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陈福贵从化肥厂下了班，骑着他那辆哐啷作响的自行车往回走。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只蛇皮袋，袋子里装了两只西瓜。他在厂门口的路边摊上挑的，卖瓜的老头让他拍，他拍了拍，听见里面闷闷地响，就买了。一个五块钱，两个九块。
自行车拐进胡同的时候，链条脱了。陈福贵下来，蹲在地上挂链条，手指头捏着油黑的链子往齿轮上套，套了三次才套上去。他的指腹上沾了机油，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裤子上本来就有一块一块的黑印子，蹭不蹭都一样。
胡同里没有风。两边的墙把热气箍住了，路面上的柏油晒化了，踩上去黏鞋底。陈福贵推着车子走，汗水从额头淌下来，顺着鼻梁流到鼻尖，滴在地上，地上连个印子都看不见。
到家的时候，他老婆孙桂兰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肥皂擦在搓板上，擦出白花花的泡沫。她的头发黏在脖子上，背上的衣服洇湿了一大片。
“买了瓜。”陈福贵把蛇皮袋卸下来。
孙桂兰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接着搓衣服。她的手在水里泡得发白起皱。
屋里传出电视机的声音，他们的儿子陈建军在看电视。暑假刚开始，他每天从早看到晚，看什么都行。陈福贵把西瓜拎进厨房，放在水槽旁边。厨房很小，灶台上搁着一锅没吃完的稀饭，盖着纱罩，纱罩上停了两只苍蝇。
他站在厨房里把工作服脱了，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光着膀子去水龙头底下冲了一把脸，水是温的，从水管里出来就是温的。他捧了一捧水拍到后脖颈上，水流下去，顺着脊梁骨淌到裤腰。
“吃饭没？”他出来问孙桂兰。
“等你爸。”孙桂兰说。
陈福贵的父亲陈友德住在隔壁那间屋里。房门关着。
“睡了？”
“没睡。躺着。”
陈福贵走过去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他又敲了两下，推开门。
屋里暗，窗帘拉得严严的。陈友德躺在床上，侧着身子，面朝墙壁。他身上盖了一条薄毯子，毯子的边角已经磨得挂线了。
“爸，吃饭。”
陈友德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翻过身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看着陈福贵，又像没有看见他。
“不饿。”他说。
陈福贵站在门口没进去。他看着他父亲的脸，脸上皱纹很深，像干了的河床。陈友德今年七十一，去年还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自从春天摔了一跤之后，就很少出门了。
“买了西瓜，”陈福贵说，“吃完饭吃瓜。”
陈友德没应。他把脸又转回去了。
陈福贵把门关上。
晚饭是稀饭和咸菜，还有中午剩的半盘炒豆角。三个人坐在厨房的小方桌边上吃，厨房里比外面更热，电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电扇的脖子坏了，只能用一根筷子别在底座上，才勉强不低头。
陈建军吃着稀饭，眼睛往碗里看，不看人。他今年十四，个头快赶上陈福贵了，瘦，肩膀窄窄的，锁骨突出。
“作业写没？”陈福贵问。
“没作业。”陈建军说。
“放暑假没作业？”
“写了。”
“写多少了？”
“写了一些。”
陈福贵不问了。他喝着稀饭，稀饭是凉的，喝下去胃里凉了一下，马上又热了。汗从他额头上不停地冒出来，他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嚼，嚼得咯吱咯吱响。
孙桂兰吃着饭，吃了几口站起来去厨房里拿暖壶，给他们一人倒了杯水。水倒进搪瓷缸里，冒着热气。陈福贵端起来吹了吹，喝了一口，烫嘴。他放回去了。
吃完饭，孙桂兰收拾碗筷。陈福贵到院子里抽了根烟。天已经黑了，但热没有退。蚊子多起来，绕着他的脚脖子飞。他抽完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
回来的时候，孙桂兰在厨房里切西瓜。她把一只瓜放在案板上，一刀下去，瓜裂开，里面是红色的，沙瓤的。汁水淌到案板上，顺着案板流到灶台上。
她把西瓜切成一瓣一瓣的，放在搪瓷盘子里。盘子是白色的，边缘磕掉了两块瓷，露出里面的铁。
“喏。”她把盘子放在桌上。
陈福贵拿起一瓣来咬了一口。瓜甜。不是那种齁甜，是一种正好的甜，凉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胸口那一块堵着的东西好像被冲开了。
陈建军拿了一块，蹲在门口吃。他把瓜啃得很干净，瓜皮上只剩下薄薄一层绿。
“给你爷爷送两块去。”孙桂兰说。
陈建军站起来，拿了两块瓜往陈友德的房间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回头看他妈。
“爷爷不吃怎么办。”
“放着。”
陈建军推门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还端着一个空盘子。孙桂兰看那个盘子。
“吃了？”
“吃了。”陈建军说。
孙桂兰没再说什么。她把剩下的瓜用纱罩盖好了放在灶台上。
那天晚上的西瓜，陈福贵吃了三块。他吃瓜的时候没有坐下，站在厨房里，对着水槽，汁水顺着他的手指滴下去，滴在水槽里。吃完之后他洗了手，水的温度还是温的。他抬起头，从窗户看出去，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隔壁那栋楼的墙，墙上有一个窗户，亮着灯，窗帘没拉，能看见一个男人光着背在屋里走来走去。
他擦了手，回到屋里。孙桂兰已经躺下了。他躺在她旁边，把电扇对着自己。孙桂兰翻了个身，把腿搭在他腿上，她的腿很凉，刚洗过澡，皮肤是湿的。
陈福贵睡了。
这一年陈福贵三十九岁。
二〇〇三年，陈福贵四十四岁。
化肥厂关了。关了有一年多了。厂里的地皮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说要盖小区，后来一直没盖。厂区的大门锁着，锁已经锈了。陈福贵从那门口路过的时候，往里看过一次，野草长得比人高。
他现在跟人做装修。有活就去，没活就在家等着。活越来越少了，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出十五六个工，少的时候就七八天。
这天他收了工回来，在路上看见卖西瓜的。是一个三轮车，车上堆着小山一样的瓜。卖瓜的是个年轻人，手里拿个喇叭，喇叭里重复喊着一句话：包甜包沙，不甜不要钱。
陈福贵买了一只。十一块钱。比五年前贵了两块。
他拎着瓜走回家。他们搬家了。原来那个平房拆了，一家人搬到了城西的楼房里，是租的，两室一厅，一个月三百块。六楼，没有电梯。
他爬楼的时候歇了两次。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流到眼睛里，辣眼睛。他眨了眨眼，接着往上走。
孙桂兰在客厅里择菜。她面前放着一只盆，盆里有水，她把手伸在水里，一根一根地掐豆角的筋。她的手指关节变大了，指头上的皮肤很粗，在水里泡久了，发白。
“建军呢？”陈福贵问。
“出去了。”
“又去网吧？”
孙桂兰没回答。她把掐好的豆角扔进另一个盆里，拍在水面上的力道比刚才重了一些。
陈福贵把西瓜放到厨房。这个厨房比原来那个还小，一个人转身都吃力。灶台上放着两把挂面，一包盐，一瓶酱油。酱油瓶的盖子开着，瓶口上凝了一圈黑褐色的东西。
他去陈友德的房间看了一眼。陈友德现在基本不下床了。他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腿上搭着那条毯子。毯子的边角更破了，露出了一个洞。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墙上什么也没有。
“爸。”
陈友德没应他。他的嘴微微张着，能看见里面只剩下几颗牙。
陈福贵在他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屋里有一股味道，是老人身体和旧衣服和不通气混在一起的味道。窗户关着，窗帘半拉半开的。
“洗脸没？”
陈友德没有说话。
孙桂兰做好饭的时候，陈建军回来了。他今年十九了，退了学，在街上混着。有时候帮人修电脑，有时候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头发留长了，盖住了眼睛。进门的时候谁也不看，直接往自己房间走。
“吃饭。”孙桂兰说。
陈建军进了房间，把门关上了。
陈福贵和孙桂兰两个人吃。炒豆角和馒头。馒头是她自己蒸的，有点酸，不知道是不是面引子坏了。
吃完饭后，陈福贵把西瓜切了。一刀下去，瓜裂开。不是沙瓤的，有点生，颜色发粉，籽是白的。他尝了一口，甜倒还是甜的，但那甜味薄，像兑了水。
他把瓜一块一块切好，放在盘子里。盘子是新买的，还没磕出豁口来。他端了一块到陈友德房里。
陈友德看了看瓜，伸出那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拿了一块。他的手抖，瓜汁顺着手指流下来，滴在毯子上。他咬了一口，嚼着，嚼得很慢。他的腮帮子陷下去，能看见咀嚼的时候那块皮在动。
吃完一块，他又拿起第二块。
陈福贵看着他父亲吃瓜，觉得有什么在他心里动了一下。说不上是什么。他把视线移开了。
后来陈建军出来了，从盘子里抓了一块瓜，站在客厅里吃。他吃的时候看着手机，拇指在手机上按着什么。吃完了一块，又抓了一块。
“你那头发的剪了。”陈福贵说。
陈建军没应。他的眼睛始终在手机上。
“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你别管了。”陈建军把瓜皮扔进垃圾桶，进房间去了。垃圾桶里没有套袋子，瓜皮落在一堆菜叶和废纸的上面。
陈福贵把客厅里的灯关了。太热了，他脱了背心坐在塑料凳子上，身上黏糊糊的，他不肯去洗。那个电扇还在用，底座已经彻底断了，现在用铁丝绑着一块砖头压住它，才能站住。
三
二〇〇八年，陈福贵四十九岁。
孙桂兰死了。
是春天的事，脑溢血。早上起来她说头晕，然后就倒了。送到医院已经没了。
从医院回来，陈福贵在客厅里坐了一夜。他没有哭，眼眶的位置是干的。他就那么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对面那堵白墙。墙上有一块水渍，是从前楼上漏水留下来的印子，像一个模糊的脸。
第二天早上，陈建军给他端了一碗稀饭过来。他看了一眼，端起来喝了。
孙桂兰的后事是几个亲戚帮着办的。陈福贵没怎么说话，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火化的那天，他在殡仪馆门口的台阶上蹲着，有一个亲戚过来给他递了根烟，他接了，抽了一口，又把烟掐灭了。
回来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陈友德做饭。他煮了挂面，里面放了酱油和盐。陈友德坐在床上，把碗放在腿上，低着头吃。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面条从筷子上滑下去，掉在毯子上。他没察觉，继续吃着。
陈福贵坐在他对面，两个人没有一点声音。
陈友德吃完了，把碗递给他。
“还吃不？”
陈友德摇了摇头。
陈福贵把碗拿回去洗了。水龙头的水流很小，冲了好几遍才把碗冲干净。
五月的时候，天开始热了。陈建军不怎么回来了，有时候十天半月见不到人。陈福贵也没去找他。他继续接装修的活，现在活多了些，他学了一点水电的手艺，能多挣一点。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看见一个摊子卖西瓜。摊主是个中年妇女，脸被晒得黑红，拿个湿毛巾搭在脖子上。她吆喝着，声音沙哑了。
陈福贵买了一只西瓜。五块钱。这些年西瓜没有涨太多价，还是五块钱左右。
他拎着瓜往家走，路上经过一个拆迁工地，原来那里是一片平房，现在都推平了，剩下一地的碎砖。推土机停在那儿，司机不在。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没想起什么来。
回到家，他先把西瓜放在水槽里泡着。然后去陈友德房里看了一眼。陈友德今天精神好像好一点，眼睛睁开着，看着天花板。
“买瓜了，”陈福贵说，“等会儿切。”
陈友德没说话。他的手指在毯子上一下一下地动着，像是想抓住什么。
陈福贵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看着很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肉往下耷拉着。他看了一会儿，把水龙头关上了。
晚上没有人来。陈建军没回来。陈福贵自己热了剩饭吃，吃完之后把西瓜切了。这把刀用了很多年了，刀刃上有几个缺口了。他一刀下去，瓜皮很薄，清脆地裂开，里面是红的，沙瓤的。
他站在厨房里吃了一块。瓜很甜，那种凉意顺着喉咙下去的时候，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夏天，孙桂兰在院子里洗衣服，他把西瓜拎回来的那个晚上。他想起了她的头发黏在脖子上，背上衣服洇湿的那一大片。他想起了她在厨房里切瓜的样子，案板上淌着汁水。
他把第二块瓜塞进嘴里的时候，眼眶的位置有了水。不是眼泪，是水。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接着吃。
给陈友德送瓜的时候，他把瓜切成小块，放在碗里。陈友德用一把勺子舀着吃，勺子在碗里碰出当当的声音。他的嘴瘪着，把瓜瓤抿碎了咽下去。
吃完之后，陈友德忽然说了一句话。
“桂兰呢？”
陈福贵看着他父亲。陈友德的眼睛看着他，浑浊的眼珠里什么都没有。
“出去了。”陈福贵说。
陈友德没再问了。他慢慢躺下去，侧过身子，脸冲着墙。
陈福贵端着空碗在床沿上又坐了一会儿。外面的天全黑了。隔壁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有人在看什么节目，笑声一阵一阵的。他把碗放在了床头柜上，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陈友德的背冲着门，毯子盖在身上，那薄薄的一层下面是一具正在消失的身体。
他关了灯。
四
二〇一三年，陈福贵五十四岁。
陈友德死了。死在夜里，没有声音，早上陈福贵推门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他把父亲送到火葬场，火化，骨灰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捧着盒子出来，站在火葬场的院子里，不知道往哪里走。后来他想起孙桂兰的骨灰存在殡仪馆的寄存处，就走过去，把两个人的骨灰盒放在一起。
那天他没有哭。从火葬场回来之后，他去菜市场买了菜，回来煮了一锅面条，放了酱油和盐。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多摆了一双筷子。他看着那双筷子，看了一会儿，收起来，洗干净了。
陈建军回来了。他今年二十四了，在外面混了几年，人瘦了，也黑了。他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坐在沙发上，低着头。
陈福贵看着儿子，发现他的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衣服前面印了一串英文，看不懂。他的手指甲里有黑泥，不知道干过什么。
“吃面不？”陈福贵问。
“不饿。”
陈福贵去厨房又盛了一碗，放在陈建军面前。
陈建军看了那碗面。面条已经坨了，一根一根粘在一起，酱油的颜色很深，上面浮着几粒葱花。他拿起筷子，低头吃了。
两个人无声地把各自的面吃了。
夏天来的时候，陈建军没有走。他找了一个活儿，在电脑城帮人装电脑。每天早上八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多回来。回来的时候带菜回来，有时候是菜，有时候是熟食。他把菜放在灶台上，然后进自己房间，把门关上。
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抱了一只西瓜。西瓜很大，他用两只手抱着，看上去很沉。
“路边买的。”他把瓜放在厨房的地上。
陈福贵看了那个瓜一眼。绿皮上有一道一道的纹路，很粗，像老人腿上的筋。
吃完晚饭后，陈建军把瓜切了。他用的是那把旧刀，一刀下去，瓜没全裂开，他又补了一刀。瓜瓤是红色的，西瓜籽是黑的，一颗一颗嵌在红瓤里，饱满的，亮的。
他切了块，盛在盘子里，端到客厅的茶几上。
陈福贵拿起一块吃了一口。
“甜不？”陈建军问。
陈福贵点了点头。
陈建军也拿起一块，坐在沙发上吃。他的吃相还是和从前一样，啃得很干净，瓜皮上只留薄薄一层。他吃完了一块，又拿起一块。
吃第三块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
“我妈以前买瓜，总挑不准，”他说，“老挑着生的。”
陈福贵没有说话。他继续吃着自己手里的那块瓜，嚼着，把甜水咽下去。
“有一回她挑了一个瓜，切开全是白的。”陈建军说。他的眼睛看着手里的瓜，不看陈福贵。“她说没事，明天拿去换。第二天她真去换了，那个卖瓜的不认，她跟人吵了一架。”
陈福贵听着。他的喉咙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后来陈建军不说了。他把瓜吃完了，站起来去洗手。水龙头开着，哗哗地流。洗了很久，比吃瓜的时间还长。
陈福贵坐在那里，把盘子里最后一块瓜拿起来。他咬了一口。瓜是甜的。甜得正好。那种甜不猛烈，不张扬，就是从舌头底下慢慢渗出来的那种甜，凉凉的，往下走，走到嗓子眼，再往下，走到胸口。
他吃完那块瓜，关了电视，去睡了。
五
二〇一八年，陈福贵五十九岁。
他还在做装修。腿不行了，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咔吧咔吧响。工友让他去看医生，他去了，医生说有积液，得休息。他没休息，第二天照常去干活。
夏天的时候，气温到了三十九度。工地上没有遮挡，太阳直直地晒下来。他戴着安全帽，帽子里垫了一块毛巾，毛巾湿透了，再出汗就顺着脖子淌。他蹲在地上贴瓷砖，膝盖撑着身体，每动一下就是一种钝痛。
干到下午三点的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晕了一下。眼前黑了一阵，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又蹲下去了。
收工之后，他往回走。公交换了两趟，每一趟都没有座。他站着，拉着扶手，手臂酸了换一只。车厢里人多，挤着。
下车之后，他在路边的西瓜摊前站住了。摊主认得他，笑着招呼了一句。他蹲下去，拿起一只瓜，拍了一下。声音闷闷的，是熟瓜。
十二块钱一个。
他掏出十二块钱，皱皱巴巴的票子，递过去。
拎着瓜上楼的时候，他歇了四次。每上一层楼歇一次。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像灌了铅，膝盖弯下去又直起来，能听见骨头摩擦的声音。
陈建军不在家。他结婚了，搬出去住了。家里只剩下陈福贵一个人。他打开门，屋里暗着。窗帘一直没拉开，外面的光透不进来。他换了鞋，把西瓜拎进厨房。
厨房的水槽里泡着两副还没洗的碗筷。他看了一眼，决定明天再说。
他把瓜洗干净了，放在案板上。那把刀还在用，刀刃上的豁口更多了，切东西的时候不能一刀到底，要来回拉两下。他把瓜切了。一刀下去，瓜裂了，声音清脆。红瓤的，沙的。
他切了一块，靠在灶台边吃。
嘴里的甜，和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模一样。
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那个院子，孙桂兰蹲在地上洗衣服，肥皂泡沫白花花的。他想起了他父亲躺在床上，背冲着门。他想起了儿子蹲在门口啃瓜的样子。他们都曾经在这里，坐在这张桌子边上，吃着西瓜。现在不在了。
他又咬了一口瓜。
窗前飞过一只鸽子，振翅的声音很大，扑棱棱的。他从窗口看出去，看见对面那栋楼上有人在收衣服，一件红颜色的T恤在风里招展。
他把瓜咽下去，口腔里残留着一层清甜。他把瓜皮扔进水槽里，瓜皮落在碗上，弹了一下，滑进碗缝里。
他洗了手。水龙头里的水还是温的，夏天了，水管晒了一天，出来的水不凉。
他走到客厅里坐下了，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电视里在放什么节目，他没看进去。他把腿伸直了，膝盖还是疼着。
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回到厨房，切了第二块瓜。这块更大，他一只手拿着有点费劲。汁水流到他的手腕上，他抬起手，用舌尖舔了一下手腕。甜的。
他站在厨房里把第二块瓜吃了。外面的天正在变暗，热气却一点没退。楼下的街上有人按喇叭，有人大声说话，有小贩吆喝。声音混在一起，从窗户飘进来，又飘走了。
他吃完第二块瓜，把瓜皮放进垃圾袋里。垃圾袋快满了，他明天得拿去楼下扔掉。他把袋口扎紧了，放在门口。
然后他回到厨房，把剩下的瓜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冰箱里。冰箱的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里面的灯灭了。
他看了看案板上的汁水，拿起抹布擦了。抹布是旧的，白颜色已经变成灰了，上面有一股馊味。他犹豫了一下，把抹布放进水槽里，拧开水龙头冲了冲。
冲了之后他拧干，晾在了水龙头上。
他走出厨房的时候又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对面楼上的灯一户一户地亮起来，每一扇窗户里都有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他看着那一片灯，目光没有停留任何一扇。
他回到客厅，重新坐到沙发上。风扇对着他转着，风把茶几上的报纸吹得哗哗响。报纸是三天前的，他一直没收拾。
他闭上眼睛。
热浪滚滚。蝉鸣在外面，一声长一声短。客厅里只有风扇的嗡嗡声，和陈福贵自己的呼吸。
西瓜的甜味还在嘴里。
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