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布衫
许秀兰开始写信，是在她七十三岁那年的秋天。
那年秋天来得比往年早了十天。农历八月刚过，院子里的核桃树叶子就开始往下掉，掉得比往年都要急。许秀兰坐在窗前的矮凳上，腿上搁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摊着一张从孙子的田字格本上撕下来的纸。纸面粗糙，铅笔写上去有细微的沙沙声。她写得很慢，一个字写完了，停了停，又写下一个字。
她写的是"卫国收"。
卫国是她大儿子的名字。大儿子叫张卫国，六六年生人，属马。八五年去的广东，走的时候说是去东莞一个电子厂。头两年还寄钱回来，一个月寄八十块。后来信少了，钱也少了。再后来，九一年的腊月，张卫国来了一封信，说他在深圳结了婚，媳妇是湖南人，两个人打算攒钱开个小店。信上留了一个地址，写的是深圳市宝安区某镇某街某号。许秀兰把地址记在一张烟盒纸上，夹进了墙上的相框里。
九三年的正月，张卫国又来了信，说店开起来了，是卖磁带的，生意还行。又留了一个新地址，还是深圳宝安。许秀兰把烟盒纸拿出来，把新地址抄在旧地址下面。她不会写"宝"字，描了半天描成了"宝"字上面少了一点。她自己不知道，也看不出来。
九四年张卫国没来信。九五年也没来。九六年，九七年，九八年，都没有。
许秀兰等了五年。到第五年头上，她决定写信。
她想，写信总得有个地址。她去翻相框后面的烟盒纸，纸还在，字迹已经模糊了，铅笔写的东西不经留，她使劲看也只能认出"深圳宝安"四个字，后面那条街的名字糊成一团灰，分不清是横是竖是撇是捺。她把烟盒纸放到鼻子跟前看，拿到院子里借着光看，怎么也看不清楚。
许秀兰把烟盒纸放下，坐下来想了想。她想到的是大儿子最后一次寄信时的信封。那信封她记得是牛皮纸的，上面印了红色的方框，方框里写着地址。她把信瓤子抽出来压在枕头底下，信封随手塞在了衣柜顶上。她去翻衣柜顶，搬了凳子爬上去，摸了一手灰，摸下来一双旧棉鞋、半截毛线、两本破书，没找到信封。她又去翻枕头，枕头底下压着的信瓤子还在，信纸叠成方块，叠得很整齐，打开来看，字迹褪了色但还能认。信纸右下角原本也印着地址，是红颜色的，但那红色印子已经化开了，成了一片淡红的渍，像一滴血滴在水里搅散了。
许秀兰把信纸也放下。她重新坐到矮凳上，把田字格纸摊好，拿起铅笔，写下了"深圳宝安"四个字。写完之后停住了，铅笔头搁在纸上，搁了半天，她觉得自己应该能想起来那条街的名字。她使劲想，想不出来。她又想，大儿子的那家店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卫声音像"，又好像是叫"卫声音像店"，她记不准了。她试着在"深圳宝安"后面写了"卫声音像"四个字，写完了看了半天，觉得这样应该也行。
她把信纸折起来，折成了和原先那封信一样大小。然后她去厨房的抽屉里翻，翻了半天翻出来一个旧信封，是去年村里发什么通知用过的，信封上印了村委会的地址。她把信封翻过来，在背面写上"张卫国收"，又在下面写上"深圳宝安卫声音像"。写完了，她拿起来端详了一阵，觉得对，就塞了进去。
放进去之后她又拿出来，因为信封上还印着村委会的红色字，她怕邮递员看了会送错地方。她用一块湿布把那几个红字擦了擦，擦得掉了一部分，没掉干净，还留着一道红印子。她又擦了擦，纸面被擦得起了一层毛，那红印子反而洇开了，成了模糊的一小片。
许秀兰算了算，她已经不知道大儿子到底住在哪里了。深圳宝安——这四个字是她仅有的全部信息。她的儿子在哪里，她在信上写了那个地址，可那个地址究竟对不对，她不知道。信寄出去了，能不能送到，她也不知道。
她把信封粘好，放在窗台上。窗外核桃树的叶子还在往下掉，有几片从窗前飘过去，碰到了窗玻璃，发出很轻很轻的声响。
第二天早上，许秀兰去了一趟镇上的邮局。邮局在镇子东头，是一间平房，门面窄，里面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一件藏蓝色制服，正在低头嗑瓜子。见许秀兰进来，把瓜子皮吐在手掌上，抬了抬下巴。
"寄信。"
许秀兰把信封递过去。女人接过来，翻过来看了一眼，又翻过去看了一眼。
"这地址写得太简单了，邮不邮得到可说不准。"
许秀兰没说话。她等着。
女人把信封在手里掂了一下，贴了一张八角的邮票上去，又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单子，填了几个字，递给许秀兰。
"邮资八毛。挂号加一块五。"
许秀兰从棉袄兜里掏出一块手绢，解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她数出两块三毛，放在柜台上。女人收了钱，在单子上盖了个戳，把信封扔进身后的一个帆布袋子里。
许秀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帆布袋子。袋子口敞着，里面横七竖八躺着一堆白色的褐色的信封，她的那封信就压在中间。她看不见那封信，但她知道它在里面。
她走出邮局，沿着镇上的土路往回走。路两边是水泥砌的排水沟，沟里的水黑乎乎的，上面漂着塑料袋和枯叶子。她走得很慢，棉鞋踩在碎石子路面上，嘎吱嘎吱响。秋风吹过来，吹得路边杨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翻着白肚皮。她把棉袄领子拢紧了，继续走。
那封信没有回音。
过了一个月，许秀兰又写了一封。这一次她比上一回多写了两行字。她在信里说自己身体还行，就是腿疼，膝盖弯的时候里面咯吱咯吱响。她说家里的核桃树今年结了果，比去年多，她借着梯子摘了大半筐。她说村里通了自来水，就是水压小，二楼上去不去。她写完了，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卫国你在那边好不好，有没有感冒，天凉了要多穿衣服。
她把第二封信也寄出去了，地址写的还是"深圳宝安卫声音像"。邮局那个女人这次没看信，照例贴了邮票收了钱，把信丢进帆布袋里。
还是没有回音。
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
许秀兰每个月寄一封信。信的内容越来越长了。她开始说一些更零碎的事。她说隔壁的李婶去年腊月死了，死之前还问起过卫国。她说村口的代销店关了，换成了一个小超市，里面的东西比镇上还贵，花生油贵了六块钱。她说电视上说港台流行什么发型，她看了半天觉得那些人头发搞得不男不女的。她说自己前几天去赶集，买了一毛钱的蒜苗，回来炒豆腐吃，豆腐煎糊了一个角。
她写了一年。十二封信。十二个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同一个模糊的地址。
许秀兰把每个月寄信的日子定在了初六。她说初六是个好日子，她翻过老黄历，初六下面写着"诸事皆宜"。到了初六那天，她清早起来，用柴火烧了一壶开水，泡了一杯茉莉花茶，在茶香里把信写完。然后走上四里地到镇上的邮局，把那封写好的信寄出去。
第二年是零二年。零二年的春天来得晚，谷雨过了还下了一场薄雪。许秀兰照例初二那天去赶集，买了一斤白糖一包酵母。她本来打算初六再写信的，但初四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儿子回来了，站在院门口朝她笑，身上穿了一件她没见过的蓝色外套。卫国在梦里说，妈我回来了。说了这一句就往院子里走，走到了她跟前，正要伸手，许秀兰就醒了。
她醒了之后没动。躺在炕上，眼睛睁着，看窗外还没有亮的天。她觉得眼角有东西，伸手摸了一下，摸到一手水。她把那水抹在被子上，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躺不住了，起来穿衣服。
她比平时多喝了半碗米汤。喝完米汤把碗搁在锅台上，洗了手，擦了桌子。这些做完了，她像是被什么驱赶着似的，一刻也没停，径直走到矮凳跟前坐下来，拿出田字格纸，开始写信。
她写这一封信的时候铅笔下得比平时重。笔尖在纸上划出了深槽，有几个地方甚至把纸刺破了，戳出一个小洞。写完了她也不看，折起来塞进信封里，地址也不写了，套上棉鞋就出门。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地上一层薄薄的白色。许秀兰踩着雪往镇上走，走得比平时要快，棉鞋踩在雪地上，噗噗地闷响。走到路口的时候，她碰见了村东头的刘老头。刘老头正拿扫帚扫门口的雪，见了她，直起腰来，大声说，秀兰嫂子，大清早的往哪儿去？
许秀兰也没停脚，边走边说，寄信去。
刘老头说，下雪天寄啥信。
许秀兰已经走远了，也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刘老头看见她在薄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脚印一直往镇子那边延伸过去。他摇了摇头，又低头扫雪去了。
镇上的邮局还没开门。许秀兰在门口站着等了半个钟头。门口的地面是水泥地，雪落上去很快就化了，成了黑乎乎的水渍。许秀兰的棉鞋底磨薄了，只觉得脚底板冰凉。她没有挪地方，就那样站着。站到邮局门口挂着的那个绿铁皮信箱也挂不住雪了，雪落在上面立刻化成水，顺着铁皮往下溜。
邮局的女人来开门，看见许秀兰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来得这么早。"
许秀兰把信递进去。女人接过来照例翻了翻，看见信封上没写地址，又愣了一下。
"没写地址怎么寄？"
许秀兰才想起来自己忘了写地址。她站在柜台前，张了张嘴，想从衣兜里翻什么，翻了半天又没翻出来。女人等着，等了一会儿看许秀兰不说话，又催了一句。
"地址知道不？"
许秀兰说知道。她说了"深圳宝安"四个字。声音很轻，像怕惊着谁似的。女人从抽屉里抽出一支油性笔，替她写在信封上，写完了又问后面写什么。许秀兰摇头。女人看着她，许秀兰又摇头。女人叹了口气，把信放在了一边，收钱，盖戳。
"老太太，你这信寄了一年多了，没见回过一封。你也别盼了，等着吧，等他自己给你来信。"女人说。
许秀兰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回到家的路上的雪都开始化了，路面更不好走，一脚踩上去，泥就从鞋底往上翻，沾了一鞋帮。许秀兰走得吃力，走到院门口停下来歇了一口气。院门是木门，门板裂了两条大缝，从缝里能看见院子里的核桃树和那口压水井。她扶着门框往里看了一眼，看见灶房的门没关严，被风吹开了半扇。她走进去把灶房的门关好，又走到正屋门口，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她觉得腿疼。膝盖骨里面像是有一根针在戳，从里往外戳，一下一下地。
许秀兰的腿是以前在砖厂干活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她在砖厂干了十二年，最开始是码窑，一天站十二个钟头，两条腿站得肿胀，晚上回来抽筋。后来砖厂关了，她改去给人家摘棉花，蹲在地上挪着往前摘，膝盖上垫着两块布，布磨破了膝盖也磨破了，结了痂又被磨开，反反复复，最后那层皮变得又粗又厚，像一层假的皮肤。
现在老了，膝盖越来越不行了。尤其是阴雨天，疼得晚上睡不着，整夜整夜地在炕上倒腿，左腿倒右腿右腿倒左腿，怎么倒怎么难受。但她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她的儿女们不知道她腿疼，邻居也不知道，她不说。
她习惯了一件事——不让人替她可怜。
二儿子国庆给她买过一盒止痛膏药，她接过来了，说了声好使，就收在抽屉里一直没贴。国庆问起来，她说已经贴了，好些了，国庆也就信了，再没多问。国庆在县城跑三轮，一天忙到晚，一个月回来一趟，回来了也是坐不到半小时就得走，屁股挨着板凳只沾了边就起了身。
国庆回来的时候，许秀兰也不问她大哥的事。国庆也不提。两个人坐在正屋里吃一顿饭，饭桌上搁一盘炒白菜一碟子咸萝卜，一人一碗白粥。国庆呼噜呼噜吃完了，把碗一搁，说一声妈我走了，转身出门。许秀兰站在门口看他的三轮车突突突地开出巷子，扬起的灰在日头底下升起来一片黄蒙蒙的雾。
雾散了，许秀兰还站在那里。
二零零四年秋天，许秀兰七十九岁。大儿子还是没有消息。信已经写了快六年了，六十八封信，摞起来能有一本作业本那么厚。
那一年秋天特别干，两个月没下一滴雨，地里的麦子蔫头耷脑地支楞着，村民们开始排队等放水。许秀兰的腿疼得更厉害了，已经到了不扶着东西走不了直路的地步。但她还是照常做饭、洗衣服、扫地。只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慢了许多，以前烧一壶水五分钟，现在要烧一刻钟，因为她得扶着灶台一步一步挪。
邻居赵家的媳妇有一次路过许秀兰家门口，看见她正扶着墙一步一步地从正屋往灶房挪。赵家媳妇看了一会儿，走过去了，到了跟前说，婶子你腿好些没。许秀兰说，好些了。赵家媳妇说要不你叫国庆回来伺候你。许秀兰摇头说不用，自己能行。赵家媳妇知道她就是这个脾气，也不再说什么，给了她一把自家腌的萝卜条就走了。许秀兰接过萝卜条，坐在屋里吃了两根，继续写信。
她那一天写信写了很久，从早上写到中午，写完的时候铅笔削了两回。她把信纸拿起来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写了什么她也没再看第二遍。她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里，信封上写下"张卫国收"，下面一行照例是那八个字——"深圳宝安卫声音像"。
她拿着信，扶着墙一步一步地往镇上去。不到四里地，她走了两个来钟头。走到半道上，右腿忽然使不上力，整个人歪了一下，差点坐到地上。她扶着路边的一棵杨树站了一会儿，等着腿上的那一阵抽劲儿过去，然后走几步再停一停。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从她身边过，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没抬头，盯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了一半，她忽然停住了。她站的地方是个三岔路口，往右是去镇上的路，往前是一条一直没有修整的土路，两边长满了荒草。许秀兰认得这条路——这是通往以前那个砖厂的路。砖厂关了得有小二十年了，但那条路还在，虽然大部分路段已经被杂草盖住了，路面也窄了，但它还在。
许秀兰站在路口，一只手把信捏在手里，另一只手扶着路边的一棵榆树。她看着前面那条土路，看见土路尽头大约一里多地的地方有一棵老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砖厂的旧窑口。砖厂早没人了，土窑塌了大半，红砖散落一地。
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她做了一个动作——她把那封信从右手换到左手，又换了回来。那个动作很轻，像在掂量什么。
她继续往镇上走去。
到了邮局，柜台后面的女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了，换成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辫，低头玩手机。许秀兰把信放在柜台上，姑娘抬起头来，拿过来扫了一眼。
"这地址不大对吧，我好像没听过有这个地址。"
许秀兰说，一直就这么写的。
姑娘又看了一遍，说，算了，帮你寄吧，不过能不能到可不一定。
许秀兰点点头。
回去的路上，她又走了一个多钟头。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半，院子里黑乎乎的，她摸黑开了正屋的门，进了门也没拉灯，摸着炕沿坐下来。她觉得右腿膝盖那里像灌进了水泥，又沉又僵，弯不起来。她用手揉了一阵，揉到手指头发酸，索性不揉了，就那么伸直着腿坐着。
屋子里很静。围墙外面远远地传来狗叫声，叫了两声停了，然后又叫。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窗台上那张旧报纸吹得啪啪响。
许秀兰想，卫国应该收到信了吧。
她想，深圳那边是不是很热，听说那边没冬天。
她想，卫国家的孩子多大了，该上学了吧。
她想，那家磁带的店不知道还开不开了。
她想了很久，想到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她只知道一件事——她这一个月的信又寄出去了。
信寄到哪里，她不知道。
对方收不收得到，她不知道。
但是她把字写在了纸上，把纸折进了信封里，把信封递到了邮局那个姑娘的手上。这些动作她做了六年，每一步都是她唯一能做、也在做的事情。
六十九封。七十封。七十一。七十二。
二零零六年的冬天，许秀兰死了。
她是初六那天早上去世的。那天她本打算起来写信。天还没亮的时候她已经醒了，撑着炕沿坐起来，刚把鞋子穿好，两条腿突然一阵发软，整个人从炕沿上溜了下去，摔在了地上。她想扶炕沿爬起来，两只手都按住了炕沿边，右胳膊使上了劲儿，左胳膊也跟着使劲，但身子太沉了，腿上又发不上力，撑着撑着手就滑了，人又歪回地上。
她就那么侧身躺在地上，脑子还是清醒的。灶房里的水龙头在滴水，一滴一滴的声音很清脆地从外面传进来。她的眼睛看着门口，门外是一个灰色的小院子，核桃树的枝干光秃秃地戳在灰蒙蒙的天幕上。她躺了很久。她觉得身上有点冷，腿上的疼痛歇下去了一阵，又浮上来，然后又不那么疼了。她就那么静静地躺着。
等到隔壁赵家媳妇过来串门的时候，许秀兰躺在地上已经没气了。赵家媳妇吓得大叫了一声，退出门口，拔腿就往村口跑。
二儿子张国庆接到了村委会的电话，从县城赶回来。他进院子的时候看见他妈躺在正屋地上，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薄了的灰棉袄，脚上套着那双张嘴的棉鞋，白袜子脚后跟处打了一大块补丁。张国庆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才蹲下去，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盖住了他妈的半个身子。
村委会叫了殡仪馆的车。遗体被抬起来的时候，张国庆看见他妈的右手攥着什么东西。殡仪馆的人掰开一看，是一支没有了帽的铅笔，芯已经写钝了，笔身被攥得发亮。
收拾遗物的时候，张国庆打开了正屋里那个大衣柜。柜子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旧衣服，两床薄被子，一双没穿过的新布鞋。布鞋是给他做的，鞋面上绣了一个不好看的红字，大概是"喜"。他把鞋放进自己包里，又拉开柜子下面的抽屉。
抽屉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东西。
七十多封信。每一封都没寄出去。
信封没有封口，信纸还叠在里面，纸上的铅笔字灰蒙蒙的，有些字写错了划掉了，有些字挤在一起分不清楚。张国庆拆开最上面那封信，里面的纸展开来，他看到第一行字。
"卫国，妈不知道你的地址。"
他又拆了几封。内容都差不多。说核桃树，说腿疼，说水压小，说别感冒。说到信的末尾，永远是那句话——"卫国你在那边好不好。"
张国庆看到最后，开始拿那些信数。数完了，七十二封。每年十二封，一个月一封，从贰零零零年写到二零零六年。
他把七十二封信重新放好。他没有写信封上那个地址去告诉大哥他们的妈死了——就算写了他也不知道寄给谁。他也没让人去找大哥。他想，找也找不到。
他只是把七十二封信和自己的行李一起带回了县城。到家以后，他把那些信码在衣柜顶上。老婆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没什么，不要动。
第二年夏天，张国庆的儿子张念祖回家过暑假。念祖在省城念大学，大三了，学的物流管理。那天中午，他趁爸妈都不在家，从衣柜顶上翻下来一摞旧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看见信封上每一封都写着"张卫国收"和"深圳宝安卫声音像"。他看了几封，大概明白了，是他奶奶写给大伯的信。
他奶奶死的时候他在学校，没赶回来。家里说他奶奶走得快，没受什么罪。他也就没再多问。
念祖把七十二封信看了一整个下午。看到最后一封的时候，那些工工整整紧紧凑凑的铅笔字忽然就模糊了，他用袖子在眼睛上抹了一把。
当天晚上，他问张国庆，爸，大伯在哪儿？
张国庆说，不知道。
念祖说，那地址呢？
张国庆说，不知道。
念祖又问了一句什么，张国庆没回答。过了一阵，张国庆忽然说，你奶奶给你大伯写了六年的信，信上都写了"深圳宝安卫声音像"。那个地方她其实也不知道在哪里。
念祖听完了没再说什么。吃过饭，他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把收到的快递单子一张一张翻出来看。看完了，又把宿舍的地址写在了个本子上，看了一会儿，又把本子搁下了。
寒假过后，念祖回了省城。走之前他跟张国庆说，周末我去深圳一趟。
张国庆问，去深圳干啥？
念祖说，随便看看。
张国庆没再问了。他送念祖到长途车站，等车的时候父子俩都没说话。车子来了，念祖上车，回头看见他爸站在候车厅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风把头发吹得乱糟糟的。车子开出去了，候车厅的绿漆门在车窗外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就看不见了。
念祖到了深圳，找到了宝安区。宝安区很大，辖着很多个街道，街道下面还有社区。念祖拿着手机查地图，查到了一个叫"卫声音像"的地方，在宝安四十区那边。但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街，街上有好几家电子产品店，"卫声音像"这个名字在地图上排在第四位，后面跟着一行系统自动标注的小黑字——"已关闭"。
念祖还是去了那条街。他从地铁站走出来，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广告牌跟阳光底下的旧楼，走了两个来回，才找到地图上标注的那个门牌号。那是一栋八十年代盖的商住楼，楼面发灰发黄，一楼店面被隔成了好几间小店，有的开有的关。他要找的那个门牌号现在是一家卖手机配件的小铺子，铺面只有三四平方米宽，老板坐在里面玩手机。
念祖走过去问，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一家卖磁带的店。
老板抬头看他一眼，说不知道，他租这个店面才三年。
念祖说，那以前会不会叫"卫声音像"。
老板摇头，说没听过。
念祖站在店门口，看着对面的楼房和头顶上拉着的一排电线。太阳很大，晒得他的脖子发烫。他忽然觉得自己站在这条街上，和这街区里千千万万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在人群里是一个陌生人，他奶奶的信也是。那七十二封信里写满了字，但它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他沿着街往前走了一截，又转了回来。在一个小超市里买了一瓶水，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喝完了。喝水的过程中他脑袋里转着一些句子，是他奶奶信里的话。他记性很好，看了几遍就记住了。他记得有一封信里写，"灶台边放了一篮核桃，你爱吃核桃，那年你走的时候忘了带"。还有一封信里写，"院子里的核桃树今年结得好，我摘了搁在窗台上晾着，你回来就能吃"。还有一封写，"核桃结得少，虫子多，我挑出了半篮子好的，晾干了等你回来"。
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他奶奶的每一封信里，核桃这个字反复地出现了很多次。他奶奶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提核桃。他也许知道。但他没有往下想。
念祖在深圳待了两天就回去了。他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不知道大伯在哪，也不知道那家店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他甚至怀疑那个地址从来就没有准确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模糊的念想。可奶奶偏偏用了六年的时间，重复着一个动作——在一张纸上写下那些字，折好，放在抽屉里。
念祖回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星期，他在宿舍的书桌前面坐了很久。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来，写下了一行字。
"思念是没有地址的信。"
他写完了就把本子合上了。窗外是春天的傍晚，宿舍楼下传来打篮球的声音，球拍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回响。他的室友推门进来，喊他去吃饭。他说好。他把本子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跟着室友下楼去了。
吃饭的时候食堂人很多，乱哄哄的。念祖端着餐盘在靠墙角的位置上坐下来，慢慢地吃着一份青椒炒肉盖浇饭。他吃得很慢很慢，像是在嚼什么别的东西。隔壁桌上两个女生在大声讨论期末考试的事情，窗外食堂的排风扇嗡嗡地转着，把油烟和热气往上抽。
念祖吃完饭，把餐盘放回回收窗口，走回宿舍的路上，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掏出手机，给他爸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张国庆接了。
"爸，我想问问，奶奶给我大伯写的那些信，信封上她一直没写全地址。她有没有说过为什么？"
张国庆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呼吸声粗重而均匀。然后他说：
"她可能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地址到底存不存在。"
张国庆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了，像是把什么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带了进去。电话里静了一阵，念祖听见他爸在那头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那呼气的声音拉得很长、很慢，像是胸口堵着什么东西，得慢慢往外撤。
张国庆把烟卷叼在嘴里，手里不知在摆弄什么，听动静像是在翻抽屉。
"你奶奶腿疼了多少年也没跟我们说过。那年秋天下雨，她一个人从镇上回来，在泥地里摔了一跤，摔得半边身子都是泥。赵婶看见了跑过来扶她，她还说没事，死活不让人扶。"
张国庆又吸了一口。
"她后来跟我提过一回你大伯的事。就一回。她说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你大伯回来了，站在村口那口老井旁边。她远远地喊他，喊了好几声，你大伯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就是不回头。她梦里着急了，就往井那边跑，跑着跑着跑不动了，井口越来越远，你大伯站在那里越来越小，一直不回头。"
念祖没说话。电话那边的呼吸声顿了顿，张国庆又慢慢说起来。
"她说她醒了以后就老觉得你大伯是在等她送个信去。她说——她说你大伯刚去广东的时候给她留过地址，写在烟盒纸上；后来又给过两次地址，都写了。她夹在相框后面，可她不识字，当时记路名的时候也没人能帮她看是不是对的。再后来她搬相框的时候烟盒纸掉在地上潮了，字就糊成一片看不清。她说从那以后她心里的地址就没了。她只有宝安这两个字。她说'宝安宝安'，像是嘴边的一个唾沫星子，一掉了就捡不起来。她是这么说的。"
念祖想问点什么，喉咙那里像有团棉花堵着，嗓子发干。他张了张嘴，没出声。
"后来她就不找了。她说找不找得到的，反正就这一个地址。寄过去寄不到——那是寄到了该到的地儿。寄到了——那是寄对了。"
张国庆说到这儿停了。他把烟头在什么东西上摁了一下，一声极轻的次拉。念祖听见他爸把烟头扔进一个金属的盒子里，可能是那个旧痰盂。然后电话里的呼吸声稳了下来。张国庆该说的都说了，后面没再补话。
"行了，我挂了。"
"嗯。"
电话断了。念祖把手机捏在手里，捏得手心发潮。宿舍到点了熄灯，屋里一下子黑下去，只有走廊里的灯从门缝底下漏进来一条窄窄的光条。室友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怪晚了还不睡的。念祖没动，他靠在椅子上，看着那条光条，看了很长时间。那条光条是暖黄色的，照在地板上，直直的细细的，像一根没有尽头的延伸线。
第二天，念祖比平时早起了两个小时。天刚亮，食堂还没开门。他坐在空无一人的宿舍楼道里，打开书包，拿出一样东西。
是上个暑假他从奶奶遗物里带回来的那支铅笔。没有帽，笔杆上满是指甲掐出来的印痕，削过的几截木头上刀痕很乱，一看就是老人拿菜刀削的。
念祖把一个空白本子摊在膝盖上，拿起铅笔，写了第一个字。
楼道里很静，每一笔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都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