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
陈永福记得那是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河边的芦苇黄了半截，剩下的半截还绿着，风一吹，黄的和绿的搅在一起，发出干涩的沙沙声。他在河边洗了把脸，水凉得让脸上的皮肤紧了紧。洗完脸他蹲在河岸上吃了一碗红薯稀饭，碗是搪瓷碗，沿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黑铁的底子。他用筷子把那块地方避开，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他在裤子上蹭了蹭手，站起来往渡口走。
渡口有七个人在等他。七个人站在早晨的雾里，看不清脸，只能看见一团一团灰扑扑的影子。陈永福把撑杆往岸上一戳，船靠了岸。七个人一个一个上了船，船吃水往下沉了沉。他认得其中三个——卖豆腐的老孙，去对岸镇上进黄豆；张家媳妇，怀里抱着一只鸡；还有一个是村小的代课老师，姓马，戴一副断了腿用白胶布缠着的眼镜。另外四个他不认得，大概是外村来的。他把撑杆往河底一戳，船离了岸。
从东岸到西岸，二百一十六步。他数过。不是特意数的，是撑了二十三年船，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河底，想不知道也知道了。水浅的时候一百八十步，水深的时候二百四十步，秋天不深不浅，刚好二百一十六步。他撑船的时候不看岸，看水。水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他都认得——烂菜叶子是从上游镇上菜市场冲下来的，稻草是两岸稻田里被人遗落的，偶尔有一只死鸡死鸭，涨着肚子朝天漂着，他也只是用撑杆轻轻拨开，船继续走。
船到西岸，七个人下了船。每人给了他五分钱。他把五个五分的硬币叠在一起，放进裤腰上缝着的一个布袋里，另外两个是分币，一个一分一个两分，他放进另一个口袋。他从来不让两个口袋的钱混在一起——五分的要拿回家给秀兰，分币留着自己买烟。这个习惯他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大概是秀兰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那时候他觉得钱不能再乱花了，得有个规矩。规矩一旦定下来，就像他撑船的路线一样，不会再变。
上午他又来回撑了四趟。第四趟的时候河上起了风，浪头不大，但船晃得厉害。船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村东头的刘木匠，手里提着一把新刨子，用油纸包着。刘木匠说，老陈，这风不小。陈永福说，嗯。刘木匠又说，你听说过两天要降温。陈永福说，嗯。刘木匠就不再说话了。陈永福的船撑得稳，浪打过来的时候他的撑杆已经换了位置，船头偏了偏，又被撑杆别了回来。他做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就像他的手和撑杆是一体的，不需要经过脑子。
中午他回了一趟家。家在渡口往北走三百步的地方，三间土坯房，屋顶盖着瓦，瓦缝里长着草。秀兰在灶间烧火，灶膛里的火光照着她的脸，脸上的皱纹被照得很深。陈永福把布袋里的五分钱掏出来放在灶台上，秀兰没有数，把硬币一个一个收进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原来装的是饼干，盖上印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娃娃，娃娃的脸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
“锅里下面条。”秀兰说。
陈永福端了碗坐在门槛上吃。面条是手擀的，切得宽一条窄一条，汤里放了酱油和葱花，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他把荷包蛋夹起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先吃了半碗面，然后才一口把蛋吃了。吃完他把碗放在地上，点了根烟。烟是八分钱一包的大前门，他一天抽三根，早上一根中午一根晚上一根。三根之外不抽，不是不想抽，是觉得定了规矩就不能破。秀兰在灶间洗碗，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地传过来。
“老孙说要涨船钱了。”秀兰说。
“涨多少。”
“他说别人都涨到八分了。”
陈永福没说话，把烟抽完，烟屁股摁在门槛上，火星灭了。他站起来，把碗端回灶间。
“不涨。”他说。
秀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洗碗。
下午他又回到渡口。风小了些，河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渡口等着两个人，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女人。老头穿着一身蓝布衣裳，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灰布衬。年轻女人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裹在一床红花被子里，只露出一张小脸。脸是青的。
“孩子发烧了。”老头说。
陈永福看了看孩子。孩子的眼睛闭着，嘴唇发白，呼吸的声音很粗，像是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
“上船。”他说。
船离了岸。老头坐在船头，女人坐在中间，陈永福站在船尾撑船。孩子的呼吸声和船桨划水的声音混在一起，一粗一细。女人低头看着孩子，忽然用袖子擦了擦眼睛。陈永福看见了，把视线移开，看着河面。
“要多久到镇上医院。”老头问。
“走快些，二十分钟。”
他没有走快。船还是原来的速度，撑杆一步一戳，船头一步一晃。不是他不急，是他知道快了也没用——快了船不稳，孩子受了颠簸反而更糟。这些他不说，只是按着自己的章法撑船。
到了西岸，老头掏钱。陈永福摆了摆手。
“先去医院。”
老头愣了一下，把钱收回口袋，和女人一起往镇上走了。孩子裹在红被子里，随着女人的脚步一颠一颠。陈永福看着他们走远，把撑杆戳进河底，船又离了岸。
那天晚上陈永福回到家，秀兰已经把饭做好了。饭桌摆在堂屋里，一张矮腿的方桌，桌面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木头的本色。桌子上摆着两碗饭、一碟咸菜、一碗白菜汤。汤里飘着几片肥肉，是秀兰从屠户那里赊来的。陈永福坐下就吃，秀兰也坐下吃。两个人吃着吃着，秀兰忽然放下筷子。
“小军的学费还差十块。”
陈永福嚼着饭，嚼了十几下咽下去。
“下个月。”
“下个月就开学了。”
“下个月老孙还我一笔钱。”
“他什么时候借过你的钱。”
“去年冬天，渡口换撑杆那次。他买木头钱不够，我垫了三块。”
“那也不够。”
“还有七块，我想办法。”
秀兰没有再说话，拿起筷子继续吃饭。陈永福吃完饭把碗放在桌上，走到外面抽今天的第三根烟。天已经黑透了，河面上的渔船点着灯，一盏一盏像是浮在水面上的萤火虫。他抽着烟，脑子里算了算账——渡口每天平均收入两块钱，除去交生产队的，剩下一块二。秀兰养了六只鸡，一个月能卖二十个鸡蛋，收入两块。家里五口人吃饭——他、秀兰、大儿子小军、二女儿小芬、小儿子小山。米一个月要吃八十斤，菜是秀兰自己在屋后种的，油盐酱醋一个月要花五块。他算来算去，每个月能攒下的最多不过三块。
十块钱，要攒三个月。
他抽完烟，把烟屁股扔在地上踩灭。河面上的灯光晃了晃，被风吹得忽明忽暗。他转身回屋，秀兰已经把桌子收拾干净了，孩子们在西屋里睡着了。他躺在东屋的床上，听着河水流淌的声音，睁着眼睛。秀兰躺在他旁边，呼吸声均匀，不知道睡了没有。
第二天早上陈永福照常去渡口。雾比昨天大，浓得像是从河底冒出来的，把整个渡口盖住了。他在雾里站了一会儿，听见河对岸有人喊他。
“老陈——”
“哎——”
他应了一声，摸到撑杆，把船撑开。船在雾里走，看不见对岸，只能凭感觉。他撑了二十三年，闭着眼睛也能撑到。船靠了岸，雾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村支书老赵，另一个陈永福不认识，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
“老陈，这是县水利局的刘同志，来咱们这儿检查工作的。”老赵说。
穿中山装的人点了点头，从皮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翻开看了看。
“陈师傅，这条河的水位，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
“老样子。”
“老样子是什么意思。”刘同志抬起头看他。
“春天涨，秋天落，老样子。”
刘同志在本子上写了几笔，又问：“渡船运行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船只状况呢，需不需要维修。”
“去年冬天换过撑杆。”
刘同志点了点头，把本子合上，放回皮包里。老赵在旁边说：“老陈是我们这儿的老把式了，撑了二十多年船，没出过一回事故。”
“好。”刘同志说，“好。”
他们上了船，陈永福撑船送他们到东岸。刘同志下了船，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渡口，看了看河面，脸上露出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满意，又像是别的什么。陈永福看不懂，也没打算看懂。他撑着船回到西岸，雾已经开始散了，太阳从云层里漏出一点光来，河面上一片灰蒙蒙的白。
小军的学费最后还是凑齐了。陈永福去了一趟镇上，把秀兰养的两只母鸡卖了，又找老孙借了四块，加上秀兰攒的鸡蛋钱，刚好十块。他把钱用一张旧报纸包好，塞在小军的书包里。小军那年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成绩不好不坏，老师说他“坐得住”。陈永福觉得“坐得住”三个字就是好话——他自己撑船，靠的就是坐得住。
小军拿着钱去上学的那天早晨，秀兰给他蒸了一碗蛋羹。小军把蛋羹吃了，背着书包走出门。陈永福站在渡口看着他走远，撑杆戳在水里，没有动。他忽然想起自己十一岁的时候。那年他爹死了，他接过了撑杆，站在渡口的第一天，连船都撑不稳，船在水里打转，船上的人骂他。他一声不吭，把撑杆戳进河底，把全身的力气都压上去，船慢慢直了。从那以后，船再也没有打过转。
小军的身影拐过河岸的土坡，看不见了。陈永福收回目光，把撑杆别过来，船离开了岸。
冬天来的时候，秀兰病了一场。开始是咳嗽，后来咳得厉害了，夜夜睡不着。陈永福在镇上药店买了瓶止咳糖浆，秀兰喝了，不管用。又买了甘草片，也不管用。老孙的媳妇来串门，听见秀兰咳的声音，说这是“痨病底子”，得吃好的。陈永福听了，第二天去镇上割了半斤猪肉。秀兰吃了，还是咳。
到了腊月，秀兰咳出了血。那天她在灶间烧火，忽然咳起来，咳完了低头一看，灶台上有几点红的。她用袖子擦了，没有告诉陈永福。又过了两天，陈永福自己看见了——秀兰在院子里喂鸡，咳了一声，地上多了一小滩红。他走过去，站在那滩红旁边看了看，又看了看秀兰。
“明天去镇上医院。”
“不碍事。”
“明天去。”
第二天他请老孙替他撑一天船，带着秀兰去了镇上的医院。镇医院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楼，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用硬纸板挡着。医生是一个戴着白帽子白口罩的中年女人，她用听诊器在秀兰的胸前背后听了很久，又把听诊器摘下来，对着病历本写了一行字。陈永福站在旁边，看着医生的手。那手上戴着一枚顶针，不是金的，是不锈钢的。
医生写完了，抬起头来，看着陈永福。
“你是她家属。”
“是。”
“去做个检查。”
检查做了两个钟头。秀兰被推进一间屋子里，出来的时候脸色白了些。医生把陈永福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话。陈永福听着，脸上的皮肤紧了紧，又松开了。他点了点头，走回秀兰身边。
“医生怎么说。”秀兰问。
“没大事。吃几副药就好了。”
秀兰看了看他，没有再问。他们从医院出来，去药房拿了药。药包用黄纸包着，上面印着黑色的字。陈永福把药包放进怀里，扶着秀兰往回走。走到渡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老孙把船撑过来，看见秀兰，问怎么样。陈永福说，没大事。老孙哦了一声，把撑杆递给他。
开春以后，秀兰的病好了一阵。她不咳了，脸上的血色回来了一点，还能下地干活了。陈永福每天照常去渡口撑船，中午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吃饭，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路子上。
但到了三月末，秀兰又开始咳了。这回咳得比上次更厉害，夜里咳得连隔壁的孩子都醒了。小山那年五岁，半夜被咳声吓醒，哭着跑到东屋来。陈永福把小山抱回西屋，哄他睡着了，回到东屋，秀兰趴在床沿上，地上又多了几滩红。陈永福端了杯水给她，她喝了，躺着不动。陈永福在她旁边躺下，听着她粗重的呼吸声，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他没有去渡口。他让老孙替他撑着，自己带着秀兰又去了镇上的医院。还是那个戴不锈钢顶针的女医生，还是那间窗户用硬纸板挡着的诊室。医生看了看，说，去县医院吧。
县医院在县城，离镇上有四十里路。陈永福借了一辆板车，把秀兰放在车上，盖了两床被子，拉着往县城走。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板车的轮子不时陷进坑里，他用肩膀顶着车辕，一步一步地拔出来。秀兰躺在车上，有时睁开眼睛看看天，有时闭上眼睛，没有说一句话。
从镇上到县城，走了四个钟头。到县医院的时候，陈永福的棉袄后背湿透了，贴在身上，被风吹得硬邦邦的。他把板车停在医院门口，把秀兰背了进去。秀兰轻得像一把柴火，骨头顶着他的背，硌得生疼。
县医院的医生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镜片厚得像是酒瓶底。他给秀兰做了检查，又把陈永福叫到走廊里。
“肺上的问题。”老头说。
“能治吗。”
“能治。得住一阵子院。”
陈永福点了点头。他问住院要多少钱，老头说了个数。陈永福把那个数记在心里，回到家以后开始在脑子里算账——家里的存款一共六十三块，秀兰的铁盒子里还有二十二块，老孙欠他的三块，加上下个月的生产队分红大概有十五块。加起来，还差四十。
他坐在渡口的石墩子上，抽了一根烟。烟抽到一半，老孙来了。
“听说秀兰住院了。”
“嗯。”
“缺钱不。”
“缺。”
老孙把手伸进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卷钱来，递给他。陈永福接过来数了数，二十块。
“多了。”
“你先用着。”
陈永福把钱揣进怀里，站起来，把撑杆递给老孙。
“这几天船你撑着。”
“行。”
陈永福在县医院待了七天。白天他在病房里守着秀兰，晚上就坐在走廊的条椅上，靠在墙上睡一会儿。医院的走廊里总是亮着灯，灯光是那种发黄的白色，照在墙上，墙皮上的裂纹清清楚楚。护士夜里查房，从他面前走过，脚步轻轻的，白色护士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秀兰输了三天的液，又打了几天针，脸上有了些血色。第七天的时候，老头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里，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
“可以出院了。回去好好养着，不能干重活。”
陈永福点了点头。他办完出院手续，用板车把秀兰拉回了家。四十里路，去的时候是早晨，回来的时候是傍晚。河面上铺着一层金色的落日的光，渡口的石墩子被照得发红。老孙把船撑过来，看见秀兰，笑着打了个招呼。秀兰也笑了笑。陈永福把秀兰背下板车，背上船，又在东岸把她背下来，一路背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秀兰在床上躺了半个月。陈永福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饭做好，端到秀兰床前，然后去渡口。中午回来做第二顿饭，晚上回来做第三顿。他做饭的手艺不好，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饭有时糊了有时夹生。秀兰吃着，从不说什么。小军放了学回来帮着做饭，那孩子手笨，切的菜比手指头还粗，煮出来的面条糊成一锅。陈永福吃着，也不说什么。
到了四月，秀兰能下床了。她下了床第一件事是去灶间看了看米缸，米缸见了底。她又去看了看铁盒子，铁盒子空了。她站在灶间里，用手扶着灶台，站了很久。
陈永福从渡口回来，看见秀兰在院子里。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手里拿着针线，在补小山的裤子。裤子膝盖那里磨了一个洞，她用一块蓝布往上补，针脚一针一针地走，密密的。
“你起来做啥。”陈永福说。
“躺着也是躺着。”
陈永福没再说话，走进灶间。灶台上放着一碗炒白菜，一盘咸鱼，两碗饭。饭蒸得软软的，白菜里放了辣椒，咸鱼煎得黄黄的。他坐下来，吃了一口饭，又吃了一口菜。
秀兰补好裤子，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她拿起筷子，吃了两口饭，放下。
“这些天花了多少钱。”
“没花多少钱。”
“你借了老孙的。”
“嗯。”
“还差多少。”
“四十。”
秀兰没有再问，拿起筷子继续吃饭。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嚼很久才咽下去。陈永福吃完了，她还在吃。他站起来，走到外面，点上晚上的那根烟。河面上的渔火亮了起来，一盏，两盏，三盏，像是有人在河上撒了一把碎星子。他抽着烟，看着那些星星点点的光，忽然觉得眼眶的位置上有点水。他用手背擦了擦，继续抽烟。
夏天到了，雨水多了，河水涨了起来。陈永福的渡口多了一道活——拉纤。河水涨了，撑杆够不到底，得用纤绳把船拉过去。他在两岸各打了一根木桩，系上一根粗麻绳，船头上拴一个铁环，铁环套在麻绳上，他站在船上拉着麻绳，一把一把地往前拽。这个活比撑船费力气，一天下来，手掌上的皮磨掉了一层，露出下面红红的嫩肉。晚上秀兰用热毛巾给他敷手，敷着敷着，秀兰咳了一声。陈永福抬头看她，她已经转过身去了。
到了秋天，河水落了，渡口又恢复了老样子。陈永福的手掌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硬邦邦的，像两块牛皮。老孙说他的手掌不用戴手套了，他听了，笑了笑，那是他今年第二次笑。
小军上了五年级，成绩好了些，老师说“能学得好”。秀兰的病没有再犯，只是体力不如从前了，干一会儿活就得坐下来歇歇。家里的铁盒子里又攒了些钱——老孙的钱还了一半，还剩一半，秀兰说年底能还清。陈永福说，嗯。
日子就在渡口的来往中过着。早晨有雾，晚上有霞，河水流淌着，从西往东，从来没有往回走。陈永福有时候会想——不是特意想，是撑船的时候脑子里忽然跳出来——这条河到底流了多少年了。他想不出答案，就觉得应该是很久了，久到没有人能说出来。那些水从他撑杆底下流过去，流到下游，流到别的地方，最后流到海里去。海他从来没去过，只在别人嘴里听说过。说海里的水是蓝色的，不是黄的。他想象不出蓝色的水是什么样子，想了半天，觉得大概和秋天晴天的天空差不多。
这个念头只在他的脑子里待了一会儿，就被别的事情挤走了。船靠了岸，有人上船，有人下船，有人递给他五分钱，有人递给他一个分币。他把硬币分开放好，把撑杆戳进河底，船又离了岸。
日子过到了第二年春天，老孙死了。
老孙是在渡口死的。那天他替陈永福撑下午的几趟船——陈永福那天去镇上给秀兰抓药。老孙撑到第四趟的时候，船到了河中间，他忽然捂住胸口，整个人往前一栽，掉进了河里。船上的人叫了起来，有人跳下去捞他，捞上来的时候老孙已经不动了。脸是紫的，嘴里塞着河泥。
陈永福从镇上回来，看见渡口围了一群人。他挤进去，看见老孙躺在地上，盖着一块破席子。老孙的媳妇跪在旁边，哭得身子一抽一抽的。陈永福站在那里，脸上的皮肤紧了紧。他把抓来的药包递给旁边一个人，自己走到岸边，蹲下，看着河水。河水还是那个颜色，黄黄的，缓缓的，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老孙的丧事办了两天。第三天一早，陈永福去渡口，看见老孙的渡口换了一个人。那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样子，长得黑瘦黑瘦的，撑船的手法很生，船在水里歪歪扭扭的。陈永福站在岸边看了一会儿，年轻人看见他，喊了一声。
“老师傅——”
陈永福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回到自己的渡口，他拿起撑杆，站到船上。早晨的雾还没散，河面上的水汽凉凉的，贴在脸上。他把撑杆往河底一戳，船离开了岸。船走到河中间，他忽然停下来，把撑杆夹在腋下，看着河水。河水从他船底下流过去，不急不缓，不悲不喜。
他站了大概有一袋烟的工夫。然后他把撑杆从腋下抽出来，往河底一戳，船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秀兰已经做好了饭。饭桌上，秀兰问老孙的事，陈永福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吃完饭他把碗放下，走出门，点上晚上的那根烟。
河面上的渔火又亮了。一盏，两盏，三盏。少了一盏——那是老孙的船，今天没有出船。
陈永福把烟抽完，走回屋里。小军坐在灯下写作业，铅笔在纸上写出沙沙的声音。小山在床上睡着了，被子蹬到一边，露着肚子。秀兰坐在床沿上补衣裳，针举过头顶，在头发里蹭了蹭。
“明天我去给老孙家的送点钱。”秀兰说。
“送多少。”
“五块。”
陈永福点了点头。他坐到小军旁边，看小军写作业。小军的字写得方方正正的，一笔一划都用力得很，像是要把纸刻穿。那孩子做作业的样子，和他撑船的样子差不多——认认真真，坐得住。
陈永福看着，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吞不下去，吐不出来。他站起来，走到外面，又点了一根烟。今天晚上的第二根，破了规矩。但他没有想规矩的事。他抽着烟，看着黑漆漆的河面，听着河水流动的声音——那声音他已经听了二十多年，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今天晚上听起来，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
是什么不一样，他说不上来。
第二天一早，他照常去渡口。雾散了，太阳出来了，河面上泛着白光。渡口等着两个人，一个是张家媳妇，怀里抱着一只鸭子；另一个是个陌生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
张家媳妇上了船，中年人站在岸边，看着他。
“老师傅，你这船撑了多少年了。”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中年人重复了一句，点了点头。他上了船，坐在船头。
陈永福把撑杆往河底一戳。船离开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