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
王德厚每天清早五点二十分推着那辆平板车出门。
平板车是厂里报废的，他花三块钱从废品站买回来，自己换了两个轮子。左边的轮子比右边的小一圈，走起来吱嘎响，像踩着一只瘸腿的老鼠。车上绑着一个铁皮桶，桶里装着几十斤洗碗用的碱水。碱水是他自己熬的，用石灰和草木灰泡在水里搅三天，上面的清汤就是碱水。
他推车走四十分钟到东街菜市场后面的那片平房。
平房里住的人都在早市上做小生意，卖菜的、卖鱼的、炸油条的、蒸包子的。他们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忙活，到五点已经忙过一轮，碗筷堆在门口的木盆里等着洗。
王德厚一家一家收。他把碗从木盆里捞出来，放进铁皮桶的碱水里浸，再用一个丝瓜瓤子来回蹭。蹭完用清水冲，冲完用一块灰布擦干。擦干的碗摞在车板上，洗一家他收一家的钱。一个碗一分钱。
他洗了二十三年。
2000年的时候涨到二分钱一个。2005年涨到三分。2010年以后，有人买了洗碗机，用不上他了。剩下来的主顾都是些舍不得花钱的老街坊，碗越来越少，钱也越来越少。
但王德厚还是每天五点二十分出门。
他不出门不行。不出门他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在家里坐着，眼睛就不知道往哪儿看。他的眼睛看惯了碗，看惯了碱水的白沫子，看惯了灰布上擦出的水渍。看别的东西眼珠子发涩。
他老婆叫刘凤英，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他们的儿子叫王建民，在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一家三口住在城西那两间平房里，房子是1985年分的，墙皮掉了一地，屋顶用油毛毡补了三层，下雨天还是漏水。王德厚在漏水的地方放了一个塑料盆，水滴在盆底，嗒，嗒，嗒，像一只走不准的钟。
生活就是这样。每天五点二十分出门，洗几十个碗，挣几块钱。刘凤英每天七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踩一天缝纫机，脚脖子肿得像发面馒头。王建民在汽修厂钻车底，一身机油味，洗三天都洗不掉。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也不是不对，是没人想过对不对这件事。
有一回王建民问他，爸，你天天洗那些碗，有意思吗？
王德厚正在用丝瓜瓤子蹭一个碗沿上的饭嘎巴。他听见儿子的话，手上没停，丝瓜瓤子在碗沿上蹭了七八下，嘎巴掉了。他把碗放进清水里涮了涮，拿出来，用灰布擦干。
碗擦干了他才说，碗得洗干净。
王建民说，我是问你有意思吗。
王德厚放下那个碗，拿起另一个碗，碗底粘着干了的稀饭。他把碗按进碱水里，丝瓜瓤子蹭过去。稀饭软了，掉了。
他说，不洗碗干什么。
这不是反问，是回答。王德厚不知道儿子问的“有意思”是什么意思。他没想过有意思这回事。活着就是干活，干活就是活着。他爸在砖窑里背了一辈子的砖，背到腰弯成了虾米，六十二岁那年早上端着一碗稀饭喝了一口，头一歪就死了。他妈比他爸多活了九年，在屋里纳鞋底纳到死的那天下午。中午还吃了一碗面，下午坐在门口纳鞋底，邻居喊她，她不应，过去一看，人没了，手里还攥着鞋底和针。
王德厚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他也不去想。
他只知道那些碗要洗干净。碗是人家吃饭的东西，不能粘着昨天的饭渣子给人家用。这是体面。虽然这份体面没人看见，连那些碗的主人也未必在意，但王德厚在意。
有一年冬天，他洗一个碗的时候发现碗沿上有个豁口，不大，但能看出来。他把碗擦干，放到一边。收碗的时候他对那家的女人说，这个碗缺了，换一个用。女人看了看碗，说没事。王德厚说，缺了口的碗刮嘴。
女人说，又不是你用的。
王德厚没说话。他把那个碗又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女人手里。他说，换一个用。
女人后来换了。不是怕刮嘴，是觉得王德厚这人拧。
王德厚就是拧。他洗的碗不能有油，不能有饭渣子，不能有沫子。碱水浸过的碗必须用清水过三遍，少一遍不行。丝瓜瓤子用到散了就得换，不能将就。这些规矩没人教他，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定这些规矩，只知道不按规矩来他心里就不舒服，像有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不疼，就是堵着。
2003年的秋天，有一个星期王德厚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八，浑身骨头疼，像被人用棍子打了一遍。刘凤英说你歇一天。王德厚没吭声。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分，他把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撑在床板上，坐起来。浑身抖了一下，骨头咯咯响。他穿上衣服，推着平板车出了门。
那天他洗了四十六个碗。平时洗八十几个。他的手抖，有一个碗从手里滑下去，摔在车板上，裂成了三片。王德厚蹲下来，把碎片捡起来，放进车板下面的一个小布袋里。他家有摔碎的碗，他带回去，用鸡蛋清粘。
他蹲下去捡碎片的时候，看见了那个人的脚。
是一双黑布鞋，鞋面上沾着泥。脚很小，像是女人的脚。他抬起头，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站在车板旁边。女人穿着灰布棉袄，头上包着一块蓝格子的头巾。脸不大，皮肤很白，眼睛细长，看着王德厚手上的碎碗片。
女人说，你手抖了。
王德厚站起来。他的腰又酸又疼，站直的时候咔哒响了一声。他把碗片收进布袋里，说，不碍事。
女人没再说话。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碗。是一个白瓷碗，碗沿上画着两道蓝线。碗很干净，没有饭渣子，没有油，像洗干净了的。但是女人把碗放到了王德厚的车板上。
王德厚看了看那个碗，说，是干净的。
女人说，再洗一遍。
王德厚没问为什么要洗一个干净的碗。他把碗放进碱水里，用丝瓜瓤子蹭了一遍，又用清水过了三遍，用灰布擦干。他擦碗的时候手还是抖，但他擦得很仔细，把碗沿上那两道蓝线擦得发亮。
擦干了，他把碗还给女人。
女人接过碗，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女人走进了一片平房中间的小巷，拐弯，不见了。
王德厚后来知道她住在巷子最里头那间屋子。那间屋子原先住着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老头死了三年了，屋子一直空着。女人什么时候搬来的，没人知道。她从来不和人说话，每天早晚各出来一次，手里拿着那个白瓷碗。早上她拿着碗去巷口的早点铺子买一碗豆浆，晚上她拿着碗去菜市场捡些菜叶子。
她不工作，不做事，只是活着。
王德厚不知道她靠什么活着。也不问。
从那天起，王德厚每天早上都给她洗那个碗。她总是比别的人晚一些，大概七点多才出来，那时王德厚已经把别的碗都洗完了，车板上摞着干干净净的碗，他坐在车把上，等着。女人从巷子里走出来，把白瓷碗放到车板上。
碗永远是干净的。有时候碗沿上有豆浆的印子，有时候什么都没有。但女人说的那句话从来没变过。
再洗一遍。
王德厚就再洗一遍。碱水，丝瓜瓤子，清水三遍，灰布擦干。他洗得比洗任何碗都仔细，擦得比擦任何碗都亮。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仔细。也许是因为女人那张白得过分的脸。也许是因为那双细长的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也许什么都不因为，只是碗要洗干净。
女人接过碗的时候从来不说话。有时候她的手指碰到王德厚的手指，冰凉，像从冷水里捞出来的。王德厚的手指是热的，虽然也泡在碱水里，但他的血是热的。女人的血好像是凉的。
这样过了大约半年。
200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女人没有出来。王德厚等到七点半，又等到八点，又把车板上的碗重新摆了摆，把一个歪了的碗摞正。八点十分，他推着平板车离开了。
第二天，女人还是没有出来。
第三天，王德厚洗完碗以后没有等。他走到巷子最里头，站在那间屋子门口。门关着，窗户关着。窗户纸是黄的，看不进去。王德厚站了一会儿，伸手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敲。
还是没有人应。
王德厚把门推开了一条缝。门没锁。他推开门，看见屋里很暗，只有窗户纸上透进来的一点光。屋里什么都没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条灰被子，脸朝着墙里，头发散在枕头上。
王德厚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他说，碗洗好了。
床上的人动了一下，没有回头。
王德厚又说，碗放在门口。
他把白瓷碗放在门口的桌子上。碗里盛着一碗豆浆，是他去早点铺子买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碗豆浆。他只知道买了。
王德厚转身要走的时候，床上的女人说了一句话。
她说，再洗一遍。
声音很小，像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王德厚站住了。
他走回去，从桌子上拿起那个碗。豆浆是满的，还没动过。他把碗端到外面，把豆浆倒进另一个碗里。然后用碱水洗，丝瓜瓤子蹭，清水过三遍，灰布擦干。然后把豆浆倒回去。
他把碗重新放回桌子上。
女人没有回头。王德厚也没有再说话。他走出屋子，把门带上，推着平板车走了。
第二天早上，女人又出来了。她瘦了一圈，脸上的白变成了灰白。她把白瓷碗放到王德厚的车板上，碗沿上粘着豆浆。
再洗一遍。
王德厚把碗放进碱水里。他发现女人的手指甲里有泥。干了的泥，灰褐色。他不知道女人昨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也不想。他把碗洗干净，擦干，还给女人。女人接碗的时候，手指没有再碰到他的手指。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王建民从学徒变成了正式工，工资从三百涨到八百，又从八百涨到一千二。他搬出了家，在汽修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刘凤英还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脚脖子还是肿，但她买了一双宽口的布鞋，穿着不那么勒了。王德厚的腰越来越弯，走路的时候身体往前倾，像要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来洗的碗越来越少，到2012年的时候，一天只有十几二十个碗。主顾们要么关了摊子，要么死了，要么用了洗碗机。
女人还在。
她还是每天早上七点多出来，拿着那个白瓷碗，碗沿上粘着豆浆或者什么都没有。碗上那两道蓝线已经褪色了，褪得只剩两圈淡淡的白印。她把碗放到王德厚的车板上，说一句，再洗一遍。王德厚洗干净，擦干，还给她。她转身走回巷子里。
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没人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也没人问，也没人在意。她活着，王德厚给她洗那个碗，这就是全部。
2016年的一个早上，女人没有出来。
王德厚等了很久。等到八点，八点半，九点。他把车板上的碗又摆了摆，又把一个歪了的碗摞正。九点十分，他把那些洗好的碗一家一家送回去，然后推着平板车离开了。
第二天，女人还是没有出来。
第三天，王德厚走到巷子最里头，敲了敲门。没有人应。他推开门。屋里和十二年前一样，床，桌子，椅子。床上躺着人，盖着灰被子，脸朝着墙里。头发全白了，散在枕头上。
桌子上放着那个白瓷碗。碗沿上的蓝线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只剩一个白色的碗。碗是干净的，里面什么都没有。
王德厚站在门口。
他说，碗洗好了。
没有人回答。
王德厚走进屋里，站在床边。女人的脸朝着墙，看不见表情。王德厚看不见她有没有呼吸。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攥着裤缝。
过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把女人脸上的头发拨开。女人的眼闭着，脸上的皮肤松了，嘴微微张着，露出一点牙齿。
王德厚把手放在女人的鼻子前面。
没有气。
他把手收回来，又在裤缝上攥了攥。然后他弯下腰，把女人身上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肩膀。他做这些的时候手稳了。这几天他的手一直有点抖，现在倒是不抖了。
他走到桌子前，拿起那个碗。
碗是干净的。碗沿上什么都没有，连水渍都没有。但王德厚把碗端到外面，打了一瓢水，把碗放进碱水里。丝瓜瓤子蹭了碗沿一圈，清水过了三遍，灰布擦干。
他把碗放回桌子上。
又倒了一碗豆浆，放在碗旁边。
豆浆是从巷口的早点铺子买的。早点铺子的老板换了人，是个年轻人，他不认识王德厚。王德厚买豆浆的时候什么也没说。端着豆浆走回巷子的时候，豆浆在碗沿上晃了一下，溅出来一滴，烫了他的手指。他没觉得疼。
他回到女人的屋子里。把豆浆放在桌上。
站在屋里，他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平时他把碗洗干净还给女人，女人转身走回巷子里，他推着平板车离开。现在女人不动了，碗和豆浆都放在桌上，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是他第一次在这间屋子里坐下。椅子很硬，硬得硌骨头。屋里很冷。窗户纸破了几个洞，风从洞眼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豆浆冒着白气。
王德厚坐了很久。
后来他站起来，走出屋子，把门带上。他没有推平板车，步行回了家。到家的时候是中午，刘凤英在吃午饭。她从服装厂带回来的盒饭，半盒米饭，几根炒青菜。她看见王德厚进来，说，吃了吗。
王德厚说，没有。
刘凤英把盒饭分了一半给他。王德厚端着碗，扒了两口饭，嚼了嚼，咽下去。他忽然说，那女人死了。
刘凤英说，谁。
王德厚说，巷子里那个女人。
刘凤英想了想，想不起来。她说，哪个女人。
王德厚说，拿白碗的那个。
刘凤英还是想不起来。她嗯了一声，继续吃饭。吃了两口，她说，人死了得通知一下，找派出所。
王德厚没说话。他扒完了饭，把碗放在桌上。碗是刘凤英的碗，沿上有一道裂纹。
他去洗碗。洗完了，把碗擦干，放在碗柜里。
刘凤英说，那个女人的事，你管她干什么。
王德厚说，不管。
他没有再提那个女人的事。第二天，他还是五点二十分出门，推着平板车。走到东街菜市场后面的巷口，他停了一下。然后他继续推车，在那些洗了几十年的老主顾门前停下来，蹲下，把碗从木盆里捞出来，放进碱水里，丝瓜瓤子蹭，清水过三遍，灰布擦干。
收碗的时候他跳过了一个门口。那个门口就是女人住的屋子。他没有走过去，也没有往那里看。他洗完了所有的碗，把钱算清楚，推着平板车离开了。
这样过了三天。
第四天，王德厚洗完碗，坐在车把上，看着那个巷口。巷口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推着平板车走进巷子。他走得慢，车板上的碗叮叮当当地响，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女人屋子的门还关着。王德厚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推门。他在门缝里看了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把车板下面的小布袋拿出来，打开，里面是他这么多年摔碎的碗片，攒了一小袋。他从里面挑了三片白的，放在女人的门口。不是埋，就是放。放在门槛的左边，三片碗片摞在一起。
然后他推着平板车走了。
女人后来被居委会的人发现。他们来收房租的时候推开门，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报了警，法医来了，说是病死，大概死了五六天了。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她从哪来。派出所翻了她的东西，只有几件衣服，一个碗，碗里还有半碗豆浆，已经发霉了。
他们把那碗豆浆倒了。碗放进了一个塑料袋，和其他遗物一起带走了。
王德厚不知道这些事。他照常洗他的碗。洗到后来，他的主顾只剩下三个，一天不到十个碗。2018年，他又少了一个主顾，那个炸油条的老头回老家了，走的时候把碗都带走了。
王德厚还是去。每天五点二十分出门。
刘凤英说，都没几个碗了，还去干什么。
王德厚没回答。他蹲在门口把鞋带系紧，站起来，推着平板车出了门。平板车左边的轮子响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吱嘎吱嘎的声音拉得很长，像一个人在叹气。
2019年的冬天，王德厚的手开始抖了。
这次不是发烧抖，是老了抖。他的手指关节突出来，像树根，握丝瓜瓤子的时候控制不住，有时候蹭碗沿的时候会把碗蹭得啪啪响。他放慢了速度，把手肘夹在身体两侧，稳住手，一个碗一个碗地洗。
有一天他洗到一个碗的时候，手忽然剧烈地抖了一下。那个碗从他手里弹了出去，掉在地上，摔成两半。
王德厚蹲下来。他的手还在抖，捡碎片的时候碎片又掉了一次。他把两片碎片捡起来，看了看，是那个白瓷碗。
不是女人的那个碗。女人的碗被派出所收走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人的碗，但也是一只白瓷碗，碗沿上也有一道蓝线。只是这道蓝线比女人的蓝线细一点，颜色深一点。
王德厚把碎片放进布袋里。他蹲在那里，很久没有站起来。
他的手不抖了。
他又低头看了看布袋里的碗片，白花花的一片，大大小小，有带花的，有净面的，有沿口的，有碗底的。那个白瓷碗的碎片在里面，裂口很新，发着亮。
他把布袋的带子系紧，放回车板下面。站起来。膝盖咔哒响了一声。
第二天他带了鸡蛋清。
晚上，在那盏二十五瓦的灯泡下面，他把白瓷碗的两片碎片合在一起，在裂口上涂鸡蛋清，用细线绑紧，放在桌上晾着。鸡蛋清干了以后是透明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粘过。
刘凤英看见桌上绑着细线的碗，说，这东西粘了也不中用了。
王德厚说，能用。
刘凤英说，粘过的碗盛热水会裂。
王德厚没说话。他把绑细线的碗拿起来，看了看。碗是粘好了，裂的地方只在碗沿上，不深。他把碗放回桌上，关了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半夜，刘凤英醒了，看见王德厚坐在床沿上。他没开灯，就在那里坐着。
刘凤英说，你怎么不睡。
过了一会儿，王德厚说，那个女人的碗，是用三道蓝线的。
刘凤英说，什么。
王德厚又说，她那个碗和这个不一样。
刘凤英坐起来，说，你到底睡不睡。
王德厚躺下了。
黑暗中他的眼睛睁着。他看见那个女人从巷子里走出来，从怀里掏出碗，放在他的车板上。碗沿上粘着豆浆，或者不粘豆浆。她的手指头冰凉，有时候碰到他的手指。她说，再洗一遍。他洗了二十三年那个碗，记住了碗沿上那两道蓝线每一处褪色的地方。有一处是在碗沿的正上方，蓝色被碱水泡久了，豁了米粒大的一块。有一处是碗沿的侧边，蓝线被丝瓜瓤子蹭细了，比其他地方淡一倍。
他闭上了眼睛。
2020年开春，王德厚摔了一个跟头。
是推着平板车下坡的时候，左边的轮子卡进了一个坑里。他用力往外拉，轮子出来了，但他的身体往前冲，脚绊在车把上，整个人摔在地上。膝盖先着地，然后是右肩。他听见肩膀里什么东西啪的响了一声，疼得他眼前发白。
他在地上躺了两三分钟。路上的行人绕着他走，没有人停下来。他自己撑着地慢慢坐起来，又扶着平板车慢慢站起来。右胳膊动不了了，垂在身体旁边，像一根挂在身上的木棍。
他推不了平板车了。他把平板车锁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用左手托着右胳膊，一步一步往家走。走到家的时候，疼得脸上全是汗。
刘凤英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说肩胛骨骨裂，要休息，最少三个月。王德厚问，那能推车吗。医生说，推什么车，先活着。
王德厚在家躺了七天。每天到五点二十分，他的眼睛就睁开了。睁开了就躺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糊着报纸，有一块报纸翘了一角，耷拉下来。他看着那片垂下来的报纸，一动不动的，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第八天，他用左手推着平板车出了门。他把车把夹在左边的胳肢窝下面，用身体顶着往前走。走得慢，摇摇晃晃的。走到那个下坡的地方，他停下来，喘了好一会儿气。肩膀还是疼，像有一根钉子扎在里面。
他走到了东街菜市场。
只有一个主顾还在等着他。是个卖豆腐的老太太，六七十岁，头发全白了，脸皱得像核桃皮。她把三四个碗放在门口的木盆里，每天如此。王德厚蹲在木盆前面，先用左手把碗捞出来，放进碱水里。然后右手慢慢抬起来，拿起丝瓜瓤子，蹭碗沿。右手还是不大听使唤，蹭着蹭着就滑开了。他再蹭，劲用得大了，碱水溅到脸上。他用袖子擦擦脸，继续蹭。
老太太在旁边看着。
她说，你的手不行了，找别人洗吧。
王德厚说，没人洗了。
老太太说，那就别洗了。
王德厚说，不洗碗干什么。
他把最后一个碗擦干，放在车板上。他收了一毛二分钱。四五个碗，一毛二分钱，三个碗的钱，剩下的碗老太太多给了他两分。王德厚把钱放进裤袋里，用左手拉起车把，夹在腋窝下。
老太太忽然叫住他。
她说，老陈，你等等。
王德厚不是老陈。老陈是以前在这条街上收破烂的，死了好多年了。王德厚没纠正她，停住了。
老太太回屋里，拿出一个碗。
是一个新碗，白瓷的，碗沿上画着一道蓝线。碗很新，蓝线鲜亮鲜亮的。
老太太说，这个是你给我洗的碗里面，我挑了最好的一个。给你的。
王德厚看着那个碗。
老太太把碗塞到他手里。他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没拿住。
他说，我不要。
老太太说，给你，不是给你洗的，是给你的。
王德厚还说要推，老太太已经转身回去了。
他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手里的碗。碗沿上的蓝线只有一道，画得很粗，像是涂上去的。碗底有厂牌，景德镇，2006年生产。
他把碗放在车板上，推着平板车走了。
走到巷口，他停下了。
巷子最里头那个女人住过的屋子，窗户纸全破了，门板上被人踢了一个洞。门槛左边的地上什么都没有。他放的三片碗片不知道被谁扫了，还是被雨水冲了。
王德厚停在巷口，没有进去。他从车板上拿起老太太给的那个碗，用左手托着，看了一会儿。肩膀疼起来了，像有人在用锤子敲里面的骨头。疼痛从肩膀传到脖子，传到耳朵后面，然后又传到眼眶后面。眼眶那地方突突地跳，跳得他眼睛看东西发糊。
他把碗放回车上。
推着平板车继续往前走。左边的轮子还是吱嘎吱嘎地响，声音比刚才更大了一些。
他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转身看着巷口。巷口的老杨树开始落叶子了，黄色的小叶片被风吹得到处飞。有一片叶子落在他车板上的碗旁边，他伸手捡起来，丢在地上。
他的眼框位置上有水。他没擦。他把手肘夹紧身体，顶着平板车把手，继续往前推。车板上的碗在颠簸中叮叮当当地响。老太太给的那个碗滑了一下，碰到了旁边的碗，发出叮的一声。
王德厚听见那叮的一声，喉结往上滚了滚，又落了下去。他继续走，路面高高低低的，平板车晃得更厉害了，碗叮叮当当地响成了一片。
他走到家，把平板车停在墙根。刘凤英还没回来。他蹲下来，先把那些洗干净要还回去的碗摞在一边，再把老太太给的那个碗拿起来。进屋，把碗放在碗柜里。碗柜里摞着七八个摞，他家的碗都在里面。他把那个碗单独放在最上面一层的角落，和其他碗不碰着。
他关上碗柜的门。站在那里，看着碗柜门上掉了漆的地方。
然后他走出屋子，坐在门口。右肩已经不疼了，是麻的，像一块木头长在身上。他用左手揉了揉右肩，手掌底下什么感觉都没有。
他坐了很久。一直到天黑，刘凤英回来，看见他坐在门口，说，你怎么不进去。
王德厚站起来。右胳膊垂在身体旁边，像挂在身上的那根木棍。
他说，明天还去洗碗。
刘凤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进屋里。王德厚跟进去。刘凤英看见碗柜的门没关严，伸手关了一下，正好看见最上层角落里那个新碗。蓝线在昏黄的灯光下显眼得很。她愣了一下，把碗柜门关严了。
她说，哪来的碗。
王德厚说，别人给的。
刘凤英没再问。她把从服装厂带回来的盒饭拿出来，分在两个碗里。一个碗是她的，一个碗是王德厚的。两个碗的碗沿上都有豁口，一个豁的小，一个豁的大。
王德厚端起那碗有豁口的饭碗，低头扒了一口。
嚼完，咽了。
他说，明天得给那个碗也洗一下。
刘凤英说，新碗不用洗。
王德厚又扒了一口饭。
过了好一会儿，刘凤英听见他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声音很小。
他不洗碗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