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
陈永福的右眼瞎了。
是一九七六年秋天的事。生产队安排他往山上挑谷子，扁担断了，谷捆滚下来，一根藏在谷子里的硬木棍戳进了眼窝。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晒谷场的黄土地上。他蹲着，左手捂住右眼，右手还攥着那把断了的扁担。有人喊快去卫生院，他站起来，说先把谷子收拢了。他用一只眼睛把散落的谷穗归到一处，才往山下走。走到半路吐了，蹲在路边的油桐树下，吐出来的东西里有早上吃的红薯和腌萝卜。吐完用袖子擦嘴，继续往卫生院走。
卫生院的医生说眼球保不住了。陈永福问那另一只呢。医生说另一只暂时没事。陈永福说那就行。手术是在公社卫生院做的，没有麻药，四个男人按住他的手脚。他没叫，把嘴里咬着的毛巾咬穿了。做完手术他问医生，什么时候能下地干活。医生说至少半个月。他说太长了，七天行不行。医生没理他。
第七天陈永福下地了。他用左手扶犁，右手撒种，头偏向左侧，让左眼能看到前面的犁沟。队长说老陈你回去歇着，工分照算。陈永福没抬头，说垄沟歪了，今年的麦子出苗不齐。队长看了看他扶的犁，垄沟确实是歪的，比正常歪出去两指宽。队长没再说话。
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陈永福的女人叫李秀兰，比他小三岁，左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她是在六岁那年从房梁上摔下来，左腿先着地，骨头没接好，长歪了。嫁给陈永福的时候她二十五，他二十八。相亲那天李秀兰走了三里路到陈家，到了门口，陈永福的母亲端了一碗水给她喝。她喝完水，陈永福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刚编好的箩筐。他看了她一眼，说走路累不累。她说还行。他说那就在这吃饭吧。她留下来吃了饭。吃完饭陈永福说，我家有三间房，一间我娘住，一间做饭，一间我们住。李秀兰说我腿不好，干不了重活。陈永福说我知道，你负责做饭喂鸡，田里的活我来。李秀兰说行。第二年春天他们结了婚，摆了四桌，杀了一头猪。
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陈建国，二女儿陈小燕，三儿子陈建民。建国生下来的时候有八斤重，哭声响亮。李秀兰抱着他喂奶，陈永福坐在门槛上抽烟，烟是从自己种的旱烟叶子里卷的。他抽完一支又卷一支，到第三支的时候李秀兰说，你去睡吧，明天还要出工。他说嗯。站起来把烟头踩灭，进屋前回头看了一眼，李秀兰抱着孩子坐在煤油灯下，灯芯烧得短了，光很暗，只照出她半边脸。陈永福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才进屋。
陈建国三岁那年的腊月，李秀兰又怀上了。那时候村里搞运动，白天出工，晚上开会。陈永福是贫农，根正苗红，每次开会都要他发言。他发言只说三句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好好干活。说完就蹲回墙角，从口袋里摸出烟叶卷烟。有一次工作组的人问他，老陈你对社会主义有什么想法。他想了想说，要是能多分点布票就好了，娃的裤子破了没布补。工作组的人笑了，说老陈你这个想法很实际。后来真的多给他家发了三尺布票。李秀兰用这布票给建国做了条新裤子，把旧的拆了改小给还没出生的孩子。
腊月二十三，小年。李秀兰在灶台前蒸红薯，突然觉得肚子疼。陈永福去邻村帮人盖房还没回来。李秀兰自己烧了热水，把剪刀在火上烤了烤，铺了层干净的稻草在床下。接生婆是隔壁的王奶奶，七十多岁了，走路比李秀兰还慢。王奶奶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是个女儿。脐带是李秀兰自己剪的，用牙咬住线的一头，手抖着打的结。王奶奶说你这个女人真硬气。李秀兰说软了活不下去。陈永福半夜回来，看见床上的女儿，问什么时候生的。李秀兰说下午。他说怎么不叫我。她说叫你回来也是等着，不如我自己来。陈永福没再说话，去灶上烧了锅热水，端到床边给李秀兰擦身子。擦到腿上的时候看见褥子下面全是血，他把血褥子卷起来，拿到河边去洗。腊月的河水结了冰，他用石头砸开一个窟窿，把褥子按进水里，手冻得没了知觉。洗完回来，李秀兰已经睡着了，女儿在她身边，嘴一张一合地喘气。陈永福伸手探了探女儿的鼻息，是热的。他在床边坐到天亮。
女儿取名陈小燕。
一九六六年，陈建国十二岁。学校停课了，他回来帮陈永福干活。陈永福说你还小，去学校闹革命吧。陈建国说学校没人了，老师都挨斗了。陈永福说那你就跟着我挑粪。陈建国挑着半桶粪走在田埂上，桶里的粪水晃出来溅在腿上，他也没停。歇脚的时候陈永福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陈建国说想当兵。陈永福说当兵好，有饭吃。陈建国说我当了兵就给你寄钱，你就不用这么累了。陈永福把烟头摁在鞋底上说，不用你寄钱，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陈建国看着远处，那里有一列火车经过，是运煤的，黑色的车厢一节节地爬过去。他说我还没坐过火车。陈永福说我也没坐过。父子俩坐在田埂上，看着火车走远，变成天边的一个黑点。然后陈永福站起来说，走吧，还有两亩地没浇。
一九七零年，陈小燕七岁。她喜欢唱歌，嗓子亮，在田埂上一边薅草一边唱。陈永福从田里回来，听见她唱，站在院墙外听了一会儿。歌是《东方红》，调子很准。他进去后陈小燕问，爹你听见我唱了吗。陈永福说听见了。陈小燕说好听吗。陈永福说好听。陈小燕说那我能去公社的宣传队吗。陈永福说宣传队不要女的。陈小燕说为什么。陈永福说没有为什么。陈小燕的嘴瘪了瘪，没哭。她把薅掉的草装进筐里，背起来往家走，走得很稳当，草一根也没掉。陈永福在后面看着，她背上的草筐比她的身子还宽。
一九七三年，陈建民出生了。李秀兰生他的时候难产，疼了两天两夜。陈永福去镇上请了医生，医生骑自行车来的，后座上绑着药箱。医生看了说胎位不正，得送县医院。陈永福说县医院多远。医生说四十里。陈永福看了看天，阴着，风从西边刮过来，可能要下雨。他说来不及了。医生说你什么意思。陈永福说就在这生，你帮帮忙。医生说你这是胡闹。陈永福从柜子里翻出所有的钱，一共十七块三毛。他把钱塞进医生口袋，说不够的我以后慢慢还。医生把钱掏出来放在桌上，洗了手。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下起了雨。陈建民哭不出来，医生把他倒提起来拍脚心，拍了十几下才“哇”地一声。陈永福站在屋外，雨淋在他身上，他仰着头，没躲。李秀兰在里面喊，是儿子。陈永福抹了一把脸上的水，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进屋去看。陈建民很小，比建国生下来的时候小很多，像只小猫。李秀兰脸色白得像纸，但笑了一下，说名字你取吧。陈永福想了想说，建民，建设人民。李秀兰说好。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三天三夜。陈永福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雪，从家门口扫到村口，再扫到井边。他的右眼在冬天总是流眼泪，李秀兰用旧棉花给他缝了个眼罩，让他戴上。他说不戴，挡着左眼不方便。李秀兰说那你就老流眼泪。他说流不死人。但还是把眼罩揣在口袋里，冷得受不了的时候拿出来捂一捂。
一九七六年，陈永福的眼睛瞎了之后，李秀兰开始学犁地。她左腿瘸，扶犁的时候身子歪得厉害，犁出来的沟是弯的。陈永福在后面跟着，用脚把弯的地方修直。他说你往左偏了。李秀兰说我知道，腿使不上劲。陈永福说那你在右边多垫点土。李秀兰说好。夫妻两个就这样一前一后地犁完了一亩三分地，用了三天。别人家一天就犁完了。队长路过看了看，没说什么。晚上记工分的时候给陈永福记了八分。陈永福说只记六分吧，犁得慢。队长说就八分。陈永福说六分。队长说你这个老陈。陈永福说地是我犁的，我说六分就六分。队长在工分本上画了个圈，改成六分。
这一年陈建国二十二岁，已经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他报名参了军，体检都过了，最后政审没通过。因为陈永福的一个远房叔叔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伙夫，虽然人早就不在了，但档案里记着。陈建国回来的时候没说话，把体检表折好放进抽屉。陈永福问怎么样。陈建国说没要。陈永福说为什么。陈建国说政审。陈永福沉默了，蹲在门槛上卷烟，卷了三支都没卷好，最后把烟叶摔在地上，说都怪我。陈建国说跟你没关系。陈永福说要不是我那个叔，你就能去了。陈建国说去不成就算了，种地也挺好。陈永福把地上的烟叶捡起来，重新卷，手抖得厉害，卷了五次才卷成一支。他点上，吸了一口，呛得咳嗽，眼泪从右眼眶里流出来，左眼干着。陈建国看着他，说爹，你的眼睛。陈永福说没事，烟呛的。
过了几天，陈建国去公社开会，回来跟陈永福说，报社在招人，要笔杆子好的。陈永福说你去试试。陈建国说我初中都没毕业。陈永福说那就去试试。陈建国去了，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登在了省报上。公社书记看到了，把他调去公社当通信员，专门写材料。陈永福那天晚上喝了一碗酒，是红薯酒，很冲。喝完了他说，建国你有出息了。陈建国说只是写写文章。陈永福说你写的文章有人看，就是出息。他说话的时候左眼看着陈建国，右眼对着煤油灯，灯光穿过瞳孔，像穿过一块浑浊的玻璃。
一九七八年，陈小燕十五岁，去县里参加了文艺汇演。她唱了一首歌，是《洪湖水浪打浪》，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个搪瓷脸盆和一条毛巾。她把脸盆拿回家，李秀兰用来和面。陈小燕说这是奖品。李秀兰说知道，和面正好。陈小燕说你不觉得可惜吗。李秀兰说脸盆就是用的，放着才可惜。陈小燕没再说什么。那年冬天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要住校。陈永福把家里的鸡蛋都卖了，凑了学费和粮票。送她去车站的时候，陈小燕说爹，我以后要考大学。陈永福说考。陈小燕说考上了就能分配工作。陈永福说好。陈小燕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说，爹你把眼睛好好治治。陈永福说瞎了治不好。陈小燕说那另一只眼睛要保护好。陈永福说知道。车开了，陈小燕在车窗里挥手，陈永福站在原地，直到车拐过山梁看不见了，才转身往回走。他走得很慢，左眼盯着脚下的路，右眼对着太阳，什么也看不见。
一九八零年，陈建民七岁，上小学了。他跟他大哥一样，不爱说话。放学回来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个钟头。李秀兰喊他吃饭，他说等一下，蚂蚁还有一段路就搬完了。李秀兰说蚂蚁搬完了又怎么样。陈建民说搬完了它们就可以休息了。李秀兰没再催他，把饭盛好放在灶台上。陈建民看完蚂蚁，洗了手吃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陈永福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陈建民想了想说，我想当老师。陈永福说当老师好，不用晒太阳。陈建民说我想教数学。陈永福说数学好，有用。陈建民说爹你会算账吗。陈永福说会一点。陈建民说那我教你。陈永福笑了，这是那一年他第一次笑。右眼的眼窝陷下去，眼皮耷拉着，但左眼弯成了月牙。他说好，你教我。
陈建民真的开始教陈永福算数。用树枝在地上写，1+1=2，2+2=4。陈永福学得很认真，蹲在地上用树枝比划。他的手指粗，写的数字歪歪扭扭。陈建民说不对，这个2要弯一点。陈永福就弯一点。李秀兰从旁边过，看见父子俩蹲在地上，觉得好笑，但没笑。她去屋里拿了个小板凳给陈永福，说你腿不好，坐着写。陈永福说嗯。坐下继续写。那天晚上他在煤油灯下用废报纸练了一晚上，把1到100写了一遍。第二天他告诉陈建民，他会数到一百了。陈建民说那你会加法了吗。陈永福说会一点。陈建民出了道题：25+37。陈永福算了半天，在纸上画了好多竖道道，最后说62。陈建民说对了。陈永福说真的。陈建民说真的。陈永福把那道题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那个口袋是李秀兰给他缝的，专门放旱烟和火柴。他把那道题跟旱烟放在一起，后来烟叶把纸染黄了，字还看得清。
一九八三年，陈小燕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院。通知书送到村里那天，邮递员在门口喊，陈永福，你家的信。陈永福从田里跑回来，脚上的泥都没洗。他拆开信，左眼看了一遍，看不懂，拿给陈建民看。陈建民念了一遍，陈小燕被录取了。陈永福说这是好事。陈建民说好事。陈永福说那今晚吃面。李秀兰从面缸里舀出三瓢白面，擀了面条，还卧了三个荷包蛋。陈永福把荷包蛋都夹给陈建民，说你正在长身体。陈建民说爹你也吃。陈永福说我吃面就行。他呼噜呼噜地吃面，面汤溅到眼罩上也没管。李秀兰看着他吃，自己没怎么动筷子。陈永福说你也吃。李秀兰说我不饿。陈永福把碗里剩下的半个荷包蛋夹到她碗里，没说话。李秀兰吃了。
陈小燕走的那天，陈永福送她到镇上车站。这次他穿了件干净的白布褂子，是李秀兰前一天晚上赶出来的。陈小燕说爹你回去吧。陈永福说嗯。陈小燕上了车，从车窗里看着他。陈永福说，到了学校，好好念书。陈小燕说知道。陈永福说，别舍不得吃，钱不够就写信回来。陈小燕说知道。陈永福说，你娘的腿不好，你弟还小，我…… 陈小燕说爹你别说了，我知道。车开了。陈永福站在车站的土台子上，看着车走了很远。然后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叶，卷了一支。旁边等车的人问他，送闺女啊。他说嗯。那人说去哪。他说省城。那人说省城好啊。他说嗯。烟抽完了，他站起来往回走，路过供销社的时候进去买了二斤盐，一斤酱油，又给陈建民买了支铅笔和一块橡皮。回到家，李秀兰问，走了。他说走了。李秀兰说哭没哭。他说没哭。李秀兰说小燕也没哭。他说嗯。李秀兰说你们爷俩一个样。
那天晚上陈永福把陈小燕留下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她用过的课本，还有一摞写满了字的草稿纸。他翻开草稿纸，看见上面抄着一首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不认识字，但陈建民给他念过。他拿着那张纸走到煤油灯前，看了一会儿，又放回书包里。他把书包挂在墙上，那里原本挂着他母亲的一件旧棉袄，棉袄已经破了，棉花露在外面。他把棉袄取下来，塞进柜子最底层，把书包挂上去。
一九八五年，陈建国结婚了。对象是公社小学的老师，姓周，叫周文英。陈永福把攒了多年的三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在村东头盖了三间瓦房。上梁那天放了鞭炮，陈永福站在人群外面，看着新房的屋顶，左眼里有亮光。李秀兰凑过来说，高兴吧。陈永福说嗯。李秀兰说你这辈子就盖了这三间房。陈永福说够住了。周文英过来叫爹，陈永福应了一声，从口袋里摸出个红纸包，里面是二十块钱，算是改口费。周文英推辞了一下收下了。晚上吃饭的时候陈建国说，爹，这房子盖了，你和娘搬到西边那间住吧，正屋留给我们。陈永福说好。李秀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吃完饭陈永福去西屋收拾东西，把他和李秀兰的铺盖搬过去。西屋小，只有十来个平方，窗户朝北，冬天冷。陈永福说挺好，离灶房近。李秀兰说嗯。
那年秋天陈永福的右眼开始流脓。之前只是流眼泪，现在流黄水，有味道。李秀兰说去看看吧。陈永福说看也白看。李秀兰说那也得看。陈永福去了公社卫生院，医生看了看说，感染了，得摘掉。陈永福说摘了会怎么样。医生说摘了就不流脓了。陈永福说那摘吧。手术是在卫生院做的，这次有麻药，打了三针。做完医生给他一个玻璃瓶，里面泡着那颗眼球。陈永福看了看，眼珠是灰白色的，瞳孔还圆圆地张着。他问，这个能带走吗。医生说你要这个干什么。陈永福说留个念想。医生把瓶子递给他。他拿着瓶子回家，放在柜子最上面一格，旁边供着毛主席像。李秀兰看见说，你拿这个回来干什么，怪吓人的。陈永福说这是我的眼。李秀兰说那也不能放这。陈永福想了想，把瓶子放进柜子里，拿衣服盖住。后来陈建民翻柜子找东西的时候翻到了，吓了一跳，问这是什么。陈永福说是我的眼睛。陈建民把瓶子放回去，没再问。那个玻璃瓶在柜子里待了很多年，直到陈建民长大后才拿出来，那时候陈永福已经不在了。
一九九零年，陈建民考上了大学，是省城的工业大学，学机械。通知书送到的时候，陈永福正在院子里劈柴。他看到邮递员，扔下斧头就过来了。陈建民念给他听，他听完说，好，好。然后继续劈柴。陈建民说你听到了吗，是大学。陈永福说听到了。陈建民说你不高兴吗。陈永福说高兴。他一斧头劈下去，柴火裂成两半，很齐。陈建民说那你为什么不多说几句。陈永福说我说不出来。陈建民看着他，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头发白了一半，右眼窝凹陷进去，左眼眯着，因为阳光太强。陈建民说爹，我走了谁帮你干活。陈永福说我自己能干。陈建民说你的腰不好。陈永福说腰不好也能干。他把劈好的柴码整齐，像码着一排排的日子。
送陈建民去省城那天，陈永福去了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进县城的火车站。站台很长，铁轨伸向看不见的地方。陈建民说爹你回去吧。陈永福说嗯。陈建民说火车快开了。陈永福说嗯。陈建民说我会写信回来的。陈永福说嗯。火车鸣笛了，陈建民上了车。陈永福站在站台上，身体站得笔直。火车开动的时候，他跟着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陈建民从车窗里探出头，看见他爹站在站台上，阳光照着他的半边脸，左眼亮着，右眼是空的。火车越来越快，陈永福变成了一个小点。陈建民一直看着，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坐下来，发现自己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陈永福不知什么时候塞给他的。一根旱烟，卷得很紧，烟叶是今年新晒的。陈建民把烟凑近鼻子，闻到太阳的味道和泥土的味道。
一九九三年，李秀兰的腿不行了。关节炎，加上这么多年负重，左腿几乎不能沾地。陈永福不让她做饭了，自己学着做。他做的饭不好吃，面条总是煮得太烂，菜总是炒得太咸。李秀兰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陈永福说不好吃吗。李秀兰说好吃。又拿起筷子吃。陈永福说不好吃就少吃点，我去供销社买饼干。李秀兰说不用，你做熟了就行。陈永福把自己碗里的面汤喝干净，然后去灶上把碗洗了。洗碗的时候他把碗掉在地上，碎了一个。他蹲下来捡碎片，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滴在水盆里散开。他把手指含在嘴里，咸的。李秀兰在里屋喊，怎么了。他说没事，碗掉了。李秀兰说来看看你的手。他说不用。他把碎片收拾干净，又洗了一遍碗。那天晚上他坐在门槛上卷烟，卷了三支没卷成。李秀兰拄着拐杖出来，坐在他旁边。两人坐了一会儿，李秀兰说，我这腿要是好不了，你就得伺候我了。陈永福说嗯。李秀兰说你不嫌弃。陈永福说嫌弃什么。李秀兰说我这辈子没给你干多少活。陈永福说你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了。李秀兰说那孩子也有你的份。陈永福说嗯。他又开始卷烟，这次卷成了。点上，吸了一口。月亮挂在院墙上，很圆。李秀兰说，今天十五吧。陈永福说十三。李秀兰说月亮都圆了。陈永福说是啊，快了。
一九九七年，陈建国从公社调到了县里，当了宣传部的干事。周文英也跟着去了，在县一小教书。他们搬走那天，陈永福站在村口。陈建国说爹，你和娘也搬去吧，我们在县里分了房子，两室一厅。陈永福说不去。陈建国说为什么。陈永福说我在这住了一辈子。陈建国说县里条件好，看病方便。陈永福说我的病县里也治不好。陈建国说那娘呢，她的腿在县里可以理疗。陈永福看了看李秀兰。李秀兰说我也不去，我走不动。陈建国叹了口气，说那我每个月回来看你们。陈永福说不用，你忙你的。陈建国还是每个月回来，带些药和吃的。有一次他带了台电视机，黑白的，十二寸。陈永福不要，说费电。陈建国说电费我出。陈永福说那不是钱的事。陈建国说爹你这一辈子就不能享享福吗。陈永福没说话，把电视机搬到西屋，放在柜子上。那天晚上他和李秀兰看了会儿电视，里面在播新闻，说香港回归了。画面里有人哭。李秀兰说香港在哪儿。陈永福说在南边，很远。李秀兰说你去过吗。陈永福说没去过。李秀兰说我也没去过。电视关了之后很长时间，两个人都没说话。后来李秀兰说，咱们这辈子哪儿也没去过。陈永福说嗯。李秀兰说后悔吗。陈永福说后悔什么。李秀兰说没出去过。陈永福想了想说，你把三个孩子养大了，都有了出息，有什么后悔的。李秀兰说那你自己呢。陈永福说我自己也活着呢。李秀兰笑了，笑声很轻，像风吹过屋檐上的草。
二零零零年，陈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省城的机械厂。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他给家里汇了三百块钱。汇款单是陈永福去镇上邮局取的。邮局的姑娘让他签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姑娘说陈永福是你的名字吗。他说是。姑娘说字写得像画一样。他说没上过学。姑娘把汇款单递给他，说三百块。陈永福把钱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那个口袋是李秀兰给他缝的内兜，专门放重要的东西。回去的路上他买了二斤肉，一斤给李秀兰炖汤，一斤留着过年。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汇款单，左眼看了一遍，虽然不认识字，但那个数字“300”他认识，陈建民教过他。他看了一会儿，把单子折好，放回口袋，拍了拍，继续往家走。
二零零三年，李秀兰病倒了。是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清楚了。陈永福把她送到镇医院，医生说年纪大了，恢复的可能性不大。陈永福说那就回家养着。他把李秀兰接回来，每天给她翻身、擦洗、喂饭。李秀兰的嘴歪了，吃饭的时候粥从嘴角流出来。陈永福用毛巾给她擦干净，再喂下一口。喂一顿饭要一个多小时。陈永福不着急，一勺一勺地喂。李秀兰有时候会哭，右边的眼睛流泪，左边的眼睛干着。陈永福说哭什么。李秀兰说不出来，只是流泪。陈永福就不问了，继续喂饭。
那段时间陈永福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夜里要起来给李秀兰翻身，怕她长褥疮。他睡在李秀兰旁边的竹榻上，竹榻很窄，他侧着身子睡，不敢翻身，怕掉下去。有一天夜里李秀兰要解手，陈永福起来拿便盆。他蹲下的时候腰突然使不上劲，跪在了地上。他跪着把便盆放好，等李秀兰解完手，又跪着把便盆端出去倒掉。回来的时候他扶着墙站起来，膝盖上全是泥。李秀兰看着他，嘴里呜呜地叫。陈永福说没事。李秀兰还是叫，手指头往他膝盖的方向戳。陈永福说真没事。李秀兰不叫了，开始哭。陈永福坐在床边，看着她哭，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像拍一个孩子。他说，别哭了，哭也哭不好。李秀兰抽噎了一会儿，睡着了。陈永福坐在竹榻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大，挂在院里的枣树上。枣树是李秀兰嫁过来那年种的，已经二十多年了，枝干长得比屋顶还高。他想起李秀兰年轻的时候，走路虽然瘸，但很快，挑着水桶能从井边一路走回院子，水都不洒。那时候她的背影笔直，辫子在身后晃。他看了很久，直到月亮移出了窗户。
二零零五年冬天，李秀兰走了。是清早，陈永福给她喂完粥，去灶上洗碗。洗完碗回来发现她没呼吸了。他就站在床边，站了很久。然后他给陈建国打了电话，是去村长家打的。电话通了他说，你娘没了。陈建国问什么时候。他说刚才。陈建国说要不要叫救护车。他说不用了，已经凉了。陈建国在电话那头哭了。陈永福说我挂了，还得去叫人。他把电话还给村长，回到家，给李秀兰梳了头，换了身干净衣裳。衣裳是陈小燕去年寄来的，蓝底白花的棉袄，李秀兰一直舍不得穿。陈永福给她穿上，扣子扣得很慢，一颗一颗地扣。扣到最后一颗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那是锁骨下面的那颗扣子，李秀兰这个地方有一颗痣，年轻的时候他亲过。他扣好扣子，把她的手放平，放在身体两侧。然后他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摸出烟叶，卷了一支。抽到一半想起李秀兰不喜欢烟味，就把烟灭了。他站起来打开窗户，冷风灌进来。他在风里站了一会儿，才去院子里叫人。
李秀兰的葬礼很简单。陈建国、陈小燕、陈建民都回来了。三个孩子在灵前跪着，陈永福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没哭。有人来上香，他就点头。有人说节哀，他说嗯。下葬的时候，棺材放进坑里，第一锹土是陈永福铲的。他铲了一锹土，撒下去，打在棺材盖上，咚的一声。然后是第二锹，第三锹。他把铁锹递给陈建国，退到人群后面，蹲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烟叶，想了想又放回去了。他蹲在那里，看着土一点一点把棺材盖住。后来有人把他扶起来，说老陈回去吧。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家走。走到半路他回头看了一眼，坟地在山坡上，新翻的黄土颜色很亮。他继续走，回到家，把李秀兰的拐杖靠在自己的床头。那天晚上他睡在床上，没有睡竹榻。床很大，他只占了半边。另一边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面还留着李秀兰的头发，花白的，短短几根。他把那几根头发捏起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放回枕头上。他躺下，睁着左眼，屋里很黑。右眼的黑暗和屋里的黑暗连在一起，没有分别。
二零零八年，陈永福七十四岁。他的左眼也不行了，看东西模糊，像隔着一层雾。他不再种地了，把田租给了村里的后生。每年收两百斤谷子，够他吃。他自己在院子里种了点菜，辣椒、茄子、小白菜。每天早上起来给菜浇水，然后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他不再卷旱烟了，因为看不清，卷不紧。他改抽卷烟，是陈建民寄来的，一条一条地寄。他抽得省，一天只抽三支。上午一支，下午一支，晚上一支。每支抽到一半就掐灭，留着下次再抽。
陈建民每年回来两次，清明和过年。陈小燕也回来，她毕业后留在了省城的中学教书，嫁了个同事，也是老师。陈建国在县里当了宣传部副部长。三个孩子都过得不错。邻居们说陈永福你有福气。陈永福说嗯。他们回来看他的时候，他话很少，主要是听他们说。陈建民说工厂里的事，陈小燕说学校里的事，陈建国说县里的事。陈永福听着，偶尔说一句：嗯，好。他们走的时候他送到村口，站在土台子上，像当年送陈小燕去省城那样。等车走远了，他就回去，把剩菜热了吃。菜是陈小燕做的，炖了肉，炒了鸡蛋，还有一碗汤。他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吃了一点就饱了。他把剩菜放进碗橱，用纱罩罩好，能吃两三天。
有一天傍晚，陈永福坐在门槛上，夕阳照过来，把他左边的脸照得金黄。他眯着左眼，看见院墙上的南瓜藤爬到了墙头，叶子绿得发亮。他想起来，这南瓜种是李秀兰留下的。她走的那年春天，把种子晒干了装在布袋里，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陈永福一直没动。去年他翻出来，种在了墙根下。南瓜活了，开了花，结了瓜。他站起来，走到墙根下，摸了摸那个南瓜。南瓜皮上有纹路，硌手。他摸了一会儿，又回去坐下。太阳落下去了，天暗下来。他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右眼是彻底的黑，左眼里的院子也慢慢变成了黑。他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二零零九年冬天，陈永福病了。感冒引起了肺炎，在镇医院住了半个月。三个孩子都回来了，轮流守夜。陈永福说你们回去上班，我死不了。陈建国说爹你别说话，好好养着。陈永福就不说话了，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像一幅地图。他看了一会儿，闭上眼睛。陈建民以为他睡着了，给他掖了掖被子。陈永福突然说，你娘的拐杖还在床头吗。陈建民说在。陈永福说别丢了。陈建民说不会丢的。陈永福说嗯。
出院之后陈永福的身体明显不行了。他走不动了，从屋里到院子都要扶墙。他不再种菜了，院子里的地荒了，长了草。他也不管。他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那把竹椅上，椅背靠着墙，是他用了几十年的那把，竹篾磨得发亮。他把拐杖放在手边，是李秀兰的拐杖。拐杖是枣木的，很重，杖头被李秀兰的手磨出了一个凹槽。陈永福有时候会握着那个凹槽，手放在上面，刚好。
陈建民想把他接到省城去，他不去。陈建民说那你一个人怎么行。陈永福说行。陈建民说万一…… 陈永福说什么万一，你娘还在屋里呢。陈建民看了看西屋的门，关着，里面是空的。他明白了，他爹是说要守着这间屋子，守着他娘待过的地方。陈建民没再劝。
二零一零年春天，陈永福开始出现幻觉。他看见李秀兰坐在灶前烧火，回头冲他笑。他看见她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左腿一瘸一拐。他看见她端着碗从屋里出来，叫他吃饭。那些时候他的左眼会突然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她脸上的皱纹和头发上的白发。他叫她的名字，她不答应，只是笑。他站起来去追，走两步就摔了。摔在地上他也不起来，趴在地上看着她。她慢慢变淡，变透明，最后只剩下灶膛里跳动的火光。
邻居来看他，发现他趴在地上，把他扶起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绊了一下。邻居问要不要叫孩子回来。他说不用。邻居给他做了顿饭，走了。陈永福坐在凳子上，看着灶膛。灶膛里的火已经熄了，只剩下灰，灰里有几点火星明明灭灭。他用火钳拨了拨，火星亮了一下，又暗了。他把火钳放下，去碗橱里拿了个馒头，就着凉水吃了。馒头是邻居蒸的，很软，有甜味。他吃了半个，剩下的放回碗橱。
那年秋天，陈永福最后一次去了田里。他是自己走去的，没有拄拐杖，走得很慢，像一棵会走的树。田里稻子已经收了，只剩下茬子，整齐地排着。他蹲下来，用手摸那些茬子，有些扎手。他摸了一会儿，站起来，看了看远处的山。山还是那样，青色的，连绵着。他记得年轻的时候和李秀兰一起在这块田里插秧，李秀兰的腿不好，插得慢，他就从前面插回来接她。那时候田里的水倒映着天上的云，一绺一绺的。他站在田埂上，风从山那边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起来，白头发在风里飘。他站了很久，然后往回走。路过李秀兰的坟时，他停下来。坟上长了草，有些枯了。他蹲下来拔了几根，手抖得厉害，拔不干净。他就不拔了。他说，我走了。然后站起来往家走。坟安静地待在原地。
二零一一年，陈永福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左眼和右眼一样，都是黑的。他不再出门了，每天坐在屋里，坐在那把竹椅上。他能听见外面的声音：鸟叫、狗吠、邻居小孩的笑声、拖拉机开过的声音。他听得很认真，像在听一场戏。有时候他会伸出手，在空气里摸一摸。他摸到了墙，摸到了桌子，摸到了李秀兰的拐杖。他把拐杖抱在怀里，下巴抵在杖头上，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一天。
陈建国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爹瘦了很多，眼眶深陷，胡子长了也不刮。陈建国给他刮胡子，手抖。陈永福说，我自己来。他接过剃刀，在脸上摸索着。陈建国说爹你行吗。陈永福说行，刮了几十年了。他慢慢地刮，剃刀贴着皮肤，一下一下。刮完了脸上有血珠子，是刮破的。他用手抹了抹，说没事。陈建国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沟壑纵横，像他种了一辈子的田。陈建国哭了。陈永福说哭什么。陈建国说没哭，感冒了。陈永福说嗯，多喝热水。
那天晚上陈永福跟陈建国说，柜子最上面那个瓶子，是你娘收着的。我死了以后，把它放棺材里。陈建国问什么瓶子。陈永福说我的眼睛。陈建国愣了一下，说好。陈永福说还有你娘的拐杖，也放进去。陈建国说好。陈永福又说，那棵枣树是你娘种的，别砍。陈建国说好。陈永福想了想，说，行了。他躺下来，面朝墙壁。陈建国给他盖好被子，坐在床边看着他。他的呼吸很轻，胸口几乎不动。陈建国以为他睡着了，刚要起身，听见他说，你娘刚才来了，说饭做好了。陈建国说，爹你睡吧。陈永福说嗯。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陈永福是第二天早上没有的。陈建国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发现他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掰开手指，是一张纸。纸很旧了，发黄，折了很多道。展开一看，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算数题：25+37=62。字迹是陈永福的，是陈建民小时候教他写的。陈建国把那张纸抚平，放在自己口袋里。然后他打开柜子，取出那个玻璃瓶。瓶子上落满了灰，他用袖子擦干净。里面的眼球已经萎缩了，变得很小，像一颗干瘪的葡萄。他看了看，把瓶子放进棺材里，放在陈永福的手边。又把李秀兰的拐杖放进去，放在另一侧。
棺材合上的时候，陈建国听见里面“咚”的一声，是瓶子滚动的声音。他拍了拍棺材盖，说，爹，娘，你们在一起了。
陈永福和李秀兰合葬。坟在本来的坟旁边，两座坟挨着，中间只隔了一尺宽。坟上都种了草，陈建民浇了水。枣树还活着，那年秋天结了很多枣，红透了，落了一地。陈建民捡了几个，擦了擦，咬了一口，很甜。他把枣核埋在坟前的土里，想着来年能不能长出小树。
后来村里人路过这片坟地，会看见两座坟，一座大些，一座小些，挨在一起。两座坟前面都立着碑，碑上刻着名字。右边那座碑上写着：陈永福之墓。左边那座写着：李秀兰之墓。两座碑之间有一道缝隙，缝隙里长了一棵小草，绿绿的，在风里摇。村里人走过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有时候不会。他们赶着去干活，去看孩子，去集市上买东西。坟静静地待在原地，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下雨的时候坟上的土变深，天晴了又变浅。草枯了又绿，绿了又枯。那棵枣树越长越高，枝干伸到了两座坟的上方，秋天的时候，枣子会落在坟上，红红的，一个，两个，三个。
村口有棵老槐树，陈永福年轻的时候常在下面歇凉。如今老槐树还在，树荫很大，能遮住半个晒谷场。夏天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坐在树下打盹，小孩子追着狗跑。有人会提起陈永福，说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陈。有人说他后来两只眼都瞎了。有人说他命硬，瞎了眼还能活到七十四。有人说他女人先走，他自己又活了六年。
这些话随风飘着，飘到田里，飘到山上，飘到坟地。坟上的草又长高了一寸。枣树又落了一个枣。日头从东边移到西边，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一天过去了。那些老人又老了一天。那些孩子又长了一天。而地里的庄稼，又往土里扎了一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