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下的根
陈树生是在1978年春天满的十一岁。那天他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走到村口，风里有股甜味。他吸了吸鼻子，看见路边的老槐树开了花。白花花的一串一串挂在枝子上，细碎的花瓣被风吹得摇来摇去。他抬手擦了擦鼻子，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家走。
院子门开着，他爹蹲在檐下磨镰刀，磨石上水浆往下淌，白浆浆的。他娘在灶屋里烧火，烟气从门口漫出来。
“回来了。”他娘说。
“回来了。”他说。
他把书包卸下来搁在门槛上，去水缸边舀了瓢水喝。水凉，牙齿根发紧。
“槐花开了。”他说。
他娘没应声。灶膛里的火轰隆隆响。
“村里那棵老槐树，花全开了。”他又说。
“闻到了。”他娘说，“一早就闻到了甜味。”
他爹把镰刀举起来，刀口亮晃晃的对着光看了看。他爹的手黑，指节粗，指甲缝里全是泥。看完又把刀放回磨石上，继续磨。嚯嚯嚯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晚饭是红薯稀饭，一碟咸萝卜条。他娘把碗摆上桌，三只碗，三双筷子。他爹洗了手坐下，端起碗就喝。稀饭烫，他爹咂着嘴，吸溜吸溜的。陈树生夹了根咸萝卜条咬得咯嘣响。
“明天你跟我去城里。”他爹说，眼睛看着碗。
陈树生说：“去城里做啥。”
“干活。”
“不上学了？”
“不上。”
他爹没再说话。他娘也没说话。碗筷碰着碗沿叮叮当当的。陈树生把稀饭喝完，碗底的稀汤他用筷子刮了刮，刮进嘴里。然后他去院子里洗了碗，水冰凉，手冻得通红。洗完他把碗搁在灶台上，去看他那本翻烂了的算术书。他爹说了一句“别看了”，他就合上了。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跟他爹出了门。村口的老槐树黑乎乎地立着，风一吹，花瓣落了些下来，白白的铺在路面上。他踩着花瓣走过去，脚底下软软的。走到村头拐弯的地方回头看了一眼，那些白花花的串子还在风里晃着。
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到县城，又转了一趟公共汽车。车厢里全是人，挤得脚都站不稳。陈树生被他爹夹在腋窝底下，脸蹭着他爹工作服上的水泥灰，鼻子里全是灰味儿。汽车颠了一路，他胃里翻了几回酸水到嗓子眼，又咽回去。
他们在县城边上一个工地上干活。搬砖。砖头是新出窑的红砖，一块块码在推车上，推到脚手架底下，再一块块往上递。砖头粗糙，才搬了半天，陈树生的手指头就磨破了皮，血珠子渗出来，印在红砖上，干了就看不出颜色了。他爹看见了，没说话，晚上回到工棚，扔给他一副旧线手套。手套太大，戴上松松垮垮的，搬砖的时候还是磨，但磨的是手套不是肉。
工地上干活的人多，都是附近村子来的。晚上挤在工棚里睡觉，一人一个铺位，铺上是稻草垫子，盖的是自己带来的被子。人一多，棚子里什么味儿都有，汗味，脚臭味，劣质烟叶味。陈树生睡在最里头靠墙根的位置，夜里老鼠从墙洞里钻出来，从他肚子上跑过去，他醒了，听了一会儿老鼠啃木头的声音，又睡过去。
干了大半个月，第一次拿工钱那天，他爹带他去吃了碗面条。面条摊在马路牙子上，矮桌子矮凳子，面是手擀的，浇了肉臊子，几片青菜叶子。陈树生吃了一口，烫得哈气。他爹吃了一口，说：“咸了。”然后两人都没再说话，呼噜呼噜把面条连汤喝得干干净净。
吃完往回走，路过一棵槐树，也是满树白花。风一过，甜丝丝的味儿飘过来。陈树生停了一步，他爹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赶紧跟上。
1981年，陈树生十四岁。他爹在工地上让一根掉下来的钢管砸了腰，躺了三个多月才爬起来。那三个多月，家里全靠陈树生。他天不亮就起来，走四里地去另一个镇的砖瓦厂搬砖，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晚上回来的时候腿都抬不动了。吃饭的时候端着碗，筷子夹着夹着就掉在桌上，他娘捡起来在衣服上蹭蹭递还给他。
他爹躺不住，刚能下床就又上了工地。但腰不行了，弯下去半天才能直起来。以前他搬水泥袋子，一袋一百斤，扛上就走。现在不行了，搬一袋要歇一回，喘气声粗得跟拉风箱一样。工头看了几回，月底结工钱的时候说：“老陈，下个月你别来了。”
他爹没说什么。回来的时候路过村口老槐树，他站在树下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槐花早谢了，树上只有绿叶子沙沙响。
第二年他爹在另一个工地上找到了活，打杂，工钱比之前少一半。
陈树生十六岁那年，他娘生了一场病，发烧烧了一个礼拜，脸都烧黑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打了几天针不管用，后来借了辆板车把人拉到镇上的卫生院，住了三天。
住院花了一百零六块钱。他爹把压箱底的积蓄全掏出来，又借了邻居二十七块，才凑够。
出院那天，他娘坐在板车上，他爹拉着车，陈树生在后头推。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板车颠一下，他娘就皱一下眉。一路三个人都没说话。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他娘进了屋，看着灶台上的锅，站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烧火做饭。他爹去还板车。陈树生站在院子里，看见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和天边最后一点亮光混在一起，黑沉沉一片。
1985年，陈树生十八岁。他已经换了四个工地，搬过砖，拌过水泥，扛过钢筋，刷过油漆。手里的老茧一层叠一层，摸上去像砂纸。他从不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哪里工钱高去哪里。他爹问过一次，他说：“砖搬腻了。”他爹就没再问。
那年春天他去了邻县的一个工地，离家用一泡尿的功夫形容是远了些，实际上要坐四个小时的车。他住工棚，一个月回去一趟。回去的时候带钱，交给他爹。他爹接过来数了数，抽出几张给他，又递给他娘几张，剩下的自己放进枕头底下的布袋子里。
有一次回去，正赶上槐花开。他下了车往村里走，远远就闻见那股甜味。他吸了口气，觉得嗓子眼里都是甜的。走到村口，看见他爹坐在老槐树底下，背靠着树干，眼睛眯着，像是睡着了。他走过去，他爹睁开眼，看见是他，说：“回来了。”
“回来了。”他说。
他爹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陈树生才看见他爹的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他没有说什么，跟在他爹后头往家里走。
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要走。他娘一早起来烙饼，是玉米面和白面掺着烙的，硬，嚼起来费牙。给他装了五张，用报纸包着，又拿一根秸秆捆好。
他出门的时候，又闻到那股槐花香。甜，浓，像糖水泼在空气里。他走了半里地，回头看了一眼，看见老槐树还在那儿，白花花一片。
1992年，陈树生二十五岁。他在市里的一个建筑队上干活，砌墙。泥瓦刀拿在手里，砍砖头，抹水泥，一块块往上砌。手底下快，砌得直，工头看重他，让他带两个小工。他说话少，该干活的时瞪一眼小工也就乖了。
那几年他晒得黑，瘦，颧骨高，眼睛凹。吃饭快，不说话，吃完了碗筷往水龙头底下一涮就完事。晚上别人打牌他去不去，躺在铺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纸角塌下来，上头印的字他认得——他念到小学五年级，认识的字够他看报。但他不看，就那么盯着，眼睛一动不动。
那年秋天他爹死了。死得突然，早上还去田里转了转，回来坐在门槛上喝了碗稀饭，说有点累。中午他娘去叫他吃饭，叫不醒。村里的医生来了，翻翻眼皮说不行了，心梗。
陈树生接到的电话打到镇上邮电局，邮局的人骑自行车来通知的。他赶回去的时候，他爹已经装殓好了，躺在堂屋的木板子上，身上盖着白布。他娘坐在旁边，眼睛是干的，手不停地揉搓衣角。
他走过去，掀开白布看了一眼。他爹闭着眼，脸蜡黄，嘴闭得很紧，像是在忍什么。他又把白布盖上，站了一会儿，去院子里抽烟。
出殡那天下了雨，不大，细蒙蒙的，把土路上的石子打得发亮。抬棺材的四个人踩着泥水往外走，陈树生走在最前头，手里端着遗像。相片是他爹二十年前拍的，黑白，穿着件深色的褂子，表情硬邦邦的。
下了葬，土填回去，新坟鼓起一个包。他娘站在旁边，雨把她的头发打湿了，贴在额头上。她没说话，也没哭，只是站着看那个土包。
人都散了，陈树生和他娘往回走。走到村口，又是那棵老槐树。花早谢了，树上光秃秃的只有叶子。他娘停了一步，说：“你爹在的时候，年年槐花开的时候都要站在这里看一会儿。”
陈树生没说话。他娘也没再说下去。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家门。
他爹死了以后，他娘一个人住。陈树生还是在外头干活，一个月回去一趟。他娘瘦了，头发全白了，但手脚还算利索，自己种点菜，养几只鸡。
他说：“跟我去市里。”
他娘说：“不去。这里好。”
他没有强求。每次回去，带些米面油盐，有时候带一块肉。他娘把肉切了片，炒青椒，两个人一人一半，吃得碗底子都是油。
1996年，陈树生二十九岁。他结婚了。对象是在工地上做饭的女人介绍的，女方是他同乡的姑娘，也在市里打工，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两人见了一面，觉得合适，就领了证。没办酒席，就在租的房子里做了一桌子菜，叫了几个一起干活的人吃了顿饭。
他媳妇叫赵秀芳，比他小三岁，个子不高，脸上有雀斑，手糙，说话声音粗。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凶，笑起来一口白牙，倒也不难看。她不怕苦，下了班回来还给陈树生洗衣裳做饭。两个人在那间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里住了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生下来的时候，陈树生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夜。孩子早产，在保温箱里放了半个月。那半个月他一边上工一边往医院跑，瘦了十斤。后来孩子好好的，他抱在手里看，小小的一个，脸皱巴巴的，眼睛没睁开。他看了一会儿，把孩子还给赵秀芳，说：“我去买奶粉。”
奶粉贵。他加了班，砖砌得更快，墙也砌得更多。手上磨出新的茧，旧的破了，露出里面的红肉，他不管，手套破了也不换，拿橡皮膏缠缠继续干。
儿子三个月大的时候，他抱回去给他娘看。他娘接过来抱了一会儿，说：“像你爹。”
陈树生看了看孩子的脸，看不出哪里像。但他没说。
那天走的时候，槐花正开着。他娘抱着孙子站在老槐树底下送他们。赵秀芳把孩子接过去，他娘空着手垂下来，风把她的白发吹得盖住了半张脸。车开了，陈树生从窗户里望出去，看见他娘还站在那里，人越来越小，最后老槐树遮住了她。
2003年，他爹死了十年了。陈树生三十六岁。儿子上小学二年级。他还是在工地上干，砌墙，抹灰，刷涂料。赵秀芳还是踩缝纫机。儿子在学校成绩不算好，但也不调皮，放学回来自己写作业，写完了就趴在窗口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
他娘的身体不行了。那年冬天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赵秀芳把缝纫机停了回去照顾她。端屎倒尿，擦身翻身，喂饭喂药。他娘不爱说话，但有一回拉着赵秀芳的手，攥得紧紧的，嘴动了动，啥也没说。赵秀芳也啥没说，拍了拍她的手背。
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回去。他娘瘦得只剩下骨头，脸深深地凹下去，眼睛浑浊，看不清楚人。问他，她说：“看清楚，看得清楚。”但吃饭的时候筷子老戳到桌上。
正月初三那天，天晴，太阳照得暖和。他娘说想出去坐坐。陈树生把她抱到轮椅上——轮椅是跟村里一户人家借的——推到她常去的那棵老槐树底下。那槐树冬天光秃秃的，枝杈像骨头一样伸向天空。他娘眯着眼看着树，看了很久。
“你爹那年……”她说，说到一半停下来。
陈树生等着，但她没有再往下说。
又坐了一会儿，他娘说：“回吧。”
他把娘推回去，抱回床上。他娘闭着眼，呼吸很轻。
初六那天，他娘没醒过来。赵秀芳去叫她吃早饭，叫不醒。陈树生走过去，摸了摸他娘的脸，凉的。他把手缩回来，站了一会儿，出去给村干部打电话。
丧事办得简单，他爹死的时候还下了雨，他娘死的时候是个大晴天。抬棺材的人说，老太太有福气，挑了个好天气。
下了葬，土填回去，新坟挨着老坟。陈树生站在两个坟前看了看，拍了拍手上的土，回去收拾他娘的遗物。
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两条被子，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是她年轻时候的衣裳，叠得整整齐齐，底下压着他爹当年送她的银镯子，黑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还有一张相片，黑白的，是他爹年轻时候照的那张。相纸发黄了，边角卷起来。
他把银镯子和相片包在手帕里，放进自己口袋。
出去倒垃圾的时候，他看见院子角落里那棵小槐树——是他爹有一年随手移栽的苗，一直没长多高，他娘在的时候没事就浇浇水，现在枯了半边的枝干上，树皮干裂，看着像是死了。
2008年，陈树生四十一岁。奥运会那年，北京城里到处都是人。他还在工地干活，盖了一栋又一栋楼。那些楼从他手里长起来，砖是他砌的，墙是他抹的，可他从来没想过住在里头是什么滋味。
他儿子上了初中，成绩还是不好不坏。赵秀芳脸上皱纹多起来，眼角往下耷拉，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更凶了。但人爽利，厂里从计件改成计时的工资，她反而不如以前挣得多，也没说什么，还是每天早出晚归。
那一年春天槐花开的时候，陈树生回了一趟老家。村里的老槐树还在，花还是开得密密匝匝的。他走过去，树干比从前粗了一圈，树皮裂得更深了。站在树底下抬头看，白花花的串子晃人眼。
一阵风吹过，花瓣簌簌往下落。有几瓣落在他肩膀上，他拿下来看了看，又扔了。
他在村里走了一圈。他家的老房子还在，院门上挂着锁，没人住。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的蒿草长得有半人高。磨刀石还在廊下，半截埋在土里。灶屋的门歪歪斜斜地敞着一条缝，里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又走回老槐树底下，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来抽。
村里一个认得的老人路过，看见他，说：“树生，回来看你爹妈啊。”
他说：“嗯。”
老人说：“坟头草不深，没什么事。”
他说：“好。”
老人又说：“你爹当年长在这里的时候，年年槐花开了总念叨，说这棵树年纪比他爷爷还大。也不知道他在念叨啥。”
陈树生把烟抽完，烟头摁在土里碾灭了，站起来，看着那棵树。
树太大了，花太多了。风一来，香气浓得人心里堵。
他去坟地看了看。两个坟包挨在一起，坟前的草拔了拔，露出新鲜的土。他站了一会儿，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他经过一个小杂货铺，买了两块钱的馒头，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吃。馒头凉，硬，咬下去全是面疙瘩。他慢慢嚼，嚼完了把掉在裤子上的碎屑捡起来吃掉。
夜里他坐上了回去的班车。车窗外黑漆漆的，偶尔有路灯亮一下，又暗下去。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野地的土腥味。
2015年，陈树生四十八岁。儿子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说要出去打工。陈树生没拦。儿子去了南方，在电子厂做流水线，一个月休两天，打电话回来，说食堂的饭难吃，说流水线上有个女孩不错。陈树生听着，说：“好。”
赵秀芳在旁边抢过电话，问长问短。
挂了电话，两个人坐在出租屋里。屋子比从前那个大了些，十五平米，有独立的厨房，但还是在工地附近的城中村里，窗户外面的巷子窄，对面楼的墙上糊满了油烟的污渍。
陈树生这几年腰也开始不好了，站久了疼。砌墙的时候要歇几回，不像从前一口气干一天。工头换了两茬，现在这个比他小十岁，客客气气的，但他知道这碗饭吃到头了。
他开始在工地上打打零工，什么活都干。新来的工友叫他老陈，他点点头。
赵秀芳今年踩不动缝纫机了，眼睛不好使，针脚踩不直，厂里把她调到仓库去理货。工资又少了一截。
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挣的钱，交完房租水电，买完米面油盐，还能剩下一点，存着。儿子有时候寄钱回来，他们不收，让儿子自己留着。
冬天的时候，赵秀芳买了毛线，给儿子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一个冬天织了两件，寄过去。儿子拍了张穿着毛衣的照片发过来，赵秀芳看了好久，一只手在手机屏幕上摸来摸去。
“像你。”她说。
陈树生凑过来看一眼，没看出来哪里像。
2023年，陈树生五十六岁。他回到了村子里。工地的活干不动了，城里租房也贵，他和赵秀芳商量了一下，就搬回来了。老房子整了整，野草拔了，墙上糊了层新泥，灶屋的锅台重新砌了一下。赵秀芳在院子里种了些菜，种辣椒种小白菜，长得好，吃不完了就晒成干菜收起来。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比从前更老了，树身上一个大洞，能塞进去一个小孩的脑袋。树枝有些枯死了，但活着的那半边每到春天还是照样开花。花开得比以前少了，稀稀拉拉的，不那么密。但风一吹，那股甜丝丝的味儿还是照旧飘过来。
陈树生每天早上去地里转转，回来坐在家门口编竹筐。竹子是后山砍的，青竹篾子在他手里翻来翻去，手指头虽然糙，但编出来的筐子还是周正。赵秀芳说他闲不住。
儿子过年回来过一次，带了女朋友，浙江人，说话他有些听不懂。那女孩见了他们也没怎么说话，就是坐了一会儿，吃了顿饭。儿子走的时候说，明年差不多要结婚了。陈树生说：“好。”
夜里赵秀芳说：“结婚咱得出点钱。”
陈树生“嗯”了一声。
赵秀芳说：“不知道够不够。”
陈树生说：“有多少出多少。”
第二天他把编好的竹筐拿到镇上去卖，卖了八十块钱。他把钱放进枕头底下的布袋子里。
有一天傍晚，他坐在院子里抽烟，赵秀芳在灶屋里炒菜，锅铲碰着锅沿叮叮当当响。烟抽到一半，一阵风从村口那边吹过来，他闻到了那股熟悉的甜味。槐花又开了。
他站起来，走出院子，沿着那条走了几十年的土路往老槐树那边去。路两边的人家有些换了新房子，有些还是老样子，门窗歪斜着。狗趴在门口，看见他，懒洋洋地摇摇尾巴。
走到老槐树底下，他抬头看。花不多，但还是白花花的，挂在那半枯的枝头上。花瓣被风吹落了几片，落在他灰白的头发上。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蹲下来。不是累了，是想蹲一蹲。他点了一根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和花香混在一起。地上是落下来的槐花，碎碎的白白的一层。有个蚂蚁拖着花瓣往树根的方向爬，他用烟头在蚂蚁前头画了个圈，蚂蚁绕开了，继续爬。
烟抽完了，他把烟头摁灭在土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膝盖骨咯吱响了一声。
他往回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赵秀芳端着一碗菜从灶屋里出来，说：“喊你半天，人呢。”
他说：“出去转转。”
赵秀芳把筷子往桌上一搁，说：“牙疼，今天炒的辣椒不辣，你尝尝。”
他坐下来，端起碗。筷子夹起一筷子辣椒炒肉丝，嚼了嚼，说：“咸了。”
吃过饭他去洗碗。水龙头开得小，水细细地流。赵秀芳在旁边择菜，把烂叶子掰下来扔进垃圾桶，好叶子放进盆里。春夜的蚊子开始多起来，嗡嗡嗡地在耳朵边飞，她抬手扇了扇，继续择菜。
陈树生洗完了碗，把它们一个个扣在灶台上的沥水篮里。然后他去院子里站着，望了望天。天黑透了，几颗星星淡淡的连成一条线。
微风从槐树那边吹过来。
甜丝丝的。
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他放了学回来，风里突然多了这种味道，他吸了吸鼻子，跑回家告诉他娘，槐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