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树
陈德民在礼拜六下午醒过来。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一点二十。
他从床上下来，脚踩到地上的拖鞋。拖鞋是蓝颜色的，左脚那只鞋底磨出了一道口子，踩上去能感觉到地板上的凉意。他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喝了两口。剩下的水倒回水壶里。
窗户外面有太阳。光线打在对面的楼墙上，那墙是灰白色的，有些地方脱了皮，露出底下更深一层的灰。
陈德民把杯子放回桌上，走到门口换了鞋。他穿的是那种解放鞋，绿颜色，鞋带系得很紧。他出门的时候把门带上了，没有锁。他住在这栋楼里三十一年，从来没锁过门。
楼下有个老头坐在马扎上，面前搁着一个盆，盆里泡着几根豆角。老头的手在水里慢慢地搓，搓完一根放到另一个盆里。
陈德民从老头旁边走过去。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他往左拐。这条路他每天走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有一棵树的树冠被锯掉了，只剩下半截树干，树干的截面上长出了几根细细的枝条，叶子是嫩黄色的。
他走过那棵树的时候，脚步慢了一点。每天走到这里都慢一点。不是因为要想起什么，就是慢一点。
再往前走五十米，是一个公园。公园不大，有两个花坛，花坛里种着月季，开了一些花，花瓣的边缘开始发黄了。花坛旁边是一排长椅，木头做的，扶手的地方被磨得很光滑。
陈德民走到第三条长椅那里坐下来。
长椅前面是一块空地。有几个小孩在地上跑来跑去，一个小孩摔倒了，爬起来又跑。他们的妈妈坐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部手机，低着头看。
陈德民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烟盒是压扁了的，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又摸了半天摸出一个打火机。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点着。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被风吹散了。
他抽完这根烟的时候，有个老头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老头说，今天天气好。
陈德民说，好。
老头说，不热。
陈德民说，不热。
老头就不再说话了。两个人坐在那里，看着前面的空地。小孩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空地上只剩下几片被踩碎了的叶子。
坐了大概一根烟的工夫，老头站起来走了。走的时候没说话。
陈德民继续坐着。
太阳照在他左边脸上，右边的脸在阴影里。他能感觉到左边脸上的皮肤热热的，有一点发紧。他没有动，让那股热停在左边脸上。
他今年六十八岁。两个月前退了休。退休之前他是一家印刷厂的工人，负责看管一台印刷机。那台机器他看了三十七年。三十七年里机器换了三次，他都没有换。第三台机器是九四年进的，从德国来的，比之前那两台都大，印东西的时候整个地面都在震。他每天站在这台机器前面，看着纸一张一张地从那头进去，再从这头出来，上面就印满了字。他看不清楚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他的眼睛早就花了——但那些字密密麻麻的，很整齐。
退休那天，车间里的人给他办了一个欢送会。车间主任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主任说，老陈同志在厂里干了三十七年，兢兢业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德民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等掌声停了他才说，那我走了。
主任说，常回来看看。
陈德民说，好。
他端着茶缸走出了车间门。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机器还在震，一个年轻人站在他之前站的位置上，正在往机器里添纸。那个年轻人戴着眼镜，弯腰的时候背拱起来，像一只虾。
他转过头继续走，走出厂门的时候阳光照在脸上。
那以后他就没再回去过。
陈德民坐在长椅上，把烟盒拿出来又数了一遍。还剩三根。他把烟盒叠好放回口袋，然后他看了看天。天上有一层薄薄的云，太阳从云后面透过来，光线不那么刺眼了。
他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拇指慢慢地摩挲着食指的指节。指节上有一块老茧，那是三十七年里每天捏着印刷机的扳手磨出来的。退休以后这块茧子开始变软了，但没有消退，就像是一块肉里长了一块骨头。
陈德民把左手收回来，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然后他站起来，往公园外面走。
走回到那条路上，他又路过那棵被锯掉树冠的法国梧桐。这回他在那棵树前面停了下来。树干大概有碗口那么粗，树皮干裂了，裂口里爬着几只蚂蚁。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伸出一只手摸了摸树皮。树皮粗糙，扎得手心疼。他摸了两下，把手放下来。
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的时候是三点四十分。他去厨房倒了杯水，喝了三口。然后他走进卧室，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子。纸箱子上全是灰，他吹了两下，灰尘飘起来，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光线里翻来滚去的。
他打开箱子。
箱子里是书。有的是线装的，有的是一般的那种，书皮都泛黄了。这些书是他年轻时候买的。那时候他还没进印刷厂，在一个公社里当会计。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八块五毛钱。他每个月拿五块钱买书，剩下的买米买面买油。
有一回他买了一本《红楼梦》，花了三块多钱。拿到书那天晚上，他一口气看了很久，一直看到窗外的天开始发白。那本书很厚，他看了很多天都没看完。后来他进了印刷厂，每天在机器前面站十二个小时，回来就倒头睡，那本书就一直没看完。
他从箱子里翻出一本书。书的封皮是灰色的，上面印着几个字，字迹有些模糊了。他用手指把书名上的灰擦干净，看见是“红岩”两个字。他翻开第一页，纸已经发黄变脆了，翻的时候发出细微的响声。
他把书翻到中间，那里夹着一张纸片。纸片是从一本练习簿上撕下来的，上面用圆珠笔写了几行字。字迹很潦草，看上去是匆匆忙忙写的。
他看了一眼就把纸片夹回去了。
然后他把书放回箱子里，把箱子推回了床底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站着。窗外的楼墙上，那层脱落的墙皮被阳光照得很亮。
陈德民在窗边站了很久。久到他感觉到腿有点酸，才转过身走回床边坐下。
他伸出一只手，在枕头上摸了两下。枕头上有一根白头发，他用手指捏起来，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他躺下来。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涂料有一块鼓起来了，随时都会掉下来的样子。
他闭上眼睛。
耳朵里是隔壁炒菜的声音，锅铲敲在锅边上，叮叮当当的。
他又睁开眼睛。
手伸到床头柜上，摸过来一个收音机。收音机是他两年前买的，二十五块钱。他按了一下开关，收音机里传出咝咝啦啦的声音，有人在讲新闻，讲的是某个地方要修一条新路，需要占用几家的宅基地。
收音机一直开着，他就那么躺着听。声音在房间里嗡嗡地响，和隔壁炒菜的声音混在一起。
后来收音机没电了，声音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很低的嗡嗡声，像是有一只蜜蜂被关在收音机里。他伸手把收音机关了。
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得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心跳得很有规律，一下一下的。
他知道那颗心总有一天要停的。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可能还得跳很久。
第二天是礼拜天。陈德民还是那个时间醒过来。
他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鸟叫。鸟叫是从窗户外面传进来的，有两只鸟在对叫，一个叫一声，另一个跟着叫一声。
他从床上起来，照常去厨房倒水喝，然后换上那双解放鞋出门了。
路过那个老头的马扎位置时，老头不在，只有盆子还放在那里，盆子里的水已经倒掉了。
他继续走，拐进那条种着法国梧桐的路。走到那棵被锯掉的树前时，他停下来。这回他没看树皮上的蚂蚁，他看的是树冠截面上新生出来的那些枝条。那些枝条又长了一点，之前是嫩黄的，现在变成了淡绿色。
他把一只手放在树干上。树皮还是那么粗糙。
然后他把手拿开，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转身，走回到那棵树前，弯下腰在地上拾起一片落叶。
他把落叶放进口袋里，然后转身走到了公园里。
坐到长椅上。今天是礼拜天，公园里人比昨天多一点。有个推自行车的人在卖气球，气球拴在车把上，风一吹就晃来晃去。有个小孩拽着妈妈的衣角，指着那些气球说要买。妈妈低头看了看手机，说，不买。
陈德民看着这些，手里没拿烟。他今天忘了带烟出来。
没烟抽的时候他就把两只手叠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后背靠在长椅的靠背上。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裤子上打出一些光斑。
他就那么坐着。
坐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想起从前来这个公园的事。那时候他还年轻，还在公社里做会计。有时候中午休息，他会从公社办公室走到这里来，手里拿着刚买的书看几页。那时候新书贵，他买了就放不下来，走路也看，吃饭也看。
有一回他坐在这个公园里看书——那时候还没有这些长椅，只有几张石凳——他看着看着，天上忽然下起雨来。雨不大，稀稀拉拉的，打在树叶上沙沙响。他把书往怀里一塞，往公社方向跑。跑到一半雨忽然停了，太阳又出来了。他把书从怀里拿出来，书的边缘已经被雨水湿了一小片，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一边走一边看。
那本书叫《青春之歌》。看得他整整半个月都是恍惚的。
后来呢。
后来他就不怎么看书了。
他在印刷厂里每天看的都是字，机器日夜不停地把那些字印到纸上。他夜以继日地看着那些字从机器那头滚过来，看得眼睛都花了。那些字里有很多书——他在车间里听工友说过，哪一批纸是印什么书的。有一回他们还印过《红与黑》，那批纸特别白，印出来的字特别清晰。他站在机器前面，看着那些字一行一行地从印刷机上滚过去。书页翻到地上，一个工友把它们捡起来码好。
那个工友问他，老陈，你看过这本书没。
他说，没。
工友说，听说写得可好了，写的是那种，那种爱情。
他点点头。
他继续看着那些字从机器上滚过去。一页又一页，没有停的时候。
后来他拿到了退休金。存折上的数字比他想得多一点。他去了镇上唯一一家书店。书店里没什么人，一个女人坐在柜台后面织毛衣。他走进去。书柜上摆着几排书，他用手指在那些书脊上划了一遍。找到了一本《红与黑》。
书的标价是三十八块五。
他拿在手里翻了两下，纸是白的，还带着一股油墨的清香。他把书放下，又去翻了别的书。翻了一本讲养花的，又翻了一本讲做菜的，最后翻了翻一本讲怎么教育小孩的。
他什么也没买。
走出书店的时候，阳光照在前面那栋房子的墙面上，墙面是浅黄色的，在太阳下看起来像是新刷过的。
那个女人还坐在柜台后面，手里织着的毛衣是绿的，已经织了很长了。
陈德民又回到公园里。这回他坐的不是昨天那张长椅，是花坛旁边那一张。那张长椅的位置在花坛的阴影里，晒不到太阳。有人把一根抽过的烟头丢在长椅上，他用手指拂了一下，拂到地上去了。
长椅前面花坛里的月季花有半朵枯了，花瓣边缘卷起来，变成黄褐色。另外几朵还开着，颜色很淡，是那种粉色。
他坐在那里，口袋里的左手又开始摸右手食指的茧子。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陈德民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手机是儿子买给他的，黑色，按键很大。他按了一下接听键。
喂。
爸，是我。
嗯。
您吃饭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饭。
那边顿了顿。然后说，爸，今天气好，您没出去转转。
出来了。
在哪儿。
公园。
哦。那边又顿了一下，您老在那儿坐着干嘛呢。
不干嘛。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钟。
爸，我下周出差，过不去看你了，下下周去。
好。
您身体好着呢吧。
好着。
行。那我挂了。
嗯。
他把电话挂了，放回裤袋里。
然后他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出咔的一声响。他揉了揉膝盖，往公园外面走。走到公园门口的时候，他看见昨天和他坐一张长椅上的那个老头正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蚂蚁在花坛边缘排成一队，搬着一只死掉的瓢虫往蚁穴的方向移动。
老头抬头看见他，点了点头。
他点点头，走过去蹲下来跟着看那些蚂蚁。蚂蚁们沿着花坛的边缘往一棵冬青树的根部走，队形整整齐齐的，没有一只有停下来的意思。
看了有一阵，老头站起来拍拍腿上的土走了。
陈德民继续蹲在那里看蚂蚁。
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蚂蚁了。上一次看还是小时候，那时他七八岁，他爷爷带他在田埂上看蚂蚁。爷爷手里抓着一把麦穗，一点一点地把麦粒剥下来丢给蚂蚁。蚂蚁们扛着比身体大几倍的麦粒，沿着田埂的边缘往洞那边爬。
爷爷说，蚂蚁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爷爷说，搬东西。
他说，搬完了呢。
爷爷说，再搬。
他当时不太明白爷爷的话。后来他进印刷厂的第一天，站在机器前面看那些纸进去又出来，忽然就想起了爷爷说的话。蚂蚁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搬东西。然后他干了他的事，看着那些纸进去又出来。三十七年。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也没有问过自己累不累。他就站在那儿，看着那些字一行一行地印出来，纸一张一张地摞起来。车间里机器震得很厉害，他的耳朵后来听不太清别人说话了。
现在他蹲在这里看蚂蚁搬家。
那些蚂蚁最终从花坛边消失了，钻到了泥土里去。他站起来抖了抖发麻的腿。腿上的皮肤有密密麻麻的蚂蚁爬过的感觉，他用一只手在腿上搓了几下。然后走了。
走到那棵被锯掉的树的跟前，他弯腰从口袋里捞出来昨天放进来的那片叶子。叶子已经干了，卷起来成了一个卷。他用手指展开那片干叶子，叶面上的脉络清清楚楚，像血管。
他把叶子放在掌心看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把它放在树根旁的泥土上。那些土是湿的，大概是昨天晚间浇过了水。
他直起腰来，看了这棵树一眼。然后他转过身往家走。
到家是上午十点钟。这回他没有喝茶，他把外套脱了挂在门后的挂钩上，然后去厨房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水很凉，他用手接了水往脸上拍了三下。水滴顺着下巴滴到他的鞋上，鞋面出现几个湿点点。
然后他站在厨房里没动。
厨房里的案板上搁着一把菜刀，刀口上有一点锈迹。窗台上有一个塑料瓶子，里面装着酱油，酱油快见底了。
他看着这些，然后出去坐到外屋的板凳上。
外屋的墙上贴着一张旧照片，是他和老伴年轻时候的合影。照片有三十多年了，边角卷起来，颜色发黄。老伴去世那年他五十三岁。她病了一年，在医院里躺了最后三个月。那三个月，他每天下了班去。从厂到医院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车上人挤人，他站着，手扶着扶手。到站下了车，他发现自己的手僵了，半天伸不开。
他到医院的时候，老伴躺在病床上，脸上瘦得只有一层皮。她看他进来，眼睛里有一点光，但也只是光，没有别的东西。
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给她擦脸，擦手，擦完就坐着。坐久了站起来去走廊里抽一根烟。抽完再回来坐着。
老伴咽气那天，他正在给她喂水。她喝了两口，第三口的时候就咽不下去了。水顺着嘴角流出来，他用毛巾擦干净。然后是医生护士进来，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知道她的眼睛不会再看他了。但是他也只是站着。他把她的手放回到被子底下，捋了捋她的头发，然后走到走廊里抽烟。
那根烟没点着。
他把没点着的烟夹在手指头里捏了很久。然后放回口袋里，走回病房。护士正在把白床单往她身上盖。他过去帮忙，拽着床单的边角，捋平了，掖到她身下。这个动作他做了很多回，在她病在床上的那些日子里，每次都是这么做的。这一次手碰到她的身体，已经很凉了。他掖好了，又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出去办手续。
现在他坐在外屋凳子上，看着墙上的照片。照片里的人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的确良衬衣，那是他结婚那年做的，做了这一件。衬衣现在还压在箱子底下，拿出来看过两回，颜色还是灰蓝的，只是折痕很深了。
他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又坐下。
他的脚边是早晨出门前喝过水的杯子，还没洗。杯子内壁有一圈茶垢，黑褐色的。他弯腰把杯子捡起来，想拿去厨房洗，但刚站起身又放了回去。
他就这么在那里坐着。
外面的天光从窗户里透进来，照着他的右边肩膀，右边的那个肩膀比左边略微低一点，这是他在印刷机前面站了三十七年留下的。机器在右边，他得侧着身去操作它，久而久之肩膀就斜了。
坐了一会儿，他把收音机拿过来，换了两节新电池。收音机又响了，这回讲的是天气预报。播音员说明天下雨，气温会降一些。
陈德民听着天气预报，手里摩挲着一节换下来的旧电池。电池的正极生了一点白色的锈，他把白色粉末拍掉，把旧电池放进一个专门装废电池的铁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很多年前的老盒子了，从前是装润喉糖的，铁皮做的，已经锈迹斑斑。
敲门声响了。
陈德民站起来去开门。门外站着楼上的老王，手里提着一袋东西。老王跟他同年，也是厂里的退休工人。只是老王退休早两年。他在车床车间，干的也是同一桩事——看着铁块子在自己手里转，一分钟转几千个。四十年。
陈德民说，老王。
老王说，在家呢。儿子拿过来的桃子，吃不完，给你一半。
陈德民接过袋子，里面放着四五个桃子，青皮，还没熟透。
他说，进。
老王说，不进了，还去买烟。
老王转身走开，又叫了声，老陈，天闷，别一直闷屋里。
陈德民说，知道。
他关了门把桃子拿进厨房。桃子洗了两个，搁进碗里。碗是那种搪瓷碗，碗沿磕掉一块瓷，露出里边的铁。他拿起一个桃子咬了一口。酸，牙根涩涩的。吃完桃子他又去把手洗了。手上的水甩了甩甩到地上。然后是沉默。
他又回去坐到了椅子上，把收音机的音量稍微调大一点。午间的太阳光斑从窗外投进来，打在他脚下那片灰白瓷砖上。瓷砖中间原本有道缝，这缝已经被人的鞋底子走得发黑了。
他就那么坐在椅子上，喝着上午晾凉的半杯白水，在收音机沙沙的声音里，等天黑。他等到太阳从他右肩滑到左边的窗户，等到收音机里的波段因为某种原因忽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啸，又慢慢恢复成一个稳定而低沉的男中音。
然后他知道，天黑了。
他起身走到电灯开关那里把灯按亮。灯泡闪了两下才亮安稳。他走进厨房把中午做的剩饭热一热。饭是青菜和米饭，一起煮熟，装进碗里吃掉。青菜有沙，咬在嘴里咯吱响。他端着碗站在那里吃完。吃完洗了碗，把碗倒扣在案板上沥水。
接着他回到外屋，在椅子上坐稳当，弯腰拿起脚下那张报纸。戴上老花眼镜，把报纸凑到灯下面看。
他看得很慢。这份报纸是前天的，现在才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从头版开始。第一版是领导人的新闻。第二版是一个地方的扶贫成绩。第三版有一则新闻，说是有个老人独自住在山里，死了好多天才被人发现。
他停下来看这则新闻。新闻里说老人七十二岁，一个人住在那里。有一天邻居觉得好久没见到他出来，推开门发现他已经过世了。他死在床上，盖着一条棉被，手里拿着儿子寄回来的信。
陈德民把这一版看完。然后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报纸上。那一版的日期是星期五。
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圈，然后走到了窗口把窗子推开。夜里的风凉。他站在那里，看着对面的楼房。楼房里有几扇窗户亮着灯。有一家人在看电视，电视屏幕发出闪烁的光。另一家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
他没在那里站太久。他把窗户关上，走回床边。脱下外套，叠好放在床头柜上。
他躺下来。
电灯没关，黄色的灯光照在天花板上，也照着那块快要脱落的墙皮。他躺着看那块墙皮。
然后起身把灯关掉。
躺在黑暗里，没多时，他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