆还没睡。老婆说：“你上哪去了？”老周说：“看电影。”老婆说：“演的啥？”老周说：“种棉花。”老婆嗤了一声，说：“大老远跑去看种棉花。”老周没有理她。他进了里屋，躺下。他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书，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手指在书皮上摸了很久。
第二年春天，周强回来了。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带着一个女人，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娃。那是老周的孙子。周强说：“爹，我在那边摆了酒，简单办的，没叫你。”老周说：“好。”他蹲下来，看那个孩子。孩子手里攥着一根树枝。老周伸出手，摸摸孩子的头。孩子也不认生，拿树枝在地上乱戳。 那天下午，老周坐在院子里，孙子蹲在墙根玩沙子。老周拿过一根树枝，在沙地上写了一个字。他孙子问：“爷爷，这是啥？”老周说：“这是‘人’字。”孙子看了看，说：“不像人。”老周说：“咋不像？”孙子说：“没有脑袋。”老周愣了一下，又写了一个“人”字。这一回，他把上面的一撇写得长了点，像一个人撅着脑袋。孙子说：“这个像。” 老周看着地上的字，笑了。他没有笑出声，只是脸上的肉动了动。他又写了一笔，把“人”字加了两条腿——那是个“大”字。他孙子说：“这是啥？”老周说：“这是‘大’。”孙子说：“大人？”老周说：“对，大人。” 他又写了一笔，在“大”字上加了一横。孙子问：“这又是啥？”老周没有回答。他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那是“天”。他孙子拽他的袖子：“爷爷，你说啊。”老周用树枝把地上的字涂掉，说：“走，爷爷带你去买糖。” 他站起来，孙子跳到地上拉着他的手。老周往前走了一步，回过头看了一眼墙角——那四个字已经涂掉了，沙子被搅得看不出痕迹。他转过头，领着孙子出了院门。 走到对面土坡上，他蹲下来，把孙子抱起来，让他骑在自己肩膀上。孙子欢呼了一声。老周往前走。阳光照在土路上，路是新翻的，泛着潮。他想说什么，嘴里动了一下，又没有说。他走了一段，停下来，侧过头，看着路边的一棵树，树根下有一片湿润的泥土。他蹲不下来了——腰不行了。他就站着，抬起一只脚，用鞋尖在泥上划了一个字。划得很慢，泥土软，划出一道深印子。 孙子在他肩膀上问：“爷爷，你画什么？”老周说：“没画什么。走，买糖去。”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后那片泥地上，有一个字，歪歪扭扭，像两条腿站着的人。他划的是一撇一捺，就是一个“人”字。 风从田野那边吹来，扬起细土，那个字渐渐就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