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
一九六四年，李有根被安排到林场去。那里离家三百里。走的那天，他挑着一卷铺盖，站在院子里。她给他煮了四个鸡蛋，用布包着，塞进他的包袱里。他说：“留着自己吃。”她说：“路上吃。”
他走出院门，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回头看了看。她还站在院门口，围裙没有解下来。他转过身，走了。那天太阳很大，他走了很远，背后一直有一道目光。
林场的活重，日子也枯燥。他每个月领二十一块工钱，吃饭用去一半，剩下的攒起来。到了第二年夏天，他收拾好包袱，跟场长请了假。场长说：“七天，路远，你自己算好日子。”他算好了。他七月五号出发，走两天路，坐半天车，七月七下午到村口。
他在十里铺下车，又拐到镇上买了一包红糖。纸包着，他揣在怀里，怕日头晒化了。然后他走那二十里山路。山路弯弯绕绕，他走得满身是汗。太阳快偏西的时候，他看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槐树底下站着一个穿蓝褂子的人。
他走到跟前，看清了是她。她手里攥着一条毛巾，没有搭话。他站在她面前，也不知道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回来了。”
她说：“嗯。”
她转身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走进院子，她端出一盆水来让他洗脸。水是凉的。他洗了脸，擦了脖子的汗。她把毛巾接过去，说：“饭好了。”
那一顿饭是白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他说：“你吃。”她说：“我不爱吃蛋。”他吃了。她坐在对面看着他吃，等他吃完，她把空碗收走。晚上他们坐在院子里。五月里种下的豆角已经爬了架，叶子在风里翻出白色。她问：“林场的活累不累？”
他说：“还行。”
她说：“听说那边有狼。”
他说：“有，但是不靠近人。”
她说：“那你晚上放机灵点。”
他说：“知道。”
她又问：“你什么时候走？”
他说：“七月十二。假到七月十二。”
她没有再说话。月亮升起来，银光照着院子。她坐的凳子挨着他的凳子，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在那七天里，他帮她翻了一遍菜地，把房顶上漏雨的两片瓦换了，又去村后的水井挑了三天的水。她把他的衣裳都拆洗了一遍，补了两件褂子上的洞。到了走的那天早上，她送他到老槐树下。他背着包袱，里面装着她给他装的干粮，还有一个布包，里面是她做的一双新布鞋。他说：“回吧。”她站着，看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他走下那道坡。
然后她回到院子里，把晒着的棉被翻了一个面。
第二年，他回来。第三年，他也回来了。每年都是七月七。他回来的日子，她换上干净衣裳。她不怎么说话，但每年都到村口等。头几年，他们没有孩子。她托人带过口信来，说家里都好。他也托人带过口信去，说林场的事。后来有一年他回家，她告诉他，说她有了。
第二年夏天，他在林场接到一封电报。电报上写着：生了，小子。他拿着电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回到屋里收拾东西。那一年他赶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她坐在屋里给孩子喂奶，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她抬头看见他，说：“进来呀。”他进去了，走到床边，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孩子小，脸皱巴巴的，嘴一嘬一嘬地动。他说：“长得……”
她说：“像你，眉毛像你。”
他伸手想碰一下孩子的脸，手到半空又收回来。她说：“你摸摸他。”他这才伸出手，用指头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颊。孩子动了一下，没有醒。他把手指缩回来，说：“我手粗，怕刮着他。”
后来孩子一天天大了。每年他回家，孩子都不一样。有一年，孩子会走了，在院子里歪歪扭扭地跑。有一年，孩子会在村口远远地看着他，然后转头跑回家喊：“娘，那个人回来了。”
她听见，就放下手里的活，走到门口。他进了院子，孩子已经躲到她身后去了，抓着她的衣角，探出半个头看他。他把包袱放在地上，从里面掏出糖。孩子看着糖，不过来。他剥了一颗糖纸，蹲下来，把糖递过去。孩子还是不过来。她推了推孩子：“去，那是你爹。”孩子这才慢吞吞地走过来，从他手里拿走糖，又跑回她身后。
他蹲在地上，看着那个躲藏的孩子，过了一会儿站起来，说：“他怕生。”她说：“他没见过你几回，哪能不生。”
那一年他走的时候，孩子站在她旁边，手里攥着他给的糖纸，没有哭。他走出老远，回头望了望，她还站在槐树下，孩子在她脚边蹲着，在抠地上的土。又过了几年，闺女也出生了。他在林场收到信，信上说是个闺女。他拿着信看了几遍，又装回口袋里。那一年他回家，闺女三个月。他走进院子，她正坐在板凳上洗衣裳。闺女睡在旁边的摇篮里。他走过去，看着闺女的脸。闺女睡得正香，两只小手握成了拳头。他说：“她长得像我。”
她没抬头，说：“像你有什么好，像个黑猴子。”
他蹲下来，伸出右手食指，轻轻碰了碰闺女的脸。闺女动了动，没有醒。他又说：“她睡得好熟。”她说：“吃奶的孩子都是这样。”他站起来，站在摇篮旁边，不再说话。
七八年的日子好像比前面的日子过得快。人们开始不叫生产队了，叫村。村口修了一条泥土公路，班车可以直接通到镇上。但他还是走那条山路。山路近，也走惯了。有一年他回来，儿子已经上小学。他发现儿子长高了许多，比前一年回来高出了一个头。儿子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他带来的那支铅笔，转来转去。他说：“好好念书。”儿子说：“嗯。”他说：“念出来了，就离开这地方。”她听见了，正在灶间剁菜，刀停了一下，又剁下去了。
一九八二年，他听说可以托人把自己调回镇上的合作社。他回去跟她说了。她听了，说：“行，不就是再等几年么。几年很快就过去了。”几年很快就过去了。他又去问，人家说原来的位置被人占了，得再等。他没有再做声。那一年他回家，她问起了这件事。他说：“位置没了。”她说：“没了就没了吧。”他嘴里含着一口饭，嚼了很久，咽下去。她说：“吃饭吧，也不是你一个人这样。”
那一年他回林场的时候，她送他到村口。她忽然说：“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衣裳破了，就找人缝一缝。”他说：“我自己会缝。”她看了他一眼，没有戳穿他。他不会缝。他只会笨手笨脚地把破洞拢在一起，用一段线缠上几圈。
一九九一年，他五十二岁。林场改制，他年龄大了，退了下来。他办了手续，领了一笔遣散费。他把被窝褥子捆成卷，坐在林场门口等班车。他回到家，不是七月七，是农历三月十六。她正蹲在院子里择韭菜。看到他推开门，她愣了一下，手里那把韭菜还捏着。他站在门口，把被窝卷放在地下。
她问：“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他说：“不走了。”
她低下头，把手里那把韭菜择完了，拍掉裤子上的土，站起来说：“那我把那只母鸡杀了，给你炖汤。”
这一年他终于不用走了。可是日子并没有变好，只是变长了。他每天早起，喂鸡，扫院子，挑水。她烧火做饭。他们一天说不上十句话，但谁也不用说，两个人知道该干什么。
他有时候坐在院子里，一坐就是半个时辰。她看见了，说：“你要坐就进屋里坐，外面风凉。”他说：“不凉。”
后来他的腿脚不太好，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她叫他不要蹲着择菜了，她来弄。他也不听。他蹲在地上的时候，她就扶着墙站在旁边，看着他的头顶。他的头发快白完了。
一九八二年没调成回来那件事，后来她再也没有提过。有一天晚上，他主动提起来，说：“当初要是调回来了，家里的日子也许好过点。”她说：“好过不好过，过日子呗。”他说：“跟着我，你受苦了。”她说：“什么叫受苦。庄稼人不都是这么过。”
他说：“一年才见一回。”她说：“你每年都回来了。”
然后她就进了里屋，铺开被子，说：“睡吧，明天还要去镇上买化肥。”他站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吹熄了灯。
二〇〇八年，有一天傍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晕倒了。她喊了隔壁的年轻人，把他送去医院。医生说，血压太高，以后少弯腰，别着急。她把他接回家。他躺在床上，她问他：“你想吃什么？”他说：“不吃。”她说：“不吃饭怎么行。”他背过脸去，看着窗外的枣树，说：“你看着办。”她做了一碗面汤，端过来，把他扶起来，喂他吃。他喝了半碗，就不喝了。她放下碗，说：“这才刚开头，你倒先倒了。”他没有说话。
那几天，他睡着的时候，她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他没有睁眼，说：“你看什么？”她说：“看你老了没有。”他说：“老了。”她说：“早就老了。”
二〇〇九年冬天，她的病突然重了。他陪着她去医院，医生说，也就是熬日子了，回家养着吧。在回家的班车上，她靠着他的肩膀，忽然说：“我都知道了。”他说：“你知道什么了。”她说：“就是那个事。”他没有再说话。车窗外的庄稼地都收完了，空荡荡的，只有几根没割净的秸秆立在风里。
回到家里，她躺下来。他守在旁边。有一天，她对他说：“柜子里给你做了三双鞋。”他打开柜子，果然看到三双新布鞋，鞋底纳得结结实实。他低头看，针脚是密的，但有一处有一道歪斜的痕迹，像是手指不稳的时候扎偏了。他说：“够穿了。”她说：“够你穿两年。”他说：“穿得完。”
腊月二十八，她走了。
那天早上她精神好了些，自己坐起来，要喝水。他给她端来一碗水。她喝了，说：“有根，我想洗洗头。”他说：“大冬天的，洗什么头。”她说：“你烧点水，我简单冲冲。”他就去烧水，把水调到温乎，端进屋里。她坐在床边，头低着。他帮她把头发打湿，搓了几把，又舀水冲干净。她用一块干毛巾包住头发，说：“好了。”
他端着一盆脏水走出屋门，泼在院子里。他站在院子里，端着空盆，没有动。冬天天短，天黑得早。他端着空盆站了很久，手上的水冻得发麻，他才回到屋里。
她躺在床上，包着湿漉漉的头发，说：“你躺上来。”
他脱了鞋，躺到她旁边。两个人并排躺着。他感到她的身体很轻，像一捆干了的高粱秆。她闭着眼睛，说：“有根。”
他说：“嗯。”
她说：“今年腊月，你少放一些盐。”
他说：“好。”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怕是等不到明年七月初七了。”
他说：“等得到。”
她说：“等不到。”
他没有再说话。他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凉了，但他没有松开。天慢慢暗下来。她像是睡着了。他伸出手，碰了碰她露在毛巾外面的额头。那额头冰凉。
他去喊了人来。人们给她换上寿衣，把她停放在堂屋。他站在院子里，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他走进堂屋，掀开她脸上的纸，看了看她。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纸盖回去。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要给灶膛里生火。他站在灶前，火点了几次才点着。
出殡那天，她埋在一个向阳的坡上，能看到村口的老槐树。人们往回走，他没有走。他一个人站在坟前，看着那堆新土。风吹过来，他打了个寒颤。
回家以后，他一个人过日子。儿子接他去城里，他不去。他说这屋里还有一只鸡。那只鸡很老了，不爱下蛋了。他也没有杀它。老母鸡后来死了，他把它埋在院子里的枣树下。
第二年春天，枣树开了花。枣花开的时候，有一种很淡的香味。他每天站在枣树下，抬头看花。树还在，枣花也还在开，只是她不在了。
七月初七那天，他早上起来，烧水，泡茶，喝完茶。他走到村口，在老槐树下的石墩上坐了一会儿。老槐树老了，树皮一块一块掉，但还活着。他又顺着那条山路走了一段。路边的草长得很深，快把路淹了。他走到一个山坡上，能看到远处的公路。公路上的车来来往往。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阵，没有走到公路边，转身回了家。
第二年，他又去了。第三年，他又去了。村里有人看见他每年七月初七都去村口坐，有人问他：“大爷，你在这儿坐着等谁？”他说：“谁也没等。”那人说：“那你坐在这儿看什么。”他说：“看看路。”
后来他身体越来越弱，走到村口要歇好几次。有一年，他走到村口，坐在石墩上，正对着那条山路。他坐了大半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他慢慢地起身，扶着墙走回来。邻居看见他脸色不好，说：“大爷，往后别出远门了。”他说：“好。”
那一年冬天，他死了。死前最后几天，他一直昏昏沉沉地睡。有一天夜里，他忽然清醒了一会儿。床前坐着儿子。他问：“你回来了？”儿子说：“嗯，爹。”他又问：“你娘呢？”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娘不是在坡上么。”他像没有听懂，又说了一遍：“你娘呢？”儿子说：“娘在屋里呢，她睡了。”他“哦”了一声，闭上眼睛，过了半晌，又说：“那就好。”
第二天凌晨，他走了。
办丧事的时候，儿子在整理他的旧柜子时，发现了一沓叠得很整齐的纸。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儿子打开看，是这些年他每年七月初七从村口回来后，就着灯光写的字。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叠在一起，像是不常握笔的手写出来的。有几张还能认出来：
“秀兰，今天我又去了。路上草长了，明年怕是要带把镰刀。”
“秀兰，今年我没走到公路边上，走到半道就回来了。”
“秀兰，老槐树掉了一根大枝，也不知道还活得了活不了。你要是看见，说不定认得出来。”
“秀兰，儿子前天打电话来，说让我去城里过年。我说不去。屋里还有你的东西，我不能走。”
最后一张纸上的字很少，像是写了很久才写出来：“秀兰，我今天坐着，风暖了，布鞋合脚。”
儿子把这些纸收起来，放回柜子里，没有给别人看。
下葬那天，人们把他葬在她旁边。两座坟并排立在山坡上，距离很近，只隔了半步远。
坟前有一棵枣树。那是她自己栽的，还是后来新长出来的，没有人记得。有一年，枣树结了很多枣。到了秋天，枣红了，落在两个坟头的土坡上。
没有人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