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糖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马永福在那条巷子里支起了一口锅。
锅是铁锅，锅底厚，传热慢。他蹲在锅前，拿一根竹棍搅着锅里的东西。那东西粘稠，颜色发黑，搅动的时候能看见一丝一丝的红褐色纹路在里面转。空气里有一股甜味，不是白糖那种尖细的甜，是闷的，糊的，像什么东西被熬过了头。
马永福搅了二十分钟，把锅端下来。锅里的东西慢慢凝成一块，黑褐色，硬邦邦的。他拿刀背敲了一下，没敲开。又敲了一下，还是没敲开。
“红糖。”他对站在门口的马小朵说，“你妈小的时候咳嗽，你姥姥就用这个冲水。”
马小朵六岁，蹲在门槛上看她爸。她没见过红糖。供销社里卖的白糖她见过，拿票买，一斤票买一斤糖，雪白的，细得像面粉。红糖她没见过。
马永福把那一大块红糖用刀背敲了一下午，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他拿一块放进搪瓷缸里，倒上热水。红糖在水里化开，水变成酱油色。他端给屋里的女人。
女人靠在床上，头发散在枕头上，脸色和枕头套一样白。她接过搪瓷缸，抿了一口。
“甜。”她说。
马永福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出去了。
马小朵记得她妈喝红糖水喝了两个多月。每天早上冲一碗，晚上冲一碗。红糖块慢慢少下去，她妈的脸色没有好起来。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红糖还剩半块的时候，她妈死了。
下葬那天，马永福把那半块红糖放在棺材里。
马小朵问：“给妈带走？”
马永福没说话。他蹲在院子里，拿那根竹棍在地上划，划来划去，划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
那是一九七四年春天。马永福三十一岁，在自行车厂做翻砂工。马小朵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再熬红糖是十一年以后的事了。
一九八五年，马永福四十二岁。自行车厂的效益不好，工资发不出来，每个月只发基本工资的七成。他那双手因为常年翻砂，手指关节粗大，手掌上全是老茧。洗脸的时候，手掌刮在脸上沙沙响。
马小朵十八岁了，在县城的纺织厂做临时工，一个月挣三十八块钱。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半个月回家一次。回家的时候带一包白糖，供销社买的，一块二一包。
“厂里发白糖了？”马永福问。
“发了。”马小朵把白糖放在桌上。
“你带回来干什么？你在那边自己吃。”
“我不爱吃甜的。”
马永福看了她一眼。马小朵在灶台边洗菜，背对着他，肩膀很窄，脖子细得像根筷子。
那天晚上马永福又支起了那口铁锅。铁锅在墙角搁了十一年，锅底生了一层黄锈。他拿钢丝球擦了半小时，擦得铁锅发亮。
“熬红糖。”他对马小朵说。
马小朵坐在门槛上看。门槛是她小时候坐过的那道门槛，木头中间磨下去一个弧形的凹痕。
马永福把白糖倒进锅里，开小火。糖慢慢化了，变成透明的液体，冒细密的气泡。他拿竹棍搅，搅得很慢，一圈一圈的。糖浆的颜色从透明变成浅黄，浅黄变成棕黄，棕黄变成深褐色的时侯，他的额头全是汗。
“要搅多长时间？”马小朵问。
“不知道。”马永福说，“看到颜色变了就停。”
他又搅了十几分钟，把锅端下来。糖浆凉了以后凝成一块，颜色不像上次那么黑，是暗红色的，硬邦邦的。
马永福拿刀背敲糖。敲了小半块下来，放进搪瓷缸里，冲上热水。
马小朵端着搪瓷缸抿了一口。甜的，有点糊味。
“像上次的味道吗？”马永福问。
“不记得了。”马小朵说。
马永福没说什么。
其实马小朵记得。她记得那年她妈喝红糖水的样了，靠在床上，头发散在枕头上，端搪瓷缸的手背上看得见青色的血管。她记得她妈说“甜”的时候，声音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她记得棺材里那块红糖，搁在她妈的手边，暗红色的，和棺材里的黑布衬在一处。
但是她没说。
砖砌的灶台上放着一只搪瓷缸，缸里的水冒着白汽。马小朵坐在桌子前，面前是一碗面。她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面条送进嘴里，嚼了两下。面条煮过了头，软塌塌的，没什么味道。
“面煮太久了。”她说。
马永福在灶台前站着，手里拿着勺子，勺子里还有一些没捞干净的面条。他把勺子放进锅里，舀了一勺汤倒进马小朵碗里。
“多喝汤。”他说。
马小朵又吃了两口，放下筷子。她看着灶台上那只搪瓷缸。
“红糖还有吗？”
“有。”马永福指了一下碗柜上面。
碗柜上搁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袋红糖块。颜色深的地方黑红色，颜色浅的地方是褐色的。塑料袋系得紧紧的，打了两个死结。
马永福拿搪瓷缸走到桌前，放在马小朵手边。马小朵伸手去端，手指碰了一下缸子，缩了回来。
“烫。”
马永福拿了一块抹布垫在缸子底下，推过去。
马小朵吹了两口气，喝了一小口。红糖水顺着喉咙下去，甜的，带一点苦。
“像那个味道吗？”马永福又问。
马小朵没抬头。她端着搪瓷缸，眼睛盯着桌面。桌面是用旧门板改的，上面有漆脱落后留下的一片一片灰白色。她的手指在那些灰白色的地方划了一下，指甲刮过陈旧木头的触感。
“像。”她说。
马永福脸上有什么东西动了动，嘴角往上牵了一下，又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转身去收碗，动作和刚才一样，勺子磕在锅沿上发出叮的一声。
马小朵后来嫁人了。嫁到隔壁镇上，丈夫叫刘国栋，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结婚那天，马永福给了她一袋红糖，塑料袋装的，扎口的绳子系了三圈。
“带着。”他说。
马小朵接过来，放进红皮箱里。皮箱是人造革的，边角磨出了白底，拉链的铜齿缺了两颗。
她住进刘国栋家的第一天晚上，刘国栋问她：“你爸给你的什么东西？塑料袋子哗啦哗啦响。”
“红糖。”
“红糖？买不到白糖吗？”
“买的到。”马小朵把塑料袋放在碗柜最里面，搁在一摞碗的后面。
结婚第一年，她经常冲红糖水喝。水开了倒进搪瓷缸里，红糖块扔进去，看它在水里慢慢塌下去，周围的水变成褐色，往中间聚拢。她不急着喝，就那么看着，有时候一看就是十几分钟。
刘国栋有一天看见了，说：“你喝个红糖水也能发呆。”
马小朵没说话。她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甜的。
第二年生了孩子，是个女儿。马小朵给她起名叫刘甜。刘国栋说这名字随便，马小朵说就叫这个。
孩子满月那天，马永福来了。他背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小米、红枣、红糖。红糖是自己熬的，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塞在编织袋的最底下。
马小朵看见红糖，愣了一会儿。
“又熬了？”
“熬了。”
“熬多长时间？”
“熬了二十分钟。颜色变深了，再熬就糊了。”
马小朵把那袋红糖放在灶台上。灶台上还有一袋红糖，是前些天刘国栋从镇上买回来的，工业包装，塑料袋上印着红糖两个字，还有一个甘蔗的图案。她把两袋红糖并排放在一起，一袋颜色深，发黑，一袋颜色浅，发黄。
马永福住了三天就走了。走的那天早上，马小朵正在灶台边冲奶粉。奶瓶是玻璃的，她往里面舀了三勺奶粉，倒上温水，盖上盖子摇了十几下。奶粉没化开，瓶壁上粘着一层白色的小颗粒。
马永福站在门口，背着那个空了的编织袋。他看着马小朵摇奶瓶的动作，看了有一会儿。
“走了。”他说。
“再住两天？”
“不了。厂里还有点事。”
“自行车厂不是快黄了吗？”
“快了。还有点尾巴要做。”
马永福转身往外走。马小朵抱着孩子送到门口，看着他拐过巷子口，看不见了。孩子的脸贴在她肩膀上，呼出的气是热的，带着奶味。
三年后，马永福死了。
死在自行车厂的老宿舍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同宿舍的工友老赵在食堂吃完晚饭回去，看见马永福趴在桌子上。桌上有半碗吃剩的面条，面条已经坨了，上面凝着一层白油。老赵叫他吃饭，叫了几声没应，上去推了一下，才发现人已经凉了。
老赵给马小朵打电话。马小朵抱着孩子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赶过去。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宿舍里的灯开着，灯光是黄的，照在马永福驼着的背上。
马小朵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她看着那一桌子东西：半碗面、一双筷子、一个搪瓷缸。搪瓷缸里还有半缸水，水凉透了，上面浮着一层细微的灰。
桌上还有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红糖块。袋子是打开的，里面大概还有小半斤。红糖块大大小小，棱角尖锐，颜色发黑。
老赵说：“你爸走之前那几天，天天晚上冲红糖水喝。我说你有糖尿病不能喝这个，他不听。”
马小朵没说话。她拿起那块红糖块，拇指和食指捏着。红糖块的表面粗糙，有一些细小的气孔。她使劲捏了一下，没捏动。
收拾遗物的时候，她在枕头底下找到一个本子。本子是自行车厂的工本，封皮印着“工作记录”四个红字。翻开来，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她读初中时照的黑白一寸照。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乖乖女。墨迹淡了，最后一个“女”字的笔画断断续续的，像是笔没油了硬划出来的。
有一页写着字，是马永福的笔迹。字很用力，圆珠笔的笔画陷进纸里：
熬红糖的火候：小火慢熬，不停搅。白糖变成黄水的时候不能停，变成茶水那样的时候不能停。等颜色深到发红发黑，起了大泡，就关火。关火后还要搅，搅到泡消了为止。搅慢了会糊，糊了就苦了，苦了就不能要了。熬好了的红糖敲开，里面是亮的，看着像碎玻璃。冲水喝应该甜中带一点焦味，不能太甜，也不能太焦。熬的好不好，喝了才知道。
下面还有一行字，字体不一样，笔迹要轻得多：
“小朵不爱吃甜的。”
马小朵把本子合上，塞进包里。
马小朵回到家以后，把马永福留下的那半袋红糖拿出来，和她自己的那袋放在一起。两袋红糖，一袋是马永福熬的，一袋是她在店里买的。她把两袋红糖分别倒进两个碗里看。一袋的糖块颜色发黑，形状不规则，敲开的断面有玻璃样的光泽。一袋的糖块颜色发黄，颗粒细，形状均匀。
她往搪瓷缸里扔了一块马永福熬的红糖，倒上开水。糖块在热水里慢慢塌陷，周围的水一圈一圈变红，最后整缸水变成了深褐色。她端起来喝了一口。
甜的。焦味比以前淡了。
她把搪瓷缸放下，又往另一个杯子里放了一勺买的红糖，冲了开水。那杯水是浅褐色的，喝一口，也是甜的，但是没有焦味。
两个杯子并排放在桌上，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淡。
刘甜三岁那年的冬天，有一天晚上发高烧。马小朵抱她去镇上的卫生院，打了针，退了烧。回来以后刘甜咳嗽，咳了一晚上。马小朵抱着她，靠在床头，一晚上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上，刘甜咳得累了，睡着了。马小朵把她放在床上，盖上被子。她走到灶台边，拿出搪瓷缸，扔进一块红糖。开水倒进去，热气腾起来，糊在脸上又湿又热。
她端着搪瓷缸坐在床沿上。刘甜睡得很熟，脸被被子遮住一半，露出来的半张脸因为发烧褪了两层皮，嘴唇干燥得起了白屑。马小朵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低头看手里的搪瓷缸。红糖水已经在慢慢变凉，水面不再冒热气了。
她的眼眶位置上有水。水积在下眼睑的边沿，没流出来。她拿手指蹭了一下，手指湿了。
她喝了一口红糖水。这时候搪瓷缸已经不烫手了，握在手里是温的。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喝完了把搪瓷缸放在床头的木凳上，躺下来，脸朝着女儿的方向，闭上了眼。
刘甜四岁上幼儿园。六岁上小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作文比赛，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刘甜回家问马小朵：“妈，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
马小朵正在厨房里做饭。灶台上的铁锅炖着豆腐，锅盖缝隙冒出白汽。
“为什么问这个？”
“作文比赛。老师说写一个你最喜欢的味道。”
马小朵把锅盖掀开看了一眼，又盖上。她拿一只搪瓷缸，从柜子最里面摸出一个塑料袋，解开袋口的死结，取出一块黑红色的东西扔进缸子里。
“你尝尝。”
刘甜看了一眼搪瓷缸里的东西。一块硬邦邦的深色物体沉在缸底。
“这是什么？”
“你尝尝。”
马小朵倒进开水。热气冲上来，那块东西在水里晃动了一下。过了两分钟，马小朵把搪瓷缸推给刘甜。
刘甜端起来，闻了一下，皱起眉头。
“有糊味。”
“喝一口。”
刘甜抿了一下，把搪瓷缸放下来，嘴巴嚅了嚅，像是在品尝余味。她的眉毛从皱起来慢慢舒展开，然后又皱了一下。
“甜的。”她说，“但是不是白糖那种甜。”
“是什么甜？”
刘甜又喝了一口。她瞪着眼睛盯着搪瓷缸里褐色的水面，看了一会儿。
“像等了好久好久才等来的那种甜。”
马小朵正在洗菜的手停住了。她把手从水盆里抽出来，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转过身来看着刘甜。水珠从她的手指尖往下滴，滴在地上，砸出几个深色的圆点。
“你这句写进作文里。”
刘甜就把这句写进了作文里。“像等了好久好久才等来的那种甜。”老师在旁边画了一个红圈，写了两个字：精彩。
作文得了全校第二名。刘甜把奖状拿回家给马小朵看。马小朵把奖状贴在堂屋的墙上，贴在一张旧年历的旁边。贴完以后她退后两步，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那袋红糖已经见底了。塑料袋里只剩五六块碎渣。
马小朵没用那几块碎渣冲水喝。她把它们倒进一个小玻璃瓶里，旋紧盖子，放进碗柜最里面。那个玻璃瓶原来是装豆腐乳的，瓶身上印着红色的字：酱豆腐。透过玻璃能看见红糖碎渣，暗红色的，像一些风干的血迹。
刘甜十五岁那年，刘国栋的小五金店倒闭了。他在家里窝了三个月，每天坐在堂屋里抽烟。烟灰掉在地上，他用鞋底碾，碾出一道一道的黑印子。马小朵扫地的时候，那些黑印子用扫帚扫过还是留下了灰色的痕迹。
刘国栋说：“去深圳。”
有个远房亲戚在深圳的工地干活，写信回来说缺人。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刘国栋把信反复看了三遍，然后开始收拾东西。
走的前一天晚上，他站在厨房门口，看马小朵在灶台边冲红糖水。
“你把那点红糖喝完算了。”他说，“带着路上又不能喝。”
“你喝。”马小朵说。
“我喝不惯那个。”
马小朵把搪瓷缸给他端过去。刘国栋接过来喝了一口，喉结动了一下，把缸子还给马小朵。
“甜。”他说。
马小朵端着剩下的半杯红糖水，看着刘国栋走到院子里。院子里堆着五金店剩下来的货：几根水管、一捆铁丝、半袋螺丝钉。月光照在那些铁器上，反射出冷冷的光。
第二天早上刘国栋走了，背着两个蛇皮袋。马小朵在门口站着看他走远，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两个馒头和几块红糖。她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拐过巷子口了。
那一年刘甜初中毕业。她没考上县城的高中，差九分。马小朵让她复读，她不肯。她在镇上的服装店找了份店员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六十块钱。
服装店的老板娘姓许，四十多岁，喜欢嗑瓜子。不忙的时候，她坐在柜台后面，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一手抓瓜子，一手翻杂志。瓜子壳扔在地上，密密麻麻铺了一层。
刘甜负责理货、打扫，偶尔也帮人试衣服。有一个女顾客买一件红色羽绒服，试了半小时，前后照镜子，问刘甜好不好看。刘甜说好看。女顾客又问许老板娘，许老板娘吐了瓜子壳说好看。女顾客脱下羽绒服，说太贵，走了。
许老板娘说：“每次都这样。”
刘甜拿衣架把羽绒服挂回原位。她挂了三次都没挂正，第四次才挂正了。许老板娘看着她，咔嚓一声咬开一颗瓜子。
下班的时候，许老板娘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为什么？”
“生意不好。我一个人够了。”
刘甜站了有几秒钟，然后开始帮许老板娘收拾柜台上的瓜子壳。她拿抹布把瓜子壳拢进手心，扔进垃圾桶里，又把抹布洗干净晾在暖气片上。做完这些，她穿上自己那件棉外套，系好扣子。
许老板娘说：“你倒是不急。”
刘甜拉开门。外面是十二月的天，风刮在脸上像沙子。她把领子竖起来，走出去。
回到家马小朵正在煮面。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白色的水汽充满了整间厨房。马小朵把面条下进去，拿出两个搪瓷缸，分别放进红糖块。
“妈。”刘甜说，“红糖没了。”
马小朵低头看塑料袋。袋子里只剩碎末，红糖碎末铺在袋底，像一层深红色的细沙。
“明天熬。”马小朵说。
第二天是星期天。马小朵早上起来，从碗柜深处拿出了那口铁锅。铁锅已经不年轻了，锅沿有几处磕出来的口子，锅底有厚厚一圈积垢。
她去了镇上的商店买白糖。
店主老张认识她，问：“买多少？”
“五斤。”
老张称了五斤白糖，用塑料袋装好，找钱的时候问：“你上次买红糖也是从我这儿买的吧？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
“十二年前。”马小朵说。
“你买那么多白糖干什么？做点心？”
“熬红糖。”
“白糖熬成红糖？”老张笑起来，“白糖比红糖贵。你这不是亏了吗？”
马小朵说：“不一样。”
老张不笑了。他看了马小朵一眼，“好吧，不一样。”
马小朵回家，把铁锅放在炉子上。灶是烧煤的，煤火从早烧到晚，火头不大但是不断。她把白糖倒进锅里，白糖哗啦啦地滑进锅里，碰到锅壁弹起来几颗，落在灶台上。她拿手指沾了放回锅里。
开火。糖慢慢地从底下开始化。透明的糖浆在白色的糖粒底下涌动，涌动的范围一点一点扩大。马小朵拿着竹棍开始搅。
刘甜坐在门槛上，看着马小朵搅糖。马小朵的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在后面，额前的碎发散下来了，粘在汗湿的皮肤上。
搅了十分钟。糖变成了浅黄色。
又搅了十分钟。糖变成了枣红色。
马小朵的额头的皮肉皱起来，眼皮往下压，嘴唇抿成一条线。她的右手握着竹棍，转圈的动作不紧不慢，每一圈的半径都差不多，像被什么机器设定好了。
“妈，可以了吧？”刘甜问。
“还早。”马小朵说。
又搅了五分钟。枣红色变成深褐色，糖浆表面开始鼓起大泡。大泡从中心鼓起，鼓到最大，噗一声破了，重新陷进糖浆里。然后又鼓起一个。
马小朵把火关了，继续搅。她的手臂在发抖。搅了三分钟，她把铁锅端下来放在地上。
糖浆开始凝。深褐色的液体表面出现了细小的皱褶，皱褶慢慢扩大，吞噬着光滑的部分。
马小朵把刀拿过来，对着糖浆划了几下，划出方格来。她的刀法不熟练，方格歪歪扭扭的，有的大有的小。刀尖在糖浆里拉出行丝来，丝断了，弹回去粘在糖块表面。
“等它凉。”马小朵说。
她们等了半个小时，糖彻底凝固了。马小朵拿刀背开始敲糖。叮一声，没敲开。又敲了一下，糖块裂成沿着她划的线断裂成两块。她把其中一块拿起来看了看，断口那里反射着光，像碎玻璃碴子。
“里面是亮的。”她说。
她往搪瓷缸里放了一块，冲上开水。红糖在水里化开，水变成了深褐色，比从商店买的红糖冲出来的颜色深得多。
马小朵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刘甜。
“像吗？”
刘甜接过搪瓷缸，握在手里，低头喝了一口。她抬起头的时候，看见马小朵正看着她。马小朵的嘴角绷着，眼睛一眨不眨。
“像什么？”
“像你姥姥喝的。”
刘甜没有见过姥姥。姥姥死在她出生之前很多年。但是她点了点头。她又喝了一口红糖水，红糖水顺着喉咙慢慢流下，所到之处升上来一股温热的甜。那甜味不是猛地冲上来的，是在口腔深处停留了一下，一点一点扩散开，最后变成一种近似于麻的钝感。
“甜的。”她说。
马小朵把竹棍放在灶台上，竹棍的一头颜色发黑，但是焦糖凝固了，所以摸上去没有粘手。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围裙上留下几道深褐色的印子。
那天晚上，她把新熬好的红糖分装进两个塑料袋。一袋给刘甜留下，一袋放进行李箱。行李箱是刘国栋没带走的，灰色帆布面，四个角都磨毛了，拉链头掉了，换了一根铁丝弯的钩子挂在上面。
一个星期以后，马小朵上了去深圳的火车。她买的是硬座票，一百九十四块钱，坐二十多个小时。走之前她把一个塑料袋放在刘甜手里。
“吃完了就没了。”她说。
塑料袋里面，红糖块大大小小堆在一起。
“你自己还有吗？”刘甜问。
“有。”马小朵拍了拍行李箱。
火车是晚上八点的。马小朵坐邻居的摩托车去火车站。摩托车突突地开出镇子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自家的房子隐在夜色里，窗子是黑的，刘甜站在门口，屋里的灯光从她身后打过来，她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
马小朵转回头，两只手抓紧了摩托车的后座边缘。风刮在脸上生疼的。天上没有月亮。
到了深圳以后，马小朵和刘国栋住在工地旁边的工棚里。工棚是铁皮搭的，夏天闷热，冬天透风。刘国栋在工地上搬钢筋，马小朵在工地的食堂帮厨。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蒸馒头，晚上八点收工。一个月两个人加起来挣一千四百块钱。
工棚里的东西很少。两张铁架子床、一个折叠桌、一把塑料椅子。马小朵的东西都放在她的行李箱里，行李箱立在床脚。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她从行李箱里拿出塑料袋，解开死结，取出一块红糖放进搪瓷缸里，冲上开水。
工地上的人喝红糖水的只有她一个。别人喝白开水，喝茶叶水，喝啤酒。马小朵每天冲红糖水的时候，总有人在旁边说：“又喝红糖水啊？”
马小朵不回答。她端起搪瓷缸，吹掉热气，小口小口地喝。红糖水在口腔里转几圈再咽下去。甜的。焦味轻了。
刘国栋在深圳待了三年。第四年，他去旁边的镇上办点事，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摩托车撞了，左腿骨折。住了半个月的院，出院以后拄了两个月拐杖，好了以后还是有点跛。
他回了一趟老家，把刘甜接了过来。刘甜那时候十八岁了，比马小朵离开那年高了半个头，头发剪短了，在太阳下看有点发黄。
马小朵在火车站接她。看见刘甜的第一眼，她的目光停在刘甜的头发上。停留了一下，然后移开。
“头发剪了。”她说。
“剪了。镇上的理发店打折，五块钱剪的。”刘甜用手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刘甜的到来让那间工棚显得更小了。马小朵在旁边加了张行军床，用旧床单做了个帘子隔在两张床之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帘子那边传来刘国栋的鼾声，帘子这边，刘甜在行军床上翻来翻去。
马小朵第一天带刘甜去食堂吃饭。食堂的菜是大白菜炖粉条，一盆一盆的，米饭随便吃。马小朵给刘甜打了一碗米饭，又拿了个搪瓷缸冲红糖水。
刘甜看见她从行李箱里拿出塑料袋，解开死结。塑料袋里的红糖块还有大半袋。刘甜算了一下，三年了。
“还没喝完？”刘甜问。
“还有。”
马小朵往搪瓷缸里放了一块红糖。她的手法和当年一样：把红糖块投进缸子，倾斜缸子，让开水沿着内壁慢慢流下，然后把缸子放平，等红糖自己化开。全程她的目光都盯在缸子里，看那块红糖在水里变形、坍塌、消失。
刘甜端起来喝了一口。甜的。焦味很轻了，轻到几乎尝不出来。
“怎么样？”马小朵问。
刘甜把搪瓷缸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手背上沾了一滴水。
“没那么苦了。”她说。
马小朵没说话，端过搪瓷缸也喝了一口。她慢慢地咽下去，喉结位置上的皮肤上下滚动了一下。她放下缸子，看着坐在对面大口吃白菜炖粉条的刘甜。刘甜吃得很急，米饭混着粉条往嘴里扒，腮帮子鼓鼓的。
马小朵脸上的皮肤动了动，嘴角往两边牵开。她低下头，又喝了一口红糖水。
晚上回到工棚，刘甜拉开帘子的时候，看见马小朵正在整理塑料袋。她把红糖块一块一块拿出来，重新摆了一下，把大块的放在下面，小块的放在上面。拿出来的时候数着数，一块两块三块的。摆好了又数一遍，然后把袋子口扎紧。
“妈，你数什么呢？”刘甜问。
“没数什么。”
马小朵把手掌按在塑料袋上，透过塑料膜能看见红糖块的轮廓。她的手瘦了，手上的青筋比从前粗，手背的皮肤皱褶比从前深，指甲缝里嵌着面粉，洗不掉了。
刘甜没有再问。她躺回行军床上，透过铁皮屋顶上一个硬币大的破洞看着外面的天，看不见星星，只看见一段灰蓝色的天空。远处有人在用四川话说话，声音忽高忽低的。风灌进铁皮缝隙里发出呜呜的响声。
她闭上眼睛。嘴里红糖水的味道还在，但是越来越淡了。舌尖上残留着一丝甜，像一滴蜂蜜滴进一杯水里，转了几圈就不见了。她咂了咂嘴，好像在挽留那个味道。
马小朵在帘子另一边翻了一个身。铁架子床吱嘎响了一下。然后安静了。
二〇〇八年，马小朵五十四岁。刘国栋的腿已经全好了，走路时的跛动不太明显。刘甜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做流水线质检，每天看几千块电路板，眼睛看红了滴眼药水，滴完了继续看。
马小朵的塑料袋终于空了。
最后一颗红糖块是三月十三日那天冲掉的。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四，食堂里蒸的是玉米面馒头。她把最后一块红糖从塑料袋里倒出来的时候，拿在手里端详了很久。那块红糖比拇指甲盖大一些，形状像一滴压扁了的水滴，边缘薄，中间厚。断口的玻璃样光泽已经不见了，表面是一层毛玻璃似的哑光。红糖块在搪瓷缸里化得比平常慢。可能是放得太久了，也可能是开水不够烫。马小朵等了有五分钟，喝的时候，红糖水的颜色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淡，是一种介于茶水和酱油水之间的颜色。
她喝了一口。味道还在，但是没有甜味了。说不上是什么味道，是温水本身带着的一点点微妙的回甘。
她把搪瓷缸放在水龙头底下冲，冲完了用抹布把内壁擦干净。然后把塑料袋叠好，放进床头的布包里。
布包里还有一个本子，皮面印着”工作记录”四个红字。她拿出来翻了翻，翻到那页写着”熬红糖的火候”的地方，手指头从那些笔画很重的字上面一一划过。圆珠笔的字迹在她手指下面硌了一下，又硌了一下。
她把本子合上放回去。
四月份，刘甜从电子厂辞了职。她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打算开一个奶茶店。门面原来是家文具店，有三米宽，五米进深。墙是刷白的大白粉，地上铺的白瓷砖有几块裂了缝。
奶茶店的名字叫”两根糖”。
刘国栋说：“这个名字不吉利。什么两根糖，听起来像两根火柴。”
“就叫这个。”刘甜说。
马小朵没说话。她在看店里面的那面白墙。白墙上有一块黑色的印子，可能是以前的店主贴了什么东西留下的胶印。
刘甜去市里学了半个月怎么做奶茶。回来以后，在店门口贴了张红纸，写着：奶茶、果茶、红糖姜茶。最后那行字比较小，但也是红底黑字。
开业那天，马小朵站在柜台后面，看刘甜在一排原料瓶子前忙活。瓶子有七八个，装着各种颜色的粉末和糖浆。刘甜动作很快，从一个瓶子舀一勺放进杯子里，从另一个瓶子又舀一勺，然后冲水，封口，摇一摇，递给顾客。
下午没什么人的时候，刘甜说：“妈，我给你做一杯红糖姜茶。”
她拿出红糖粉，舀了两勺放进杯子里，又切了几片老姜放进去。把开水倒进去，拿勺子搅了搅，递给马小朵。
马小朵接过来喝了一口。红糖的味道很浓，是标准的红糖粉的味道，每一口甜都是均匀的，每一口都跟上一口一样。
“好喝吗？”
“好喝。”马小朵说。
她端着杯子坐在门面门口的一张塑料凳子上。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太阳照着对面的房子，房子墙壁上的白色瓷砖反射出刺眼的光。
刘甜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她把杯子一个一个举起来对着光看，看见水印就再擦一遍。马小朵听见玻璃杯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
“妈。”
“嗯。”
“你熬的红糖，我没喝完。有一袋我给忘了，放在柜子最里面。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长了毛。上面一层绿色的。”
刘甜继续擦杯子。玻璃杯在她手里转着，抹布跟着转。
马小朵看着外面的太阳。她端着纸杯，纸杯里的红糖姜茶已经不烫手了。她抬起杯子喝了一口，红糖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甜得很直接，没有等待的余地。
“长毛了就算了。”她说。
“没有扔。”刘甜把一个擦好的杯子放在柜台上，又从水池里捞起另一个。
马小朵没说话。她喝完最后一口红糖姜茶，把纸杯放在地上，用脚踩扁，扔进门口的垃圾桶里。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咯噔响了一声。她走回到店里。
“再来一杯。”她说。
刘甜抬头看她。
“还是红糖姜茶。”
刘甜愣了有半分钟，然后开始做。她舀了两勺红糖粉，切了几片老姜，倒开水。所有的步骤和刚才一模一样。递杯子的时候，套了双层杯套。
马小朵接过来的时候，手指摸了摸杯套。杯套是瓦楞纸，表面有凹凸的纹路，摸上去有点像麻布。
她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看了一眼刘甜，又看了一眼墙上那张红纸。
“你那个红糖姜茶，可以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小火熬二十分钟。”
刘甜手里的抹布停在杯子内壁上。她看着马小朵，马小朵正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杯，纸杯上印着奶茶店的名字：“两根糖”。
“熬好了，敲开看看里面亮不亮。亮了，就是熬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