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如思绪
李树生三十七岁那年夏天，天上的云特别多。
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先到院子里站一会儿。东边的天已经亮了，云从那个方向过来，一堆一堆的，白得发灰。他看云的时间不长，大概抽完半根烟那么久，然后就转身进屋，从门后的挂钩上取下那件蓝色的工作服。工作服的左胸口印着“红星机械厂”几个字，红色的，洗了三年，已经淡成了粉色。
他老婆王桂兰比他早起半小时，已经在灶台前忙完了。早饭是稀饭和咸菜，偶尔会有半个咸鸭蛋。李树生坐下来吃的时候，王桂兰在灶台边站着吃，一边吃一边把剩下的稀饭盛进一个铝饭盒里，那是李树生的午饭。
“今天要下雨。”王桂兰说。
李树生没抬头，嘴里嚼着咸菜，咯吱咯吱响。
“云厚。”王桂兰又说。
李树生喝了一口稀饭，把碗放在桌上，站起来去拿饭盒。铝饭盒有点变形，盖子扣不紧，王桂兰用一根橡皮筋勒住了。他接过来的时候，橡皮筋弹了一下，打在手指上。
“走了。”他说。
从家到厂里要走四十分钟。李树生走在路上的时候，云还在天上堆着，比刚才更厚了。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大，遮住了些天，他从树叶缝里看见那些云在动，很慢，像是被人推着走。他走路的步子不快，步子之间的距离很均匀，每一步大概六十公分。这步子他走了三年，地上的每一处坑洼他都记得。
机器声从厂门口那棵槐树底下就能听见。轰轰的，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地底下叫。李树生走进车间的时候，工友赵福海已经到了，正蹲在机器旁边拧螺丝。赵福海看见他，站起来，用扳手指了指天。
“今天这云，怕是要下大的。”
李树生把饭盒放在窗台上，走过去开机器。他的手握住开关把手的时候，愣了一下。开关把手上有一小片云映在上面，是从窗户玻璃上反过去的。白色的，边沿有点模糊，像一团没搅开的浆糊。
“咋了？”赵福海问。
李树生摇了摇头，把开关推上去。机器轰一声响起来，比外面的机器声更大，他耳朵里全是这个声音，别的声音就都听不见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车间里的机器都停了，安静下来。李树生坐在窗边，打开那个铝饭盒。稀饭已经凉了，上面凝了一层薄皮。他用筷子把皮挑起来，放进嘴里，咸咸的。
窗外面，天还是亮的，但是云的厚度一直在加。从窗户看出去，能看见对面的厂房，房顶上的瓦片黑黑的，上面压着一层天空，天空又被云压着。那云的颜色不白了，正在往灰色里走，灰色的深度也在加深，最深的那一块几乎成了铁青色。
赵福海端着自己的饭盒走过来，在他旁边蹲下。赵福海的饭盒是塑料的，红色的盖子，里面是馒头和炒土豆丝。
“听说了没，二车间的刘师傅，昨天夜里没了。”
李树生嚼着稀饭皮，腮帮子鼓了一下，又平了。
“心脏病。”赵福海咬了一口馒头，“五十二岁，说没就没了。”
李树生看着窗外。那团铁青色的云不知什么时候移到了厂房的正上方，把整个厂区都罩住了。窗户玻璃上又开始有云映着，铁青的，像一块瘀血。
“他老婆怎么办？”他问。
“谁知道呢。”赵福海说，“他家那个小的还在上学。”
李树生把饭盒里最后一口稀饭喝干净，用手背擦了擦嘴。他把饭盒盖好，橡皮筋又勒上去。铝饭盒在他手里有点凉，凉得比平时快。
下午三点，雨下来了。
第一滴雨砸在车间屋顶的铁皮上，啪的一声，很响。李树生正在操作机器，听见声音，手指上紧了一下。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然后连成一片，哗哗的，像天被人掀翻了。
车间里的光线一下子暗下来。雨声太大，他听不见机器的哪个部位在响，只凭手上的感觉去判断。机器的震动传到他手上，是一种熟悉的频率，像心跳一样稳定。
赵福海走过来喊了一句什么，他听不见，只看见赵福海的嘴在动。赵福海又喊，凑近他的耳朵。
“漏雨了——”
他转头往车间东北角看。那边地上已经积了一小滩水，是从房顶的缝隙里漏进来的。水滩的表面被雨滴不断砸出小坑，一圈一圈地扩开。有个年轻工人在那边拿着桶接，桶底的铁皮被雨砸得当当响。
机器继续转。他继续做。手上的频率没变。
下班的时候，雨还在下，不过小了。地上的积水沿着路边的沟往低处流，夹着树叶和泥土。李树生走在回家的路上，布鞋踩进一个水洼里，水从鞋帮子灌进去，袜子湿了。他低头看了看鞋，继续走。
在离家还有两条街的地方，他停了一下。路边的墙上有几行粉笔字，是小孩子写的，被雨冲得模糊了，只剩几个字还能认出来——“我”和“云”和“走”。水从粉笔字上淌过，把剩的那几个字也慢慢带走。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王桂兰已经在家里了。她比他先下班，正在灶台前择菜。听见门响，她没回头，手上继续择着。李树生进门换了鞋，把湿鞋放在门边上，走过去坐在凳子上。
“刘师傅死了。”他说。
王桂兰的手停了一秒，接着又动起来。她把老叶子撕掉，嫩的放进盆里。
“三车间那个刘师傅？”
“嗯。”
“多大？”
“五十二。”
灶台上的锅里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王桂兰把菜端过去，掀起锅盖，热气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心的毛病？”
“是。”
王桂兰把菜倒进锅里，盖上盖子，转身去拿碗。她拿了两只碗，走到桌边，放在桌上。两只碗并排摆着，碗口朝上，空空的。
“得去看看。”她说。
“明天。”他说。
夜里，雨停了。李树生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天。云还在，不过薄了，月亮从云的缝隙里漏出一小片光来，照在窗户玻璃上，又反到天花板上，一小块白光，边缘模糊，像没搅开的浆糊。他盯着那块白光看了很久，直到它慢慢移到墙上，消失了。
王桂兰翻了个身，手搭在他胳膊上。她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菜汁，有点粘。他没动。她的手指搭了一会儿，又滑下去。
早晨五点，天又开始亮。云比昨天薄了些，还是从东边来，推推搡搡地堆在天上。颜色淡了，白中带灰，像洗了很多遍的旧衣服。
李树生站在院子里，抽了半根烟，把另半根掐灭，放进烟盒里。烟盒是瘪的，锡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
刘师傅的灵堂设在他家堂屋里。李树生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站在院子里。院子的水泥地板上积着水，是从房檐滴下来的，积了一夜，还没干。李树生绕过水洼，走进堂屋。
刘师傅的遗像摆在正中间的桌子上，照片是年轻时照的，穿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他老婆坐在灵堂边的一把竹椅上，旁边站着她家的小儿子。那孩子大概十五六岁，个子不矮，瘦，站在他妈身边，眼睛看着地面。
李树生走到灵前，站了三秒钟，然后转过来，走到刘师傅老婆面前。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刘师傅老婆抬头看他。她的眼睛是干的，眼眶的位置有点红，但不是哭红的，是熬夜熬的。她看着他，等他说点什么。
李树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递过去。信封是厂里发的工资袋，白色的，上面印着“红星机械厂”。封口没封，里面装了三百块钱。
她接过去，没看，放在膝盖上。
“往后怎么办。”李树生说。不是问句，他语调平平的。
她没回答。她身边的孩子脚在地上蹭了一下，蹭出一道浅浅的印子在泥地上。
李树生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出去了。
院子里，有人递烟，他接了一根。火柴擦亮的时候，火光照亮了他的脸，脸上的表情和进来时一样，没什么变化。烟点着了，他深吸一口，然后吐出来。那团烟很小，升上去，散了。
赵福海也来了，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院子上头是天，天上的云继续动着，从东往西移，速度很慢，慢到不盯着看就察觉不到。
刘师傅家院子里有棵树，是枣树。树上还有去年的枯枣，干瘪了，挂在枝子上，风来了晃一晃，晃完又停。李树生看着那棵枣树，烟在他指间慢慢烧，烟灰积了很长一截，没掉下来。
出殡那天，天晴了。
云忽然就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散的。天蓝得有点假，像刷上去的颜料。阳光直直地打下来，打在送葬队伍的头上、肩上、棺材上。
棺材是暗红色的，八个壮劳力抬着，走在前头。李树生不是抬棺的，他跟着队伍走，脚步很一致。从刘师傅家到坟地要走五里路，中间有一段坡。上坡的时候，抬棺人的步子慢了，有人在哼哼地喘气。
坟地在一片庄稼地边上，不大，周围种着玉米。玉米秆高过了人，风吹过去，叶子哗啦啦响。坟坑已经挖好了，棺材放下去的时候，泥土从四边滑进去，打在棺材盖上，闷闷的。
李树生站在坟坑边，看棺材一点一点沉下去。阳光照在棺材顶上，暗红色变成了深红，有点发亮。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睁开了，眼珠子的位置没变。
刘师傅老婆没哭出声。她站在坟坑边，脸上的水不是眼泪，是出的汗。她手里攥着一把土，等棺材落底了，把那把土撒下去。土落在棺材盖上，没什么声音。
李树生弯腰捡了一把土，跟着撒下去。土从他指缝里漏下去，有些掉在棺材上，有些掉在旁边的缝隙里。他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
回来的路上，赵福海走在他旁边，说了一句：“五十二，这辈子就交代了。”
李树生没接话。阳光继续照着，把他的影子压在地上，很短，几乎踩在脚底下。他抬头看了看天，天干净得很，没有一片云。他看了一会儿，又低下头走路。
刘师傅死后第七天，厂里叫李树生去办公室。
车间主任姓周，四十多岁，比李树生胖。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堆着报表和茶杯。茶杯里泡着浓茶，颜色深得发黑。
“老李，坐。”周主任说。
李树生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凳子是木头的，有点高，他的脚不能全踩到地面，只能脚尖点着。
“厂里研究了一下。”周主任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刘师傅那台机器，暂时你来负责。”
李树生的脚尖在地上蹭了一下。
“工资不变。”
“他能管吗。”李树生说。
周主任放下茶杯。“三车间的活本来就比二车间多，你再带一台机器，量要加上去。”
“我是说刘师傅家的。”
周主任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了。“哦，那个。厂里给了抚恤金了。其他的，再说。”
李树生站起来。他的脚从凳子上落下来，鞋跟碰到地面，发出一声响。他往门口走了两步，停下来。
“机器从明天开始。”他说。不是问句。
“对，明天。”
李树生推门出去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挂钟响了，三点整，当当当，声音在走廊里传了一段，传不远就被机器声吃掉了。
从那天起，李树生管两台机器。
他每天在车间的时间从八小时变成了十小时。第一台机器开动以后，他走到第二台机器那里，那边原来坐着刘师傅，现在没人坐了，机器还在。他握住刘师傅用过的那只开关把手，把手上面已经被磨得锃亮，能看见手的形状。他按上去，指头正好卡在那些磨出来的凹槽里。
机器响了。
他站在这台机器前的时候，耳朵里是这台机器的声音，另一台机器的声音混在远处，辨不清了。手上的震感换了频率，不太一样，他花了两天习惯这新的震动。手指先是发麻，然后红了，再然后适应了。
中午吃饭，他坐在车间窗边。窗外，云又出现了。七月天，云来去都快。上午还是大太阳，下午就飘来几大朵白云，堆在天上，白得晃眼。他把饭盒打开，里面的饭菜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也一样。他嚼着饭，看着那些云在动。
赵福海过来，挨着他坐下。赵福海的手上缠着一块纱布，是昨天被机器边划了一道，不深，但口子长。
“听说老孙要调走了。”赵福海说。
李树生咽下一口饭。“调哪里。”
“广州。他女婿那边有关系。”
“嗯。”
窗外的云从东往西走，走的路线和前两天不一样，可能是风变了。有一朵云特别大，形状说不上来，李树生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觉得像个人头，但脖子那里断了，孤零零一个脑袋。他又看了一会儿，那云的形状就变了，人头散了，变成了别的东西。
赵福海吃完了，饭盒搁在旁边，油从饭盒边上滴到地上，一滴，又一滴。他用脚蹭了蹭，油迹糊开了。
“你说，人活着图个啥。”赵福海忽然说。
李树生的筷子停在饭盒上方。筷子上夹着一块咸菜疙瘩，黑黑的，往下滴着酱油。他看了一眼赵福海，然后把咸菜疙瘩送进嘴里，嚼了几口。
“没算过。”他说。
赵福海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弯腰捡起饭盒走了。他的布鞋踩在车间的水泥地面上，没有声音，就像走在棉花上。
李树生继续吃饭。他把饭盒里的米粒一粒一粒夹起来，米粒被筷子夹扁了，粘在筷子上，他送进嘴里，又夹下一粒。窗外的云继续走，那朵人头一样的云早就走远了，新的云又填了进来。
他吃完饭，把饭盒盖好，橡皮筋勒上去。橡皮筋弹了一下，断了。他拿在手心里看了一眼，橡皮筋的断口平整，外面的橡胶皮裂开了，露出里面的芯子。他把断了的橡皮筋放在窗台上，走了。
下半场，机器还在转。
车间里的温度到了最高的时候，热气和机油的味道混在一起，沉沉的。李树生站在机器前，衬衣贴在背上，湿透了，又在机器散的热里慢慢蒸干，干了再湿，反复了好几回。他脸上的汗流到脖子，又顺着脖子流进衣领，在锁骨那里停住。
机器的转速是固定的，每分钟打三百二十个零件。他数过，心里有数。三百二十个，一分钟，六十分钟，一万九千二百个。他每天打两万多个零件，手从左边递料到右边拿成品，这一个动作做了三年零四个月，做了不知道多少万遍。
下午四点多，他老婆王桂兰来了厂门口。
保卫科的老张过来喊他，说门口有人找。李树生擦了手，走出车间。车间门口的光线刺眼，他眯着眼睛往厂门口走，看见王桂兰站在铁栅栏门外，手里提着个布袋子。
“儿子发烧了。”王桂兰说。她的额头上也是汗，头发粘在两边，脸有点红。
“多少度。”
“三十八度三。”
“去医院了吗。”
“去了。拿了药。”
她把手里的布袋子递过来。李树生接了，布袋子里装着三个苹果，苹果皮有点皱，是存了很久的。
“给他吃。”她说。
“嗯。”
“你晚上几点回。”
“还是那个点。”
王桂兰转身走的时候，步子快。太阳照在她背上，那件碎花的短袖衬衫也是湿的，贴在背上，能看出脊柱的形状。李树生看着她的背影在路尽头拐弯，不见了，然后才提着布袋子往回走。
车间里，机器还在转。他把布袋子放在窗台上，断了的橡皮筋还在那里，他拿起来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晚上下班，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暗了，云的颜色很深，从白天的纯白变成了灰蓝。路边的梧桐树在风里晃，叶子哗啦啦响，声音比他脚步声大。他抬头看了看云，那些云堆着，挤着，在黑色的天上继续移动，看不见来处，也看不见去处。
走了十分钟，他看见路边的墙上有新写的粉笔字。比上次被雨冲掉的那些新，字迹不一样，但内容差不多。“天真高”三个字，后面画了一朵云，是小孩画的那种，三个半圆连在一起。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儿子躺在床上，脸烧得红红的。李树生走进去的时候，儿子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去年的雨季留下来的，形状像一朵云。
“疼不疼。”李树生问。
“不疼。”儿子说。
李树生把布袋子里的苹果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三个苹果排成一排，皱皮的那面朝里，好的那面朝外。
儿子转头看了看苹果，又转回去看天花板。
“爸，天上那个云，是从哪里来的。”
李树生抬头看窗外。窗外的天上，云还在飘，看不见轮廓了，只有深浅不同的灰色。
“不知道。”他说。
儿子没再问了。
夜里，李树生又站在院子里。烟点着了，火光一闪一闪的，照着他的脸。他看天上的云，看了一会儿，眼睛酸了，用力眨了一下，眼眶位置有水。
不是眼泪。是烟熏的。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火星子灭了。转身进屋的时候，衣角带起了一小阵风，院子的地面上干干的，什么也没留下。
第二天，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