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
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刘淑兰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第一次见到赵德顺。
那天下着雪渣子，不是正经的雪，是风里夹着的碎冰。刘淑兰提着两斤白糖从商店里出来，风一刮，她眯了一下眼。脚底下踩到一块冰，身子往左边歪过去。糖没撒，人也没摔倒，因为有人伸手扶了她一把。那只手落在她的胳膊肘上，力道刚好，不轻不重。她站稳了，回头看了一眼。一个穿蓝色棉袄的男人，领口的扣子系到了最上面一颗，下巴上有青色的胡茬。他松开手，弯腰去捡地上一个布袋。布袋里是半袋花生，口子没系紧，有几颗滚到了雪水里。
刘淑兰没说话。那男人也没说话。他把花生捡回布袋里，系紧了口，抬头看了她一眼。雪渣子落在两个人的肩膀上，谁也没去拍。
“糖。”男人说了一句。
刘淑兰低头看了一眼手里提的白糖，油纸包着，绳子扎得紧。
“嗯。”她说。
然后两个人各自走了。
这是赵德顺事后说的。他说的不是当时，是很多年以后。他说你提着一包白糖，风一吹你就要倒。刘淑兰听了，脸上没什么表情，手里的筷子在碗里翻了翻，夹起一块萝卜。她没说记不记得，也没说不记得。她只是吃萝卜。
后来他们结婚了。介绍人不是百货商店门口的那阵风，是刘淑兰的姨。她姨说镇上来了个修自行车的，人老实，手艺好。刘淑兰去看了。修车铺子在镇东头，一间平房，门口摆着一辆卸了轮子的自行车，车架子倒扣在地上，像一只死了的昆虫。赵德顺从车铺里出来，手上都是黑油，指甲缝里也是。他看见她，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擦完也没出声，就站着。
刘淑兰看见他的领口还是系到最上面一颗。
“你补胎多少钱？”她问。
“三毛。”他说。
“内胎坏了也三毛？”
“内胎贵些，四毛。”
刘淑兰点了点头。她低头看见地上有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半盆水，水上一层油花。赵德顺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说那是查漏气的。他又在衣服上擦了一下手，这回擦的是另一只。
一个月后他们领了证。刘淑兰搬进了修车铺后面的那间屋子。屋子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木头脸盆架，一个煤炉。墙上钉了一根钉子，挂着一件蓝色工装。她把白糖放在窗台上，油纸包着，绳子扎得紧，一直没拆。
结婚那天晚上，赵德顺洗了手。他用肥皂搓了三遍，指甲缝里的黑油还是没洗干净。他坐在床边，看着自己那双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刘淑兰从脸盆架上拿了毛巾，在热水里拧了一把，递给他。他接过去，擦了手，又擦了一把脸。毛巾上有肥皂的味道。
“手。”她说。
他把毛巾还给她。她接过去，放进脸盆里。毛巾沉到水底，展开，像一朵开败了的花。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一九八八年春天，修车铺的生意好了些。镇上骑自行车的人多了，胎破得也多了。赵德顺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把铺门打开，把工具摆好。扳手放左边，钳子放右边，补胎的胶皮按大小排成一排。他做这些的时候手很稳，一件一件地摆，从不弄错位置。摆完他就坐在门口的马扎上，等第一个客人。
刘淑兰在后面的屋子里做早饭。稀饭，馒头，咸菜。稀饭是昨天晚上剩的米饭加水煮的，馒头是粮店买的，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萝卜条。她把三样东西端到修车铺里，放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上。三条腿的桌子靠墙，墙角垫了两块砖头，桌子勉强不晃。
赵德顺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他吃馒头的动作是先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块，一块一块地蘸稀饭吃。咸菜他吃得少，偶尔夹一筷子，咬一小口，剩下的放在碗边上。刘淑兰坐在他对面，也吃同样的东西。两个人中间隔着三碟咸菜，一碟萝卜条，一碟雪里蕻，一碟腌辣椒。
春天过去是夏天。夏天修车的人多，赵德顺的汗衫一天要湿透两回。他把湿的脱下来搭在车把上晾着，光着膀子蹲在地上补胎。肩膀上晒出了两道印子，一道白的，一道黑的。白的在背心里面，黑的是露在外面的部分。刘淑兰收衣服的时候看见那件汗衫，拎起来闻了闻，放进脸盆里，倒了半盆水，撒了一把洗衣粉。
她蹲在院子里搓衣服，搓完汗衫搓裤子，搓完裤子搓袜子。赵德顺从铺子里出来，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凉白开，他喝了一口，剩下的递给她。她接过去，也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搪瓷的味道。
她怀孕是一九八九年的事。
开始她不知道，只是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胃里翻。她以为是吃了隔夜的菜。隔夜的菜是炒豆角，她热了两回，豆角都发黑了。她没舍得倒，自己吃了。吃完就想吐。她去卫生院看，医生说不是菜的问题，是你有了。她听了，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在打针，孩子哭，女人也哭。刘淑兰看着她们，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肚子还是平的，什么也摸不出来。
她走回去，路过供销社的时候买了一包红糖。红糖用黄纸包着，纸的四角掖得整整齐齐。她拿回去放在窗台上，和那包没拆封的白糖并排放在一起。
晚上赵德顺回来，她把红糖推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她的肚子。他明白了。
“几个月了？”他问。
“医生说两个月。”
他点了点头。他把红糖拿起来，掂了掂分量，又放回去。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从井里打了一桶水。水桶碰在井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拎着水回来，把水倒进煤炉上的铁壶里，点着了煤球。煤球冒出一股青烟，他蹲在旁边，拿扇子扇了几下。火苗从煤球的缝隙里钻出来，红红的，晃动着。
水开了。他泡了一杯红糖水，端到她面前。红糖水在搪瓷缸子里晃，颜色很深，像铁锈。
“喝。”他说。
刘淑兰接过去，吹了吹，喝了一口。甜的。她又喝了一口。赵德顺站在旁边看着她喝，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他手里没有油，但他擦了。
孩子生在一九九〇年的正月里。是个男孩。赵德顺给他取名叫赵平安。他取名字的时候翻了黄历，黄历是修车铺里记工用的那本，纸页卷了边，上面有油渍。他翻了好几页，最后指着一个“安”字说，就这个。刘淑兰抱着孩子看了一眼黄历，黄历上写着“宜出行，忌动土”。她没说什么，把孩子往怀里拢了拢。
赵平安从小就在修车铺里长大。他学会走路的那个夏天，赵德顺在院子里用旧轮胎给他圈了一块地方。旧轮胎上还有补过的疤，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赵平安扶着轮胎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坐在里面玩扳手。扳手是赵德顺不用的那把，柄上生了锈。孩子拿着它敲轮胎，一下一下的，声音闷闷的。刘淑兰在屋里做饭，听见这个声音，知道孩子还在。
赵德顺每天除了修车还是修车。他的手越来越粗，指关节变大，指甲缝里的黑油再也洗不干净了。有人来修车，他就蹲下去看，用手捏捏外胎，转一转轮圈，然后报一个价。补胎三毛，换内胎四毛，换外胎一块二。这个价格从他开店起就没变过，一直到了赵平安上小学那一年。
赵平安七岁那年秋天，刘淑兰又进了一趟城。她进城去买布，要给赵平安做一件新棉袄。旧的那件小了，袖口短了一截，露出半截手腕。风一吹，孩子的手就缩进袖子里，握成一个小小的拳头。
她买完布出来，站在百货商店门口等公共汽车。天下着雨，不是雪渣子，是实实在在的秋雨。雨点子打在屋檐上，噼噼啪啪地响。她撑着伞，往左边让了一步，因为旁边有人要出来。她让开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一摊水，水里映着百货商店的招牌，红底白字，被雨点打碎了。
她上了公共汽车，坐了一个半小时回到镇上。下车的时候雨停了，天边上有一块亮光，冷冷的，像一块磨过了头的铁皮。她踩着泥水走进修车铺，赵德顺在给一辆自行车换链条。链条拆下来放在地上，一节一节的，油亮油亮的。他抬头看见她，手上的活没停。
“买回来了。”她把手里的布包放在桌上。布包外面湿了一层，里面是干的。
赵德顺嗯了一声，继续装链条。装完链条，他试了试踏板，轮子转了，链条发出均匀的嗒嗒声。他从地上站起来，膝盖上沾了一块黑。他拍了拍，没拍掉。
“吃饭。”刘淑兰在后面的屋子里喊了一声。
这顿饭吃的是白菜炖粉条。粉条是红薯粉，煮久了，发黏，夹起来的时候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赵德顺吃了一碗，又添了半碗。刘淑兰没添，她把碗里的粉条挑给赵平安。赵平安吃了，嘴唇上沾了一层油，亮晶晶的。
赵德顺放下碗。他看了看刘淑兰，又看了看赵平安，然后说了一句话。
“明天我去县城进一批零件。”
刘淑兰正在收碗，手停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后她继续收碗，把筷子拢在一起，在桌上磕了磕。筷子头上沾了粉条渣，她磕了两下，磕干净了。
“路上慢点。”她说。
第二天赵德顺一早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外面是一层灰蒙蒙的雾。刘淑兰醒了，听见他穿衣服的声音。棉袄的扣子一颗一颗地系上，从下面系到上面，最后是领口那颗。系到领口的时候，布料摩擦的声音停了一秒，然后继续。
他推门出去，门轴吱呀了一声。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被雾吞掉了。刘淑兰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墙上是赵平安用铅笔画的一条线，歪歪扭扭的，他说那是鱼。
赵德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带回来一包零件，有内胎，有链条，还有一个新的打气筒。他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铺子里，内胎放左边，链条放中间，打气筒立在墙角。他弯腰放东西的时候，从布袋里掉出来一个小纸包。纸包是彩色的，花花绿绿的。
赵平安看见了，跑过去捡起来。是糖。水果糖，透明的那种，包在塑料纸里。塑料纸的颜色不一样，红的，绿的，黄的，拧成一个个小小的蝴蝶结。
刘淑兰从屋里出来，看见了那包糖。
“买的？”她问。
“百货商店门口有人发。”赵德顺说。他在拆外胎的包装纸，牛皮纸撕开的时候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说是什么促销，不要钱。”
刘淑兰把糖接过去，数了数，一共八颗。她把糖放进一个玻璃罐里。玻璃罐原来是装酱菜的，洗干净了，盖子上的橡皮圈松了，盖不严实。她把罐子放在碗柜的最上面一层。赵平安踮起脚，够不着。
“明天吃。”她说。
赵平安看了罐子一眼，又看了他妈一眼。他没闹。他从地上捡起那个废掉的打气筒，旧的，皮碗裂了。他把打气筒当枪使，嘴里发出嗖嗖的声音，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晚上睡觉前，刘淑兰打开玻璃罐，拿了一颗糖给赵平安。糖是绿色的，透明得像一块碎玻璃。赵平安把糖放进嘴里，腮帮子鼓起一个小包。他抿了一会儿，又吐出来看了看。糖变小了，表面变得粗糙，沾着口水，亮晶晶的。他又放回去，翻了个身，含着糖睡着了。
刘淑兰坐在床边看着孩子。糖在赵平安的嘴里，他的嘴唇偶尔动一下，是在吮那颗糖。口水从嘴角流出一道印子，她伸出手，用袖子给他擦了一下。袖子是粗布的，擦在脸上涩涩的。
赵德顺还没睡。他在铺子里算账。账本摊开了，他拿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的字大，一个格子盛不下，写到格子外面去了。灯光从铺子里漏到院子里，在地上铺了窄窄的一条。
刘淑兰走到铺子里。赵德顺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写。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像什么东西在啃木头。
“糖是哪来的？”她问。
赵德顺没抬头。“百货商店门口有人发，我看见了，拿了一包。”
“你去百货商店了？”
“路过。”
铅笔停了。赵德顺把账本合上，橡皮筋箍好。他站起来，走到脸盆架前，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盆里。水是凉的，他把手放进去，搓了搓。指甲缝里的黑油被水泡了，颜色淡了一些，但还是有。
“我今天看见一个人。”他说。手还在水里，没有拿出来。
刘淑兰站在门口，一只手搭在门框上。门框上的油漆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灰色的木头。
“谁？”
“一个女人。”赵德顺把手从水里拿出来，甩了甩。水滴溅到墙上，留下了几个深色的圆点。“百货商店门口。她提着一包红糖，风一吹，差点摔了。我扶了她一下。”
刘淑兰的手指在门框上抠了一下。掉了的那块油漆旁边又翘起来一小片，她用指甲把它按回去。没按住，又翘起来了。
“她说了什么？”刘淑兰问。
“她说谢谢。我说不用。”赵德顺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就这样。”
刘淑兰从门框上收回手。她转身走回后面的屋子，走路的时候脚没有声音，只有鞋底蹭在地上的沙沙声。她走到碗柜前，打开最上层的玻璃罐，拿了三颗糖出来。红的一颗，黄的一颗，还有一颗绿的。她把糖放在窗台上，和那包没拆封的白糖、吃了半袋的红糖排成一排。
月光照进来，照在糖纸上。红的发暗，黄的发白，绿的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颜色。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她把糖拿起来，一颗一颗地剥开。三颗糖都剥好了，放在一个碟子里。透明的糖在月光下微微地反光，像三颗小石头。
第二天早上，赵平安醒来的时候，看见碟子里有三颗糖。他数了数，一颗红的，一颗黄的，一颗绿的。他拿了一颗红的，想了想，又放回去，换了一颗绿的。绿的比红的甜，他吃过，知道。
他把绿糖放进嘴里。糖碰在牙齿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响。
院子里，赵德顺已经在干活了。他的扳手敲在车圈上，当当当的，声音传进来，和糖的甜味混在一起。
刘淑兰在厨房里切咸菜。刀落在砧板上，声音比扳手轻，但节奏是一样的。当当当，一下，一下，也一下。
赵平安含着糖走到院子里。他蹲在旧轮胎旁边，看赵德顺修车。赵德顺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是在拧一个很紧的螺丝。
糖在嘴里慢慢变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没有了。
赵平安的舌头在嘴里搅了一圈，找不到糖了。只剩下一点甜味，贴在舌根上，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站起来，跑回屋里去了。旧轮胎在原地晃了晃，然后不动了。
那天下午，刘淑兰把窗台上的白糖拆了。她拆得很慢，绳子解了半天，油纸一层一层地剥开。白糖是白的，细得像雪渣子。她舀了一勺放进搪瓷缸里，冲了开水，搅了搅。糖化在水里，看不见了。她端起缸子，喝了一口。
甜的。
她把缸子放下来，手托着下巴，看着窗外。窗外是赵德顺蹲在地上的背影，和一辆又一辆等着修的自行车。自行车们倒的倒，躺的躺，轮子朝天，像一片金属的庄稼。
风吹过来，吹动了晾在院子里的工装。工装的袖子飘起来，又落下去。赵德顺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了刘淑兰。他停了一下手里的活，在衣服上擦了擦手。然后他又低下头，继续拧那个螺丝。
赵平安从屋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一颗糖。黄的。
“妈说这颗给你吃。”他把糖塞进赵德顺的手心里。
赵德顺看着手掌里的糖。黄色的塑料纸，拧成一个小蝴蝶结。他把蝴蝶结捏了捏，塑料纸发出细碎的响声。他剥开了，把糖放进嘴里。腮帮子鼓了一下，然后平下去。
“甜不？”赵平安仰着头问。
赵德顺没说话。他把糖在嘴里换了一个位置，左边到右边，发出一声含糊的响动。他的腮帮子又鼓了一下。
然后他点了点头。
赵平安笑了。他转身跑开了，跑过院子里那堆旧轮胎，跑过倒扣的自行车架，跑过他爹铺在太阳底下晒的工具。扳手，钳子，胶皮，内胎。他跑过去的时候碰到了打气筒，打气筒倒在地上，哐的一声。他没停。
糖在赵德顺的嘴里慢慢化着。他砸了砸嘴，舌头上有一丝甜。螺丝还没拧完，他重新蹲下去，扳手继续转。
一圈。
又一圈。
又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