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的长度
一九九八年，李秀兰出门那天，她爹蹲在门槛上喝粥。
粥是稀的，米粒沉在碗底，他用筷子搅了搅，把碗沿贴在下嘴唇上，转着圈吸。那是八月，太阳刚过屋脊，光照在门槛上，把他蹲着的影子压在身后半间堂屋里，很长。
李秀兰提着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两身换洗衣服和一双解放鞋。她走到天井中间，站住了。
“走了。”
她爹的筷子在碗里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搅。
“嗯。”
李秀兰又站了几秒钟。她看见她爹后脖颈上那颗黑痣，上面长出来一根白毛，从前是没有的。她还想说什么，但嘴张了张，又合上了。她转过身，出了院门。
门槛上的影子动了动，是她爹侧过身子去够靠在门框上的锄头。他放下碗，站起来，把锄头扛在肩上。锄刃上的泥巴干了，裂成小块，掉在地上。他从影子上踩过去，往屋后的菜地走。
粥碗留在门槛上。粥面上结了薄薄一层皮。
李秀兰走到村口的小卖部，刘婶正抱着孙子在门口喂饭。刘婶看见她，勺子停在半空。
“去哪？”
“外地。”
“多久回来？”
李秀兰把蛇皮袋换到另一只手上。袋子不重，但提手勒得指头发白。“过年回。”
她坐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车上坐了十几个人，有人带了一只鸡，绑着爪子塞在座位底下，过一会儿就闷闷地叫一声。李秀兰靠窗坐着，车开动的时候，她看窗外的村子往后退——先退过那排杨树，再退过小学校，再退过她家的屋脊。车子拐了个弯，屋脊就看不见了。
到县城要两个半小时。李秀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脖子歪得发酸，嘴里黏糊糊的。她揉了揉脖子，朝窗外一看，发现已经到了。
后来她在南方一个电子厂干了四年。头两年过年前都回去，第三年厂里赶货，没回成，托人带了两千块钱给她爹。带钱的人回来后跟她说，你爹把钱压在枕头底下，压了好几个月，后来拿出来买了两头猪崽。
李秀兰在电话里问，猪崽好不？她爹在那一头说，死了一头。
“怎么死的。”
“发瘟。”
然后两边都沉默了一会儿。电话是打到村委会的，村主任的媳妇在边上嗑瓜子，李秀兰能听见瓜子壳碎裂的声音，一个一个，很脆。
“那还有一头。”
“还有一头。”
“过年回去。”
“随你。”
李秀兰挂了电话。她付了电话费，一块八。从村委会出来，往东走了两百米，回了宿舍。那是十二月，南方的冬天不下雪，就是潮，衣服晾三天还是湿的。她换了双袜子，躺到床上，看天花板上一条裂缝从墙角延伸过来，到正中间停住了，像是不知道往哪边拐。
她爹那头猪长到了两百多斤，过年前杀了。杀猪那天早上，她爹给灶头生了火，烧了一大锅开水。杀猪匠老王来了，带了两个徒弟。四个人把猪从圈里拖出来，猪叫得整个村子都能听见。她爹按住猪后腿，猪身上烫，手按上去能感觉到皮下的肉在抖。
猪杀完了，褪了毛，开膛。老王把下水捞出来，丢进一个搪瓷盆里，猪心还在跳，在盆底发出嗒嗒嗒的声音。
“秀兰今年不回来？”
“赶货。”
老王没再问。他把肉分割好，排骨一条一条的，五花肉码在门板上。她爹给了老王一条烟，又留他吃了顿饭。吃完饭，她爹把猪肉用盐腌了，挂在灶头上。灶膛里的火早熄了，余温烤着那些肉，油一点点渗出来，滴在灰烬里，发出嗤的一声。
挂肉的时候，她爹抬头看了肉一眼。他个子矮，抬头的时候脖子上的褶子堆起来，那颗黑痣被挤在褶子里，看不见了。
二〇〇二年秋天，她爹死在灶屋里。早上起来烧水，水还没开，人倒在地上。锅里的水后来烧干了，锅底烧了一个洞。
是隔壁张婶发现的。张婶看她爹到晌午还没出来，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看见灶屋地上躺着个人，锅底透光。张婶尖叫了一声，跑出来喊人。
李秀兰接到电话时正在线上焊一个电容。车间主任过来拍她的肩膀，说有她的电话。她放下烙铁，把防护镜推到额头上，走出车间。
电话那头是村主任。村主任说，你爹不行了。李秀兰手里还捏着一个没焊完的电路板，板子边缘有一排金手指，戳得她掌心发痒。
“什么时候。”
“早上。”
“做了什么。”
“烧水。”
李秀兰挂了电话，站在传达室门口。传达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放的是地方戏，一把胡琴拉着，声音尖尖细细的。她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车间。坐到工位上，重新拿起烙铁，把那个电容焊上去。焊点圆润饱满，银白色的，像一滴水珠。
她请了三天假。坐火车，转汽车，再坐三轮车，到家的时候是第二天傍晚。天快黑了，院门上贴了一副白纸，没写字。推开院门，堂屋里停着棺材，是她爹自己置下的，杉木的，漆了黑漆。棺材还没封盖，她爹躺在里面，穿了一身蓝色的寿衣，领口系得有点紧，下巴被勒得往前翘了一点。
张婶守着灵，看见李秀兰进来，站起来，把手里攥着的一把纸钱塞给她。
“你爹走得不苦。”
李秀兰嗯了一声。她在棺材边上蹲下来，看她爹的脸。眼窝陷下去很多，嘴唇发白，脸上的皮像是贴在骨头上的，没有肉。她伸出手，碰了碰她爹的手背，凉的，硬邦邦的，像冬天挂在屋檐下的干肉。
她跪在蒲团上，点了几张纸钱。纸钱烧起来，火焰往上蹿，灰烬飘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没去拍。
第二天一早出的殡。村里出了几个劳力，抬棺材上了山。李秀兰跟在后面，穿着一件白布孝衣，手里举着一个花圈。山路窄，前面的抬棺人脚下打滑，棺材晃了一下，李秀兰也跟着晃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
下葬的时候，土铲下去，打在棺盖上，声音很沉。第一铲土，第二铲土，第三铲。李秀兰站在坑边，看泥土把棺材一点一点盖住。最后棺材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一堆新土。有人在她背上轻轻推了一下，她回过神来，把手里的花圈插在坟头上。
从山上下来，李秀兰回了家。灶屋里还留着那天的样子——灶台上的锅底破了一个窟窿，窟窿边缘的铁烧成了黑褐色，卷起来，像干枯的树叶边。她把锅拿下来，搁在墙角。灶膛里的灰还是满的，拨开灰，里面有一截没烧完的柴火，一头是炭，另一头还是木头。
她在灶前站了一会儿。灶头上面挂着的那些腊肉还在，覆盖了一层灰。她踮起脚取下来一块，拿报纸包了，放进蛇皮袋里。这个蛇皮袋还是四年前那个，提手那儿磨得起了毛，但没断。
第二天她就走了。走之前她把院门锁了，钥匙压在窗台上一块砖下面。砖头上有青苔，摸上去湿漉漉的。
她回到电子厂，继续焊电容。车间里的气味还是那样，一股松香和锡的味道。她的工位在第三排靠窗户的位置，左边是一个湖南来的女工，右边是一个江西来的。湖南女工问她家里事办好了吗，她说办好了。
两年后，她嫁了人。男人是厂里的技术员，四川人，个头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镜。办酒席的时候，她这边没有亲戚来，坐了两桌工友。男人那边来了一桌半，坐得稀稀拉拉的。
婚后的日子没什么变化。还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只是宿舍换成了一个出租屋，多了一台电视机，多了一个人。电视机开着的时候，屋里有点声音，关了，就只剩两个人的呼吸。
有一回吃完饭，她男人在看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小孩，在学走路，摇摇晃晃的，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笑了。她男人也跟着笑。李秀兰在洗碗，水龙头开着，水声哗哗的。她洗完了最后一个碗，擦干手，坐到床沿上，拿起遥控器换了一个台。
“怎么不看那个了。”她男人问。
“没意思。”
遥控器上的数字键有个“3”磨掉了，露出底下的白塑料。她用大拇指摸着那个白点，一圈一圈地转。
第三年，她生了个儿子。生的时候很顺，从进产房到出来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给她看，她看了一眼，眼皮很沉，闭上了。再睁开的时候，孩子已经洗好了包在襁褓里，放在她床边的推车上。
她坐起来，侧过身子看孩子。脸上皱巴巴的，眼睛闭着，嘴唇在动，像是在吃奶。她伸手摸了一下孩子的脸，皮肤很软，像刚出锅的豆腐。
孩子满月那天，家里包了饺子。她男人擀皮，她包馅。两个人都不太会包，饺子的形状歪歪扭扭的，有的馅太多，皮撑破了，馅露出来。她男人说，破了就破了吧，煮出来也是一样吃。
饺子下锅，水滚了三次，点过三次凉水。她拿笊篱捞的时候，捞上来一堆面片和肉末。她盛了两碗，一碗大的一碗小的，大的推到她男人面前，小的放在自己跟前。又把剩下的半个饺子皮团成一团，丢进锅里。
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
“怎么了？”
“没怎么。”
她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个破饺子，塞进嘴里，嚼了。咽下去之后，又夹了一个。
孩子长到三岁那年，他们搬进了县城买的房子。三室一厅，贷款二十年。搬家那天，她把从老家带来的那个蛇皮袋找出来了。蛇皮袋一直塞在出租屋的床底下，落了一层灰。她抖了抖，从里面拿出那双解放鞋和那块腊肉。
解放鞋的鞋底硬了，一掰就折成了两截。她扔了。腊肉包在报纸里，报纸已经发黄发脆，肉硬得像块木头。她拿刀剁了一小块，泡在水里，泡了一个下午，水变成了酱油色，肉还是硬的。她倒掉水，换了一盆，继续泡。
第二天用这块腊肉炒了一盘蒜苗。肉切得薄，肥肉透明，瘦肉深红。下锅的时候嗤啦一声，满厨房都是一个说不出来的味道——不像新鲜肉，也不是腐坏，就是一种干了很久的、浓缩了的肉味。
她把菜端上桌。儿子拿起筷子先夹了一片瘦肉，嚼了两下，皱起眉头。
“咬不动。”
她男人也吃了一口，腮帮子鼓起来，嚼了大概有一分钟，喉结动了一下，咽下去了。
“还能吃。”
李秀兰自己夹了一块。她把肉送到嘴里，用门牙咬下来一小条。舌头碰到那块肉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因为那块肉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是灶膛里草木灰被油滴打湿了之后又烤干的味道，是她爹灶头上挂了好几个月积蓄出来的烟熏味。
她慢慢地嚼。嚼到最后，肉成了渣，还是嚼不烂，纤维一条一条地缠在牙缝里。她用力咽下去，纤维划了一下嗓子眼，有点疼。
那顿饭吃完，盘子清空了，只是每块肉嚼的时间都比平时长。洗碗的时候，水槽里的筷子横七竖八躺着，有两根筷子的头被她男人咬裂了，起了毛刺。
儿子今年十一岁了，在县城三小读四年级。个子抽条，已经到她肩膀了。放学回来，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先开冰箱拿一瓶酸奶，再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整个人陷进沙发里，两条腿搭在茶几上。
李秀兰在厨房切菜。刀起刀落，在砧板上发出均匀的声音。她忽然停了手，偏过头去朝客厅看了一眼。儿子横躺在沙发上的姿势让她想起了一个什么画面，但又想不太清楚是什么。
她回过头继续切菜。晚上吃红烧排骨，排骨已经焯过水了，晾在笊篱里，颜色发白，上面粘着一层细密的沫子。她端起笊篱，把排骨倒进烧好的油锅里。
客厅里传来动画片的声音。儿子笑得很大声。
吃完晚饭，儿子回房间写作业。她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一本超市的促销册子，一页一页翻。翻到一半，忽然停了下来。她抬头看了看窗户，窗外黑透了，玻璃上映着她自己的脸和背后客厅的灯。那张脸不年轻了，颧骨上的皮肤有些发干，眼睛底下的细纹像瓷器上细小的裂纹。
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县城的小区，路灯亮着，把小区的路照得灰白。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偶尔有一辆电动车开过去，车灯晃一下，又恢复成灰白。
她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头顶上晾着的衣服还没收，风一吹，衣服袖子晃了晃，像有人招了一下手。
回屋之前，她无意识地在阳台地面上蹭了一下右脚的鞋底。这个动作很轻，快得她自己都没发觉。
那年她爹死之前，灶屋的地上有一道他脚底蹭出来的印记——是常年站在那里烧水，左手够柴火右手拿火钳，身体重心在两只脚之间换来换去，久而久之在夯土地面上磨出了两个浅浅的凹槽。村里帮忙办丧事的人说，她爹倒下去的时候，两只脚正好踩在那两个凹槽里。
后来那个灶屋没人用了。没人知道那两个凹槽现在还在不在。
去年小区门口开了一家新的早餐店，卖豆浆油条。李秀兰有时候早上来不及做饭，会去买两根油条，一杯豆浆。早餐店的老板娘五十来岁，围裙上沾满了油渍，脸被油锅的热气蒸得红红的。她每次接过李秀兰的钱，数清楚了，塞进围裙口袋里，再从里面的口袋摸出零钱找给她。
有一回李秀兰去买油条，老板娘忽然说了一句：“你蹲那儿等一下，这锅马上好。”
李秀兰就往后退了一步，在店门口的台阶上蹲了下来。清晨的太阳刚从东边楼缝里挤出来，斜斜地照在她身上。她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下巴搁在手背上，看着老板娘炸油条。面剂子丢进油锅，先是沉下去，然后从锅底浮上来，翻一个身，膨胀开，滋滋响，颜色从白变黄再变焦黄。
油锅的热气扑在她脸上，有点烫。她眯起眼睛，打了个哈欠。
这时候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把蹲着的影子投在面前的地上，很长，越过早餐店的门槛，一直延伸进店里，消失在油锅底下的阴影里。
老板娘把炸好的油条捞起来，立在锅边的铁丝网上沥油。李秀兰站起来，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钱。
“两根。”
老板娘拿纸包了两根油条递给她。李秀兰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了老板娘的手，老板娘的手背粗糙，全是裂口。
“今天不去上班？”
“今天礼拜六。”
“哦。礼拜六。”
李秀兰拎着油条往家走。走到半路，油纸包底部被油渗软了，破了一个小口，油滴出来，滴在她的裤腿上，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她没注意。
回到家，她男人还没起床，儿子的房间门关着。她把油条放在盘子里，倒了一杯热水，一个人在餐桌前坐下来。
她咬了一口油条。外皮酥脆，里面绵软。嚼着嚼着，她停了下来，慢慢地把手里的油条放回盘子边上。
眼眶那个位置有什么东西。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
是水。
她把剩下的油条吃完，站起来，把空盘子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水哗哗地冲到盘子上，溅起来的水珠打在手腕上，凉凉的。
然后她转身，朝儿子房间门口走去，抬手敲了敲门。
“起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