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风
李明是在五月出生的。
他母亲后来跟邻居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讲那天产房里热得很，窗户开着，一阵风从外面灌进来，她就觉得肚子往下坠。护士把他抱过来的时候，他闭着眼，脸上皱巴巴的，嘴唇一直在动。她看了看窗外，杨树叶子在风里翻着白肚皮，她说，就叫明吧。
李明小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这么来的。他只是习惯了每年五月，母亲会把冬天的被褥拆了洗了，拿到院子里晒。那几根晾衣绳是父亲还在的时候拉起来的，铁丝，用久了上面有一层黑锈。母亲拿湿抹布擦一遍，再往上搭被子。风一吹，被单鼓起来，又瘪下去，鼓起来，又瘪下去。李明蹲在门槛上看，闻得到洗衣粉的气味，混着风里带来的不知道谁家炒菜的油烟味。
父亲是在他六岁那年走的。煤矿上的事。母亲接到信的时候正在厨房里切土豆丝，她把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信接过去。李明站在厨房门口，看见母亲把信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去，然后放在灶台上。灶台上的水汽洇湿了信纸的一角。母亲把刀拿起来继续切土豆丝，切了两下，又放下，说，你去把门关上，风大。
他记得那天的风确实大。窗户没关严，风从缝里挤进来，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去关了门回来，母亲已经把土豆丝倒进锅里了，刺啦一声，油烟冒起来，呛得她偏过头咳了两声。
后来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了。就记得家里来过一些人，说了些话，又走了。母亲的头发那几天一直是乱的，有一绺从耳后掉下来，她也不管。她穿着一件灰布衫，领口的扣子没扣，露出里面一件洗得起球的棉毛衫。那些天她的脸上没有多余的东西，说不上是悲伤还是别的什么，就只是脸上的皮肉松垮垮地挂着，眼睛看着人，又好像没看。
办完事之后，母亲开始去街道的清洁队扫街。每天早上四点半出门，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扫帚和铁锹。她个子矮，上车的时候要助跑两步，右腿从横梁下面掏过去踩住脚蹬子，就那么斜着身子蹬。李明有时候醒得早，趴在窗户上看她的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又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最后拐过街角就看不见了。
扫街一个月挣三十六块钱。母亲把钱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是原来装饼干的，盖子上印着一个烫头发的女人，笑得露出两排白牙。每个月发了工资，母亲就把钱数一遍，拿出几张放在另一个地方，剩下的放回盒子里。李明后来知道，拿出去的那部分是还父亲生病时欠的账，剩下的是他们母子俩下个月的花销。
有一回李明问她，妈，你累不累。
母亲正在用热水泡脚。她坐在矮凳上，裤腿卷到膝盖上面，两只脚放在搪瓷盆里，盆底印着两条红鲤鱼。她听了他的话，没有抬头，说，街还没扫完。
她说的街，是另一条街。那条街上有个菜市场，每天早上烂菜叶子满地都是，鱼贩子倒出来的水混着鱼鳞，风一吹腥气能飘半条街。她后天要去替别人的班，心里大概在想那个。
李明就没再问了。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学校离家不远，走路十五分钟。母亲每天早上出门前会把他的早饭做好，放在锅里温着。有时候是馒头片，用油炸过，撒了几粒盐。有时候是一碗面条，汤已经快被面条吸干了，坨成一团。他不管，端出来就吃。吃完把碗泡在水池子里，背上书包出门。
放学回来的时候，母亲往往还没到家。他自己写作业，写完了就看电视。电视是黑白的，画面有时候会跳，他就起来拍拍电视机壳，画面又稳住了。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听见院子里有自行车支起来的声音，他就知道母亲回来了。母亲进门第一件事是洗手，第二件事是问他作业写了没，第三件事是进厨房做饭。三个动作之间没有间隔，像是一根绳子上拴的三个结。
他上三年级那年的五月，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母亲坐在院子里。她那天回来得早，自行车靠在墙根，扫帚还没来得及从后座上解下来。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根烟。李明从来没见过她抽烟。她看见他进来，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饭快好了。
他说，妈，你抽烟了。
她说，嗯。
就一个字。然后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吃的什么李明不记得了。他就记得院子里的风很软，吹在脸上像是有什么东西从皮肤上滑过去，留不下痕迹。杨树的叶子在头顶上哗啦啦响，那种响声不吵，反而衬得院子里更静。母亲坐在桌前吃饭，跟平常一样，夹菜的时候筷子不碰到碗沿，咀嚼的时候没有声音。她的颧骨在那个春天好像比往常高了一些，也可能是瘦了，李明说不清。
又过了一年，街道给母亲换了一条街。原来那条街太远了，新的这条离家近，走五分钟就到。但是新街边上有个建筑工地，渣土车进进出出，路上永远有一层灰。母亲扫得比以前更用力，扫帚压得很低，一下一下地贴着地面刮过去，灰尘扬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也不躲。
李明有一次路过她扫的那条街，远远看见她弯着腰，灰布衫的后背洇出一片深色的汗渍。风吹过来，把刚拢好的垃圾又吹散了，她就重新扫，再拢，再被吹散。有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往地上扔了一个烟盒，她从后面追了两步捡起来，放进垃圾车里。
他喊了一声妈。
她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他。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用手背拨开，说，你放学了。
他说，嗯。
她说，回去先写作业。
他说，知道了。
李明继续往前走。走了一段回过头，母亲已经又弯下腰去了。风还在吹，把路边的杨树叶子吹得翻过来翻过去，远远看过去像是一片片碎银子在闪。
日子就这么过。母亲的背开始佝偻了，她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前倾，像是随时准备要捡地上的什么东西。她的手指关节也变大了，握扫帚的时间太长，骨节突出来，洗衣服的时候拧不干水，要拧好几次。有一年冬天她的手背上裂了好几道口子，她拿胶布缠了缠，继续扫地。胶布沾了水就脱了，她再缠新的，后来干脆不管了，让它裂着，裂到春天自己就好了。
李明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母亲扫的街换了两条，人没换。她的脸被风吹得粗糙了，眼角和嘴角的纹路像是用小刀划上去的，不深，但是每一条都很清楚。邻居有时候跟李明说，你妈不容易。李明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就点点头。他心里知道她不容易，但是他从来不说。他们家没有说这种话的习惯。母亲不说，他也不说。说“不容易”有什么用呢，说完了该扫地还是得扫地，该吃饭还是得吃饭。话这个东西，在他们家就像灶台上的水汽，冒一下就散掉了。
他高三那年，五月份，学校放了半天假。他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蹲在洗衣盆边，两只手在水里搓一件校服。校服是他的，白色的，领口和袖口都是黑的。她的手在水里泡得发白发皱，搓了几下停下来，把校服拎起来看看，又放下去继续搓。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怎么回来了。
他说，学校放假。
她说，哦。
他进屋放了书包，出来坐在门槛上。母亲还在搓那件校服，搓了领子搓袖口，搓了袖口又翻过来搓前襟。他的校服穿了一个月没洗，脏得厉害，母亲搓得很用力，肩膀一耸一耸的。五月的阳光从杨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的背上和洗衣盆的水面上，碎成一块一块的。
他说，妈。
她说，嗯。
他说，我要是考上大学，学费怎么办。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她没有抬头，说，有办法。
他不知道这个“有办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再问。母亲说“有办法”的时候，那语气就跟她说“街还没扫完”一样。不是解释，不是承诺，就是一个状态。她活着，她就有办法。至于办法是什么，她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也不去想。到了那时候自然就有了，就跟每天早上的早饭自然就在锅里一样。
后来他考上了，是省城的师范，学费不高。母亲把铁盒子里的钱倒出来数了一遍，又倒了回去。第二天她出门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他不知道她去干了什么。几天后，她晚上回来，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钱，新新旧旧的都有，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她数了两遍，递给他，说，够了。
李明接过来，低头看着那沓钱。钱上面有一股气味，他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像是纸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他把钱放进铁盒子里，盖上盖子，盖子上那个女人还在笑，但是脸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好几块，露出下面铁皮的颜色。
他说，妈，这钱是哪来的。
她说，借的。
他说，借谁的。
她说，你王姨她们几个凑的。
王姨是跟她一起扫街的。还有一个姓刘的，一个姓孙的，李明都见过，都是跟母亲一样的人，每天天不亮就推着扫帚出门，在街上弯腰弯到太阳落山。她们几个一个月比他母亲多挣不了几块钱。
他说，怎么还。
她说，慢慢还。
他没再问了。他知道母亲说的“慢慢还”就是真的慢慢还。她会从每个月那几十块钱里再挤出一点来，一块一块地攒，攒够一个人的就还一个人的，然后再攒下一个的。这个过程可能要三年，可能要五年，母亲不在意这个。她们也不在意。她们之间说“借”其实也不完全是借，谁家有困难了，大家凑一凑，等缓过来了再还上。没有人催，没有人问，就像每天早上扫街，各人扫各人的路段，但是看到隔壁路段的垃圾被风吹过来了，顺手也就扫了。
去省城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给他收拾东西。她把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塞进一个编织袋里，又往里面放了一双新买的布鞋，一袋花生，还有一罐她自己腌的咸菜。罐子是玻璃的，她拿旧报纸包了好几层，又套了一个塑料袋，扎紧口。她蹲在地上忙这些的时候，后背对着他，肩膀一高一低，因为佝偻久了，脊梁骨已经不直了。
她说，到了省城，记得吃早饭。
他说，嗯。
她说，钱不够了打电话。
他说，嗯。
她说，衣服脏了自己洗。
他说，嗯。
她把编织袋的口扎好，站起来，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她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说出来的却是，你明天几点走。
他说，七点。
她说，那我给你做早饭。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早饭已经做好了。是一碗面条，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母亲坐在桌边看着他吃，她自己不吃，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放在腿上。她的手上还缠着胶布，是新换的，白色的胶布在指关节上绕了几圈，看起来像是戴了几枚戒指。
他吃完了把碗放进水池里，回来拿起编织袋。编织袋很沉，他扛在肩上往外走。母亲跟在后面。到了院子里，她站住了，说，你走吧。
他回过头，看见她站在门槛上。风吹过来，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了。五月的风，说不上冷，也说不上暖，就那么不咸不淡地从杨树的叶子间穿过来，落在她的灰布衫上。
她说，我就不送你了，街还没扫完。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又听见她说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也可能是风太大了。他回过头，她已经转身进屋了。
省城比县城大得多。李明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这里的一切——公交车要挤，食堂的饭菜比家里贵，宿舍里的同学说话的口音他有时候听不懂。他给母亲写信，一个月一封。信里写食堂的菜，写老师讲课的内容，写宿舍里有个同学打呼噜很响。母亲的回信很短，有时候只有几句话，大意都是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安心读书，记得吃早饭。
每逢五月，省城也会刮风。这里的风没有县城里的那种杨树叶子味，而是混合着汽车尾气和路边摊煎饼果子的油烟。李明走在校园里，风吹到脸上来，他有时候会恍惚一下，觉得这风的温度跟家里院子里的有点像，但是气味不对，他就回过神来，继续往前走。
大二那年寒假回去过年，他发现母亲的头发全白了。她站在汽车站门口等他，穿着一件棉袄，外面套着清洁队的橘黄色背心。他下车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直到她朝他招了招手，他才确定那是她。她整个人缩了一圈，骨架还在，但是肉少了，皮肤挂在骨头上显得松松垮垮的。她的眼睛倒还是亮的，看见他，嘴角往上动了动，算是笑了。
他说，妈，你怎么不穿我给你买的那件羽绒服。
她说，那个太贵了，留着过年穿。
过年那天她穿了那件羽绒服，颜色是枣红色的，衬得她脸上的皱纹都红润了一些。她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做了六个菜，摆了一桌子。两个人在桌边坐下来，她给他夹菜，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他碗里，又夹了一块鱼。她自己不怎么吃，就喝了几口汤。
他说，妈，你吃啊。
她说，吃着呢。
她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半天。
年过完他要回省城了。母亲把他送到门口，说，我今年换了条新街。
他说，哪条。
她说，电影院后面那条。那条街上有个卖烤红薯的，风一吹，满街都是烤红薯的味。
她说这个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平时不太一样。李明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就感觉她的眼角好像往上弯了一点点，也许是在笑，也许只是风吹的。她说，那条街上的梧桐树到了五月份会飘棉絮，白花花的，扫起来费劲，但是好看。
那是李明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好看”这个词。他愣了一下。他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被风吹了几十年的脸上，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颧骨上的红血丝细密地铺开，嘴唇干裂，起了几道白皮。他不知道她是站在哪条街上的时候想到了“好看”这两个字，也不知道那场飘得到处都是的梧桐絮究竟有多好看。他只是点了点头，说，那就好。
她站在门口，他又说，妈，你回去，风大。
她就回去了。
李明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教书。一开始是借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后来结了婚，租了个一室一厅的房子。他想把母亲接过来，母亲不来。她说，她去了省城，街谁扫。他说省城也有街，有清洁队，不用她扫。她说那不一样，她在自己那条街上扫了这么多年，换了别人扫不干净。她说话的语调跟以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就像是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李明知道说不通，就没再劝。
过年的时候他带着妻子回去。母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晾着新洗的被单，风吹得被单鼓鼓囊囊的。她站在门口等他们，还是穿着那件枣红色的羽绒服，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是梳得整整齐齐。李明远远看见她，发现她的背比上次见面的时候又弯了一些，走路的时候整个人往前倾得更厉害了，要从侧面看过去，像是一个问号。
妻子喊了一声妈。母亲点点头，说，进屋，外面冷。
她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李明要帮忙，她把他推出来，说厨房小，站不下两个人。妻子要帮忙，她说你是客人，歇着。最后一个“客人”让妻子脸上僵了一下，李明看见了，没说什么。他知道母亲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意思这个东西，说不说都在那里。妻子从小在省城长大，不习惯这种直接。母亲也不习惯解释。
吃饭的时候母亲给儿媳妇夹菜，用的是公筷，这一点让李明有些意外。他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学会用公筷的。她大概是在哪里听说了省城人讲究这个。她把菜夹到媳妇碗里，也不说话，就是夹过去，然后自己低头吃饭。
吃完饭，母亲去厨房洗碗。妻子小声跟李明说，你妈话真少。李明说是，习惯了。妻子说，她一个人这么多年，应该挺孤单的。李明看着母亲在厨房里的背影，隔着玻璃门，她的轮廓被水汽模糊了，变成一个灰色的剪影。孤单，这个词他从来没往母亲身上用过。不是没有孤单，是用了这个词也没用。词这个东西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不能帮她把街扫干净。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不是孤单。她只是每天起床上班，扫地，做饭，吃饭，睡觉。日子是具体的，风是真实的，孤单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想了反而碍事。
李明结婚第三年，母亲退休了。街道给了她一笔退休金，不多，够她吃饭。她不再扫街了，但是每天早上还是四点半准时醒来。醒来之后她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院子里坐着。坐到天亮，她就起来给自己做早饭。早饭很简单，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吃完了她就开始洗衣服拖地收拾屋子。屋子就那么点大，收拾完了也没事干了，她就搬个板凳坐在院子门口看街上的人。
李明打电话问她怎么样。她说挺好的，街上有的是热闹看。她说，昨天有一只猫钻进了隔壁老张家的院子，老张追了半天没追上。她说这个的时候语调平得很，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李明听着，也笑了，说那就看呗。
春天的时候他回了一趟家。院子里的杨树还在，树干粗了一圈，树皮裂得更厉害了。晾衣绳还是那根铁丝，锈得比原来更厚了，但是没有断。母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脚边放着一个簸箕，里面是一些豆子，她在挑里面的石子。她看见他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抬了抬下巴，说，回来了。
她扭过头喊道，饭在锅里。
李明说不饿，先坐一会儿。他在她旁边坐下来。五月的风从巷子口灌进来，暖暖地贴着地面流过去，带着尘土的气味和远处谁家煮饭的香味。杨树叶子沙沙响，那种响声他从六岁听到现在，没变过。
母亲的手没停。她的手比以前抖得厉害了，捏豆子的时候手指头不听话，有时候捏不住，豆子从指缝里滚出去，她就弯下腰捡起来再捏。她的指甲缝里嵌着黑的，大概是捡炭或者弄什么弄的。李明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还很小的时候，母亲的手还是光滑的，指甲剪得圆圆的。现在那双手上全是沟沟壑壑，每一道纹路里都嵌着洗不掉的黑色。他想说些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对。
沉默了好一会儿，母亲先开了口。她说，你小时候，每到了五月就咳嗽。
他说，是吗。
她说，嗯。我带你去卫生所，那个大夫说你是过敏，花粉过敏。开了药，你不肯吃，嫌苦。
他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回事。那时候他一咳嗽就停不下来，脸憋得通红。母亲拿勺子压住他的舌头往里灌药水，他挣扎，药水洒得到处都是。母亲不恼，擦了再灌。
他说，后来怎么好的。
母亲说，没怎么好。你慢慢地就不咳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继续挑豆子。李明看着她的鬓角，白头发从耳朵后面钻出来，一根一根的，硬撅撅地戳着。他想起她以前头发是黑的，编成辫子盘在脑后，干活的时候辫子会从耳后掉下来，她用手背拨回去，那个动作他从记事起就看着，看了十几年。后来她的头发开始白了，先是鬓角，然后是头顶，最后变成现在这样，全白了。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完全没注意。就像她说的，慢慢地就不咳了。慢慢地就老了。慢慢地就白了头发。没有哪一天是转折点，所有的变化都藏在了日子里面，藏在扫地做饭吃饭睡觉这些重复的动作里，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变了。
他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走的时候，母亲还是站在门槛上送他。她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我就不送你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她倚在门框上，风吹过来，她的白发飘起来，又落下。他忽然想起那根晾衣绳上鼓鼓囊囊的被单，也是这样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的。
妻子怀上孩子之后，他把这个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几月生。他说，应该在五月。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然后她说，五月的风好。就这一句。
电话挂了，李明手里拿着话筒，在床边坐了很久。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怎么。窗外的风从楼群之间灌过来，发出跟家里院子里不一样的声响。这条街上的风是硬的，撞在玻璃上发出咚咚的声音。他突然很想听一听院子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声音，那种软绵绵的、不急不缓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在耳边蹭来蹭去，不说话，只是蹭着，让你知道它在。
孩子出生的那个五月，他没能回去。妻子在医院里待产的时候，他一直守在走廊里。那家医院的走廊很长，两边的窗户开着，风从这一头灌进来，从那一头出去，带着消毒水和煮药水的气味。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树，树叶子在风里翻飞，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想起六岁那年母亲关上门那一刻脸上的表情，想起她蹲在洗衣盆边搓校服时耸动的肩膀，想起她手上缠着的胶布，想起她说的那句“五月的风好”。他忽然发现眼眶那儿有点水汽，他拿袖子擦了，又有了。
他没有给母亲打电话说孩子生了。是过了几天，妻子出院了，他才打的电话。他说，生了，女孩。母亲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他说，她长得像你。母亲说，像我有什么好。他说，好。两个人都没在说话了，就那么沉默了一会儿，电话挂断了。
孩子满月的时候，他抱着她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了母亲。母亲收到信后打来电话，说收到了，说照片上孩子闭着眼睛，脸上皱巴巴的，嘴巴在动，像是在吃什么。她说，跟你刚生下来一模一样。语气还是那么平和，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但李明听出了那句话里的分量。分量就在那个“一模一样”里，就四个字，像是把什么东西从几十年前一下子提到现在，中间的所有时间都不见了。
孩子两岁那年，他给母亲打电话，说，妈，你来看看孩子。
母亲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他以为她没在听，喂了一声。
她说，我在。
他说，来吗。
她说，行。
她来了之后，住了三天。这三天里她每天早早起来，把屋子里的地拖一遍，桌子擦一遍。他的妻子劝她别干了，她还是干。她蹲在地上擦地的时候，背佝偻得很厉害，两只手撑着地面，膝盖挪一下，身子跟着挪一下。那背影让李明想起很多年前，她蹲在洗衣盆边搓校服的样子。动作慢了，力气小了，但是那个使劲的方式没变。
第三天要走的时候，孩子抱着她的腿不撒手，哇哇哭。母亲低下头看着孩子，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顶，说，别哭，奶奶得走了。
她站起来看着李明，说，我回去了，家里的杨树该浇水了。
这是她的理由。杨树该浇水了，跟“街还没扫完”是一样的话。她需要一个理由让自己走，不管这个理由在别人听来是不是有道理。她有自己的顺序，她的顺序里没有“想不想走”这一项，只有“该干什么”。
他再也没有挽留。他知道挽留不住，不是因为母亲有多固执，而是因为她的生活不属于这里。这里的风不对，气味不对，街上的人走路的速度不对。她属于那条有杨树的巷子，属于那根生了锈的晾衣绳，属于那个每天早上准时响起的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
送母亲去车站的时候，她一直走在前面。她的背佝偻得更厉害了，从后面看，整个人缩成了一小团。风吹过来，把她的白发掀起来，露出一截枯瘦的后颈。那一截后颈，皮肤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上面有几处褐色的斑。
临到进站口，她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你回去吧，刮风呢。
说了这句话，她就转身往里走，一手拎着一个布包，另一只手扶着栏杆走上了台阶。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踏稳了才迈下一步。走到第二级台阶的时候停下来喘了一口气，然后又继续往上走。几十年前她骑自行车的时候，能够助跑两步就蹿上去，如今要停下来了。布包随着她身体的晃动，一下一下碰着她的腿。
风从进站口灌进去，把她裹在灰布衫里的身体吹得更薄了。她一直往里面走，直到她花白的头发被过道的门遮住不见。李明站在进站口外面，看着那个方向，风一直吹着他的脸，是五月的风。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风，不冷不热的，吹在脸上也留不下什么东西。但是今天不一样。他知道有什么东西一直在那里，从六岁那年母亲关上门的那一刻就在那里，从她蹲在洗衣盆边搓校服的那一刻就在那里，从她说的每一次“街还没扫完”里面就在那里。它从不声张，从不解释，从不需要被看见，但它一直都在。
像五月的风，你几乎察觉不到它，但它每天都在你脸上拂过，无声又绵长。
他转身往回走。风吹过来，把路边杨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那声音他从小听到大，今天听却有些不同。他抬起头看了看那棵树，树干粗得他张开双臂都抱不住了，树皮开裂的地方流出松脂来，凝固成琥珀色的泪滴形状。他低头继续走。
手机响了，是妻子问他走到哪儿了。他说，在路上了，快到了。
挂了手机他又想起母亲最后那句话，她说你回去吧，刮风呢。她永远关心的是刮风、下雨、杨树该浇水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她把所有的惦念都塞进了这些具体的事务里，塞得天衣无缝，让你几乎以为她只是在说天气。但李明知道，她说“刮风呢”的时候，那意思跟他说“妈你回来吧”是一样的。只是他们都不会直接说那句话。他们家的规矩是这样的——用别的话代替真话，用日常掩住沉重，用转身遮挡目光。母亲一辈子都在遵守这个规矩，他也学会了。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响声，是树叶又哗啦啦地响起来了。这回没有风声，他就是听见树叶在响。他回过头，看见杨树冠在夕阳下摇晃，一片树叶从枝头挣脱，飘飘悠悠地落下来，落在了母亲的晾衣绳上，晃了一下，停住了。他忽然想起许多年前，那个产房的窗口灌进来一阵风，护士说是个男孩，母亲看了看窗外，说了声风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