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雨落下
王大民在修车铺门口蹲着。
是蹲着，不是坐着。屁股底下没有凳子，两只脚后跟踩实了地，膝盖顶着胸口，手里捏着半根烟。雨从早上就开始下，不是那种痛快的大雨，是细的，密的，像筛面一样往下筛。门口那摊水洼里，雨点子打下去，一个圈套一个圈，套得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新落的，哪个是旧的。
他抽了一口烟，烟头上那点火光在潮气里暗了一下，又亮起来。他把烟吐出去，烟撞上了雨丝，散得比平时快。
身后那间铺子，门板卸下来两块，剩下半扇还挡着。铺子里头堆着轮胎、钢圈、链条、打气筒，墙根底下摆了一排补胎用的胶水和锉刀。这些都是他的东西，他在这干了十七年。
他看着雨。
雨是从云层里落下来的。每一滴都是。
这个道理他懂，不是从书本上懂的，是看懂的。看了十七年，每年这个时候，云就压低了，压得比修车铺的屋顶还低，然后就开始往下落雨。一滴一滴的，有时候密，有时候疏，但都是从云里落下来的。没别的来处。
一九九八年，这个铺子刚开门那会儿，也是这么一个雨天。
那时候王大民三十一岁，刚从厂里出来。厂子关了，门上的封条他亲眼看着贴上去的，白纸黑字，盖了个红章。他站了一会儿，就回家了。第二天来了这儿，租下了这间靠马路的平房，挂了个牌子，写着“大民修车”。
牌子是用三合板锯的，他亲手锯的。锯的时候下着雨，他在屋里锯，雨打在石棉瓦的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屋顶上撒豆子。锯完了，他拿墨汁往上写字，写到“车”字那一竖的时候，墨汁淌下来了一道，他没擦，就那么晾干了。
后来那块牌子就挂上去了。挂了十七年，墨汁那道淌痕还在，只是褪了些色。
那天开门头一个活儿，是补胎。来的是个骑三轮的老头，车斗里装了一车白菜，后胎瘪了。王大民把胎扒下来，找到漏气的地方，拿锉刀锉，涂胶水，贴补丁，装回去，打气。老头问多少钱，他说两块。老头给了钱，蹬上车走了。
雨还在下。
他从那会儿就养成一个习惯，下雨天蹲在门口看雨。
也不是看，就是蹲着。眼睛睁着，对着那片落雨的天空，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有时候手里夹根烟，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一蹲就是半个钟头，蹲到腿麻了，站起来，膝盖咔吧响一声，然后进去接着干活。
这个习惯，他媳妇林秀兰说过他。
说他的时候是二〇〇三年。那天也是下雨，他蹲在门口，林秀兰从里屋出来，看见他蹲在那儿，说：“又蹲着。”
他没吭声。
林秀兰说：“腿不麻？”
他说：“麻。”
然后就站起来，膝盖果然咔吧响了一声。他进了屋，拿起一个扳手，接着拧一辆自行车的前轴。林秀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做饭了。
她做饭的动作他在外面能听见，切菜的声音，油下锅的声音，锅铲翻炒的声音。这些声音和雨声搅在一起，分不出哪是哪。
二〇〇五年，林秀兰走了。
走的时候也是雨天。
她得的是肝病，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在医院住了四十一天，第四十二天早上，王大民去打了壶开水回来，她已经不喘气了。他看着她的脸，脸上的皮肤紧了紧，他伸手摸了一下，凉的。
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开水放下，出去找护士。护士来了，看了看，签了个单子。他拿着单子去办手续，窗口前排了六个人，他排在第七个，等了二十多分钟。轮到他了，他把单子递进去，里头的人盖了几个章，又递出一张单子，让他去另一个窗口。他去了，又排了十几分钟。
办完了，他回到病房，人已经被推走了。
他收拾东西。脸盆、毛巾、半袋没吃完的麦片、一个搪瓷缸子、一双拖鞋。他把东西装进一个编织袋里，拎着出了医院。
医院门口有卖水果的，有卖盒饭的，有人撑着伞走来走去。雨不大，是那种春天的毛毛雨，落在脸上像蜘蛛丝。他没打伞，拎着编织袋往回走，走了四十分钟走到家。
到家的时候，雨把他的头发打湿了，肩膀上深了一块。他把编织袋放下，走进厨房，揭开锅盖，里面还有半锅剩饭。他盛了一碗，从碗柜里拿出一碟咸菜，坐到门口，蹲着吃。
雨还在下。
他用筷子往嘴里扒饭，嚼了，咽下去，再扒一口。咸菜是萝卜条，腌的时间长了，嚼起来咯吱咯吱响。吃完了，他把碗放在脚边，看着外面的雨。
门口那摊水洼又积起来了。
从那以后，没人再说他“又蹲着”了。
二〇〇六年，他的徒弟走了。
徒弟叫小刘，跟了他四年。小刘这孩子话少，干活手脚麻利，就是有时候贪睡，早上起不来。王大民也不说，只是在门口多蹲一会儿，等他。
小刘走的那天没下雨，是个大晴天。他说他想去南方，那边工厂多，挣钱比修车多。王大民正在拆一个摩托车发动机，手上全是机油，听他这么说，手上的扳手顿了一下。
“什么时候走。”王大民说。
“后天。”
“票买了。”
“买了。”
王大民继续拧那颗螺丝。拧完了，他把扳手放下，站起来，走到水龙头跟前洗手。肥皂打了两遍，指缝里的机油还是没洗净，他用刷子刷，刷得手指发红。
小刘站在那儿看着他洗手。
“师傅，我……”
“走的时候把工具箱理一下。”王大民说。
小刘走了以后，那个工具箱就空了一半。王大民没再收徒弟。有人把车送来，他就自己修，修完一辆再接下一辆。有时候忙不过来，就让客人等，客人等不及了，就把车推走，他也不留。
他对面后来也开了一家修车铺，是个年轻小伙子，铺子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价格表，还装了台电脑放音乐。王大民有时候蹲在门口抽烟，能听见对面传来的歌，旋律听不清，只听见鼓点，咚咚咚的，像人的心跳。
对面的小伙子有时候过来借工具，开口就是“王师傅，您那个拉马借我使使”。王大民指指墙角，小伙子自己去拿，用完了还回来，搁在原处。
有一次小伙子还工具的时候，正赶上王大民蹲在门口看雨。小伙子站在他身后，也跟着往外看了一眼，说：“这雨下了一整天了。”
王大民说：“嗯。”
小伙子说：“天气预报说明天还下。”
王大民说：“嗯。”
小伙子站了一会儿，找不到话说了，就走了。王大民继续蹲着。
雨从云层里落下来，一滴挨着一滴，打在地上，打在水洼里，打在石棉瓦上，打在门口那辆等人来取的电动车座垫上。座垫是黑色的，雨水落上去，汇成水珠，大颗的顺着侧面流下去，小颗的聚在一起，聚大了再流。
他看着那些水珠，脑子里想的是另一回事。
他在想云。
云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一整块，白的或者灰的，飘在天上。但其实它不是一整块，是数不清的小水珠挤在一起，小到眼睛看不见，多到像烟一样。这些水珠挤着挤着，挤不住了，就往下掉，变成雨。
每一滴雨，都是从云里来的。
没有一滴是凭空落下来的。
这个道理他越来越明白。
二〇〇九年，他父亲死了。
父亲在老家，死的时候身边没人。邻居闻到味了才踹门进去，发现人已经硬在床上三天了。王大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给一辆汽车换轮胎。电话是他堂哥打来的，声音隔着听筒听起来像是隔了一层布。
“大民，你爸没了。”
王大民把电话挂了，把剩下的三颗螺丝拧完，把轮胎装上去，拿扳手紧了紧，站起来。他看着换好的轮胎，看了几秒钟，然后去洗手。
他从水龙头底下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湿了，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淌过眼角，淌过鼻梁，淌到下巴，滴到水池里。他拿毛巾擦了脸，换了件干净衣裳，出门去买车票。
回老家的路上，车窗外一直是阴天。云层厚得像棉絮，压得很低，就是不落雨。他看着那些云，眼睛一动不动。
到了老家，事情已经有人帮着料理了。棺材停在堂屋里，还没钉盖。他走过去，往里看了一眼。父亲躺在那儿，穿了一身新衣裳，脸上盖着一张黄纸。他没有掀那张纸，就看了一眼黄纸，然后走开了。
堂哥过来说：“明天一早出殡。”
他说：“知道了。”
那天晚上他睡在父亲那张床上。床上铺的席子还是旧的，枕头上还留着父亲头油的味道。他躺下去，睁着眼睛看着房梁。房梁上是黑的，是几十年的炊烟熏黑的，灯光打上去反不出光来。
他听见外面起了风，风从瓦缝里钻进来，带着一种呜呜的声音。后来风小了，他听见另一种声音，细的，密的，打在瓦上。
下雨了。
雨打在瓦上，起初是零星的几滴，后来就密了，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屋顶上撒豆子。
他在这个声音里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出殡的时候雨还在下。送葬的人打着伞，棺材被抬到山上，放进了提前挖好的坑里。填土的时候，土是湿的，铁锹铲下去带起泥浆，摔在棺材盖上，闷闷的一声响。
王大民也铲了一锹。土落下去的时候，他想，这土也是云变的。雨落在土里，土变成了泥，泥干了又变成土，土被太阳晒热了，升到天上，又变成了云。云再落雨，雨再入土。
就是一个圈。
就像门口水洼里那些雨点子打出来的圈，一个套一个。
二〇一二年，他母亲也走了。
母亲是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年走的。走的时候在医院里，王大民守在旁边。母亲最后一顿饭吃的是稀粥，吃了半碗，说吃不下了，把碗推开了。王大民把碗端走，洗了，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迷糊了，嘴里说着什么，他凑近听，听不清。
后半夜母亲就没了。他摸了摸母亲的手，还是温的。他坐了一会儿，出去叫了护士。
这次办手续他熟了，半个小时就办完了，比上一次快。
收拾遗物的时候，他从母亲的枕头底下翻出一张照片，是他小时候的，黑白的，边角已经磨出了白印。照片上他大概五六岁，穿着一件过大的棉袄，站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面，眼睛看着镜头，嘴抿着。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
他把照片揣进口袋里，拎着东西出了医院。
从二〇一二年到现在，又过了三年。
这三年里，他继续修车。铺子还是那个铺子，牌子还是那块牌子，只是“大民修车”那几个字越发淡了，淡到有人来修车，得凑近了才能看清写的是什么。
他的背开始佝偻了。不是一下子佝偻的，是一点一点佝偻的。他自己没注意，是有一次路过一家商店，看见橱窗玻璃里自己的影子，才发现脖子往前探了一截，肩膀也往前窝着，像一个括号的上半部分。
他站住，看了一会儿玻璃里的自己，然后继续往前走。
手上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以前拧一颗锈死的螺丝，扳手上去就能拧下来。现在不行了，拧不动了，得拿锤子敲几下，震松了再拧。有时候敲也敲不动，就上油，等油渗进去再拧。
牙也松了一颗。是右下边的大牙，吃花生的时候硌了一下，当时没在意，后来那颗牙就开始晃，用舌头一顶就动。他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用那边嚼，但有时候忘了，咬下去，牙根一阵酸痛。
他没去看牙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牙坏了不看，背弯了不管，力气小了就多敲几锤子。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接一天，像门口那条马路上跑的车，一辆接一辆，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这天他从早上起来就觉得胸闷。不是疼，是闷，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上，喘气的时候要费一点力气。他以为是天气的原因，就开了窗，通了会儿风，还是闷。
他照常开门，照常修车，照常在中午的时候蹲在门口吃午饭。午饭是昨天剩的馒头和一根火腿肠。他把馒头掰成小块，就着火腿肠嚼。嚼到一半，那股闷的感觉又上来了，他把手里的馒头放下，喝了一口水。
这时候有人推了一辆摩托车过来。
“师傅，能修不？”
王大民站起来，走过去看了看。摩托车是那种老式的，化油器的，不是电喷。他拧了拧油门，听见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不对。
“化油器堵了。”他说。
“能弄不？”那人问。
“能。”
他把摩托车推到铺子里，拿出工具，开始拆化油器。拆到一半的时候，胸闷又来了，这次更厉害，连带着左胳膊也开始发麻。他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来，想吸一口气。
那口气没吸上来。
他扶着车把，慢慢蹲了下去。不是那种他看雨时的蹲法，是膝盖撑不住了的蹲法，身子靠着墙，手还攥着那把扳手。
扳手从他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当的一声。
那人站在旁边，看着他。
“师傅，你咋了？”
王大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嘴唇发木，发不出声。他的脸开始发白，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
“师傅？”
那人掏出了手机。
王大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雨又开始下了。
是下午三点多。急诊室的灯亮着，走廊里有人走来走去，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器皿碰撞的声音，有人在喊什么，声音很远，像隔着一层厚玻璃。
他被推进一间屋子，灯很亮，刺得他睁不开眼。有人在他身上贴东西，有人在给他扎针，有人在问他话。他想回答，但嘴唇动不了，他想点头，但脖子动不了。
最后他放弃了。
他就那么躺着，看着头顶的灯。灯管是白的，灯罩上有几个黑点，是死掉的飞虫的尸骸。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灯，他修车铺的灯是钨丝灯泡，灯罩是个搪瓷盆，光线是黄的。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但耳朵还能听见。他听见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还是那种细密的，筛面一样的声音。
他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那时候大概七八岁，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家门口，看着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水连成一条线，从瓦片的缺口处挂下来，像一根银色的绳子。他伸手去接，水打在手心里，凉飕飕的。
他母亲在屋里喊他：“进来，淋雨要生病的。”
他没动。
他站在那儿，顺着那根银绳往上看。他看见瓦片，看见屋檐，再往上，就是天空，就是云。雨从云里落下来，落在瓦片上，汇到瓦沟里，再从瓦沟里流下来，流到他手心里。
每一滴雨都是从云层里落下来的。
他那时候就知道了。
他后来忘了，后来又想起来了。
现在他又想起来。手术室的灯很亮，但他在那灯光里看见了云。灰色的，厚的，压得很低的云。雨从那些云里落下来，一滴一滴的，有的打在他的修车铺屋顶上，有的打在水洼里，有的打在父亲棺材的盖子上，有的打在母亲枕过的枕头上。
他听见有人在喊：“血压降了——快——”
然后声音就远了。
远到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他的手动了一下。不是攥拳，也不是抓什么，就是动了一下，像他平时蹲在门口看雨的时候，烟灰积得太长了，他轻轻弹一下烟的手势。
手落下去。
雨还在下。
急诊室外面的走廊里，那个推摩托车来的人还站着，手里拿着王大民的手机。手机是从他裤兜里取出来的，屏幕碎了一角，是旧的裂痕。通讯录里只有十几个号码，第一个写着“小林”，是送煤气罐的。第二个写着“送水老李”。第三个写着“房东周”。
没有“老婆”。没有“儿子”。没有“师父”。没有“徒弟”。
那人翻了翻，把手机又放回了裤兜里。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
修车铺的门还开着半边，是王大民早上开的，没来得及关上。门口那摊水洼比昨天更大了一些，水面平静下来，映出灰白色的天空和天上还没散尽的云。
铺子里，那辆摩托车还支在那儿，化油器拆了一半，零件搁在一个铁盘子里，扳手落在车底下。
桌子上的馒头还剩下半个，上面落了只苍蝇。
后窗外头，房东家养的鸡叫了一声。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