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珍的九月
九月的头一天，陈玉珍蹲在灶台前生火。柴火是潮的，昨夜里落了雨，烟从灶膛里倒灌出来，熏得她眼睛发涩。她偏过头去，眯着眼看门外。天已经亮透了，没有云，蓝得像是谁把一整块布铺在了上面。她看了两眼，把脸转回去，继续往灶膛里塞了一把干草。干草烧起来，烟慢慢小了，火苗舔着锅底。锅里是昨天剩的面糊，热一热就能吃。
院子里的老槐树落了几片叶子，薄薄的，黄了半边。风从门口灌进来，带一股凉气。陈玉珍站起来，拿碗盛了面糊，坐到门槛上吃。筷子在碗里搅了两圈，面糊稀得像水。她喝了一口，没什么味道。抬起头来，又看见那片天。清，而且阔，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看到的一样。那时候她躺在一捆稻草上，也是这样的九月天，头顶上没有一片云，蓝得让人有点发慌。那时候她十七岁，刚嫁过来。
陈玉珍今年五十五了。她嫁到这个村子来的时候，院子里还没有这棵槐树，只有一截矮矮的土墙。墙外头是一片荒坡，长满了野草。后来荒坡开了田，种上了稻子。再后来田又荒了，稻子不种了，改种苞谷。现在苞谷也收了，地里光秃秃的，一直伸到远处的山脚下。
她坐在门槛上吃完了面糊，碗里还剩一个底，她拿起碗，在嘴边转了转，放下。起身把碗放到灶台上，又从墙角的瓦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用刷把涮了两下，把水泼到院子里。水落在地上，渗下去，留下一圈深色的印子。她弯腰捡起门槛外的两片槐树叶，捏在手里看了看。叶子还软，带着一点潮气。她把叶子扔到墙角的垃圾堆里，转身进屋去。
屋里黑，只有北墙根上的一扇小窗透进来一点光。靠窗摆着一张床，床上叠着一床薄被，枕头边上放着一双千层底布鞋，是新的，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陈玉珍走过去，把鞋拿起来，手指在鞋面上摩挲了两下。鞋面是黑色灯芯绒的，洗得干干净净。她看了看，又把鞋放回原处，出了屋。
走到院子里，太阳已经升高了，照在槐树顶上，叶子亮得透明。她走到墙角的鸡窝前，弯腰从里面掏出两个鸡蛋，还有温热的。她把鸡蛋揣进兜里，转身看见墙头上蹲着一只猫，是隔壁老王家养的黄猫，正歪着头看她。她没理它，径直走到院门口，朝村道上看。
村道是土路，昨夜的雨把路面泡软了，车辙印里还积着浅水。路两边种着杨树，叶子也开始黄了。几只麻雀在路面上蹦，啄食泥土里的草籽。陈玉珍站在院门口，手插在兜里，摸着那两颗鸡蛋。她朝路尽头看了看，没有人。路一直通到山那边，从山坳里拐出去，接上一条柏油路，再走二十里就是镇上。镇上有长途汽车站，一天两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
她站了一会儿，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抬手拢了拢头发，转身回院子。走到鸡窝前，把两颗鸡蛋放进灶台上的小瓦罐里。罐子里已经有六颗了，昨天收了三颗，前天收了一颗。她数了数，关上瓦罐的盖子，盖子上落了一层灰。她用袖子擦了擦，露出瓦罐原本的青灰色。
隔壁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不大，隔着墙听得清。
“今儿初几了？”是个女人的声音，大概是老王家的儿媳妇。
“初二了。你爹的药吃完了，赶明儿找人捎两盒回来。”是老王的声气，嗓子有点沙，像常年抽烟抽的。
一阵沉默。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响，像在扫院子。陈玉珍站在灶台前，手搭在瓦罐盖上，没有动。半晌，她拿开手，揭开瓦罐，又数了一遍里头的鸡蛋。六颗，加上刚才的两颗，一共八颗。她盖上盖子，从院子角落拿起一只竹篮，篮底垫着一块干净的碎布。她把瓦罐放进篮子里，又把碎布拢了拢，盖住瓦罐口。她提着篮子出了院门，朝村口走去。
村口有一棵大树，是棵老樟树，树冠撑开来，铺了大半亩地。树下坐着几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男有女，坐在几块石头上，手里拿着蒲扇或者旱烟袋。看见陈玉珍走过来，其中一个黑脸的老汉先开口：“玉珍，上街去啊？”
陈玉珍点点头，把篮子往上提了提：“卖了蛋。”
另一个扎着头巾的老太太说：“今天集上人不多，你去晚了摊位都没了。”
陈玉珍说：“卖不卖得掉不要紧，总得去看看。”
她说着，脚步没停，从树阴下穿过，继续往前走。身后传来老汉们的说话声，声音不大，风一吹就散得差不多了。她没有回头看，只管走自己的路。土路在脚下软绵绵的，踩下去走一步得提半脚。她走得不快，也不是很慢，手里的篮子晃来晃去的，里面的瓦罐偶尔碰着篮帮，发出轻轻的“梆”一声。
路两边是大片的田。稻子割过了，只剩下齐膝的稻茬，在太阳底下泛着白。有几个人在自家田里翻土，弯着腰，锄头起落是闷闷的声响。一只白鹭从田垄上飞起来，翅膀展开来，白得晃眼，斜斜地掠过天空，落在另一片田里。陈玉珍抬头看了一眼，那只白鹭在天上飞的时候，她看见了更多的天空。田埂尽头，天和地被一条灰蓝色的线隔开，线上头干干净净的，连一丝云絮都没有。她想起刚才在院子里看到的天。九月的天好像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亮。风也大了，把天吹得干干净净的。她低下头，继续走路。
走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上了柏油路。路面硬实了，走起来快多了。路两边出现了几间房子，是些路边店，卖化肥农药的，修自行车的，还有一家小吃部，门口支着一口大锅，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是煮馄饨的。陈玉珍经过小吃部门口，老板娘正在门口择菜，抬头看见她，招呼道：“陈姐，赶集来了？坐坐吧。”
陈玉珍说：“不了，等卖了蛋再说。”
老板娘说：“今天收鸡蛋的不多。镇上的食品厂说前阵子蛋价跌了，不收那么多了。”
陈玉珍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篮子里的瓦罐，没有接话，继续往前走。老板娘在身后又说了一句：“你要去早摊子上占个位，不然买主都没了。”
陈玉珍应了一声，脚步加快了。
集在镇中学对面的空场上。说是集，其实就二三十个摊子，卖菜的多，卖鸡鸭鱼蛋的也有几家。陈玉珍到的时候，空场上已经摆了十几摊。她找了个靠边的地方，蹲下来，把篮子放下，揭开碎布，露出瓦罐。她揭开瓦罐盖子，八颗鸡蛋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被正午的太阳一照，泛着淡淡的粉黄色。
旁边卖青菜的老妇人看了她一眼，问：“多少钱一个？”
陈玉珍说：“一块。”
老妇人笑了：“一块？昨天镇上超市里洋鸡蛋才八毛一斤。”
陈玉珍说：“我是土鸡蛋，自家鸡养的。洋鸡喂饲料，不一样。”
老妇人说：“土鸡蛋也就是城里的讲究。我们这村里谁家没有几只鸡，谁稀罕？”她说着，把自家摊上的青菜收拢了收拢，像是在给那几把菜腾出更好的位置。
陈玉珍没有再接话，把瓦罐盖子盖上，手放在篮沿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赶集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年轻人骑着电动车直接从集市边上的路冲过去，带起一阵风。中年人和老年人停在菜摊前，问价、挑拣、付钱。没有人走到陈玉珍的篮子前。她蹲着，太阳晒在背上，一块一块地发烫。她挪了挪脚，换了个姿势，把篮子往自己面前挪了挪。
到了快晌午的时候，人散得差不多了。有几个摊主收了摊，推着板车走了。陈玉珍还蹲在那里，篮子里的瓦罐盖子没有揭开过。旁边卖青菜的老妇人已经收好了摊，临走前看了她一眼，说：“还不走？太阳这么毒，回去走吧。”
陈玉珍说：“再等等。”
老妇人没再说，推着车走了。空场上只剩下三四摊，都是些卖自家种的小菜的老头老太太。风从场边吹过来，把地上的塑料袋卷起来，在半空中打了个旋，落在一棵枯死的树根边。
陈玉珍又等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有一个人走过来，蹲下身子看了看篮子里的鸡蛋，问：“怎么卖的？”
陈玉珍说：“一块一个。”
那人拿起一颗鸡蛋，放在手里掂了掂，又捏了捏：“小了点儿。八毛吧，我要六个。”
陈玉珍想了想，说：“九毛吧。八毛本都亏了。”
那人看了她一眼，把鸡蛋放回瓦罐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八毛就卖，不卖我走了。”
陈玉珍没有立刻应声。她的手伸到瓦罐边，摸到一颗鸡蛋的壳，光滑的凉意沿着指头传上来。那人转身要走了。陈玉珍说：“卖吧。你拿六个吧。”
那人停下来，从兜里掏出几块钱，数出来四块八，递给陈玉珍。陈玉珍接过钱，把零钱摩挲了一下，放进衣服内衬的口袋里。那人把六颗鸡蛋放进自己带来的布袋里，提着走了。剩下一颗鸡蛋孤零零地待在瓦罐底。陈玉珍把瓦罐盖子盖上，没有再揭开。她站起身，腿有点麻，跺了跺脚，把篮子挎在胳膊上，朝集场外走去。
路过小吃部的时候，老板娘还在门口，看见她，问：“卖了？”
陈玉珍说：“卖了。”
老板娘说：“几个？”
陈玉珍说：“六个。”
老板娘笑了笑：“那还剩两个呢。要不进来吃碗馄饨再走？”陈玉珍摇摇头：“不了，回去还得做饭。”老板娘说：“你家就你一个人，做啥饭呀。街口那家饼铺，买个饼回去配稀饭吃多省事。”陈玉珍说：“天凉了，回去吃点热乎的。”老板娘没再挽留，低头继续择菜。陈玉珍从门口走过，闻到锅里的馄饨香，脚步顿了一下，又往前走。
走了几步，她停下来。路边有一个卖饼的摊子，是个小伙子在管炉子。炉子是用铁皮桶改的，上头的铁板上烙着几块饼，面皮烤得金黄，芝麻点在上面，散发着油香味。陈玉珍站在摊前看了看，小伙子抬起头：“大娘，来块饼？”
陈玉珍问：“多少钱？”
“两块钱一块。”
陈玉珍从内衬口袋里掏出折得整整齐齐的零钱，解开，抽出一张两块的，递给小伙子。小伙子接过去，从铁板上夹起一块饼，用裁好的旧报纸一包，递过来。陈玉珍接过来，烫，她换了一只手拿，又换了一只手。小伙子说：“刚烙好的，您慢点吃，别烫着。”
饼在手里冒着热气，陈玉珍低头看了看，纸包被油洇出一块深色的印子。她把饼放进篮子里，盖住瓦罐，继续往家走。往回走的路感觉短了一些。太阳已经偏西了，风里带着凉气，吹在她刚才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脸上，倒觉得舒服。她走着，偶尔有拖拉机从身边开过去，留下一阵黑烟，烟散得快，被风冲淡了。她走过田埂的时候，看见一群灰麻雀落在一棵光秃秃的柿子树上，叽叽喳喳地叫，好像在议论什么。她看了一眼，又低头走路。
到了村口，老樟树下的人已经散了。只有一条黑狗趴在树根边，看见她，抬起头看了两眼，又趴下去。陈玉珍从狗面前走过去，狗没有动。她回到自家的院门口，推开那扇木板门。门轴“吱呀”响了一声。院里没有人，鸡在墙角刨食，黄猫不知什么时候移到了她家院墙头上，眯着眼睛看她。
她把篮子放到灶台上，揭开瓦罐，里头那颗熟了的鸡蛋还躺在里面。她把鸡蛋拿出来，在灶沿上敲了敲，剥了皮，白嫩的蛋肉露出来。她把饼从篮子里拿出来，咬了一口，嚼了嚼。又把鸡蛋送到嘴边，咬了一口。她坐在门槛上，慢慢地吃，风从院墙外头吹过来，吹得槐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她吃完了饼和鸡蛋，起身到水缸里舀了半瓢水，蹲在院子里喝了。水有点凉，从喉咙一路淌下去，激得她打了个激灵。
她直起身，看见太阳已经落到山尖上了。天空还是清的，没有云。傍晚的天变成了深一点的蓝，带着一点灰色，但依然很高很远。她仰头看了很长时间，脖子有点酸了，低下头来。她想起很多年前，也是在这样清阔的天下面，她站在田埂上，她丈夫老周站在另一条田埂上，两个人隔着几块田说话。老周说：“今年的稻子收成好，到时候碾了新米，给你蒸一锅白米饭吃。”她应了一声，说：“好。”后来稻子收了，新米也碾了，白米饭她吃了一顿，说不上有多香，就是热乎乎的，咽下去的时候胃里暖了一下。
老周已经死十年了。她有时候不太能想起他的样子，只记得他说话的声音有点闷，像闷在瓮里喊出来的。她记得他蹲在院子里修那把铁锹的背影，弯着腰，背上的骨头把衣服顶起来，一截一截的。她记得他死的那天是腊月，天灰蒙蒙的，他在河边洗脚，一头栽下去就没起来。村里人捞了半天，捞上来的时候脸已经青了。她当时跪在河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看着那张脸，觉得不太像他。后来别人把她搀回家，她在灶台前生火。火生着了，锅里烧了水，她不知道该往锅里放什么，站了很长时间。
傍晚起风了，把最后一点暖意刮走了。陈玉珍回到屋里，关上堂屋的门，又关上里屋的门。屋里黑下来，她把窗子打开一条缝，风从缝里挤进来，带着槐树叶的气息。她脱了外套，躺到床上，扯过那床薄被盖在身上。被子是去年弹的棉花，还算厚。她闭上眼，脑子里空空的。瓦罐里的鸡蛋卖了六个，还剩一个。这个鸡蛋她明天早上就煮了吃。卖饼的小伙子叫小韩，还在读高中，周末帮他爹看摊。她见过他背着书包从她家门口过，走得很快，像是赶时间去什么地方。她想了想，觉得今天走了很长的路，脚底有点疼。她把脚并拢，在被子里伸了伸，感觉到自己的脚趾还活着，能勾动。
窗外的天黑透了。风大了一些，撞着窗棂，发出“咣咣”的声音。她听着风声，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陈玉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她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这头一直裂到墙那头，像一条细细的蛇。不知道是哪年开始裂的，每年好像都宽了一点。她起身穿衣，推开门，走到院子里。她吸了一口凉气，觉得肺里干净了。抬头看天，和昨天一样，又清又阔。阳光从槐树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画了满满一地的影子。
她走到鸡窝前，探头看了看，又收了两个鸡蛋。她数了数，加上昨天剩的那个，一共三颗。她起身回屋去，把鸡蛋放进瓦罐里。瓦罐空了，只有这一个。她盖上盖子，又打开，又盖上。
她准备今天再去一趟镇上，看看集上还有没有人收鸡蛋。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去。她挎上篮子，走到村口。老樟树下还是坐着几个人，黑脸老汉看见她，又问：“玉珍，又上街去啊？”
陈玉珍说：“去一趟。”
黑脸老汉说：“昨儿鸡蛋卖掉了？”
陈玉珍说：“卖了。”
黑脸老汉“哦”了一声，又问：“卖了多少？”
陈玉珍说：“六个。”
黑脸老汉笑了笑：“剩了俩？”
陈玉珍没有回答，眼睛看向远处。远处的天和地在一条线上连着，蓝盈盈的，像是把什么都盖在里面了。她站在树下，风从她面前吹过，吹动了她鬓角的白头发。她静静站了一会儿，说：“走了。”
她沿着那条土路，一步步朝镇上走去。步子不快，也不慢，像是她这辈子走惯了的那种步速。篮子在胳膊上晃荡，瓦罐轻轻碰着篮帮，发出“梆”的一声。那声音在清阔的天空下传出去，传得很远，远到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