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歌》
傍晚六点，周德明锁上学校的铁门。铁门有六米宽，两扇对开，每扇上面焊着钢管。他先锁左边，再锁右边，然后推一推，确认锁死了。门轴发出吱呀的响声。
他回到门卫室，把水壶放在电炉上烧水。水壶是铝的，壶底结了一层白色的水垢。他坐在床边，等水开。窗外是操场，旗杆上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响。旗杆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伸到教学楼墙根。
水开了。他泡了一杯茶，茶叶是散装的，装在塑料袋里，袋口用夹子夹着。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台磁带机。磁带机是银灰色的，有一边的喇叭坏了，另一边的声音发闷。他把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磁带转起来，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第一首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他把音量调小，小到刚好能听见。然后他坐在床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听。
夜静下来，旧歌就会回来。
这是李秀兰走的那年，他在县城百货大楼买的。磁带是TDK的，九十年代的产品，后来再也没出过这种。他把磁带盒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秀兰”两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蓝墨水洇开了一小片。
歌放完了。他把磁带倒回去，倒到开头，又听了一遍。
水壶里的水凉了。他站起来，把电炉拔了，茶杯里的茶叶沉在杯底。他拿起手电筒，出门巡查。先从教学楼开始，一楼到四楼，每层六个教室。走廊的灯他只开一半，省电。教室里空荡荡的，桌椅摆得整整齐齐。他走到三楼最东边的教室，推了推窗户，确认锁好了。这间教室的窗户朝北，冬天会灌风，他每年入冬前都要用胶带把窗缝封一遍。
查完教学楼，他又去查实验楼、图书馆、食堂。食堂后面有个小门，通向后街。他推了推，门从里面拴着。他往回走，经过操场的时候站了一会儿。月亮很亮，把旗杆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根针。
回到门卫室，他没有开灯。他坐在黑暗里，把磁带机拿过来，塞进被窝里。他躺着，按下播放键。声音被棉被闷住了，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他想起一九九八年那个下午。
那天他从地里回来，太阳快落山了。院子里很安静，灶房的烟囱没有冒烟。他推开门，锅盖是掀开的，锅里有一层干了的粥。秀兰的衣服还在晾衣绳上，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他走进里屋，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去灶房烧火做饭。儿子从外面跑进来，问他，妈呢。他说，吃饭。
后来他在枕头底下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南方了。
他把纸条折起来，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秀兰的身份证、一张公社宣传队的合影、半包大前门香烟。他把抽屉合上，没有再翻过。
那一年儿子十三岁，刚上初一。他一个人种着六亩地，养着两头猪，每天天不亮起来，先给儿子做饭，然后去地里。中午回来，热一碗剩饭，吃完继续下地。晚上回来，喂猪，做饭，洗衣服。儿子在学校寄宿，周末回来。回来就蹲在院子里，不说话。他问，作业做了没有。儿子说，做了。他说，去做。儿子就进屋了。
后来儿子上了技校，学的是电工。毕业以后去了深圳，每年春节回来一次。再后来，春节也不回来了，只是打电话。电话很短。儿子问，身体好不好。他说，好。儿子说，缺不缺钱。他说，不缺。儿子说，那我挂了。他说，挂吧。
电话挂了以后，他坐在门卫室里，把磁带机拿出来，放那盘磁带。磁带已经被他听了几百遍，有些地方声音发颤。他用手指按住磁带盒，颤音就小一些。他听完了，把磁带倒回去，放回抽屉。
二〇〇八年，学校翻修。旧门卫室要拆了，建一个传达室。他搬到操场东边的临时板房里。板房很小，只有三平米，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暖器。他把磁带机放在桌上，磁带依然放抽屉。晚上他躺在床上，板房的墙很薄，外面刮风的时候，墙会跟着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把磁带机拿出来，塞进被窝里，按下播放键。
声音从被窝里传出来，闷闷的，像是歌手捂着嘴在唱。
他想起公社宣传队的事。秀兰那时候在宣传队唱歌，唱的也是这首歌。她站在台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头发扎成两个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他在台下拉二胡，眼睛看着她的背影。后来他们结了婚，宣传队散了，她再也没有唱过。
有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对秀兰说，你再唱一个吧。秀兰说，不唱了。他说，唱一个吧。秀兰看了他一眼，说，你喝多了。第二天早上，她照常起来做饭，喂鸡，下地。他再也没有提过。
秀兰走后的第三年，有人从南方回来，说在东莞的工厂里见过她。他听了，嗯了一声，继续劈柴。那人又说了几句，意思是她跟了一个包工头。他还是嗯。那人走了以后，他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然后他去做饭，儿子快放学了。
他从来没有去找过她。也没有去问过。过年的时候，别人家贴春联，他也贴。春联是集上买的，红纸黑字，上面写着“迎春接福”。他把浆糊刷在门框上，把春联按上去，用手掌抹平。儿子站在旁边看。他说，把那个也拿过来。他把另一张也贴好，退后几步看了看，正了。然后他进屋，准备年夜饭。
儿子后来问他，妈去哪了。他说，南方。儿子问，干什么去了。他说，打工。儿子不再问了。他也不再说了。
板房里的电暖器坏了。他骑车去镇上买了一个新的，五十块钱。回来的路上经过邮局，他进去给儿子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儿子说，爸，什么事。他说，没事。儿子说，那我挂了，正上班呢。他说，你今年回来不回来。儿子说，看情况吧。他说，嗯。挂了电话，他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新电暖器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骑回去了。
新电暖器比旧的热。晚上他开着它，屋里暖和了，被子盖不住，他把胳膊伸出来。胳膊上没多少肉了，皮松松地搭在骨头上。他把灯关了，黑暗里只有电暖器的红光亮着。他听着磁带，听了三遍。第三遍放到一半的时候，磁带卡住了。他打开磁带仓，把磁带取出来，看见里面的带子断了，断口处扭成一团。
他没有胶带。他翻遍了抽屉，找到一卷医用胶布。他把两截断头对齐，用胶布粘好。粘完以后，磁带厚了一小块。他放进去试了试，声音到了那里就猛地一颤，像是歌手突然摔了一跤。他又倒回去，再听一遍。到了那一句的时候，他用手按住磁带盒，颤音小了一些。他反复听了几遍，最后把磁带取出来，放回盒子里，盒子放回抽屉。
第二天他去镇上买了新的磁带。空白的，TDK，一块五毛钱。他把自己关在门卫室里，用收音机录。收音机是旧的，天线拉出来要用手扶着。他把频率调到县广播电台，等到晚上九点半，有一个音乐节目。他拿着磁带盒蹲在收音机旁边，听到熟悉的旋律就按下录音键。信号不好，录进去的歌声里藏着沙沙的电流声。他把录好的磁带放出来听，秀兰走的那年的声音从喇叭里出来，混着电流声，像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他把这盘新磁带也放进抽屉，和原来的那盘并排放着。
冬天来了。板房里没有暖气，他买了一个煤炉。晚上他穿着棉袄坐在炉子旁边，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他拿出磁带机，放进新录的那盘。电流声很大，盖过了歌声。他听着听着，把磁带拿了出来。他又拿出旧的那盘，放进机器里。旧磁带没断的地方还能放，断的地方跳到下一句。他就这样把整盘听完了。
炉子里的煤烧透了，变成灰白色。他打开炉盖，往里添了一块新煤。火苗从煤块的缝隙里蹿上来。他把炉盖盖上，铁皮发出哐当一声。
第二天早上，他把煤灰倒在垃圾堆里。回来的路上遇见隔壁的老张。老张说，早啊。他说，早。老张说，听说学校要搬了。他说，嗯。老张说，搬到哪儿去。他说，城东。老张说，那你呢。他说，跟着去。老张说，哦。然后两个人各自走开了。
他回到板房，开始收拾东西。衣服叠好放进纸箱，锅碗装进袋子，暖水瓶用报纸包起来。最后他打开抽屉，把两盘磁带拿出来。旧磁带盒上“秀兰”两个字已经彻底看不清了。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两个模糊的字，然后把两盘磁带放进上衣口袋。他把磁带机也装进包里，拉好拉链。
搬到城东新校区以后，门卫室变成了三间房。一间值班，一间睡觉，一间做饭。他把床铺好，把锅放在灶台上，把暖水瓶摆在桌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磁带，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是新的，刷了一层清漆，摸上去滑溜溜的。
新的门卫室有暖气片，墙也很厚。晚上风大的时候，窗户不会响。他把磁带机拿出来，想放一盘磁带。他先放了旧的那盘，放到断口的地方，颤音没有出现，磁带完好地转了过去。他愣了一下，又倒回去听了一遍。还是好的。他把磁带拿出来，在灯下看了看。断口处，医用胶布还粘在那里，但磁带自己能转过去了。
他想，大概是冬天的缘故。磁带热胀冷缩，胶布收缩了，正好和带子一样厚。
他把磁带放回去，继续听。窗外是新的操场，新的旗杆，新的教学楼。路灯很亮，照着空荡荡的塑胶跑道。他看着窗外，听完了整盘磁带。然后他倒带，关掉机器，上床睡觉。他睡着以前，听见暖气片里有水流的声音。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不用开门。他起得很晚，煮了一碗面，卧了一个鸡蛋。吃完面，他把碗洗了，坐在床边发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头柜上，照在那两盘磁带上。旧的那盘放在前面，新的那盘放在后面。他把两盘磁带拿起来，摞在一起，放进了抽屉。
下午他把行李里的一件旧棉袄拿出来晒。棉袄是秀兰做的，面子是深蓝色的布，里子絮的棉花。棉花已经板结了，硬邦邦的。他用手按了按，按不动。他把棉袄搭在绳子上，用棍子拍了拍。灰尘在阳光里飞起来，密密麻麻的。
拍完棉袄，他坐在门口晒太阳。保安老刘走过来，递了一根烟。他接了。两个人坐着，抽烟，不说话。老刘说，你哪儿的人。他说，桥头公社的。老刘说，哦，我城关的。他说，嗯。烟抽完了，老刘走了。他又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把棉袄收进来，叠好，放回箱子里。
晚上他打开抽屉，把两盘磁带拿出来。他犹豫了一下，放了旧的那盘。这一次，磁带转得很慢，声音拖长了，歌手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了脚。他听了几句，按了停止键。他把磁带取出来，看见胶布又松开了，带子卡在磁头下面，拉出了一截。
他把磁带放在桌上，找出医用胶布，重新粘。这一次他没有粘得很紧，留了一点余地。粘好以后，他放进去试了试，声音正常了。他把整盘听完，然后倒带，关掉机器。他坐在床边，看着磁带机。磁带机的指示灯灭了，红色的光点暗下去，最后变成黑色。
他想起秀兰走的那天，他做的第一顿饭。粥烧糊了，锅底结了一层黑痂。他用水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刷干净。那口锅他现在还在用，锅底已经换了三次。
儿子结婚那年，他寄了八千块钱。儿子说，够了。他说，嗯。儿子说，你来不来。他说，走不开。儿子说，我知道。他说，嗯。电话挂了以后，他把汇款单的存根夹在一本书里。书是《赤脚医生手册》，秀兰留下来的，封面已经掉了。
他把《赤脚医生手册》从箱子里翻出来，翻开。里面夹着很多东西：粮票、布票、一张秀兰的体检单、儿子的小学成绩单。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看。体检单上写着“李秀兰，女，三十一岁，血压偏低”。字是蓝黑墨水写的，盖着公社卫生院的红章。他把体检单折好，夹回书里。然后他把书合上，放回箱子。
磁带机坏了。这次是真的坏了。按下播放键，没有反应。他打开后盖，看见皮带断了。皮带是黑色的橡胶条，断成了两截。他去镇上找了几个五金店，都没有这种皮带。老板说，现在谁还用这个，都mp3了。他说，有没有。老板说，没有。他问，县里有没有。老板说，你去旧货市场看看。
他坐公交车去了县城的旧货市场。找了一个下午，在一个卖旧电器的摊子上找到了一根旧皮带，比他的短了一截。摊主说，五块钱。他给了。回家用剪刀剪了剪，勉强装上了。磁带机能转了，但速度不稳，声音忽快忽慢。他听了一遍，关掉了。
后来他把磁带机放进箱子里，和那本《赤脚医生手册》、那条旧棉袄、秀兰的身份证放在一起。箱子推到床底下。晚上他躺在床上，房间里很安静。暖气片里的水还在响。他听着那个声音，一直到睡着。
二〇一六年，学校装了新门禁。刷卡进出的那种。他的钥匙被收走了，换成了两张门禁卡。一张管大门，一张管侧门。卡是白色的，塑料的，上面印着学校的名字。他每天把卡挂在脖子上，坐在门卫室里，看着监视器的屏幕。
屏幕分成四格，一格是校门，一格是操场，一格是教学楼走廊，一格是食堂门口。哪个格子里面有活动，他就看哪个。没有人的时候，四个格子都是静止的。
夜静下来，他坐在屏幕前面。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蓝色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儿子给他买的，老人机，按键很大。他打开收音机功能，调到县广播电台。信号不好，他举着手机绕门卫室走了一圈，找到信号最好的一个位置，把手机搁在窗台上。
广播里在放歌。他听着听着，想起来那盘磁带。那盘被他放进箱子里的磁带。他没有去拿。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手机里的歌。歌放完了，广播里开始播广告。他关了收音机，屏幕上的四个格子还是静止的。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风灌进来，很冷。他看见校门口的路灯亮着，照在水泥地上。远处有汽车的声音，过一会儿就没了。
他把门关上，回到椅子上。屏幕上的光还亮着。他用手摸了摸胸前的门禁卡，塑料的，凉凉的。他把卡翻过来，背面贴着儿子写的一张纸条，上面是儿子的手机号。字是圆珠笔写的，已经模糊了。
他从抽屉里找出那盘磁带。旧的那盘，胶布粘着的。他放在手里看了看，磁带盒上的字完全没了，圆珠笔的痕迹变成一片蓝灰色。他把磁带盒打开，里面那张纸已经粘在盒子上，揭不下来了。他把磁带放回去，合上盒子，放进口袋。
第二天晚上，他没有拿出磁带。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摸一摸磁带盒的轮廓。塑料盒的边角磨圆了，摸上去很光滑。他坐在屏幕前面，四个格子什么也没有。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
暖气片里的水响了一声，又没了。
他想，明天还要值班。
窗外的风把枯叶吹到窗台上，发出一声轻响。他看了看表，九点半。他站起来，关掉监视器。四个格子一起暗下去，剩下他一个人的影子映在黑屏幕上。他打开门，出去转了一圈。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塑胶跑道上落着几片枯叶。他走了一圈，回到门卫室，把门锁好。
他躺在床上，没有脱衣服。口袋里的磁带盒硌着大腿，他用手把它挪了挪。然后他闭上眼睛，听见暖气片里的水又响了一下。
夜静下来，旧歌没有回来。他躺在黑暗里，右手的手指在床沿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像是某个调子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