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的骨头
陆德胜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撕日历。
他用的是一本供销社柜台上的那种老式日历，红色塑料皮，封面上的烫金字已经掉了一半，只剩下一个“历”字还挂着。日历挂在床头那面墙上，墙是土坯墙，久了，挂历的地方灰皮鼓出来一块，远处看像一个人鼓着腮帮子。
他撕日历不用看，手一伸就够到，拇指和食指捏住纸边，从左往右拉，拉出一道斜的裂口。纸是薄的，涩的，撕下来有声音，不脆，是闷闷的“嗤”一声，像撕一块布条。
撕下来的那一页，他叠两下，塞进裤子口袋里。
这是1986年的二月。他四十七岁，在镇上铁工厂干活，做翻砂。活不重，也不轻，是那种你做了二十年后说不出轻也说不出的活的活。
早上六点，他叠好被褥，被褥是蓝格子布的，洗得发白，布面上有一个洞，是去年冬天烟头烫的。他看了一眼那个洞，想起自己还欠街上王裁缝八毛钱，缝被褥的钱。想了，然后就不想了。他去灶房，从水缸里舀一瓢凉水倒进锅里，生火，火起来后往锅里扔一把小米。小米在锅底铺开，像一天的日子铺开了等着他。
等粥熟的工夫，他蹲在门槛上吃一个冷馍。馍是昨天剩下的，硬了，咬一口掉渣。他用左手接着渣，渣掉在手心，攒多了，一仰手倒进嘴里。脚跟前有一溜蚂蚁从砖缝里爬出来，又爬进去。他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想。
粥的香味从灶房里飘出来，是一种淡淡的焦味，锅底糊了一点。陆德胜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把烟叼在嘴里，进去盛粥。
吃完早饭，他推着自行车出门，车是大金鹿，链条松了，骑起来嘎啦嘎啦响。他骑着车经过镇上的粮站、供销社、派出所，到了铁工厂。厂门口的马师傅在扫院子，看见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就算是打了招呼。
翻砂车间是个大敞间，顶是石棉瓦的，透光的地方有好几处，太阳照进来，在地上打出一条条亮杠。空气里有铁锈和焦炭的气味，还有汗水在高温下蒸发后留下的咸腥味。陆德胜换了工作服，工作服是蓝色的，洗得看不出颜色了，袖口磨毛了，右边口袋撕了个口子，能伸进去两只手指。
他走到砂箱前，开始干活。
活是这样：把砂填进木框里，用铁锤捣实，再把木模取出来，浇铁水。铁水从炉里流出来的时候是橘红色的，能照人的脸。陆德胜的脸上被铁水烤得发干，颧骨上的皮起了白屑，像霜。他不擦，因为擦了也没用。
十一点半的时候，妻子刘桂兰来了。
她没有进厂，站在厂门口的铁栅栏外面，手里提一个布口袋。陆德胜看见了，放下铁锤，在裤子上蹭了蹭手，走出来。
刘桂兰把布口袋递过来，说：“饼。”
陆德胜接过来，口袋是热的，软和的，他闻到了葱花味。
“你吃了？”他问。
“吃了。”刘桂兰说。
她站着，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然后嘴唇又合上了。
“我走了。”她说。
“哦。”他说。
她转身走了。背影在土路上变小，变成一个蓝灰的点。陆德胜站了一会儿，也转身回去，拿出饼来吃。饼里夹着炒鸡蛋，炒老了，有褐色的锅巴，咬起来硬硬的。
下午继续干活。
到四点的时候，车间主任老孙走过来，手里拿一个本子，说：“老陆，这个月的工钱明天发。你上次的借条扣过，到手还有四十二块七。”
“哦。”陆德胜说。
老孙把本子合上，走了。陆德胜把铁水浇完，关了炉子。炉子关了之后，车间的温度慢慢降下来，有风吹进来，带着铁锈味。
下班了。
他骑着车回家，经过粮站的时候，进去秤了十斤棒子面、五斤米。粮站的老周给他开票的时候，说：“老陆，你上次那袋子面吃了没，都发虫了。”
“筛了，不碍。”陆德胜说。
老周摇摇头，把票递给他，他又补了一句：“筛出来的虫喂鸡。”
回到家，刘桂兰在灶房里切萝卜。萝卜是青皮的，切下去的时候咯吱咯吱响。她听见自行车的声音，探出头来，说：“架子上的衣服我收了。你换下来的在板凳上，明天洗。”
“哦。”
他进去换了衣服，把口袋里的日历纸掏出来，和昨天的放在一起。床头有个饼干盒子，铁皮的，外面是印着寿字的红花图案，里面装满了叠好的日历纸。从元旦开始，今天是二月十七号，里面应该有四十八张。他用手扒拉了一下，感觉厚度是对的，没有数。
日历纸的作用，是卷烟。
烟丝是从镇上老黄那里买的散烟丝，三毛钱一两，够抽半个月。卷烟的时候，把日历纸裁成三指宽的条，放上烟丝，卷紧，用吐沫粘住边，就成了。日历纸薄，烧得快，一支烟五六口就抽完了，抽完嘴里发干，发麻，陆德胜习惯了。
吃晚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灯泡是四十瓦的，悬在桌子上方，光打到碗里的棒子面粥上，粥呈现一种灰黄的颜色。桌上还有炒萝卜丝，一碟咸菜。陆德胜吃了一碗粥，又盛了半碗，把剩下的萝卜丝倒进碗里拌了。刘桂兰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嚼萝卜的时候能听到脆生生的声音。
“菜咸了。”刘桂兰说。
“嗯，”陆德胜嚼着，咽下去，才说：“下回少放盐。”
吃完，刘桂兰收拾碗筷，陆德胜到院子里抽了一根烟。
院子里没有灯，只有星星。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看天上的星星，星星一颗一颗的，亮着，不在一个方向。他看了一会儿，手里的烟烫了一下手，他扔了烟头，用脚踩灭。
回来的时候，经过厨房门口，看见刘桂兰在洗碗，背对着他，肩膀一动一动的。她的头发扎一个髻，后颈上有一片晒黑了，发际线上还沾着面粉，白的。
他走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陆德胜还是先撕日历。
撕完了，叠两下，放进口袋。
这一页上印的是农历正月三十，宜：祭祀、裁衣、经络。忌：出行、置产。
他没看。
早饭还是小米粥，冷馍。吃完骑车去厂里。
发工资了。四十二块七，全是对折的票子，纸捻在中间扎了个眼。陆德胜把票子叠齐，放进口袋里，口袋里有日历纸，票子和日历纸挤在一起，鼓出一个包。
中午他吃了刘桂兰带来的饼，饼里还是一样的炒鸡蛋，凉了，但不硬。
下午下班之后，陆德胜去镇上供销社买了东西。买了盐、火柴、一块肥皂，还有一包蜡烛。付钱的时候，柜台上女售货员在嗑瓜子，瓜子皮吐在地上，他数钱数得慢，女售货员的手停在半空中等着他，没有说话，但脸上已经没什么表情了。
他把找回的零钱用手帕包好，塞进内衣口袋里。
骑车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春天的风还是凉的，吹在脸上，眼眶位置发干，像是被什么东西扯着。
推开门，屋里没开灯。
他喊了一声：“桂兰。”
没人应。
他把车棚好了，走进堂屋，摸到灯绳，拉了一下。灯泡闪了闪，亮了。堂屋里没有人，桌上有碗，用纱网罩着，碗里是晚上要吃的东西，还没凉透，纱网顶部冒着一丝丝热气。
他站了一会儿。
“桂兰。”他又喊了一声。
灶房的门关着。
他走过去推开门，灶膛里的火还亮着一点，照得灶房半明半暗。刘桂兰坐在灶台跟前的小凳子上，身体靠着墙，头偏到一边，手里还拿着火钳。
火钳掉在地上。
她的眼睛半睁着。
眼眶位置有水。
脸上的皮肤松了。
嘴唇的颜色变了。
陆德胜看了她一会儿。灶膛里的火星子跳了一下，然后慢慢暗下去。
他蹲下来。
把手放在她脸上试了一下。脸是凉的。
他把她手里的火钳捡起来，放回到灶台上。然后站起来，走到堂屋，拉开灯绳，又拉了一下。灯泡灭了，然后又亮了，闪一截，又亮了。
他在门口站了半分钟。
然后回来，把刘桂兰从凳子上抱起来，抱进堂屋，放到床上。床是他们的床，蓝格子被褥叠着，还是早上叠的样子。他把被褥展开，盖在她身上。
她的脚露在外面。
脚上没有穿鞋，穿的是毛线袜子，灰色的，脚后跟有一个洞。陆德胜把被褥往下拉了一点，把脚盖住。
然后又拉上。
又拉开。
他站着，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拿起门后的扫帚，开始扫地。
地上没有需要扫的东西。他站在屋子中间扫了一遍，又扫了一遍，扫帚擦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像砂纸擦铁皮。
扫完了，他把扫帚放回门后，走出门，站在院子里。
天黑透了。
云遮住了星星。风吹过来，院子里的枣树叶子响了响，又停了。他站在枣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屋。
第二天，他还是撕了日历。
日历的纸在手指间拉出一道裂口，嗤的一声。
他把叠好的纸塞进裤子口袋里，口袋里有昨天的工资，有四十二块七，他去摸的时候，票子在，纸也在，挤在一起，鼓出一个包。
他没做早饭。他去灶房，把昨晚她没做完的火钳拔出来，放进桶里。灶膛里还有没烧完的柴，焦黑的，一头红一头黑，他看了一眼，然后舀了一瓢水泼进去。水浇在热灰上滋啦响了一声，灰扬起来，又落下去。
他去堂屋，在刘桂兰跟前站了一会儿。
被褥上还是昨晚那个样子。
她的头发露在外面，髻散了，头发铺在枕头上，黑的，黑的里面有灰的。
他转头走了。
他去找了居委会。
居委会是两间平房，门口挂一个木牌，白底红字，字上新刷过漆。居委会的马主任在屋里喝茶，看见陆德胜进来，放下茶缸，说：“老陆，你怎么来了，不上班？”
“桂兰走了。”
马主任愣了一下，嘴张开又合上，然后说：“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昨天？”
“晚上。”
马主任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帽子戴上，说：“走，去看看。”
两个人往回走。马主任走得快，陆德胜在后面跟着。路上有人跟马主任打招呼，马主任都嗯嗯地应着，没停。
到了陆德胜家门口，马主任摘下帽子，低头走进去。在堂屋里看了一会儿，又出来，站在院子里，抽出一根烟，递给陆德胜。
陆德胜接过来。两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烟在空气里弯上去，散开。
“你丈人家里，得报个信。”马主任说。
“下午去。”
“手续我去办。”马主任说，“你回头把证明开了。”
“什么证明？”
“派出所，得有人来验，验过了，开死亡证明。”
陆德胜哦了一声。
中午，马主任走了。陆德胜把自行车推出来，骑上去，出镇子往西骑，骑了四十里路，到刘桂兰的娘家柳庄。刘桂兰的爹刘老汉在院子里劈柴，看见他来，停下斧头，说：“来了。”
“桂兰走了。”陆德胜说。
刘老汉手里的斧头还举着，动作停了一瞬，然后又劈下去，木头裂成两半，掉在地上，蹦出一块小木片，打在陆德胜的脚面上。
“啥病？”刘老汉问。
“不知道。”
“不知道？”
“回来的时候她就坐在灶房里，靠着墙，手里拿着火钳。身子凉了。”陆德胜说。
刘老汉不说话，低着头，把劈好的柴禾捡起来，码在墙边。码了一排，又码一排。柴禾垛已经够高了，他还是往上面堆，手稳着，不抖。
刘桂兰的娘从屋里出来，耳朵背，没听清什么事，站在门口说：“吃了没，没吃进来吃。”
没人应她。
她看气氛不对，不问了，靠着门框站着。
刘老汉终于开口了：“那，你先回去办，办的时候我去。”
“明天。”陆德胜说。
“嗯。”
陆德胜转身走了。推着车走了几步，刘老汉在后面说：“她抽屉里还有一包东西，是去年她娘给她的红枣，你带回去。”
他没停。
他也没拿红枣。
骑回镇上，天又暗了。他经过铁工厂门口的时候，厂门已经关了，老马在门卫室吃饭，隔着铁栅栏对他挥了挥手，他没有挥回去。
到家，开门，拉灯绳，灯泡亮了。
他掀开纱网，碗里的东西还在，是白菜炖粉条，汤已经干了，粉条糊在碗底，干结了。
他没吃。
他坐在床沿上，旁边是刘桂兰。灯照着，她的脸枕在枕头上，眼睛还是半睁的，嘴角有一点向下，像在做一个什么梦。他的手抖了一下，去试了一次，还是凉的。
躺下来以后，他睁着眼睛看房顶。房顶是报纸糊的，报纸泛黄了，上面一行大字，写的是“加快四个现代化”，下面有小字，看不清。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起床。
他去撕日历。
手伸到日历跟前，撕住纸边，从左往右拉。纸裂了，然后是塌的一声——钉子在土墙上吃不住了，整本日历掉在地上，红色塑料皮砸在土疙瘩上，闷闷一响。
他把日历捡起来，拍掉上面的土。日历没有摔散，塑料皮上又多了一条裂纹。
他把塑料皮整了整，撕下今天的那一页。
还是叠两下，放进口袋。
没人送饼了。
他自己烙了一张饼，油放多了，面糊摊不匀，锅里起泡，饼的边上发黑，中间还是生的。他将就吃了。吃完推车，去派出所。
派出所是新盖的三层楼，外墙是白色的，还没干透的墙面上有水滴的印子。户籍室在一楼，门是虚掩的，陆德胜推门进去。屋里坐着一个年轻的民警，肩章是两条杠，没有星。
“什么事。”民警问。
“开死亡证明。”
“谁。”
“我女人。刘桂兰。柳庄人，三十九，昨天死在屋里了。”
民警打开抽屉，拿出一叠空白表格，抽出一张，放好复写纸，开始填。他问得很细：出生年月、籍贯、户口、住址、死在哪里、几点。陆德胜一个个答，有时答不上，他就看着表格等着。
“死因。”民警说。
“不知道。”
“不知道？”
“回去的时候人就靠着墙，身上凉了。”陆德胜说。
民警把笔搁下来，看着他，看了两秒，说：“那得找人验。”然后他把表格往前推了推，说，“你先把这个填完，下午叫法医跟着去。”
陆德胜把表格看了几遍，他不会写字。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印泥，伸出右手食指在印泥上摁一下，然后摁在表格右下角。指印是圆形的，红红的，有螺旋纹。
民警把表格拉回来，看了一眼指印，又看了他一眼，然后盖了个章。
“你下午在家等着。”
“嗯。”
他走出派出所。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照在街上，地上有水洼，是昨天的积水，映出天的颜色。他骑上车去铁工厂。
到了厂门口，老孙在门口等着他，手里捏着帽子，看见他来，把帽子往头上戴，没戴好，又摘下来。
“老陆，你这——你家里的事我听说了。你先回去处理，活我找小周顶几天，不急。”
“晌午有法医来。”陆德胜说。
“那你回去等着。”老孙拍了拍他的肩，手在他肩头上留了两秒，然后拿开了。
陆德胜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骑车往回走。经过供销社的时候，他进去买了一包烟丝，一瓶白酒。售货员换了一个男的，不认识，找钱找得很快。
他回家。把酒倒进一个搪瓷缸子里，端起来喝了一口。酒是烧的，进了喉咙一路热下去，然后又在肚子里返上来，变成一种酸痛的感觉。
下午三点，法医来了。法医是个中年男人，戴眼镜，手里提一个黑皮包。后边跟着上午那个民警，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法医到了屋里，看了一眼床上的刘桂兰，然后走过去，打开皮包，拿出听诊器、手电筒。他检查得很仔细，眼睛翻了，脖子按了，手指上和脚趾上都没有放过。
他检查的时候，陆德胜站在门口，看着。他看见法医翻动她身体的时候，手上去的时候，她的手臂是僵的，翻过去停住了，法医使了点力气，才把她放平。
检查了大约半个小时。
法医站起来，收起工具，摘下手套。然后对民警说：“是心脏的问题。没有外伤，没有中毒症状。”
民警在纸上写了几句，然后抬头问陆德胜：“她以前说过心脏疼吗？”
陆德胜想了想，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说：“不知道。”
民警又写了几个字，把本子合上，说：“好了。证明下午就能开好，你明天来取。”然后他又看了一眼屋里，说，“你通知你们火葬场了没有？”
“没。”
“越早越好。这天儿，不等人。”民警说。
法医和民警走了。
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
他把搪瓷缸子里剩下的酒端起来，喝完了。酒劲上来，脑袋晕乎乎的，他坐着坐着就倒在桌子上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天黑了。
他站起来，腿麻了，走了两步，针扎一样的痛。他坐到床上，旁边的刘桂兰还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头发铺在枕头上，被子盖到胸口，手放在身体两侧。他把自己的手放上去，她的手上有一点硬，指纹不清楚了，手心有一点淡紫色，像是瘀血，又不完全像。
他看着她的手，想起一件事。
有一次他从厂里搬砂箱闪了腰，回来躺在炕上起不来。刘桂兰给他贴膏药，膏药是黑膏药，撕开之后贴上去，贴歪了，她又撕下来重贴，烫得他一个激灵。她说了句话，但他记不清说的是什么了。
记不清就不想了。
他把被子拉上来，盖过她的脸，又拉下来，又盖上，又拉下来。
后来他起身去院子里，坐在石头上。没有烟了，他就只是坐着。院子里黑，枣树的枝条比天空更黑，风吹过去，枝条动了动，没有响。
第二天，他起来。
第一件事还是走到床头。
日历在地上放着，他捡起来，撕下一页。
撕掉日历的这一天，是1986年2月19日。
他从厂里的工友那里借了五十块钱，解决了丧葬的经费。火葬场在县里，距离镇上二十里路。他叫了老马帮忙，老马开了一辆三轮车，把刘桂兰用被子裹好，放到车斗里。陆德胜坐在车斗里，用手挡着，不让她颠。
火葬场的窑是砖砌的，烟囱很高，冒出黑烟。在炉门口等了两个多钟头，炉子开了，工作人员端出来一个铁盒子，盒子上烫，垫了一块石棉垫。盒子是长方形的，有盖子，把盖子拿开，里面是骨灰，灰白色的，有没烧透的小块骨头。
陆德胜捧着盒子，走出来的，把盒子放到三轮车斗子里，自己也坐进去。
回去的路上，老马不说话。三轮车突突突地走，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排到风里，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他没有把她埋进地。他把骨灰盒子放在家里五斗柜上，五斗柜是结婚那年打的，柜面上有一个烫出来的印子，是以前放煤油灯留下的。他把盒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印子上面，盒子旁边有一面镜子，镜子上蒙了灰。
他又去厂里上班了。
还是翻砂，还是砂箱、木模、铁水。一切都没有变。
中午没人送饼了。
他自己带了一个馍，中午在炉子旁边烤热了吃。馍皮烤焦了，他把焦了的部分刮掉，然后吃剩下的。吃完继续干活。
晚上回家，他煮面条。原来刘桂兰和面的时候，他从来没伸手，现在他自己和，面和水的比例掌握不好，揉出来不是硬了就是软了。面硬了，他就多加一瓢水；面软了，就再加半碗面。最后做出来的一锅，比预计的多出半锅。
他一个人吃完。
吃完去院子里坐着。
那个石头还是那块石头，枣树还是那棵枣树，星星还是那些星星。
日子一天一天过。
日历还是每天撕一张。
他在厂里又干了两年。
1988年冬天，铁工厂改制，改成私人承包了，新老板姓钱，是浙江人。钱老板接手第一件事就是减员，老弱病残的都清退。陆德胜那年四十九，不算老也不算残，但是他被清退了，因为他没有关系，没有送礼，也不会说好听的。
老孙跟他说这个消息的时候，站在车间门口，手揣在袖筒里，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想说又没说出来的表情。
陆德胜说：“哦。”
他把工作服脱了，叠好，放在砂箱旁边的椅子上。工作服上有砂眼，有铁水溅上去烫出来的小洞，一个连一个，像蜂窝。
他骑上那辆大金鹿，把后座上放着的工具箱拿起来，放回车把上，然后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铁栅栏门。老马在门卫室，看见他，站起来，嘴巴动了动，没说什么。
陆德胜对他点了点头，老马也对他点了点头。两下。
骑车回家。他把车棚好，坐到屋里，对着窗子抽烟。天已经没那么冷了，院子里的枣树开始冒芽尖。他盯着那个芽尖看了很久，一直看到它变模糊。
刘桂兰的骨灰盒还在五斗柜上。盒子上落了一层薄灰，他用袖子擦了擦，袖子擦过去的地方露出一条亮光，但是很快又暗下去。
他站起来，把骨灰盒抱起来，放到了床头。原来的位置换了一个闹钟。闹钟是他在旧货摊上花一块五买回来的，走得不准，每天快五分钟，他每天都往回拨五分钟，然后第二天又快了五分钟。
后面十年，他做着零活。
先是去建筑队搬砖，一天三块钱。干满一个月，除去歇雨天，到手八十。他的手在搬砖的时候磨掉了指甲盖，右手大拇指，指甲和肉连着的地方全开了，他用线缠上，继续搬。
然后又去菜市场给人蹬三轮送货。早上去城关拉菜，送到市场，一车菜八十斤，上下坡一个人推，挣一块五。有坡度大的地方，他的腰弓下去，几乎和地面平行，脖子上的筋一根根鼓起来。
再后来，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他的腰坏了。
是在1998年的秋天。那天他拉着半年多没洗的被褥去河边的洗衣台，蹲下去的时候腰里咯吱了一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从后腰蹿上来，一直窜到后脑勺。
蹲下去之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他就那么蹲着，在河边的洗衣台上，旁边蹲着几个洗衣裳的女人，看着他，有人问：“老陆，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
然后他又试了一次，腰不听使唤。
他在河边蹲了一刻钟，最后是旁边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去叫了人来，两个男人一人架一条胳膊，把他拖回屋里。
回了屋里，他躺在炕上，仰面朝天。房顶上的报纸已经全黄了，有些地方破了，露出里面的苇席。破口里能看到房梁，梁上缠着蜘蛛网，网上没有蜘蛛。他就看着蜘蛛网，一直看着，看到天黑。
他不能干活了。
镇上给他办了低保。
每个月发低保的那天，他的侄子陆小军会来一次。陆小军是刘桂兰娘家那边的人，年轻的时候在县城念过初中，后来回来种地，长着一张圆圆的、没有棱角的脸，说话声音轻，走路步子小。
陆小军来了，把他背上的伯父从床上扶起来，换一件干净点的衣服，然后把社保卡装进自己的口袋，说：“伯，我替你去领。你躺着。”
陆德胜说：“哦。”
陆小军去一个钟头，回来的时候，把两样东西放在桌子上：一个是低保钱，两张皱皱的票子，五十和二十；另一个是一本新的日历。陆小军第二次来就把上一本日历换掉，旧的取下来，新的挂上去，钉子换了新的，日历牢牢地挂在墙上。
每年一本新日历。
陆德胜以前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撕一页日历。他撕日历的日子有多少年了呢？他算了算，从结婚那年就开始撕，一直撕到现在。中间撕废了不记得多少本，每一页都变成了卷烟纸，抽掉了，变成了烟灰，烟灰落到地上，被扫掉了。
现在他不用撕了。
烟戒了。医生说，再抽烟，迟早截肢。他把“截肢”两个字记住了，就不抽了。烟丝罐、火柴、卷烟纸——全部放进一个塑料袋里，扎好口，扔进了灶房的杂物堆。
但是日历还在墙上挂着。
他每天做的事就是看日历。
从起床开始，他就靠在炕上，面对着那本日历。日历上的字很大，是红蓝两种颜色，红的是星期天和农历节气，蓝的是平日。他看着日历上的日子一天一天增多，又一天一天减少。有时候他想起今天是几号，想起来了又忘了，忘了就再想一遍。
他还是每天下床，用手撑着炕沿，腿一点一点蹭到地上。两只手扶着墙，慢慢挪到井台那里，舀水洗脸。洗完脸，把毛巾在脸上按一下，然后又扶着墙挪回来。
早饭是糊糊。
用小锅煮，半碗面，两碗水，搅匀，烧开。他坐在灶膛旁边的小凳子上喝糊糊，碗端在手里，手一抖一抖的，糊糊在碗里起了一圈圈的纹。糊糊喝完了，碗放下来，他就在灶房里干坐着，一坐坐到快晌午，然后挪回床上。
有时他看着墙上的日历。
纸已经翻到十月份了，边角卷了起来，露出下面更多的纸。后面的纸，他再也没撕过。
有一天，陆小军来的时候，看见墙上的日历还是二月的，问他：“伯，日历怎么没翻？”
陆德胜没回答。
陆小军把日历拿下来，替他翻到了十月。翻日历的时候，纸页哗啦哗啦响，像一阵风从窗户外面突然灌进来。
日历翻好了，陆小军重新挂上去，说：“伯，日子没停。”
陆德胜看了一眼日历。十月，红色的日期是几个休息日，蓝色的还是那些工作日的数字。墙上的钉孔已经粗得像黄豆，塞着一团纸，是旧报纸搓成的，纸上的墨迹褪了，浅成一团灰。
又一年冬天。
2005年，十一月刚开始，天冷得很快，一直冷到他骨子里。他每天早晨睁眼，嘴里呼出白气，被子上的蓝格子被磨得只剩一层纱布，挡不住风。他往上扯了扯被角，想盖住脖子，被角扯上来，铺在肩膀上的灰毛毛毯又出溜下去，露出胸口那片旧毛衣上的破洞。
破洞是毛线磨断的。
他看着房梁上的蜘蛛网。蜘蛛网从一个年头到另一个年头，越结越大。
某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觉得左腿没有了力气。他用手去拍大腿，只有一点木木的感觉传过来，像木头。他拍了几下，大腿上起了一片苍白的印子，很久都没有褪。
他翻过身，试图坐起来，蹭到床沿花了有平常三倍那么长的时间，腿落下去，碰到了地面。
没有痛感。也可能是凉。
他把双脚踩在地上，撑着墙，想去灶房。走到门口的地方，踩到了地上有一层沙沙的东西，低头一看，是饼干盒子打翻了。盖子不知道被什么拱开了，饼干盒里叠好的日历纸散了一地，从床头那里一路摊到灶房门口。最远的一张，掉进了地上的水洼里，字已经洇花了，纸面一块厚一块薄。
他靠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一张一张地把日历捡起来，掰平，放回饼干盒里。纸已经不脆了，受潮久了，捏在手里很软。那些日历纸几乎没有一张没有破边的，都是摩擦出来的毛茬。饼干盒装满了，装不下的时候，他用手按了一下，盖子盖不实，留出来一条缝。
他把盒子放到床头。
后来他又倒下去睡了。他没有盖好被子，腿伸在外面，脚对着墙壁，脚背上是青的血管，能看见血停在什么地方不再往前走。
他翻了个身。眼皮合上之前，最后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十月那页卷起了一个角，卷边的地方影子很深。
他想——
陆德胜还没有睡着的时候，想：过了明天，把十一月撕掉。
明天他也许能站起来。撕掉多余的页数，把日子拨正。钉子还在墙上，换一个新的位置，也许还能再坚持一年，也许两年。
他没有闭上眼睛。
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扫过枣树的枝条，枣树在院子里，枝条没有枣了，早就没有了。
日历静静地挂在墙的铁钉上，纸页翻动了一下。
只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