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
老杨头死的那天早晨，还在吃粥。
粥是头天剩的，稠得能立住筷子。他往碗里倒了点开水，搅了搅，坐在门槛上喝。太阳还没出来，巷子里有风，吹得他稀疏的白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他喝完粥，把碗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水龙头那边连着皮管子，水声咕噜咕噜的。他关上水，拿起靠在墙边的扁担。
扁担是老物件了，竹子的，用了十几年，中间一段被肩膀磨得发亮，油亮油亮的，像刷了层桐油。他掂了掂，放在肩上试了试，然后开了门。
巷子口的早点摊已经冒烟了。蒸笼叠了三层，白气往外翻。卖早点的刘姐看见他，没说话，把两个馒头装进塑料袋递过来。老杨头接过，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放在她摊子上。刘姐把钱往围裙口袋里一塞，又去招呼别的客人。
他咬着馒头往菜市场走。这条路他走了十一年，从五十三岁走到六十四岁。路上的坑他都记得，哪块砖松了，哪条缝宽了，闭着眼也能避开。街两边的铺子还没全开，卷帘门拉了一半，有人在里面拖地，水泼出来流到街面上。老杨头跨过去，馒头吃完了，塑料袋揉成一团塞进裤兜里。
菜市场在北街，是个铁皮棚子。他到的时候，摊贩们正在卸货。三轮车横七竖八停着，有人扛着整扇的猪肉往里走，有人蹲在地上择菜。老杨头走到棚子最里面，那儿有个角落，堆着些破纸箱和泡沫箱。他把扁担靠墙放好，坐在一个纸箱上。
他的活就是帮人搬东西。
谁家有东西要搬，找他就行。米面油，煤气罐，家具电器，水泥沙子，什么都搬。从菜市场搬到家里，从家里搬到楼下，从楼下搬到车上。搬一次，五块十块，看东西多少，看楼层高低。没人找他，他就坐在纸箱上等着。
今天第一个来找他的是卖鱼的老孙。
老孙的胳膊比他的小腿粗，常年在冷水里泡着，手指头又红又肿。他冲着老杨头招手，老杨头站起来，拿起扁担走过去。老孙指着水池边两个泡沫箱，箱子里是刚到的活鱼，水花溅出来，鱼尾巴打得泡沫箱啪啪响。
搬到老孙摊子后面。
老杨头蹲下，把绳子在泡沫箱上绕了两圈，系紧，扁担一头挂一个，站起来。膝盖骨咯吱响了一声，他站稳了，往前走。两个箱子加起来少说六七十斤，他走得不快，步子小，但稳。鱼在箱子里翻腾，水溅出来打湿了他的裤腿。
老孙在后面跟着，嘴上没停：你说这鱼，昨天夜里到的，本来说五点送，他娘的四点半就到了，我在床上还没翻过身来电话就响了。
老杨头没搭腔。
到了摊子后面，他把箱子放下，解开绳子。老孙递过来十块钱，老杨头接了，折了两折，塞进裤兜里。
第二趟是帮卖菜的王寡妇搬冬瓜。四个冬瓜，一个十几斤。王寡妇六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手背上全是裂口。她搬不动，年轻时候搬得动，现在搬不动了。老杨头把冬瓜一个个搬到她的三轮车上，又帮她用绳子勒紧。王寡妇递过来五块钱，老杨头接了。她又从摊上拿了把葱，塞进他手里。老杨头捏着葱，回到他的角落里，把葱放在纸箱上。
葱很新鲜，根上还带着泥。
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一上午搬了七趟。他坐在纸箱上数钱，五块的三块，十块的两张，一共三十五块。他把钱理好，卷成一小卷，用橡皮筋扎住。这时有人叫他，是卖干货的陈老板。
老杨，下午帮我去火车站拉点货。
陈老板的干货铺子在菜市场对面，香菇木耳干辣椒，用麻袋装着，堆了半间屋子。他每半个月去进一次货，每次都叫老杨头帮忙。火车站到铺子，三轮车拉一趟，给三十块。老杨头点头，问几点。陈老板说两点，他在火车站等。老杨头又点头。
中午他回家吃饭。煮了碗面条，把王寡妇给的葱切了撒上去，倒了点酱油。吃完饭洗了碗，他坐在床边歇了会儿。房间里很安静，墙上的钟嘀嗒嘀嗒走。床头柜上放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老婆的照片。他老婆死了八年了。照片上她梳着短发，穿着一件蓝布衫，嘴唇紧紧抿着，不笑。
老杨头看着照片，又把目光移开。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水很凉，他捧了三次水扑在脸上，然后拿毛巾擦了擦。
一点半，他出门。
陈老板的三轮车停在铺子门口，老杨头推着车往火车站走。路不近，要走四十分钟。太阳晒得厉害，他头上的汗淌下来，流进眼睛里，他拿袖子蹭了蹭。
火车站西边的货运处，陈老板已经在等着了。地上放着八个麻袋，鼓鼓囊囊的。老杨头把三轮车停好，开始搬。麻袋一个少说四五十斤，他弯下腰，两手抓住麻袋角，一咬牙提起来，转身搁到车板上。一个，两个，三个。搬到第五个的时候，背上的汗已经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搬到第八个，他直起腰，喘了几口气。
陈老板在阴凉处站着，手里拿着瓶矿泉水，问他喝不喝。老杨头摆了摆手。
他把麻袋用绳子扎好，推着车往回走。回去的路觉得更长了些。车把在手里微微发颤，遇到上坡的时候，他把身子往前倾，几乎和地面平行着推。脚底下踩实了，一步一步往上挪。一辆汽车从他旁边开过去，尾气喷了他一脸。
到了铺子，他把麻袋一个个搬进仓库。陈老板给他三十块，又多给了五块，指了指柜台上的矿泉水瓶，老杨头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两口。水已经有了塑料味，是晒过的那种味道。他把瓶子盖好，放进车斗里。
这一天下工回家，他算了下钱，总共七十二块。他把钱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里有本存折，存折上的数字他不常看。
第二天一早，他又坐在菜市场角落里那个纸箱上。
六十四岁的身体，各个地方都不如从前了。膝盖最先坏的，蹲久了站起来，要扶着墙。腰也不行，搬重物的时候要先用一只手撑着膝盖，借个力。手指头的关节粗了一圈，握扁担的时候发僵。但这些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说了有什么用呢。
街上有个理发的张师傅，年纪和老杨头差不多。有一回他问老杨头，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个，儿子不管啊。老杨头手里正搬着一袋米，放下来，说，儿子在广东。张师傅又问，儿子干什么的。老杨头说，厂里。然后挑起米走了。
儿子叫杨刚，今年三十七了。二十岁那年去的广东，十七年里回来过四次。第一次是结婚，带着个广东姑娘。姑娘在饭桌上一直低着头，不怎么说话。第二次是生女儿，老杨头坐了三天火车去看，在医院里抱了孙女，孙女哭，他哄不住，又还给儿媳妇。第三次是老婆死了，杨刚回来住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就走了。第四次是把老杨头的工资卡拿走了，说要还房贷。之后的八年，杨刚没回来过。
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说几句。今年过年的时候打了一次，杨刚在电话里说，厂里效益不好。老杨头握着电话，嗯了一声。杨刚又说，孩子上初中了，补习班一年要八千。老杨头又嗯了一声。说了三四分钟，杨刚那边有人喊他吃饭，电话就挂了。
老杨头把电话放回座机上，坐在床边。窗户外面的天已经黑了。他坐了有一阵，然后站起来去厨房洗了个苹果，坐在门槛上吃。苹果有点面，不脆。
那天帮老孙搬完鱼，老孙叫住他。
老杨，你这扁担的绳子快断了。
老杨头低头看了看，绳子确实磨得快断了，麻线一根根翘着。他说，还能用。老孙说，我给你找根新的。说完转身进了铺子，翻了半天，找出一根尼龙绳。老杨头接过尼龙绳，在手里摸了摸，比麻绳硬。他把旧绳子解下来，换上新绳子，系了个死扣。
老孙在旁边看着，说，这尼龙绳结实，能用好几年。
老杨头拉了拉绳子，紧了。他把扁担放回墙角，又在纸箱上坐下来。
来南方之前，他在老家种地。种了三十年，地越来越不好种了，化肥涨价，粮食卖不上价。老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药费越来越贵。儿子考上了技校，学费要六千。他把地转给了弟弟，带着老婆出来打工。先在工地干了两年，后来岁数大了，工地不要他了。就在菜市场开始帮人搬东西。老婆在超市当清洁工，扫了十年地。后来病了，胃癌，吃了一年半的药，死在出租屋里。
老婆死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他记得那天早上她吃了半碗粥，说胃疼。吃了止痛片，躺了一会儿，说想喝水。他倒了水，扶她起来喝了两口，她又躺下了。中午的时候，她就不行了。眼睛睁着，看着他，嘴动了动，没说出话。他握住她的手，手很凉，骨头一根根撑着皮肤。她就这么睁着眼睛死了。
他给她合上眼。然后去楼下的小卖部打电话，先打给殡仪馆，后打给儿子。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殡仪馆的车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她的尸体抬走了。他开始收拾屋子，把她的衣服叠好放进蛇皮袋里，把她没吃完的药装进塑料袋里。电视机还开着，里面在放一部电视剧，他走过去关了。
杨刚第二天早上才回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订票。然后挂了。
火化那天，杨刚站在他旁边。父子俩一句话没说。骨灰盒递过来的时候，老杨头伸出两只手接住，很烫，他感觉手掌心像烙了一下。他没松手。
那之后他就一个人了。
后来的几年里节奏没有什么变化。早上起来吃粥，然后去菜市场。有活就干，没活就坐着。中午回来煮饭，一个人吃。下午再去菜市场，傍晚收工。一天又一天。
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记不得了。时间什么时候结束，他也不用去想。搬不动的那天再说搬不动的事。
有一天下午，他帮一个年轻女人搬冰箱。
四楼，没有电梯。那女人站在楼底下，看着冰箱发愁。冰箱是旧货，门上的密封条都发黄了，但还能用。老杨头把冰箱背在背上，绳子的长度要重新调整，勒的部位要调整，然后开始往上爬。楼道很窄，冰箱的角磕在墙上，磕一下，他的心就紧一下。汗从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眼睛睁不开，他用袖子不停地蹭。
二楼，三楼，四楼。他把冰箱搁在门口，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喘。脸上没有表情，只是喘。
女人从后面跟上来，开了门，冰箱搬进去了，靠墙搁好。她递给老杨头一张五十块的钞票。老杨头从裤兜里摸出一卷零钱找给她三十五。女人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他会找钱。
她问，大爷今年多大了。
六十四。
这么大了还干这个呀。
老杨头没回答。他收了工钱，扶着楼梯扶手下楼。腿发抖。
楼下，有几个老太太在树荫里打牌。她们看了老杨头一眼，又低头看牌。老杨头从她们身边走过去，背上湿透的衣服又被太阳晒得开始发烫。
回到菜市场，陈老板的铺子门口围了一堆人。老杨头走近了，看见陈老板正跟一个中年男人吵架。中年男人说他买的干香菇是发霉的，陈老板说放屁，两人指来指去。
旁边有人说，陈老板是个黑心货，老张是这么说的。
老杨头还站在那里，陈老板转头看到了他，说，老杨，你来给评评理。这香菇来货就是这个颜色，我给他看的，他自己也说行。
中年男人把一袋香菇摔在地上，香菇滚了一地。
老杨头蹲下去，把香菇一个个捡起来，放进袋子里。袋子搁在台阶上。他直起身说，陈老板的香菇不止是这个色，有时候色更深些。他说完，转身走了。
吵不吵架跟他没关系。他回到角落的纸箱上坐下来，坐了一会儿，觉得嘴里干，就把陈老板给的那瓶晒得温热的矿泉水拿起来，喝了几口。水有一股塑料味，但还能喝。
这天半夜，老杨头起来上厕所。他打开灯，看见一只蜈蚣在地上爬，有手指头那么粗。蜈蚣爬得很快，爬进床底下。他站在那里看了会儿，没去管。撒完尿关灯躺回床上，墙壁上有外面路灯的一点光。
他听着那只蜈蚣在床底下窸窸窣窣的声音。
过了不久，开始生病了。不是突然的，是一点点开始的。先是吃东西没味道，吃什么都像嚼蜡。然后是胸口闷，像有块石头压着。再然后是搬东西的时候，喘不上气，中间停下来，要歇很久才能缓过来。
老杨头没去医院。
去医院要花钱。挂号费十几块，拍个片子一百多，拿个药又是几十块。他抽屉里存折上的数字他心里有数。他想着不碍事，自己年轻时候也病过的，都过来了。
他开始吃得少了。早上半碗粥喝不完，剩在锅里。中午有时候只吃个馒头，喝点水。人瘦下来，颧骨顶出来，两个眼眶陷下去。裤腰带往里多打了两个孔。
但每天还是照常去菜市场。
老孙看见他，说，老杨你脸色不对。老杨头说，没睡好。老孙说，不行就休息两天。老杨头说，没事。然后挑起老孙的鱼，扁担压在肩上，他站直了，走。
步子比以前慢了。他也不计较。能走到就行。
又过了一阵，开始咳了。起初是干咳，咳一咳，裂口似的，他往地上吐口唾沫，继续走路。后来咳出来的就不是唾沫了，是粘乎乎的东西，铁锈色的。老杨头低下眼皮看了看，拿鞋底碾了。还是继续走在路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咳嗽更厉害，他咳得整个人弓起来，像一只虾。
邻居是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在建筑工地干活，有天早上出门碰见他，问，大爷你这咳了有一阵了。他说，烟抽的。
其实老杨头不抽烟。
他还是要每天早上把他的扁担拿起来，搁在肩膀上，往菜市场走。有一天他在巷子口碰到刘姐，刘姐看了看他，一句话没说，多给了他一个茶叶蛋，搁在装馒头的袋子里。
老杨头接过袋子，照常把钱放在她摊子上。刘姐没推让。他走着，一边吃馒头，一边剥那个鸡蛋。蛋白在牙齿间碎了，他嚼了嚼，咽下去的时候喉咙疼了一下。
秋天的某一天，菜市场来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也拿了根扁担，在老杨头不远的地方站着。他是来找活的。有人叫他搬一袋土豆，他抢着走过去，土豆是圆的，上去就往肩上扛，结果没扛住，土豆袋摔在地上。土豆滚出来，他在那儿捡，脸涨得通红。
老杨头走过去，帮他把土豆一个个捡回袋子里。然后把袋口扎紧，蹲下，膝盖顶在袋子上，两只手往上一扳，袋子翻到肩膀上，他扛着往前走了一截，搁到了三轮车上。
年轻人在后面看着。
老杨头回来的时候，年轻人说，谢谢你啊大爷。这个活该谁搬，付钱给谁。老杨头没理他，拿起根绳子，自己坐回了那个角落里。年轻人也跟过去，顺着墙根蹲下，两只手拢着，过了一会儿说，头一天。
老杨头瞥了他一眼，说，附近厂子多。年轻人愣了下，嗯了一声。那之后常看到这个年轻人。他也叫老杨头大爷。老杨头去搬家俱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他还傻站在那儿，就说，跟我来。带着他去搬了几回。搬之前教他怎么缠绳子，怎么用巧劲。年轻人话多，总问些问题，老杨头很少回答。但年轻人跟着他，也就有了些活干。
有一天，年轻人看到老杨头咳得蹲在地上起不来，问，大爷你是不是病了啊。
老杨头用袖子抹去嘴边的唾沫，站起来又往搬货的人家走。
这一天收工后，老杨头坐在纸箱上，手里捏着当天赚的几张票子。有十块的有五块的，他对着光线看了看，折好了放进内里一个贴身的口袋里。手指头碰到里面的存折硬壳。
然后他把扁担立在墙角，锁好，一个人慢慢往家走。路灯亮了。风吹来，巷子口刘姐的摊子已经收了，地上有水渍。他没有马上回家，在刘姐摊子旁边坐下，那种倒扣的塑料筐，他也坐了一个。
巷子里的猫走过来，是只瘦猫，灰色的毛。老杨头看着这只猫，猫也看着他。墙沿上还有只蜘蛛在结网。
第二天，他又很早起来，去医院了。
不是因为打算治，是因为去拿老婆的档案卡。老婆之前有个慢性病档案在医院放着，他想拿回来。走在医院长长的走道里，有个护士认出了他，就说，老杨啊，你气色不太好。老杨头没说什么。护士又说，要不要测个血压。他犹豫了一下，嗯了声。量了出来，血压已经低得不行了。
护士问，做个体检吧，不贵，六十五块钱。说的是那种最基础的套餐。
老杨头说，好。从贴身口袋里拿出钱，数了六十五块。
片子拍出来了。他等了一会儿。医生叫他进办公室，又把门关了。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还是从医院走回来了。太阳照着他的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他坐在菜市场他常坐的那个角落里。今天他没带扁担，就只那么坐着。陈老板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老孙过来，他摆摆手。
坐了很久。年轻人的扁担在他旁边的墙角靠了靠。
他最后还是站起来，走出了菜市场。穿过旁边的一个小巷，巷子后面有条河，堆了些垃圾和枯树枝。水已经死黑死黑的。
他把自己的存折拿了出来。
存折上的数字几年前他看了眼就再没看。他走进银行，坐在营业厅的铁椅子上，手摸着存折封面。里面的姑娘叫到他的号码，他走过去，把存折递进窗口。他告诉里面的姑娘，他要取钱。全取出来。
钱在黑色塑料袋里装着，卷了好几层。他拿着走在路上，觉得手里的东西格外重。
回到家，他坐着，把钱数了几遍，放在桌上。他找出儿子的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过去。响了三声，没有人接。他挂掉电话。接着他找出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是孙女学校的地址。那是以前儿子寄信的时候留下的，信封他留着。
他照着纸条上的地址，去了趟邮局。他把黑色塑料袋里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少的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写上孙女学校的地址。一份多的又数了一遍，是给儿子的。重新拨了电话。
这次杨刚接了。
电话那头很吵，像在街上。杨刚问他有什么事。老杨头说，给你寄了点东西。杨刚问什么东西。老杨头说，钱。杨刚问寄了多少，老杨头说了。杨刚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有一声什么声音，电话就挂断了。
老杨头不知道是信号不好还是他自己挂了。他又拨了一次，关机。
这之后就没什么电话了。
后来就是那个早晨了。他照常吃粥，照常剩了一点在锅里。筷子摆好，水龙头拧紧。走到菜市场，在刘姐那儿拿馒头时多站了一会儿。刘姐看了看他，像往常一样又多给了一个蛋。他说了句，不吃啦，就继续走了。
这一天他帮老孙搬完了早上到的几件鱼。帮陈老板把发霉退回来的一批货从车上卸下来。还帮王寡妇把她收摊要拉去收购站的一车东西推过那段最不好的破路。中午回去，煮饭的时候，他多放了一点米。做了两个菜。吃完擦干净嘴，把碗筷洗干净，擦干放进碗柜。
他把放在床边小桌上老婆的那张照片拿起来，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相框玻璃上落了灰，他用袖口擦了擦。然后放回原处。他躺到床上。房间很静。钟嘀嗒嘀嗒。
墙外有人在说话，是隔壁那个在工地的小伙子，在和工友打电话。声音很大。隔着墙不太清晰。老杨头听着。后来那个声音也小了。
当天晚上，他又咳了。大口喘气。他摸着胸口的位置，抓着被子，抓得很紧。他能感觉到心跳一下一下，慢下来。
他想，明天还有两家的货要搬。
第二天一大早，老孙开了摊。一个年轻人跑过来，说他那个大爷不见了。
老孙转头看角落里，纸箱空着，扁担靠在墙上。
老孙就说，可能迟了，再等等。
等到中午也没来。他们去他家，门虚掩着。推开门，桌上摆着干干净净的碗和盘子，老杨头在床上侧躺着。已经凉了。床头的相框往前倒着。
老孙把相框扶起来立好。沉默了一会儿。老孙拿起那个存折看了看，里面夹着几十块零钱。还有一个纸条，写着孙女的学校和住址。
几个干活的人凑了点钱，把老杨头火化了。年轻人用老杨头那条发亮的老扁担，挑起一个装遗物的小箱子，走了五里地，送去寄存。
等杨刚打回电话来的时候，老杨头已经在骨灰架子上放了快一个月了。骨灰堂墙上插的格子，一格里放两个人。老杨头的格子放在中间位置。旁边那个格子下面是空的。架子上的灰积了薄薄一层。骨灰堂外面有几棵树，落下的叶子堆在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