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鞋匠
李德顺坐在马扎上，手里捏着一只女人的高跟鞋。
鞋跟断了，鞋面上蹭掉了一块皮，露出发白的里子。他把鞋翻过来，看了看鞋底磨损的地方，然后放下鞋，拿起身边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水是早上灌的，已经凉透了。
街上有人走过去，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车后座驮着一袋米。自行车链条发出咔咔的响声，从李德顺面前过去，响声远了。
他低下头，从木箱里摸出一根钉子。
这条街叫文昌巷，南北走向，两边是低矮的平房。李德顺的摊子摆在巷子北头，一棵槐树下面。他在这里补鞋补了十七年。十七年里，槐树粗了一圈，他屁股底下的马扎换了四个，木箱还是原来那个。木箱的盖子打开来，里面分了三层，最上层放鞋钉、锥子、线团，中间放碎皮子和胶水，底层放锉刀和剪刀。
早晨七点，他推着被改造过的板车过来，板车上绑着木箱和马扎。到了地方，把板车停稳，搬下木箱，打开马扎，坐下。这些动作他从十七年前开始做，做到现在，每一个动作的位置都没有变过。
那双女人的鞋是昨天傍晚一个女人送来的。女人大概三十多岁，穿一件灰布外套，领口磨得起了毛边。她把鞋递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鞋跟断了”，李德顺接过来看了看，说“明天来拿”。女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走路的时候，一只脚高一只脚低。
现在李德顺拿着那只鞋，先把断掉的鞋跟对齐，用锥子在断面上扎了两个眼，然后选了一根细长的钉子，对准了眼，用锤子慢慢敲进去。钉子进去三分之一的时候，遇到阻力，他停了手，换了个角度，再敲，钉子顺进去了。
身旁的槐树掉下一片叶子，落在他的膝盖上。他伸手拿开，丢到地上。
街上的人多起来了。一个挑着担子卖豆腐的从巷子南头走过来，嘴里喊着“豆腐——”，声音拖得很长。担子从李德顺面前过去，豆腐的腥味在空气里停留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提着一篮子菜从北头过来，走过李德顺的摊子时停了一下，看了看他手里的鞋，又继续走了。
李德顺把鞋跟钉好，拿起胶水，往断面上涂了一层。胶水的味道冲上来，他眨了两下眼睛。涂完胶水，他把鞋跟和鞋身压在一起，两只手按住，不动。
按了大概十分钟，他松开手，把鞋放到地上，用锤子敲了敲鞋跟的位置。声音是实的。
鞋面上蹭掉的那块皮，他从木箱里找出一块颜色相近的碎皮子，比着破口剪下一小块，涂上胶水，贴上去。等胶水半干的时候，他用针沿着补丁的边缘缝了一圈。针脚很密，每一针的间距差不多一样。这不是他刻意控制的，是手自己知道的。
缝完了，他把鞋举起来，对着天光看了看。
鞋是好了。
他把鞋放进一个塑料袋里，系上口，搁在脚边。然后拿起搪瓷缸子，又喝了口水。水更凉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的儿子来了。
儿子叫李勇，十五岁，在城北的中学读书。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书包带子有一边断了，用一根布条接起来的。李勇走过来，站在摊子旁边，没有说话。
李德顺抬头看了他一眼。
“放学了？”
“放了。”
李勇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在地上，蹲下去，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铝饭盒。饭盒磕瘪了一个角，盖子有点扣不紧，他用一根绳子绑着。他解开绳子，打开盖子，里面是米饭和青菜，米饭上搁了两片肥肉。
李德顺从马扎上站起来，走到板车旁边，从挂在车把上的布袋里摸出一双筷子。筷子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的竹胎。他把筷子在衣服上擦了擦，走回来，接过饭盒。
他蹲在地上吃。吃了两口，把一片肥肉夹到李勇嘴边。
“吃过了。”李勇说。
李德顺把肉放到自己嘴里。肥肉很烂，舌头一压就化了。
李勇蹲在旁边，看着街对面的一堵墙。墙上贴着一张标语，红纸黑字，边角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了，只剩下中间几个字还看得清。李勇看了一会儿，收回眼睛，看着自己的鞋。
鞋子是布鞋，左脚大脚趾的位置破了一个洞，脚趾头露在外面。李勇把脚趾缩回去，洞里就空了。过了一会儿，脚趾又伸出来。
李德顺吃完了饭，把饭盒还给李勇。李勇接过来，盖上盖子，重新用绳子绑好，装进书包。他站起来，把书包甩到肩上。
“走了。”
“嗯。”
李勇走了。他走路的时候，左脚有一点拖着地，因为鞋底也磨薄了。
李德顺坐回马扎上，拿起一只男人的人造革皮鞋。鞋底脱了胶，张开一张嘴。他把鞋底掰开，用锉刀把两边的胶刮掉。
下午两点，那个送鞋的女人来了。
她走过来的时候，李德顺正低头刮鞋底。他看到一双鞋出现在眼前的地面上，一双布鞋，左脚那只的后跟比右脚高出一截。他自己拿根线在上边扎上了。
李德顺没抬头，伸手从脚边拿起那个塑料袋，递过去。
女人接过塑料袋，打开，把鞋拿出来。她看了鞋跟，又看了鞋面上的补丁，用手指摸了摸补丁的针脚。
“多少钱？”
“三毛。”
女人从口袋里摸出三个一毛的硬币，一个一个递过来。李德顺接一个，放进木箱盖子上一个铁盒子里。接完三个，他低下头继续刮鞋底。
女人把鞋换上了。她把原来穿着的那只好的鞋脱下来，塞进塑料袋里，走了。这次走路，两只脚一样高了。
李德顺刮完了鞋底，涂上胶水。胶水要晾到不粘手了才能粘。他把鞋放在膝盖上，等着。
街对面的标语又被风吹起了一个角，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李德顺的老婆在三年前死了。
她是病死的，肝病。病了两年，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死的那天早上，她说想喝粥。李德顺熬了一锅白米粥，熬得稀烂，端到她床前。她喝了两口，说喝不下了。李德顺把碗放在床头柜上，扶她躺下。她躺下去，眼睛看着房顶。
“碗柜里还有半斤米。”她说。
“知道。”李德顺说。
“李勇的棉袄该补了，左胳膊肘那里。”
“知道。”
她闭上眼睛，没再说话。下午两点多，李德顺给她喂水的时候，发现人已经没气了。
李德顺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把搪瓷缸子放到桌上，走到院子里，把那件要补的棉袄从绳子上取下来。棉袄晾了三天，已经干了。他摸了摸左胳膊肘的位置，确实是薄了，对着光能看到里面的棉花。他找了块相同颜色的布头，坐在院子里开始补。
针线穿过布面，拉紧，再穿过去，再拉紧。李德顺补了一个下午，把棉袄补好了。棉袄叠好，放进衣柜里。
晚上，他做了饭，和李勇一起吃了。饭后李勇洗碗，李德顺坐在门槛上，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隔壁的狗叫了两声，停了。
那年李勇十二岁。
李德顺继续出摊。每天早晨七点，推着板车到文昌巷北头，打开马扎坐下。补鞋，收钱，喝水，吃饭，再补鞋。晚上六点收摊，推着板车回去。
日子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手里那些鞋。破了就补，补好了就有人拿走，拿走之后又来新的。鞋跟磨歪的，鞋底磨穿的，鞋面蹭破的，脱了线的。每一双都不一样，每一双都一样。
李德顺的手越来越有劲了。以前用锥子在硬皮上扎眼，得扎三下才能穿透，现在一下就行。手指上的茧子厚了一层，指关节也比以前粗了。冬天的时候，手指上的皴口一道一道的，贴着胶布。胶布在干活的时候磨掉了，他就换一块。
李勇的衣服和鞋也一直在补。
李勇长得快，裤腿短了，李德顺就把裤腿放下来一截。放完之后短了，就再接一块布上去。接上去的那块布颜色永远不一样，李勇穿着去上学，回来也没说什么。
鞋底磨穿了，李德顺就把鞋底整个换掉。换一双鞋底比买一双新鞋便宜两毛钱。他蹲在地上，把旧鞋底割下来，选一块耐磨的橡胶底，一针一针缝上去。缝鞋底的时候，针要穿过好几层，每次都得用顶针顶。他的顶针是铁皮的，用久了，上面凹下去一个小坑。
鞋换好了，拿起来看一看。鞋面还是旧的，鞋底是新的。李勇穿上去，说了一声“有点硬”。李德顺说“穿几天就软了”。
过了几天，李勇回家的时候，走路已经不带拖地的声音了。
那条文昌巷也在变。
巷子南头那家卖酱油的铺子关了，换成了一个卖塑料凉鞋的店。店里挂满了一面墙的凉鞋，红的绿的蓝的，太阳照上去，亮得晃眼。李德顺每次推着板车经过，都不往那边看。
巷子中间那堵贴标语的墙，后来刷白了，写上了新标语。新标语的字比老标语大，笔画也粗，隔着半条街就能看清楚。李德顺不认识那些字。李勇有一次来送饭，蹲在摊子旁边看了很久，看完了，也没说是什么字。
街面上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隔几年会有人来填一次。填完是平的，过一阵子又被雨冲出了坑。李德顺的板车轱辘每次经过一个坑，就颠一下，木箱里的工具发出哐当的响声。颠久了，他就知道哪个坑在什么位置，到那个地方之前，提前抬一下车把。
槐树也在变。一年一年地粗，树皮裂开一道一道的深沟。春天的时候，槐花开满树，白花花一片，香味浓得发甜。花瓣落下来，掉在李德顺的头上、肩上、木箱上。他不拍，由它掉。等到天黑收摊的时候，身上落了一层。
1993年，李勇考上了高中。
通知书送来那天，李德顺正在补一只皮鞋。皮鞋的主人是个年轻男人，把鞋送来的时候说了一句“明天穿”，李德顺说“明天来拿”。李勇拿着通知书站在摊子旁边，没有说话，等父亲补完手里的活。
李德顺把皮鞋补好，用布擦了擦鞋面的灰，放到一边。他抬起头，看见李勇手里捏着一张纸。
“考上了。”
李德顺点了点头。他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还是凉的。
“学费多少？”
“六十五。”
李德顺把缸子放下，停了一会儿，站起来，从木箱盖子上拿起那个铁盒子。他把盒子里的钱倒出来，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夹在硬币中间。他蹲下去，把钱理了一遍，数了数。
数完了，他把钱装回盒子里。
“还差十二块。”
李勇站着，没说借钱的事。
李德顺重新坐回马扎上，拿起另一只鞋。这只鞋是早上一个老头送来的，鞋底磨出了一个窟窿，补不了，得换整个底。
“后天去交。”李德顺说。
李勇把通知书折好，塞进书包里。
第二天，李德顺比平时多摆了四个小时的摊。晚上十点，巷子里没有行人了，他还在槐树底下坐着。路灯昏黄的，照着地上的鞋子。他把白天接的活全部做完了，手指头的最后一针收完，他把鞋码整齐，放进木箱里。
第三天，他把铁盒子里的钱用一块手帕包好，交给李勇。李勇接过来，捏了捏，装进口袋里。
“去了先报名。”
“嗯。”
“宿舍要是分上铺，就睡上铺。上铺干净。”
“嗯。”
李勇走了。他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书包带子还是用布条接的，走路的时候左脚微微蹭地。李德顺看着他的背影拐出了文昌巷，然后坐下，拿起搪瓷缸子。
缸子里没水了。他放下缸子，开始补鞋。
李勇上了高中之后，一个月回来一次。
回来的时候，他会带一包脏衣服。李德顺晚上收摊回去，把衣服泡在水盆里，蹲在院子里搓。搓完晾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收。衣服晾干了，他叠好，放在李勇床头。
有一次李勇回来，带了一个破了洞的脸盆。塑料的，盆底裂了，装不了水。李德顺看了看裂口，说“能补”。他拿出修鞋的胶水，把裂口涂上一层，又从木箱里找了一块软塑料片，贴在裂口上面，用夹子夹住。过了一夜，夹子取掉，脸盆不漏了。李勇把脸盆带回学校，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能用了”。
李勇高二的时候，个子又蹿了一截，比李德顺高出半个头。他的裤子又短了，这次不能再接了，因为已经接过三次。李德顺带他去买了一条新裤子，供销社里买的，深蓝色，涤卡的。李勇穿上试了试，裤腿长了一点，李德顺说“没干系，还会长”。买回来之后，李勇穿了大半个学期，裤腿就刚好合适了。
高中的学费一个学期比一个学期高。到了高三，涨到了九十二块。李德顺凑了一个月，最后还差八块钱。他把木箱里积攒的那些碎皮子理了理，选出几块大的，拿到城南一个做手工皮包的作坊去卖。老板翻了翻皮子，说质量一般，给了七块钱。李德顺没讲价，拿着钱走了。
李勇的学费就这样一次一次地凑。每次差一点，每次又刚好够。时间久了，李德顺也不数还差多少了。他把铁盒子里的钱全部拿出去，交给李勇，李勇数一数，说“够了”，他就点头。说“不够”，他就再想别的办法。
一九九六年，李勇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差了几分。分数下来的那天，李勇从学校回来，一直走到文昌巷北口，站在槐树底下。李德顺正在补一双鞋，见他来了，抬头看了看他的脸。
“回来了。”
“嗯。”
李勇把书包放下，蹲下来。他蹲着的姿势跟李德顺很像，两只手搭在膝盖上，身子往前倾。他蹲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没考上。”
李德顺手里的锥子停了一下。只一下。然后锥子继续扎进鞋底，扎出一个小眼，钉子跟着进去。
“接下来怎么弄。”
这句话不是问句。李勇听出来了，但他还是回答了。
“复读。”他说。“明年再考。”
李德顺没说话。他把那只鞋补完，放到地上，拿起搪瓷缸子。缸子里没水了，他站起来，走到板车旁边，从挂在车把上的水壶里倒了半缸子水。水是温的，天热，晒了一天。
他喝了口水，走回来，坐下。
“复读多少钱？”
“一年二百。”
李德顺把缸子放下。缸底磕在木箱盖子上，发出一声轻响。
“你考得上吗？”
“能。”
李德顺抬起头，看了看李勇的脸。李勇也看着他。李勇的嘴角抿了一下，脸上没什么表情。李德顺把眼睛转开，看着手里的锥子。
锥尖被磨得发亮，后面的木头把被手汗浸得发黑。李德顺把锥子在围裙上蹭了两下，放到木箱里。他从木箱底层摸出那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有几个硬币，还有两张一块的纸币。
他没数，把盒子递给了李勇。
李勇接过来，看了看里面，盖上了。
第二天一早，李德顺先去了一趟粮店，把家里的存粮本查了一下，上面还有四十斤米的额度。他把额度取了一半，拿到巷子口卖给了一个开面馆的。面馆老板给了他八块钱。他把钱揣好，推着板车去了文昌巷北头。
下午的时候，他又去了一趟回收站，把院子里堆了大半年的废铁、旧报纸、玻璃瓶子全部装进一个麻袋里，拖过去卖了。回收站的人在秤上称了称，给了他十一块钱。
晚上回去，他把钱叠好，放进铁盒子里。加上原来的那些，一共凑了不到四十块。
后面的两个月里，他每天把收摊的时间从六点推到八点。天黑了，他从木箱里摸出一个手电筒，夹在耳朵上，照着鞋面，一针一针地缝。巷子里没有灯，只有手电筒的一束白光打在地上，那些经过的鞋面上，偶尔反射一下。
两个月之后，他把二百块钱凑齐了。二百块钱拿在手里，是一沓，用橡皮筋扎着。他把橡皮筋绕了两圈，交给李勇。李勇接过来，没有数，放进书包里。
“去了好好读。”李德顺说。
“知道。”
李勇去复读的前一天晚上，李德顺在院子里把李勇的皮鞋拿出来补。皮鞋是李勇上高中时候穿的，鞋头磨塌了，鞋底也有点开胶。李德顺把鞋撑好，用锤子把塌掉的地方敲起来，然后在里面垫了一块硬皮，用胶粘牢。鞋底的裂缝他补了两层，缝了一圈线又涂了一层胶，鞋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他把补好的鞋放在李勇房门口。
第二天早上，李勇穿了那双鞋走的。
李勇复读的学校在东城，离家比原来的高中多两公里。他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书包里装着书本和饭盒，饭盒里是李德顺前一天晚上做好的饭。
李德顺继续出摊。每天早晨七点，推着板车到文昌巷北头，开马扎坐下。补鞋，收钱，喝水，吃饭，再补鞋。
他的眼睛开始不太好了。补鞋的时候，得把鞋凑近了才能看清针眼。李勇回来的时候，看到父亲把鞋举到脸前面，眼睛眯着，锥子在手里摸索着眼的位置。李勇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该买个老花镜”。李德顺没抬头，说“不用”。
又过了两个礼拜，李德顺的摊子上多了一副老花镜。镜框是黑的，塑料的，腿有点松，老往下滑。他每回低着头干活，眼镜就滑到鼻尖上，他也不推，就从镜框上面看鞋子。等要穿针的时候，他才把眼镜推上去，凑近了找眼。
1997年夏天，李勇又参加了一次高考。
考完回来，他什么也没说，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出去帮李德顺收摊。父子俩把板车推回来，一个推前面，一个在后面扶着木箱，防止颠掉下来。到了家，李德顺把板车停好，李勇把木箱搬下来，放在屋檐下面。
“考得怎么样。”李德顺问。
“不知道。”
出分那天，李勇从学校回来，走路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些。他进了院子，李德顺正蹲在井台边洗菜。李勇站在他背后，等他洗完。
李德顺把菜捞出来，甩了甩水，放在一个搪瓷盆里。他回过头，看见李勇站着。
“考上了。”
李德顺端着盆子站起来，盆里的水往下淌，滴在他的鞋面上。那双鞋是橡胶底的，水渗不进去，挂在鞋面上，亮晶晶的。
“多少。”
“比分数线高十一分。”
李德顺把盆子放在灶台上。他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水，走到堂屋里，在桌前坐下了。桌上有一个杯子，他拿过来，里面是昨天的残茶。他没倒，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叶在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
李勇走过来，也坐下。父子俩隔着桌子坐着，中间是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火苗小，光昏昏的。
“什么学校。”
“师范。免学费，还管饭。”
李德顺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底在桌面上的声音闷闷的。
“好。”
那年九月，李勇去了师范学校。
走的那天，他背着那个补了带子的书包，脚上穿着那双鞋底换过两次的皮鞋。李德顺把他送到汽车站。站台上等车的人不多，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一个挑着蛇皮袋的老头，还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中年人。
车来了，李勇上车。他走到车门的时候回过头，看了看李德顺。李德顺站在站台上，手里攥着一顶布帽子，没有挥。
车开走了。
李德顺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把帽子戴在头上，走了回去。从车站到文昌巷北口，他走了二十分钟。到了槐树下面，他搬下木箱，打开马扎，坐下。
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过来，后座上夹着一双鞋。
“师傅，鞋底断了。”
李德顺接过鞋，看了看，掂了掂。
“后天来拿。”
李勇去师范之后，每半个月会写一封信。信是李德顺让隔壁的小学老师帮忙读的，读完之后，他让老师回信，内容只有几句话：收到了。家里都好。好好读书。
李勇一年回来两趟，暑假一趟，寒假一趟。每次回来，他都会在摊子旁边站一会儿，看李德顺补鞋。李德顺的手没有以前快了，锥子扎眼的时候得用力顶，但手上的茧子还是厚，顶针顶上去，手指头纹丝不动。李勇站着看一会儿，就蹲下去，帮他把摊子边上的鞋码整齐。
有一次暑假回来，李勇带了一个姑娘。姑娘姓赵，是师范的同学，个子不高，梳两根辫子，说话声音轻轻的。她站在李勇身后，看着李德顺补鞋。李德顺看了她一眼，搬了一个小马扎递过去。姑娘接过马扎，说了声“谢谢”，坐下了。
李德顺低下头，继续补手里的鞋。
中午的时候，李勇去巷子南头买了两碗面，端回来，三个人坐在槐树底下吃了。姑娘吃面的时候，筷子掉了，李勇帮她捡起来，擦干净，递给她。李德顺没抬头看，吃完了面，放下碗，对李勇说：“把碗还回去。”
李勇站起来，端着三只碗走了。
姑娘还坐在马扎上，看着李德顺。李德顺拿起一只鞋，鞋面上有个口子，他用碎皮子剪了一个圆形，往上面一贴，然后用针缝。
“叔，您这手艺好。”姑娘说。
李德顺没应声。他把那个圆形的补丁缝完，收了最后一针，用牙咬断线。然后把鞋翻过来，检查了一遍鞋底。
李勇回来了，碗还了。他站在姑娘旁边，说：“该走了。”
姑娘站起来，把马扎叠好，靠在槐树根上。李德顺站起来，朝姑娘点了点头。姑娘说“叔，我们走了”，李德顺又点了点头。
两个人走了。
李勇毕业那年，李德顺的腰开始不行了。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腰弯不下去。他得先坐在床边上，慢慢地往前倾，倾到腰那里咔嗒响一声，才算能活动。他推板车的时候，车把得抬低一点，因为腰直不起来。
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大夫，在城西开诊所，说是会推拿。李德顺去了一回。大夫让他趴在床上，用手指头顺着他的脊椎骨按了一遍，按到一个位置的时候，李德顺吸气的声音大了。大夫说“就是这儿”，然后用手掌在他腰上拍了二十几下。拍完了，李德顺从床上下来，试着弯了弯腰。还是咔嗒响一声。
大夫说，这不是腰的问题，是站久了，坐久了。得改。
李德顺没改。
他还是每天早晨七点推着板车去文昌巷北头，打开马扎坐下。只是现在不坐一整天了。上午坐着，下午就得站起来一会儿，把板车推到槐树旁边，手扶着车把，站着做活。
有一天下午，他正站着补鞋，一个老太太过来送鞋。老太太看了看他站的姿势，说了一句：“你也老了。”
李德顺把补好的鞋递给她，收了五毛钱。老太太拿着鞋走了，走之前又回头看了他一眼。
回到摊子上的时候，老花镜从鼻梁上滑下来，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腰咔嗒响了一声，他的手够到地上，把眼镜捡起来了。
李勇毕业之后分到城北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第一年工资是六十二块，他把四十块寄回去。李德顺收到汇款单的那天，去邮局取了钱。他站在邮局的窗口前，把一沓纸币从凹槽里接过来，数了一遍，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回去的路上，他绕到供销社，买了一把新锥子。
原来的那把锥子用了十几年，木头把已经裂了，用胶布缠了好几道。新锥子握在手里，木把光滑，锥尖尖利。李德顺把锥子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几遍，揣进怀里。
回到家，他把新锥子用布擦干净，放进木箱。
旧的那把，他搁在木箱的最底层，没有扔。
又过了两年。
文昌巷开始拆了。先是南头那家塑料凉鞋店，门口贴了一张通知，几天之后来了几个工人，把店里的东西搬出来，门板卸了，墙敲了个洞。接着是中间那堵刷着标语的墙，工人把墙推倒的时候，标语碎成好几块，压在砖头底下，露出半个字。
李德顺的摊子在北头，暂时还没拆到。但是巷子里来的人少了，送鞋的人也跟着少了。以前一天能接七八双鞋，现在一天也就两三双。有时候整个上午都没有一个人来。
没活的时候，李德顺就坐在马扎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空荡荡的巷子。巷子里的石板路被工程车压坏了好几处，坑比原来更多了。槐树的树根把地面的砖顶起来一块，砖斜着翘着，路过的人得绕着走。
有一天，一个在巷子南头拆房子的工人走过来，手里拎着一双工作鞋。鞋头开胶了，鞋底也磨平了。工人把鞋递给李德顺，说“明天一早要穿”。李德顺看了看鞋，说“明天早上来拿”。
他拿着鞋，发现鞋底磨得太严重了，光补胶不行，得换底。他从木箱里翻出一块新橡胶底，把旧鞋底割下来，再把新底往上缝。缝的时候，锥子扎了好几下才穿透橡胶，他的手没以前有劲了，每个眼都得用顶针顶着，咬着牙往下按。
缝了大概两个小时，底换好了。他把鞋放地上踩了踩，挺结实。
第二天早上，工人来拿鞋。他接过鞋看了看，说“师傅手艺不错”，给了五毛钱。李德顺接过钱，放进铁盒子里。工人穿上鞋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这边下个月就拆到你这儿了。”
李德顺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李德顺在槐树下面站了很久。他把手放在树干上，摸那些裂开的树皮。槐树比他来的时候粗了两倍不止，再过一阵子，这棵树也要被移走了。
李德顺推着板车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下个月果然拆到了北头。
来拆房子的人通知李德顺，让他把摊子挪走。李德顺把通知收了，第二天照常出摊。工人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那儿，说了句“怎么还在这儿”，李德顺说“把今天的活做完”。
他把最后两双鞋补完了，摆在木箱上，等客人来取。下午的时候，一个女人来拿走了其中一双，另一双一直没人来。等到天黑，李德顺把那双没人取的鞋放进木箱里，开始收摊。
工具装进木箱。马扎叠好。搪瓷缸子放进布袋。碎皮子捆成一捆。他把板车推过来，把所有的东西搬上去，用绳子绑结实了。
他回头看了看那棵槐树。
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树底下那块地，被他坐了二十年的那块地，已经凹下去了一个浅坑，印着一个马扎的形状。
李德顺推着板车走了。
新的摊子摆在了城北小学门口。
这个位置是李勇帮他找的。学校门口有棵梧桐树，比文昌巷那棵槐树细，叶子也稀，遮不住多少太阳。李德顺把马扎摆在梧桐树下，木箱打开，工具摆好，跟以前一模一样。
学校里上课下课都有铃声。铃声一响，孩子们涌出来，门口就热闹一阵。孩子们经过摊子，有时候会蹲下来看李德顺补鞋。一个男孩看着他用锥子扎鞋底，锥子进去又出来，钉子跟着进去，男孩说了句“爷爷你手不疼吗”。李德顺没回答，继续扎下一个眼。
李勇有时候下课了会从学校出来，走到摊子旁边站一会儿。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卷起来，手里夹着粉笔。站一会儿，说一句“今天热”，李德顺会说“嗯”，然后李勇就走回去上课了。
学校里有两个年轻老师，没事的时候会搬着凳子坐在门口聊天。其中一个说最近工资涨了，从六十二涨到了七十八。另一个说他的自行车轮胎扎了，找了好几个地方才补上。李德顺在旁边听着，手不停。
他手里的鞋换了一双又一双。那些孩子长得快，鞋也坏得快。鞋帮磨破了，鞋底穿洞了，鞋带断了。家长把鞋送过来，说“明天能不能好”。李德顺从来不问能不能，他只是接过来，看一看，说“来拿的时间”。
他补鞋的速度比以前慢了。一双鞋以前四十分钟能补好，现在要一个小时。老花镜的度数不够了，穿针的时候得把线头在嘴里抿湿，举在眼前对准针眼。手有时候会抖一下，线就穿不过去。穿不过去就再来一次。
有一次他穿针穿了很久，李勇正好走出来，看见了。李勇走过来，接过他手里的针线，对着光穿了一下，穿好了，递还给他。李德顺接过来，没抬头。
“我自己能。”
李勇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
日子还是那样过。早晨推着板车来，晚上推回去。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的铁锈，李德顺用一小块碎皮子垫在那个缺口上，照样用。
他的背越来越弯了。坐在马扎上的时候，整个人往前面倾，头几乎要碰到膝盖上的鞋。远远看过去，像是对着鞋子鞠躬。来送鞋的人从正面走过来，只能看到他的后背和高高隆起的肩胛骨。
有一天下午，一个老太太送来一双童鞋，鞋底磨穿了。李德顺接过来，翻过来看了看鞋底。鞋底上有一个踩碎的干虫子，扁扁地粘在上面，他把虫子抠下来，弹到地上。然后开始割鞋底。
割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手。
他听见学校里传来李勇的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是讲课的声音。李勇在教室里大声地念课文，念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声音从二楼的窗户传出来，隔着操场，隔着梧桐树，送到他耳朵里。
李德顺听了一会儿。他听不太清楚念的内容，只能听到声音。声音很大，很用力。
他低下头，继续割鞋底。
割完了，把新底子往上缝。这回他缝得特别仔细，针脚比平时还要密。每一针都扎得深，线拉得紧。缝到鞋头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用眼睛量了量左右的间距，又缝了两针。
鞋补好了，他拿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鞋底新崭崭的，鞋面还是旧的，中间有一道针线整整齐齐。
他把鞋放到塑料袋里，系上口。
风吹过来，梧桐叶子哗哗地响。李德顺抬起头，看着那棵梧桐。树还不大，但根已经扎下去了。
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水凉了，他咽下去，喉结动了一下。
远处教室里，李勇还在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