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
三十七岁那天早上，刘德昌刷完牙，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脸上没什么特别的东西，眼角有些干，嘴唇上的皮翘着。他用手抹了一下，那层皮没掉，还连着肉。他又抹了一下，还是没掉。他把牙刷搁进搪瓷缸子里，走出厕所。
灶台上的稀饭已经凉了。刘德昌坐下来吃，吃了两口，想起昨天街道办的老李说今天要来查卫生。他放下碗，拿起墙角的笤帚开始扫地。地是水泥地，扫起来沙沙响。扫到门口的时候，他看见隔壁王婶蹲在自家门口择菜。
“德昌，你今天还去不去学校？”
刘德昌把笤帚上的灰抖进撮箕里。撮箕是铁皮的，已经用了十一年，底上有个洞，灰漏出来，又掉回地上。
“去吧。”
王婶择菜的手没停。“你家建国昨天又没回来？”
“嗯。”
刘德昌把撮箕里的灰倒进门外的垃圾桶里，转身回了屋。他重新坐回桌前，端起那碗稀饭。稀饭已经不烫了，面上凝了一层皮，他用筷子挑开，呼噜呼噜喝下去。喝完稀饭，他把碗筷收进水池里泡着，换了件干净些的衬衫。
衬衫是去年的，领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他扣到第二颗扣子时，发现扣眼松了，扣子滑出来。他又扣了一次，还是滑出来。他找出针线盒，拿出针，对着窗户的光穿了三次，线才穿过针眼。
他缝扣眼的时候，手指头碰到了针尖，针尖扎进指甲缝旁边的肉里。他把手指头放进嘴里嘬了嘬，继续缝。
缝好扣子，刘德昌拿起他那个人造革的包出了门。包是绿色的，四个角磨出了黑色的底，提手断过一次，他用铁丝重新绑好了。他锁门的时候，王婶还蹲在门口择菜。地上已经择了一小堆黄叶子。
“德昌，你那脸上的皮破了。”
刘德昌伸手摸了摸嘴角。那层翘起的皮终于掉了，嘴角有点发黏。他用手背抹了一下，手背上多了一道浅浅的血印子。
“没事。”
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巷子。自行车是老式的二八大杠，骑了十几年，链条松了，每次踩第一圈的时候会空转一下。他今天踩第一圈的时候，链条果然又空转了。他下来，把链条往后拨了拨，再骑上去，这一回踩实了。
路是老路，从南城的这一头骑到北城的那一头，四十分钟。
他骑了八年。
八年里这条路修过三次，两边的房子拆了一片又盖了一片。原来的粮油店变成了美容院，原来的理发店变成了手机店。只有路口的邮筒还在，漆皮剥了一层又一层，露出一块一块的铁锈。
他经过邮筒的时候，邮筒旁边蹲着一个人，穿一件灰扑扑的夹克，头发乱蓬蓬的，脚边放着一个编织袋。
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刘德昌认出那是老周，以前在学校门口修自行车的。老周修了十六年自行车，去年学校门口不让摆摊了，他的摊子被搬走了。搬走那天，老周蹲在校门口的马路边上，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扛着他的工具箱走了。
老周站起来，朝他笑了笑。
刘德昌捏了一下刹车，脚撑地停了下来。
“老周。”
“德昌啊。”老周拍了拍编织袋，“你这是去学校？”
“嗯。”
“街上不让坐，我刚让那管市容的撵了一趟。那小伙子说这儿也不让坐，我正打算换个地方。”
刘德昌看看邮筒，又看看老周。老周五十多岁了，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窝那里尤其深。他的手上还有修自行车留下的黑印子，那个黑印子渗进了纹路里，洗不掉了。
“吃了吗？”刘德昌问。
“吃了。”老周说着，拎起编织袋，“你忙你的，我走了。”
老周拎着编织袋拐进了旁边的小巷子。刘德昌骑上自行车，继续往北骑。骑了大概五百米，他感觉嘴角那个破皮的地方又开始发黏，他用手背又抹了一下。
到了学校门口，刘德昌把自行车推进车棚锁好。车棚里稀稀拉拉几辆自行车，旁边停了一排电动车。门卫室的老赵正在喝茶，看见他进来，举起茶杯示意了一下。
“刘老师来了。”
“嗯。”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你怎么还来？”
“来拿点东西。”
刘德昌走进教学楼。楼道里很安静，只有自己的脚步声。他上了二楼，掏出钥匙开门。办公室不大，放了六张桌子，他的桌子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桌子上摞着一沓作文本，旁边是一盒粉笔，粉笔只剩三根了，都是短头子。他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
表格是学校发下来的，让填家庭困难学生的情况。他看了看表格，拿起笔，在姓名那一栏写了三个字，又把笔放下了。
他坐在那里，看着窗户外面。窗户对着操场，操场不大，跑道是煤渣铺的，中间是两副篮球架子。篮球架子下面的网早就烂了，只剩下铁圈。风把地上的煤渣吹起来，滚了一阵，停在操场边上的下水道口。
他坐了很久，久到窗户外面的光线变了一变。一片云过去，又一片云过来。他把表格折好，放回了抽屉里。
然后他站起来，把那盒粉笔收进包里。他打算明天上课用。明天周一，他有两节课，一节语文一节自习。语文课讲的是《我爱故乡的杨梅》，他已经讲了三遍了，每一遍讲到这里，学生们都趴在桌子上，有的睡觉，有的翻后面的课文。他不怪他们。杨梅这种东西，这些孩子都没见过。他也没见过。
他走到门口时，看见黑板上还留着上回他写的字。黑板擦在粉笔槽里，他拿起黑板擦，开始擦黑板。擦到一半，粉笔灰落下来，落在他肩膀上，落在人造革的包上。他拍了拍肩膀，又拍了拍包。
拍包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了铁丝接头那里。铁丝头翘起来一小截，扎了一下他的手指。他把那截铁丝往里按了按。
锁好办公室的门，刘德昌下楼。走到一楼楼道口，他看到教导主任老吴，老吴从一个文件袋里拿出一张表来，是他前几天交上去的考核表。
“德昌，你这个表少填了一栏。”
刘德昌接过来看了看，是“年度教学成果自述”那一栏空着。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他把表还给老吴。
“随便写两句就行，就写‘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行。”
刘德昌从包里摸出笔，把表贴在墙上，写了那句话。写的时候，墙上的白灰蹭到了他袖子上。他写完把笔帽盖上，把表交给老吴。
“谢谢。”
“客气啥。”老吴接过表，折好放回文件袋，然后看了看刘德昌的脸，“你脸上好像破了。”
“扣子刮的。”刘德昌摸了摸嘴角。
老吴点点头，转身往教学楼另一端走了。他的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刘德昌看着他走远，然后走出校门。
校门外是一条小街，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收了，地上剩了些塑料袋和一次性筷子的包装纸。风把包装纸吹起来，吹到马路牙子下面，又吹回来。一个拾荒的老太太推着一辆三轮车慢慢走过去，车轮碾在包装纸上，发出轻微的脆响。
老太太经过的时候，朝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
刘德昌骑上自行车，往家里骑。骑到一半时，他拐进了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有一个公用电话亭，电话亭的有机玻璃破了两个洞，听筒的线缠了好几圈，已经发黄变形。
他从包里摸出几个硬币，投进去，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
“喂。”
对面是妹妹的声音。
“是我。”
“哥。”妹妹的声音停了一下，“你在哪儿？”
“街上。”
“你吃了没？”
“回去吃。”
妹妹那边有小孩子哭的声音，她说了句“别闹”，然后又回到电话边上。
“建国还是不见人？”
“嗯。”
“你报警了没？”
“人家说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不受理。”
妹妹沉默了一会儿。小孩哭的声音更响了。
“哥，你别急。”
“没急。”
“上回李姐说的那个看精神科的，你去没去？”
“没去。”
“你得去啊。”
刘德昌没说话。他看见电话亭外面墙上贴着一张广告，广告上印着一个笑脸，旁边写着“微笑服务每一天”。那个笑脸被雨水泡过，下半截糊了。
“哥？”
“在听。”
“行，你记得去。我这边孩子闹，先挂了。”
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刘德昌把听筒挂回去，挂的时候听筒线上那个结疙瘩的地方转了转。
他骑回家里，把自行车锁好。上楼的时候，他看见楼道的墙上又多了几个脚印子，是半大的孩子踢的。他住的这栋楼一共五层，他住四楼。走到三楼拐角的地方，地上的水泥磨出了一个坑，每次踩到那个坑，脚会崴一下。他踩了八年那个坑，崴了无数次脚，从来没有补过。
他开了门，走进屋。屋里还是早上出门时的样子，水池里泡着碗，桌上还摆着喝稀饭的筷子。他把包放在椅子上，走到水池边洗碗。洗到第二个碗的时候，他用丝瓜瓤子擦碗沿，擦着擦着，好像擦到了什么硬东西。他把碗转过来看，碗沿上有一道细小的缺口，是昨天磕的。昨天建国回来过。
建国昨天下午放学回来过。他背著书包进门，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坐在凳子上不说话。刘德昌在厨房炒菜，炒的是土豆丝，放了青椒，油放少了，土豆丝有点粘锅。他把菜端上桌，叫建国吃。建国没动。
“吃啊。”
建国还是没动。
刘德昌自己盛了饭，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吃了一口，发现忘了放盐。他站起来，去厨房拿盐罐子，把盐撒在菜上面，用筷子翻了翻。建国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
“不吃吗？”
建国拉开门，走了出去。
刘德昌端著碗，吃了一口饭，又吃了一口菜。吃完饭，他把碗收进水池里泡着，把剩下的土豆丝倒进一个搪瓷碗里，用盘子盖好。建国母亲生前留下的那摞碗碟已经用了十二年了，磕磕碰碰的，剩了不到一半。这个搪瓷碗是买洗衣粉送的，底上的搪瓷掉了一块，露出的铁皮生了锈。
他洗完碗，走到卧室。卧室不大，一张床占了半个房间。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建国母亲的照片。照片是十七年前拍的，那时他们刚结婚。照片里的她穿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扎起来，脸圆圆的。
刘德昌拿起相框，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他擦得很仔细，从左边擦到右边，碰到玻璃上的划痕时，袖子被挂了一下。他看了看那张照片，把相框放回去，放回原来的位置。
他坐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窗户外面的光线暗下去了，他没开灯。暗就暗吧。
八年前建国母亲走的时候，是晚上。她躺在医院的床上，眼睛闭着，手放在被子外面。刘德昌坐在床边，握着她手。那只手不暖不凉，手指甲剪得很整齐，是前一天他帮她剪的。
她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嘴角动了动。然后闭上了眼睛。
后来有个护士走过来，用一块白布盖住了她的脸。盖之前，刘德昌看见她的嘴角还是那个样子，像是笑，又像是被风吹了一下。
护士问他，要给殡仪馆打电话吗。他说好。护士走出去，他坐在那里，把她的手放进被子里。那只手碰到被单的时候，手指弯曲了一下，已经僵了。
他没有哭。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建国那时候才五岁，被他奶奶接走了。他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把厨房里泡着的碗洗了。
洗完碗，他看了看时间，晚上十一点四十分。他走进厕所，拿起牙刷，挤上牙膏，开始刷牙。刷完牙，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嘴角好像有点干，他用舌头舔了舔。
然后他走到床前，脱了衣服，躺下来。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天花板上有几条裂纹，看起来像一个字，又像一个人站在那儿。他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
他睡了。
这些年他都是这么过的。早晨六点起床，刷牙，吃早饭，上课。下午放学回来，路过菜市场买点菜，回来做饭。吃了饭，改作业，改到九点，看一会儿电视，十点上床睡觉。周而复始。
建国慢慢长大，开始上学，开始逃学，开始不回家。他不打也不骂。建国母亲走的那年，他就不怎么说话了。别人问他话，他回答，不问，他就不说。妹妹说他闷，说你这个样子，建国也学你，闷葫芦一样。
他不觉得自己闷。他就是没什么想说的。日子就像早晨那碗稀饭，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有盐就咸点，没盐就淡点。
星期三那天，建国又没回来。他一个人吃了晚饭，把剩菜倒进搪瓷碗里，盖上盘子。坐在桌前改了一会儿本子，忽然有人敲门。他站起来开门，门外是两个警察。一个年轻些，一个头发花白些。
“您是刘德昌吗？”
“是。”
“您的儿子是刘建国吗？”
“是。”
“您儿子在城南那个桥洞下面被发现的，您最好去一趟医院。”
刘德昌把门关上，跟着警察下楼，坐进警车。警车里的座位是人造革的，有个破口，露出的海绵发黄了。他坐在后座，看着车窗外面。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关了，只有药店的灯亮着，红绿红绿的。
到了医院，警察把他领到一间病房。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躺着一个人。那个人盖着白被子，脸露出来。是建国。
一个医生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夹子。看到刘德昌进来，医生说你是家属？刘德昌点头。医生翻开夹子看了看，说药物过量，洗了胃，现在稳定了。刘德昌点头。医生合上夹子，走出去。
年轻的警察看看刘德昌，好像想说什么。年长的警察拉了他一下，两个人也走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刘德昌和建国。
刘德昌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凳子是人造革面的，跟警车座位是同一种材料。他坐上去的时候，凳子面陷下去，屁股下面那个破口绷开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
建国闭着眼睛，脸色很白，嘴唇上有些干皮。他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手腕上贴着一块胶布，胶布下面是打点滴留下的针孔。
刘德昌看着他，看了很久。建国的眉毛像他母亲，粗粗的，眉心那里连在一起。他母亲眉心也是连在一起的，每次生气的时候，眉心那两道眉毛挤成一团，看起来像一条虫。建国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抱着他，说这孩子眉毛像我。刘德昌说像你好。她笑了笑。
后来建国长大些，知道父亲是语文老师，每次写作文都拿回来让他看。刘德昌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偶尔会改几个字，改完还给他。建国说，爸，你写的字真好看。刘德昌摸摸他的头。
再后来建国上了他教的学校。同事们说，你儿子你多管教管教。他点点头。但是他没有多管教。他不知道怎么管教。建国逃学，他知道了，问建国去哪儿了。建国说网吧。他说哦。建国说你别跟我说大道理。他说我不说。
他是真的没有大道理要说。他教了十几年书，每篇课文都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自己想不出什么思想。活着就是活着，跟课文里那些大道理没什么关系。
病房里的日光灯发着嗡嗡的声音。刘德昌看着建国的脸。
不知道什么时候，建国的眼皮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睁开。他看到刘德昌，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
建国没说话。
刘德昌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久到走廊里护士推着推车过去的声音都消失了，建国忽然说：
“爸。”
“嗯。”
“你没哭。”
刘德昌低头看看自己的手。他的手指交握着，搁在膝盖上。他又抬起头看建国。
“你妈走的那天晚上，我也没哭。”
建国转过脸去，对着墙壁。刘德昌看不见他的脸了，只看见他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
刘德昌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外面是医院的院子，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垃圾堆，风吹过来，把垃圾堆上的塑料袋吹起来，挂在了树枝上。那棵树是棵梧桐树，叶子都快掉光了。
他站了很久，然后回到床边坐下来。建国还是面朝墙壁。
“你饿不饿？”刘德昌问。
“不饿。”
“天亮了给你打点稀饭。”
建国没说话。刘德昌坐在那里，看着日光灯管上面的灰尘。那层灰尘很厚，像一条细细的黑线，从灯管这头延伸到那头。灯管嗡嗡响着，灰尘纹丝不动。
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天还没亮。刘德昌站起来，走出病房。他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里，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捧水泼在脸上。水很凉，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
他抬起头，看见厕所的镜子破了一角。镜子里他脸上有水珠往下滚，嘴角那个破皮的地方又被水泡开了，皮翘起来，露出下面粉红色的新肉。他用手指把那层皮按回去，按了两下，松手，又翘起来。
他走回病房，发现建国坐起来了。建国靠在床头上，看着窗户外面。窗户外面还是黑的。
“爸。”
“嗯。”
“你不用在这儿陪我。”
刘德昌在凳子上坐下来。凳子的皮面又陷下去。
“我在这儿坐着。”
建国不说话了。刘德昌也不说话了。病房里只剩下日光灯嗡嗡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建国忽然又躺下去，闭上眼睛。
六点钟的时候，天亮了。走廊里开始有人走动，护士进来量体温，问他吃不吃早饭。刘德昌说打碗稀饭。护士看看床上的建国，在记录本上写了什么，然后推门出去。
刘德昌看着窗户外面的天空。天灰蒙蒙的，云层很厚，看不见太阳。那棵梧桐树的枝干在风里晃动着，上面挂着的塑料袋也晃动着。
护士把稀饭送进来。刘德昌把碗端起来，稀饭冒着热气，面上凝了一层薄皮。他用筷子把皮挑开。
“趁热喝。”
建国转过脸，看了看那碗稀饭，坐起来接过去。他的手碰到刘德昌的手，冰凉冰凉的，那层薄薄的汁液从指缝里滑过去，又收回来。建国端著碗，看着碗里的稀饭。
“爸。”
“嗯。”
“你笑一下。”
刘德昌看着建国。建国的眼睛看着他，那双眼睛像他母亲的眼睛，眼珠子黑黑的，眼眶很深。
刘德昌脸上的肌肉动了动。嘴角那块破皮的地方被扯了一下，疼得他眯了眯眼睛。但是他还是把嘴角往上拉起来。那个动作很生涩，像是脸上那些肌肉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知道该怎么摆。
建国看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开始喝稀饭。他喝得很慢，一勺一勺地，每次只舀一点点，放在嘴边吹一吹，然后喝进去。喝了两口，他的眼泪掉下来，掉进了碗里。
他说：“这稀饭真淡。”
刘德昌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把那扇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吹进来，吹在脸上，把他眼角的什么东西也吹凉了。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上挂着的塑料袋在风里转了一个圈。
他站了很久，久到身后建国喝稀饭的声音停了，久到走廊里护士又开始推着车子走过去。他转过身，看见建国把碗放在床头柜上，背对着他躺着。
刘德昌走过去，拿起那只碗。碗底还剩了一点点稀饭，已经凉了。他把碗收进袋子里，准备带回家洗。
然后他重新在凳子上坐下来。
他看着建国的背。建国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他肩膀上的骨头把病号服支起来，像两座小山包。
刘德昌伸出一只手，悬在建国的背上，停了几秒钟，又收回去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那只手刚才端过碗，手指头上还沾着稀饭的米汤，黏糊糊的。
他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是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咽了口唾沫，喉咙里有个东西梗了一下，然后滑下去了。
他坐在那儿。凳子皮面的破口又裂开了一点，露出里面更多的棉絮。屁股下面的凉意透上来，顺着脊椎往上爬。他挪了挪身子。
窗户外面的天更亮了。街上的汽车喇叭开始响起来。
刘德昌看了看墙上的钟，六点四十分了。再过二十分钟，他该去学校了，今天有两节课。他站起来，把装着碗的塑料袋拎在手里，走到门口。回过头，建国还是背对着他躺着。
“我去学校了。”
建国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点头还是呼吸。
刘德昌拉开门。走廊里的日光灯也嗡嗡响着，比病房里的声音还要大些。一个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他走出医院大门。外面下起了小雨，雨点子很细，飘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把塑料袋拎高了点，护住那只碗。然后他骑上自行车，往学校的方向骑去。
等红灯的时候，他看见对面马路上老周又蹲在那里。老周这次蹲在一个公交站台下面，还是拎着那个编织袋，身边多了一个纸箱子。纸箱子上歪歪扭扭写着“擦鞋”两个字。
老周看见他，朝他点了点头。
刘德昌也点了点头。绿灯亮了，他踩了一脚，链条又空转了。他下来，拨了拨链条，再上去。这回踩实了。
到了学校，刘德昌把自行车锁好，走进教学楼。走廊里已经有不少学生了，打打闹闹的，他穿过那些孩子，上了二楼。
他掏出钥匙开门。门锁有点涩，钥匙转了两下才打开。他走进办公室，走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沓作文本还摞在那里，跟星期六离开时一模一样。他把装碗的塑料袋放在桌上，拿出作文本最上面那一本。
翻开本子，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写作文的学生叫李亮，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警察。后面那篇的题目也是《我的理想》，写作文的是女生周小梅，她的理想是当老师。再后面还是《我的理想》。
刘德昌翻开第三本，看了一半，又合上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操场上，一个班的体育课正在进行。体育老师让学生跑步，那些学生稀稀拉拉跑着，有的跑了一半就停下来走了。
他从窗户里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玻璃上。玻璃反光，脸看不太清楚，只看见一个轮廓。
那个轮廓的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往上翘起来。
动作很僵硬。很勉强。像是脸上那些肌肉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用处。但是他还是让那个动作停在那里，停在嘴角，停了很久。
然后他把嘴角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脸上的肌肉还有一点发僵。
他把那个塑料袋拿起来，拎着去水池那边洗那只碗。
水龙头哗哗地流，他用手抹了抹碗沿，把那层干掉的米汤擦下去。洗到碗底的时候，他看到碗底的搪瓷又掉了一小块，露出下面黑色的铁。
他把碗翻过来倒过去看了两遍，然后关掉水龙头。
下午没有课。他坐在办公室里把那沓作文本改完了。每一本都写了评语，字迹工整，没有涂改。改到最后一本的时候，笔没水了，他从抽屉里又找了一根。这根笔也是短头子，握在手里，笔杆子裂了一道缝，缠了一圈透明胶。
他把作文本放整齐，用一根橡皮筋捆好。然后背上包，拎着装碗的塑料袋，锁门下楼。
他又骑了四十分钟回到家。上楼的时候，踩到三楼拐角那个坑，他崴了一下脚。他站稳了，继续往上走。走到四楼，开门，换拖鞋。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把碗拿出来，放回碗柜里。
碗柜里那个搪瓷碗已经在了。两只破碗并排放在一起，底上都掉了搪瓷，露出黑色的铁。
他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对面楼的阳台上晾着衣服，一件红色的毛衣在风里晃着，一下一下打在晾衣架上。
他转过身，从灶台上拿起盐罐子。盐罐子快空了，他用勺子刮了刮罐子底，把刮起来的盐末放进嘴里。咸味在舌头上化开，他抿了抿嘴唇。
那块破皮的伤口被盐腌了，他嘴角一抽，但是没有吐出来。
他把勺子放回盐罐子，把罐子放回灶台上。然后走进卧室，在床沿上坐下来。
床头柜上，建国母亲的照片还在那里。
他拿起照片。玻璃上的灰又落了一层，他用袖子擦了擦。擦完之后，他把照片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
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厕所。快到厕所门口的时候，他又站住。转身走进建国的房间。开了灯。
床铺是乱的，被子揉成一团，枕头掉在地上。书桌上堆着课本，有一本翻开了，反扣在桌面上。桌角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建国的字。
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有几个字被橡皮擦过，痕迹还在。
“爸，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刘德昌把纸条拿起来，看了两眼。然后他把纸条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放进口袋里。他关上建国的门，来到厨房。他打开水龙头，又关上。
他站在屋子中间。屋子很静，只听见电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声音。那台冰箱用了快二十年了，压缩机启动的时候整个冰箱会震一下，然后嗡嗡地响。
刘德昌走到电冰箱前面，拉开冷冻室。冷冻室里结了厚厚的霜，他把抽屉拉出来一点，又推进去。
他关上冰箱，转身看了看墙上的钟。七点四十了。天快黑了。
他把灯开了，走到灶台前面，从米缸里舀出米，倒进锅里，拧开水龙头接上水。他淘了两遍米，水从指缝间流下去，米沉在锅底。他把手在水池边沿上磕了磕，把沾在手上的米磕下去。然后，他从冰箱里拿了一个土豆。
他拿起菜刀，开始削土豆皮。刀不快了，削的时候有点费劲，他每削一刀，土豆皮就断一下。他把土豆皮拢在一起，扔进垃圾桶，又把削好的土豆按在砧板上切成丝。土豆丝切得不是很均匀，有的粗，有的细。
他切了两根葱，剥了一瓣蒜。锅烧热了，倒上油。油热了，把葱蒜扔进去。嗤啦一声，油烟升起来。他把土豆丝倒进去，拿起铲子翻炒。炒着炒着，他觉得脸有些绷得慌。
他抬起左手抹了一下眼角，手上沾了洗米的水，凉凉的。然后继续炒土豆丝。
炒好土豆丝，他开始盛饭，盛了满满一碗，又从碗柜里拿出那只搪瓷碗，把另一个土豆也削了。建国还要在医院住几天，明天他得去送饭。
他把菜装进搪瓷碗里，忽然想起上个月建国回来吃饭，夹了一筷子菜，说咸了。他说下回少放盐。建国说嗯。那是他们父子今年以来说过的最长的对话。
刘德昌把锅铲放进水池里泡着，端着碗走到桌前坐下。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进嘴里嚼了嚼。不咸不淡，刚好。
然后他把嘴角往上拉起来。这一次，那块破皮没有再裂开。它就停在那里，不太像笑，只是一道微微弯起的弧线，贴在脸上。
窗外的雨又下得大了些。雨点打在楼下雨棚上，嘭嘭地响。
刘德昌低下头吃饭。一口土豆丝，一口米饭。他没有开电视，屋子里只有电冰箱的嗡嗡声，和雨打在棚子上的声音。
四十多年了，他在这间屋子里吃了无数顿饭。妻子在的时候一起吃的，妻子不在了一个人吃的。建国小时候坐在对面吃的，建国长大后变成他一个人吃的。将来建国回来，也许还会一起吃。如果建国不回来，那也还是一样吃。
米吃完了碗底还剩一点点油汤。
他把碗端起来，把碗底那点油汤也喝下去。
放下碗。刘德昌端端正正坐了一小会儿，好像微微笑了笑。不是那种有人看到会开心的笑，只是嘴角那个位置，恰好没有往下掉。他微微张了张嘴，咽下刚才那口汤的余咸，又抿紧了。
他又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然后站起来，端起碗筷，走向厨房去洗碗。水龙头拧开，水流出来。明天还要早起。明天有课，明天还要给建国送饭。他没再多想。他低下头，开始洗碗。碗上有一处缺了釉的地方，碗底的搪瓷又掉了一小块。他用手摸了摸那个地方，放回碗柜。又拿起了锅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