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敲窗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雨水来得早。
李福贵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窗外还是灰蒙蒙的。他没有看钟，钟在堂屋的墙上挂着，他听见秒针在走，但那声音跟雨声搅在一起，分不清哪一下是秒针哪一下是雨点。他的脚踩到地上，脚趾头碰到布鞋的鞋帮，布鞋是湿的。昨天挑水的时候踩了水洼，鞋到现在没干。
他穿上鞋，站起来。后背的骨头响了一下。
老伴儿在灶房里烧火。李福贵走过去，看见她蹲在地上，一只手往灶膛里塞柴火，另一只手按着膝盖。灶膛里的火光照着她的脸，脸上的褶子被火光一照，深的更深，浅的更浅。
“雨下了几天了。”李福贵说。
老伴儿没有应声。她站起来，把手在身上擦了擦，揭开锅盖。锅里的水还没开，水面一动不动。
李福贵走到门口，拿起靠在门框上的锄头。锄头柄上有一层水汽，握着滑腻腻的。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雨。院子里的泥地已经看不见了，全是水。水面上浮着几片树叶，一动不动，像是被钉在水面上。
“还去？”老伴儿在灶房里问。
“去。”
他扛着锄头走进雨里。雨水打在脸上，不重，但是密。他的衣服很快就湿了，贴在身上，能看见肩膀骨头的形状。
路上没有别的人。路两边的田里，水已经漫过了田埂。秧苗在水里露出一点尖，绿得发黑。李福贵走得很慢，每一步踩下去，泥就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他走到自家的田边。田里的水快要漫出来了。他放下锄头，开始挖排水沟。锄头落下去，泥和水一起溅起来，溅到他的腿上、脸上。
挖了大约半个时辰，他停下来，直起腰。腰上的疼让他吸了一口气。他看着挖出来的沟，水顺着沟往低处流，水流得很慢，像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田。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喊他。
“福贵。”
他转过头，看见同村的刘德财站在田埂上。刘德财披着一块塑料布，塑料布的一角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掀起来，又落下去。
“你家的秧子淹了没有？”刘德财问。
“淹了。”
“我家也淹了。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
李福贵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继续挖沟。刘德财站了一会儿，走了。塑料布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声音越来越远。
中午的时候，李福贵回了家。他把锄头放回门边，进灶房。老伴儿已经把饭端到了桌上。两碗稀饭，一碟咸菜。稀饭薄得能照见碗底的花纹。
他坐下，端起碗。嘴凑到碗边，稀饭顺着碗沿流进嘴里。咸菜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在牙齿之间破碎，汁液流出来，咸得舌根发紧。
“田里的水排出去了？”老伴儿问。
“排出去了。”
“雨还要下。”
“还要下。”
吃完饭，李福贵坐在门槛上。雨水从屋檐上流下来，在门槛外面打出一排小坑。坑里的水溅起来，又落回去，溅起来，又落回去。
他看见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枣树的叶子被雨打得耷拉下来，枝条往下垂着。树皮是黑色的，雨水从树皮上流下来，像是一道一道的泪痕。但枣树没有哭，枣树只是湿了。
下午他又去了一趟田里。排水沟被泥堵住了，他又挖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直起腰，一直挖到底。等挖完的时候，他的腰已经弯不下去了，就那么直直地僵在那里。他慢慢地走回家，脚上的泥越积越厚，鞋子变得很重。
到了家门口，老伴儿正站在门口看天。天还是灰的，看不出时辰。
“天要黑了。”老伴儿说。
“黑了。”
他们进了屋。老伴儿点上了煤油灯。灯芯冒着烟，玻璃罩子慢慢变黄了。光从罩子里透出来，把屋子照得一半亮一半暗。李福贵坐在亮的那一边，手放在膝盖上。手上的泥已经干了，裂成一块一块的，掉在地上。
夜里，雨还在下。雨点打在瓦片上，声音不重，但是密。像是有人在屋顶上走路，踩得很轻，但是每一步都能听见。
李福贵躺在床上，眼睛睁着。他听见雨声，听见老伴儿的呼吸声，听见钟的秒针在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谁先谁后。
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了。脸上的皮肤松下来，颧骨的轮廓在黑暗中仍然清晰。呼吸变得均匀，胸口的被子一起一伏。
雨仍在敲着窗。
一九八六年，雨水来得晚了一些。
李福贵站在田埂上，手里握着锄头。田里的秧苗已经插下去了，整整齐齐的，一行一行的，绿得发亮。他蹲下来，拔掉田埂上的草。草根带着泥，他甩了甩，泥甩掉了，然后把草扔到一边。
“福贵。”
他回头，看见村里的大队书记王根生走过来。王根生穿着解放鞋，鞋底踩在田埂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印子。
“你儿子来信了。”王根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李福贵站起来，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接过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有蓝色的字。他不认识字，把信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一遍，又放进衣兜里。
“念给你听？”王根生问。
“念。”
王根生拆开信，抽出信纸。纸很薄，被风吹着，哆哆嗦嗦地响。
“爹，娘，我在砖厂干了三个月了。砖厂的活比家里的活重，但能吃饱。一天三顿，早上馒头，中午米饭，晚上还是米饭。馒头是白的，不是杂粮的。你们在家不要省着吃，我有钱寄回来。砖厂的老板说干满一年就涨工钱。我手上的茧子比以前厚了，但不碍事。你们不用惦记我。儿子李建国。”
王根生念完，把信纸折起来，递回给李福贵。
李福贵把信重新装进信封，塞回衣兜里。他蹲下去，继续拔草。手掐住草根，往上用力，草带着泥出来。甩一甩，扔掉。再下一棵。
“你儿子在外面挣钱了。”王根生说。
“挣钱了。”
“不容易。”
“不容易。”
王根生站了一会儿，走了。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晃，像是膝盖不太好，每一步都带着身体往一边偏。
晚上，李福贵把信拿出来给老伴儿。老伴儿不识字，把信放在手心里摩挲。纸在她的手心里慢慢变皱了，她把纸压平，又摩挲。
“建国说吃的是白馒头。”李福贵说。
“白馒头。”老伴儿重复了一遍。
“他的茧子厚了。”
老伴儿没有接话。她把信放在枕头底下，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拿起桌上的针线活。是一件衣服，袖口磨破了，她要补一补。针穿过布，线跟着过去，再穿回来，再跟着过去。针脚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新的布压在旧的布上面。
外面的雨突然大了。雨点打在窗户上，啪嗒啪嗒的，像是有人在外面拍门。李福贵抬头看了看窗户，玻璃上全是水，窗外的枣树模糊了，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雨大了。”他说。
“大了。”
“田里的水又要排。”
“排。”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雨水已经顺着窗缝渗进来了，窗台上湿了一片。他用手指头在湿的地方摸了摸，然后把手指头在身上擦了擦。
“等雨停了再去。”老伴儿在身后说。
“停了去。”
他重新坐下。坐了一会儿，手伸进衣兜里，摸到那封信。他拿出来，又看了一遍信封上的字。字是蓝色的，像蚂蚁一样趴在纸上，一个一个都看不懂。
他把信放回去。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去了砖厂，砖厂有很高的烟囱，烟囱冒着黑烟。他找不到儿子，到处转，转来转去都是一样的砖墙。后来他醒了，听见窗外雨还在下。他的眼眶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他用手擦了一下，翻了个身，又睡了。
一九九二年，夏天的雨来得猛。
李福贵从镇上回来，背着一袋化肥。化肥袋子扛在肩上，肩上的骨头硌着袋子，袋子里的化肥是颗粒状的，一颗一颗硌着肩膀。他走几步就换个肩，走几步就换个肩。
走到村口的时候，他看见有人在门口说话。走近了，认出是邻居张翠花和另一个女人。张翠花看见他，住了嘴。另一个女人也住了嘴。
他走过去。走到家门口，听见张翠花在后面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低，被风吹散了。
他进了院子，把化肥放下来。肩膀上的衣服磨破了，露出里面的肉。肉的边缘有一圈红印子，新皮和旧皮交叠在一起。
老伴儿从屋里出来，看见化肥，又看见他的肩膀。
“磨破了。”她说。
“破了。”
她进屋去，找出一块布，撕成条。走出来，让他把衣服脱了。他把褂子脱下来，肩膀上的破口露出来。老伴儿把布条按在破口上，两头拉着，在胸口打了一个结。布条很快就洇出了红色，红色慢慢扩大，慢慢变深。
“疼不疼？”她问。
“不疼。”
他穿上褂子。褂子遮住了布条，但从外面还能看出来那里鼓起一块。
老伴儿说：“建国来信了。”
“说什么。”
“说砖厂关了。他去了一家塑料厂。”
“塑料厂。”
“说塑料厂的活干净些。”
李福贵没有接话。他走到井边，把绳子放进井里，摇动辘轳，绳子一圈一圈地绕上来。水桶提上来，他用手舀了一口水，喝下去。水是凉的，凉到胃里，胃缩了一下。
几天之后的夜里，雨下来了。
先是打雷，雷声很闷，像是有人在远处敲一面破鼓。然后风来了，风吹得窗户哐啷哐啷地响。枣树的枝条在风里甩来甩去，叶子被扯下来，飞进院子里，贴在地上又被风卷起来，再飞一段，再落下来。
最后是雨。雨不是一滴一滴地下，而是一整片一整片地泼下来。雨水砸在瓦片上，声音很大，像是有人在屋顶上倒豆子。窗户上的玻璃震得发抖，窗缝里的水顺着窗台流下来，流到地上，地上的水越来越多，往低处淌。
李福贵站在窗户边，看着外面。闪电亮的时候，他能看见院子里的一切——积水，落叶，倒伏的扫帚。闪电过去，一切又变成黑暗。
“吹灯吧。”老伴儿在身后说。
他走过去，把煤油灯吹灭。灯芯上的一缕烟升起来，在黑暗里看不见，但能闻到味道。是煤油的味道，刺鼻，但习惯了。
他们躺在床上。雷声还在响，但越来越远了。雨声却大了，打在窗户上，像是有人在敲窗子。一下，又一下，又一下。
李福贵睁着眼睛。他听见雨点敲在玻璃上的声音，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声音。打在玻璃正中间的，声音清脆，嗒一声就结束了。打在窗框上的，声音闷，带着木头震动的嗡嗡声。打在窗缝漏出来的雨水上的，声音轻，几乎听不见。
他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手上的皮肤是粗糙的，指甲缝里有泥。手指头微微弯着，像是握着一个看不见的锄头柄。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李福贵走到院子里，看见枣树的叶子落了一地。那些叶子贴着泥地，表面还有水珠。阳光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水珠上，水珠亮了，像是一颗一颗的玻璃球。
他拿起扫帚，开始扫地。扫帚从左到右，叶子聚成一堆。扫帚从右到左，叶子聚成另一堆。
扫完地，他去田里。田里的水稻已经抽穗了，稻穗低着头，叶子在风里轻轻地摆。风吹过来，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很多人在远处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他沿着田埂走了一圈。拔拔草，看看水，摸摸稻穗。稻穗还有点绿，没到割的时候。
然后他在田埂上坐下来。阳光照在他的背上，背上的骨头在衣服底下凸起来。他手撑着地，坐得很稳。风从田里吹过来，带着水的味道，也带着稻叶的味道。他吸了一口气。
在田埂上坐到中午，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走了。
二〇〇一年，冬天没有雨。
李福贵坐在屋里，炉子烧得很旺。煤球红通通的，有时候啪地响一声，溅出一点火花，然后继续烧。
他的手放在炉子上方，手掌往下压着，手指头张开。热气从炉子里冒上来，穿过手指缝，手指头的关节慢慢变红了。
老伴儿坐在对面，手里剥着玉米。玉米粒掉进盆里，嗒，嗒，嗒。节奏很慢，每一下之间隔很长时间。
“建国春节回来不回来？”老伴儿问。
“不知道。”
“去年也没回来。”
“没回来。”
老伴儿把剥好的玉米放在一边，又拿起一根。她的手指头已经变形了，关节粗大，指甲变得很厚，像是一层一层的壳。她握着玉米，拇指用力推，玉米粒从玉米芯上跳脱出来。
她忽然说：“雨在敲窗。”
李福贵抬头看了看窗户。窗户关着，外面没有下雨。
“没下。”他说。
“我说那一年。建国走的那一年。”
李福贵没有说话。他看着窗户，玻璃上蒙了一层灰，外面的院子模模糊糊的。枣树的枝条伸在窗户前面，光秃秃的，没有叶子。
建国是那一年的春天走的。那天下着雨，他背着一个化肥袋子，里面装着衣服。是两件换洗的衣服，一条毛巾，一双解放鞋。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李福贵蹲在门槛上，没说话。老伴儿从屋里出来，往化肥袋子里塞了两个白面馒头，然后退回去了。
建国说：“我走了。”
说完，他转过身，走进雨里。雨水打在他的背上，衣服很快就湿了。他走路的姿势和李福贵一样，步子不大，但很稳，脚抬得不高，几乎是拖着地走。他走到巷子口，没有回头。
李福贵蹲在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被雨打湿了，灭了。他又点，又灭。第三次点的时候，他把烟丢在地上，用脚碾碎了。烟丝散开，混进泥水里。
老伴儿站在他身后，手抓着门框。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她的衣服也湿了。
他们看着建国走出巷子，走上大路。大路上没有别的人，就他一个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后面的几天，老伴儿总站在门口，朝巷子口那边看。巷子口空空的，偶尔有人走过，不是建国。走过了，她又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屋。
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下雨的时候，老伴儿就说：“雨在敲窗。”她说完就停下手里的活，坐着不动。眼睛看着窗外，但眼睛里没有聚焦，像是穿过窗户看到别处去了。
后来她不说了。只是下雨的时候，她会停下手里的活，坐一会儿。
现在她忽然又说起来。
李福贵看着炉子。炉子里的煤球塌下去了，火苗窜上来，蹿得很高，亮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
“睡吧。”他说。
他们上了床。被子是旧的，棉花己经打结了，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李福贵把厚的地方给老伴儿盖上，自己盖薄的地方。
外面起风了。风刮得很急，树枝打在窗框上，嗒的一声，隔一会儿，又嗒的一声。
老伴儿说：“他在那边也不知道冷不冷。”
“冷他自己会穿。”
老伴儿没有再说话。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了，睡着了。
李福贵没有睡着。他听见风的声音，听见树枝打在窗框上的声音。窗框是松的，树枝打上去，玻璃也跟着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他想起一件事。建国六岁那年，也是这样一个刮风的夜里，建国从床上爬起来，说渴了。他去灶房给建国倒水，回来的时候建国已经又睡着了，蜷在被子里，腿缩在胸口前面，像一个球。他端着水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把水喝掉了。
这件事他后来再没想起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了。
他的眼眶湿了。他用手擦了一下，手指上沾了一点水。他把手指头在被子角上擦了擦。
风还在刮。树枝还在敲窗。
二〇一一年，春天来得迟。
李福贵站在村口等车。他的手抄在袖子里，背微微佝着。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花生。是老伴儿让带的，说让建国尝尝家里的花生。
一辆中巴车开过来，他招了招手。车停下来，他拿起布袋子上车。车上的人不多，他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下，把布袋子放在脚边。
车开动了。窗外的田地往后退。田里的麦子刚泛青，一大片一大片的，绿得不深不浅。麦田中间偶尔有一棵树，光秃秃的，还没有发芽。
车开了两个小时，到了镇上。他又换了一辆车，往县城去。到了县城又换车，往市里去。在车上，有人问他去哪里，他说去看儿子。说完了，他就看着窗外，不再说话。
到了市里，他下了车，站了一会儿。车站里很多人，提着箱子，抱着孩子，大声说话。他站在中间，有人撞了他一下，那个人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
他按着信上的地址，一路问过去。走了两条街，拐了三个弯，看到一栋楼。楼是灰的，阳台上晾着衣服。他数了楼层，往三楼走。
楼梯很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他走得很慢，每一阶都要踩实了才迈下一阶。到了三楼，他站住，喘了几口气。胸口里有什么声音，呼噜呼噜的。
他敲门。先敲了一下，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个他没见过的女人站在门里，个子不高，头发剪得短，眼睛看着他。
“你是谁？”女人问。
“我找建国。”
女人愣了一下，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声。然后李福贵看见建国走过来了。建国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皮松了，眼角的褶子很深。他穿着一件毛衣，毛衣的肘部磨薄了，快要破的样子。
建国看见他，站着不动了，嘴张了张。然后他走过来，站在门口。
“爹。”
李福贵点了点头。他低头，看见脚边的布袋子，提起来递过去。
“你娘让带的。花生。”
建国接过袋子，站在一边，让李福贵进来。李福贵走进屋里，看见一个孩子坐在天井里看电视。是个男孩，大约七八岁，眼睛盯着电视，没注意到有人进来。
“小军，叫爷爷。”建国说。
男孩转过头，看了李福贵一眼。
“爷爷。”
说完，他又转回去看电视了。
李福贵坐在椅子上。椅子的垫子是塑料布的，坐上去滑。他的屁股只坐了小半截，脊背不敢靠着。
“路上好走吗？”建国问。
“好走。”
“坐了几趟车？”
“三趟。”
建国看着他。他头低着，手指头互相搓着，搓了一会儿，放下了。
建国媳妇端来一杯水。李福贵接过来，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杯子很烫，他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杯子发出嗒的一声。
“住几天吧。”建国说。
“明天回。”
“明天就走？”
“住久了不方便。”
建国没有坚持。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低着头，和以前一样，头发茬是短的，后脑勺上有一道一道的褶子，头发的边上有一小块疤，是从前劈柴的时候斧子脱柄打的。
那天晚上，李福贵睡在小房间。床是行军床，垫子很薄，躺下去能感觉到钢丝网硌着背。他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被子很轻，是丝棉的，盖在身上没什么重量。
他睡不着。不是床的问题，他就是睡不着。他听见隔壁房间里建国和他媳妇在说话，声音很低，一个字都听不清。后来说话声也停了。
窗外忽然下雨了。雨很小，打在三楼的窗户上，声音很轻。不像在村里那样噼里啪啦地砸瓦片，这里的雨打在玻璃上，声音软绵绵的，像用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
他睁开眼睛。透过窗帘的缝，能看见外面的玻璃，玻璃上的雨水一条一条地往下淌，弯弯曲曲的，像爬虫爬过的痕迹。
他想起来，从前在老家的时候，下雨天老伴儿总说“雨在敲窗”。后来她不说了，但她仍然会在下雨的时候停下手里的活，坐着不动。再后来，她彻底不动了。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那天早上她起床，去灶房烧火。他听见灶房里砰砰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响，像什么重东西掉在地上。他跑过去，看见她趴在地上，灶膛里的柴火烧了一半，落在外面，在泥地上嗞嗞地闪着火星。他把她扶起来，她的身体软塌塌的，关节没用了。他叫她的名字，她不应。他去掐她的人中，掐出了一个印子，她还是不应。
后来他把她抱到床上，盖好被子。被子和从前一样，棉花打了结，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他把厚的地方给她盖上了。
那个夜里下雨了。雨打在窗户上，声音不重，但隔一会儿来一下。他坐在椅子上，双手交握着，看着窗户。窗户上全是水，看不清院子，看不清枣树。他就那么看了一夜。没有掉眼泪，但是天亮的时候，他眼眶周围的脸上的皮肤紧得很。
他没有告诉建国。他让村上的人帮着办的事。埋在后山，枣树移了一棵过去，也算个记认。
现在他躺在行军床上，听着这轻轻的雨声。这里是三楼，雨的声音和村里不同，不是那种敲击的、有力的声音，而是呢呢喃喃的，不那么真切。雨水轻轻敲着窗，这声音他熟悉，从前的多少夜里，就是听着这样的声音睡去的。只是那时候她在旁边呼吸着，被子会微微起伏，有时候她在梦里会发出一些含混的声音，像是在说话。现在没有了。
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放在胸口上。手是干的，指甲缝里还是有点泥，那是昨天帮忙收拾晒场时沾的。他把手指头攥了攥，又松开。
第三天，他走了。建国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一袋东西，是营养品。李福贵接过来，但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那个袋子夹在胳膊底下，布袋子夹得更紧些，里面是空了的装花生的袋子。
他上了车。车发动了，建国还站在车站的雨棚底下，水泥柱挡着他半边身子。车往前走的时候，他抬起手，挥了一下，很快又放下了。
李福贵坐在车上，看着窗外。雨一直没有停，打在走道旁的窗玻璃上，那声音轻轻的，像是要跟你说点什么，却又听不分明。
车外面是田地、房子、树。房子是新盖的，墙是红的，瓦是灰的。树很小，新栽的，撑着木桩。这些和老家不一样，老家的房子是土墙，瓦是黑的，树是老树，枣树那么粗了，不用木桩撑着。
车开了两个小时，到了镇上。他下车，上了另一趟车。这趟车上人少，他在前面坐下了。
车上坐在他旁边的也是一个老人。老人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老人点点头，没再问了。
车子摇摇晃晃地走。雨越来越小了，窗玻璃上的雨点稀稀拉拉的，敲在上面的声音越来越轻，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雨把车窗洗了一遍，又停了。车窗外面的山头先是浓的，后来越来越淡，最后只剩下轮廓。
李福贵到了村口，天已经快要黑了。他下了车，站在村口看了一会儿。天上还有一点亮，但是云很厚，把最后那点亮也遮住了。
他往村里走。水把路上的泥泡松了。他走得很慢，水还是溅到了裤脚上。路两边的人家亮着灯，灯光是黄的，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路上，照出一个一个的方块。
他走到家门口，推开门。院子里的枣树站在那里，枝条上挂着水珠，风一吹，水珠落下来，打在泥地上，噗地一声。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院子。把门关上。院子里只剩下雨后的水珠偶尔从屋檐跌落的声音。
他先在门槛上坐着，看着枣树，看着泥地，看着屋檐滴水。肩膀靠着他经常靠的那一边门框，那个地方的木头已经磨得发亮了。
后天他就又要去田里了。田里的稻子该收了，镰刀要磨一磨，他明天磨。收完稻谷，还要晒、装袋。冬天之前，要把院墙补一补，那个豁口越来越大，再不补，野狗会钻进来。
他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想了一遍，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他用手在膝盖上揉了揉，走进灶房。他打开锅盖，锅里是空的，他舀了一瓢水倒进去，又蹲下来，往灶膛里塞了一把干草。
火光映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微微地眯着，火光照着他的瞳仁，瞳仁里有两团跳动的火焰。火光在他脸上晃着，晃得非常慢，像是水面上被风吹起的波痕。只是轻，一下，轻一下，又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