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帚
李树生第一次拿起那把扫帚的时候，他十三岁。
那是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父亲李广田蹲在院子里磨一把镰刀，磨石上浇了水，发出细密的沙沙声。李树生站在门口，看见父亲的后背弯成一张弓，肩胛骨从汗衫底下顶出两个尖角。院子里堆着刚从地里掰回来的玉米，叶子已经枯黄，散发出干燥的甜腥气。
“爹，我去镇上了。”李树生说。
李广田没有抬头。镰刀在磨石上来回移动，水浆变成了铁灰色。他磨了很久，久到李树生以为他没听见，才停下来说了一句：“把门口那堆鸡屎扫了再走。”
李树生看着门口，那里确实有一摊鸡屎，是早上那只芦花母鸡拉的。他走到墙角拿起那把扫帚。扫帚是高粱秆扎的，已经用过很长时间，前端磨得参差不齐，像一把用旧的牙刷。他握着扫帚柄，竹竿被磨得光滑发凉，握在手里有一种骨头般的硬度。
他把鸡屎扫到院子外面的沟里。鸡屎在扫帚下拖出一道浅黄色的印子，几只苍蝇嗡地飞起来，又落回去。李树生做完这件事就去了镇上。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把扫帚，它靠在墙角，高粱秆上沾着新鲜的鸡屎痕迹。当时他不知道这会是他一生的事情。
镇上的初中设在旧庙里，教室是原先的大殿，菩萨已经被搬走了，墙上还残留着烟熏的痕迹。李树生坐在最后一排，课本摊开在面前，上面的字一个个像是爬行的蚂蚁。他的同桌叫马国栋，父亲在镇供销社当会计，穿的衣服没有补丁。
“你爹让你念到什么时候？”马国栋问他。
李树生说：“能念到什么时候就念到什么时候。”
马国栋笑了一下，那笑声很轻，像是从鼻子里挤出来的。李树生没有再说话。他知道马国栋笑什么。村里和他一般大的孩子，已经有七八个跟着大人下地干活了，只有他还坐在这个菩萨搬走的教室里。
那天放学后，李树生没有直接回家。他走到镇西头的铁匠铺，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铁匠姓王，是个五十来岁的黑脸汉子，正在打一把锄头。炉火烧得通红，铁块从火里夹出来的时候亮得刺眼，王铁匠把它放在铁砧上，抡起大锤砸下去，火星四溅。每一锤都准确无误，敲在同一个位置上，铁块在他的锤下慢慢变了形状。
李树生看了一个多小时。王铁匠始终没有抬头看他一眼，仿佛门口根本没有站着一个人。李树生觉得这样很好，他不需要和人说话，只需要看着那团烧红的铁在锤子下变成锄头、镰刀、菜刀。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都能被人握在手里，派上实实在在的用场。
天黑的时候他回到家。李广田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李树生从他身边走过，闻到了烟叶烧焦的苦味。
“锅里有饭。”李广田说。
李树生盛了一碗红薯稀饭，坐在灶台边吃。稀饭很烫，他一边吹一边喝，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母亲孙桂兰在灯下补衣服，针线穿过粗布发出嗖嗖的声响。
“先生今天教了啥？”孙桂兰问。
“教了算术。”李树生说。
“算术是啥？”
“就是算账。”
孙桂兰没有再问。她把补好的衣服叠起来放在一边，又拿起另一件。灯芯跳动了一下，屋里的影子都跟着晃了晃。
第二年秋天，李树生辍学了。
不是因为家里供不起学费，学费本来也不多，而是因为李广田的腰。那年夏天，李广田在修水渠的时候从渠埂上摔下来，腰磕在一块石头上。他没有去卫生院，在家里躺了三天，喝了孙桂兰找来的草药汤，第四天就撑着下了地。但从那以后，他的腰就直不起来了，走路的时候身子朝右边歪着，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拽住了肩膀。
地里的活不能没人干。李树生是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十岁，妹妹七岁。他必须回去。
辍学那天，他去找了马国栋。马国栋正在教室里做作业，看见李树生站在窗外，就放下笔走了出来。
“我不念了。”李树生说。
马国栋看了他一会儿，没有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塞到李树生手里。“给你。”马国栋说。那是他父亲从供销社拿回来的，笔帽上刻着一行小字：英雄牌。
李树生握着那支笔，笔杆上有马国栋手心的温度。他说了声“嗯”，转身就走了。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不走快一点，就会在大街上站住，再也迈不动步子了。他一直走到镇外，走到那条通往村里的土路上，才把那支钢笔掏出来看了一眼。笔帽上的“英雄”两个字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回到家，他把钢笔用一块布包好，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一早，他扛起锄头跟着李广田下了地。
那年李树生十四岁，他开始做一个农民。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个扫街人的，是二十年之后的事。
1979年，李树生三十四岁。这一年镇上成立了环卫所，要招六个清洁工。告示贴在供销社门口，李树生是赶集的时候看见的。他已经结了婚，女人叫赵秀兰，是隔壁村的，嫁过来七年，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七岁，小儿子四岁。
地还是那些地，但分到了各家各户。李树生家分了四亩七分，种麦子和玉米。收成比生产队的时候好了，但养活一家四口还是紧巴巴的。赵秀兰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药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李树生在告示前站了很久。上面写着每月工资二十八块钱，还有粮票。二十八块钱，他一亩地一年的收成折成现钱也不过百十来块。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去了公社大院。
报名的人有四十多个。李树生是第十七个报名的。负责登记的人问他名字，他说了，那人写上，又问他会什么。
“会种地。”李树生说。
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在表格里写了几个字。李树生看见那是“力大”两个字。
他没有被选上。被选上的六个人里，有三个是原来公社的勤杂人员，两个是退伍军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局长的亲戚。李树生站在公社大院里等了一个上午，最后等到了这个结果。他从公社大门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六个人已经领了扫帚和铁锹，站在院子里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训话。
那是一把新扫帚，竹子扎的，比高粱秆的结实得多。竹枝上还带着青色，在阳光下泛着光泽。李树生看着那把扫帚，想起了1958年秋天的那个下午，他第一次拿起扫帚扫鸡屎的时候。二十一年过去了，他手里的东西没有变。
他回到家，赵秀兰正在灶房里煮面条。看见他回来，就问：“成了吗？”
“没有。”李树生说。
赵秀兰没有再问。她把面条盛进碗里，端到桌上。面条是白面掺了玉米面擀的，在碗里冒着热气。李树生坐在桌前吃起来，吃得很慢，每一根面条都嚼很久。赵秀兰坐在对面看着他，手放在膝盖上，右手的手指无意识地搓着左手的手背。
“我明天再去问问。”李树生说。
第二天他果然又去了公社大院。负责招工的人看见他就皱眉头，“不是告诉你了吗，人选已经定了。”
“还有别的活吗？”李树生问。
“什么别的活？”
“扫地的，挑粪的，什么都行。”
那人想了想，说：“西头公共厕所的粪坑需要人挑，一个月十五块，你干不干？”
“干。”李树生说。
就这样，李树生成了一个挑粪工。每天天不亮，他就挑着两个木桶从家里出发，走到镇西头的公共厕所，把粪坑里的粪便舀进桶里，挑到镇外的粪池去。一挑一百多斤，一天要挑十几趟。粪便溅到裤腿上、鞋上，时间长了，他身上就带着一股洗不掉的味道。
赵秀兰没有说过一句嫌弃的话。每天晚上他回到家，她都会把热水烧好，让他洗澡换衣服。但那股味道已经渗进了皮肤的褶皱里，不是洗一次两次就能洗掉的。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愿靠近他，大儿子李建国每回看见他回来，就会往后退几步，站到门口去。小儿子李建军还小，有时候会捂着鼻子说“爹臭”。
李树生听了，只是咧咧嘴，那笑容不太像笑。
他挑了三年的粪。1982年，原来的一个清洁工生了病，不能再干活，位置空了出来。李树生去找了环卫所长，这回他没有被拒绝。四天后，他领到了一把扫帚、一把铁锹和一件橘红色的背心。
那把扫帚和1979年他看到的那把一样，竹子扎的，沉甸甸的。李树生握着它，手在竹竿上来回摩挲了几下。竹竿很光滑，凉丝丝的，和当年那把扫帚的感觉一模一样。
扫帚是他的领地。他的责任区是镇中心的两条街，一条叫解放路，一条叫人民路。两条路加起来三里长，他每天要扫三遍。早晨五点扫第一遍，中午十二点扫第二遍，晚上六点扫第三遍。
李树生扫街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把垃圾扫成一堆，他会把路面的每一寸都扫到。扫帚在他的手里像是身体的一部分，挥出去的角度、力度，都是算好了的。竹枝擦过柏油路面，发出均匀的沙沙声，尘土、树叶、纸片在他面前聚拢成一堆又一堆。
街上最早的店铺是包子铺。老板姓郑，每天凌晨四点半起来生火蒸包子。李树生扫到他门口的时候，包子刚出第一笼，白汽从铺子里涌出来，带着面粉和肉馅的香。郑师傅看见他，会招呼一声：“李师傅，吃个包子吧。”
“不了。”李树生每次都这么说。
但郑师傅总会塞给他两个包子，白菜粉条馅的，皮薄馅大。李树生接过包子，站在路边三口两口吃完，继续扫他的街。有时候郑师傅会跟他闲聊几句，说今天的包子皮和得软了，或者说昨晚上街上有几个醉鬼吐了一地。
“扫干净就行了。”李树生说。
“你说得轻巧，那玩意儿冻在地上，得用铲子铲。”郑师傅说。
李树生没有再说什么。他确实知道那不好扫。冬天的清晨，呕吐物冻在路面上，像一块块发黄的冰，扫帚扫不动，只能用铁锹一点点铲起来。他铲过很多次，有时候是醉鬼吐的，有时候是病人吐的。镇卫生院在人民路上，有些病人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蹲在路边呕吐。李树生看见了，就会停下来等他们吐完，然后把呕吐物扫干净。他不会去问病人“你怎么样了”，他只是站在那里，扶着扫帚，等着。
他扫街六年，把解放路和人民路上每一个坑洼、每一道裂缝都记住了。哪一段路容易积水，哪一段路秋天落叶多，哪一段路赶集之后遍地都是烂菜叶，他都知道。他知道人民路中段那棵法国梧桐会在十月的第一周开始落叶，会一直落到来年二月。那棵树的叶子大而密，扫起来最费劲，但他从来没有把它当作麻烦。
麻烦的是人。
镇上的人认识李树生已经很久了。在他们眼里，这个扫街的农民和街上走的任何一个农民没有两样，只是他手里多了一把扫帚，身上多了一件橘红色的背心。那件背心是镇上统一发的，颜色很亮，说是为了安全，让开车的能看见。但在这条街上，开车的并不多，更多的是骑自行车的和走路的。
他们丢东西。瓜子壳、烟头、冰棍纸、糖纸，随手就扔在地上。有时候李树生刚扫完一段路，回头一看，地面又脏了。他去扫第二遍，第二遍刚完，又有新的垃圾。他从不说什么，只是推着他的铁皮车，拎着扫帚和铁锹，一遍一遍地扫。
有一天下午，李树生在扫人民路的时候，街上走过来三个年轻人。他们嗑着瓜子，瓜子壳一粒一粒地吐到他刚扫过的路面上。李树生停下来看着他们，手里的扫帚拄在地上。
三个年轻人从他身边走过去，又走出去十几步，其中一个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把瓜子壳吐得更远了。另外两个笑了起来，笑声在街道上回荡，像几块石头在地上滚。
李树生没有出声。他弯下腰把那几粒瓜子壳扫进撮箕里，然后继续往前扫。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背微微弯着，橘红色的背心在秋日灰蒙蒙的光线下显得特别扎眼。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秋天。那年李树生四十岁。
又过了几年，李树生的大儿子李建国初中毕业了，考上了县里的技校。学的是修理拖拉机，两年制。李树生每月从二十八块钱的工资里拿出十五块钱寄给儿子，剩下的买米买菜，给赵秀兰抓药。
赵秀兰的病越来越重了。她得的是肺结核，咳嗽，发烧，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卫生院的医生说要去县医院治，但县医院的住院费不是李树生能负担得起的。他只能让赵秀兰吃草药，一种叫作“肺形草”的东西，是镇上的土郎中开的。赵秀兰喝了三年那药，咳嗽时好时坏，人却一天天干瘪下去。
1988年冬天，赵秀兰死了。
死的那天下着雨夹雪。李树生凌晨四点出门扫街的时候，赵秀兰还在床上睡着。他扫完第一遍街回到家，进门就闻到一股冰冷的气息。赵秀兰躺在床上，身子已经僵了，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小儿子李建军坐在床边哭，那年他十三岁。
李树生在床边站了一会儿。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把赵秀兰的眼睛合上了。然后他走到院子里，蹲在墙角，点了一根烟。雨夹雪落在他身上，他的头发很快湿了，贴在头皮上。
抽完那根烟，他去隔壁找了邻居，让他们帮忙去镇上给李建国打电话。然后他回到街上，继续扫他的第二遍。那天他扫得特别慢，扫帚擦过地面的声音在雨雪里显得沉闷而潮湿。
赵秀兰的丧事办得很简单，一口薄棺材，几个亲戚，埋在后山的坟地里。李建国从县城赶回来，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李建军站在一旁，不哭了，只是眼睛红红的。
出殡那天晚上，李树生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赵秀兰生前用过的那些东西。她的针线盒，她补了一半的衣服，她熬药的砂锅。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收起来，放进一个纸箱里，搬到柴房去了。最后他拿起那把扫帚——不是街上用的那把，是家里扫地用的那把，扫了扫院子。他扫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漏掉。
扫完了，他把扫帚靠在墙角。那是1988年冬天，距离他第一次拿起扫帚，整整三十年。
赵秀兰死后，李树生的日子变得更安静了。小儿子李建军跟着他过日子，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和父亲煮一锅粥，然后去上学。李树生扫街，李建军念书，父子俩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家里的墙越来越空了，先是赵秀兰的东西不见了，然后是赵秀兰补过的衣服破了，李树生不会补，就叠起来放在柜子最里面。最后连她贴在墙上的那几张年画也慢慢褪了色，画上的人脸模糊成一团。
1992年，李树生的环卫所换了一批新工具。扫帚从竹子的换成了塑料丝的，铁锹换成了不锈钢的，铁皮推车也换成了带轮子的塑料桶。李树生领到新扫帚那天，在手里掂了掂，比竹子的沉。塑料丝扫在柏油路上声音不一样，不是那种均匀的沙沙声，而是一种更尖锐的刷刷声，像很多只虫子在同时鸣叫。
他用了一个星期，才适应了新扫帚的手感。但他心里觉得不如竹子的好用。竹子的有弹性，有韧劲，用得久了，竹枝会和手掌达成某种默契，扫帚像是长在手上的。塑料的没有这种感觉，它始终是一件工具，一件冷冰冰的、和他无关的东西。
这一点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只是一个扫街的，他的感受不关任何人的事。
人民路和解放路在李树生扫了十五年后，终于变了一些。路两边的店铺多了起来，包子铺还在，但郑师傅已经不在了，换成了他的儿子郑小波。粮食局旁边开了一家录像厅，每天晚上放香港电影，音响开得很大，整条街都能听见打斗声和女人的尖叫声。录像厅门口总是聚集着一群年轻人，嗑瓜子的，抽烟的，喝完汽水把瓶子往地上一扔的。
李树生会在晚上六点扫他的第三遍，那时候录像厅刚开始放电影。他扫到门口，年轻人给他让出一条路。有人冲他叫：“大爷，别扫了，来看电影！”
他没有理他们。他弓着背，一下一下地把那些瓜子壳、烟头、瓶子扫进撮箕里。录像厅里传来乒乒乓乓的打斗声，一道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地面上投下一条细长的亮线。
1995年，李树生五十一岁。这一年镇上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六月里一个闷热的下午，李树生在解放路上扫地。一辆摩托车从十字路口冲过来，骑得飞快，车上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看见李树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了。摩托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铁皮推车，推车翻过来，李树生被撞出去两米远，后脑勺磕在马路牙子上。
街上的人围过来。李树生躺在地上，眼睛睁着，能看见头顶上的梧桐树叶子。他听见有人说“叫救护车”，有人说“这人是谁”，有人认出了那件橘红色的背心。
“是扫街的老李。”
他被送到卫生院。医生给他缝了六针，后脑勺剃掉了一大块头发，露出白惨惨的头皮。腿也摔伤了，是左脚踝骨折，打了石膏。他从来没在医院住过，这次住了十天。住院费是环卫所掏的，撞他的年轻人赔了三百块钱。
李树生拿着那三百块钱，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他想起赵秀兰住院的事，那时候如果有这三百块钱，也许她能多活几年。他把钱用报纸包好，塞在褥子底下，每天都摸一摸，确认它还在。后来他用这笔钱给李建军交了高一的学费。
腿伤好了以后，李树生的走姿变了。以前他走路只是微微驼背，现在左脚往外撇着，身体的重心偏向右腿，走起来一摇一晃的。但这不影响他扫地。他重新拿起扫帚的第一天，从人民路西头扫到东头，用了四十分钟。比受伤前慢了十分钟，但扫得一样干净。
李建国技校毕业后回到镇上，在农机站找了一份工作，修拖拉机。他结了婚，女人叫王芳，是镇供销社的售货员。结婚那天，李树生穿了一件新买的中山装，坐在婚宴的角落里，看着儿子敬酒。王芳给他敬酒的时候叫了一声“爸”，他应了一声，把酒喝了。
婚后李建国和王芳住在镇上的新房里，不怎么回村里。李树生还是住在老屋里，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镇上扫地。他已经扫了十六年的街，那把塑料扫帚握在手里，和当年的竹扫帚一样熟悉。
李建军念完了初中，又念完了高中。1998年，他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消息传来的那天，李树生正在人民路上扫第三遍街。李建军骑着自行车找到他，把录取通知书递到他面前。李树生把扫帚靠在街边的电线杆上，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纸上写着李建军的名字，盖着学校的红章。
“学费多少？”李树生问。
“三千五一年。”李建军说。
李树生把录取通知书还给儿子，又拿起了扫帚。他扫了几下，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点上。他抽了两口，说：“去念。”
那天晚上，李树生把褥子底下存的钱拿了出来。一共是一千二百块，一张一张的，面额最大的是五十块，最小的是五毛，用报纸包了三层。他把钱放在桌子上，又去翻柜子。柜子最里面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他攒了十年的粮票、布票和钱。他又凑出了八百块。离三千五还差一千五。
第二天，他去找了李建国。李建国和王芳商量了一晚上，拿出了两千块钱。三千五的学费凑够了，生活费还没有着落。李建军说他自己可以打工，城里有家教的机会。
李树生送儿子去县城坐长途车的那个早上，他没有去扫地。他把李建军送到车站，站在车门旁边。李建军上了车，把行李放好，又走下来。
“爹，你回去吧。”李建军说。
“嗯。”李树生说。
车发动了。李建军上车，朝他挥了挥手。李树生站在原地，看着那辆长途车驶出车站，消失在路的尽头，才转身往回走。他走到人民路，从路边拿起他的扫帚，开始扫第一遍街。那天他扫得很慢，比受伤后还慢。
2001年，有一个记者从省城来到镇上。他是来采访乡镇环卫工人状况的。他在人民路上找到了李树生，拦住了他的推车。
“李师傅，能跟你说几句话吗？”记者拿着一个小本子。
李树生停下手里的活，手扶着扫帚把，看着眼前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你扫街多少年了？”
“十六年。”李树生想了一下，又改口说，“二十年了。七九年开始的，中间挑过三年粪。”
记者在本子上记了下来。“你每天要扫多长的路？”
“三里。”
“扫几遍？”
“三遍。”
记者算了算，又问了几个问题，关于工资，关于工作条件，关于有没有人看不起这份工作。李树生一一回答。他说工资现在是三百五一个月，工作条件还行，有扫帚有推车。至于有没有人看不起，他说：“扫干净了他们就不说了。”
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写完了，他抬起头，问了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重要吗？”
李树生被这个问题问住了。重要吗？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扫街二十年，只知道每天早上该起来扫地，中午该扫地，晚上该扫地。下雨天扫，下雪天扫，刮风天扫。街上有垃圾，就把它扫干净。垃圾又有了，就再扫。这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要做的事。
“不知道。”李树生说。
记者合上本子，说了声谢谢，走了。李树生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又拿起他的扫帚。塑料丝擦过柏油路面，发出刷刷的声音。
那篇报道后来登在省城的晚报上，题目叫《扫街二十年》。李树生不知道这件事，他不看报纸。但他的小儿子李建军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了那篇报道，拿着报纸，坐在阅览室里读了三遍。报道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李树生的扫帚换了十八把。每一把都在他手里磨得只剩半截。他扫过的路，如果把那些尘土和垃圾加起来，可能有一座小山那么高。但他只是一个清洁工，一个在街上没人会多看一眼的人。”
2003年，镇上进行了一次环卫改革。环卫所被承包给了一家公司，原来的清洁工可以选择留下，也可以选择拿一笔遣散费回家。李树生选择了留下。他已经五十八岁了，离退休还有两年，他想把那两年扫完。
公司来的人叫刘经理，三十多岁，穿西装打领带。他站在环卫所的院子里，对新旧员工们训话，说以后要有考核标准，路面不能有超过三个烟头，垃圾桶每天要擦洗，迟到早退要扣工资。
李树生站在队伍里，听着刘经理讲话。他现在是所里年纪最大的清洁工，头发花白了，背也更弯了，左脚走路还是一撇一撇的。他的责任区从人民路和解放路扩大到了四条街，多出来一条建设路和一条工农路。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但工资只涨了五十块。
李树生没有抗议。他把四条街重新编排了时间，早上四点开始扫建设路和工农路，六点扫人民路，八点扫解放路。中午扫第二遍，晚上扫第三遍。他的推车轮子坏了两次，他自己修好了。
2005年，李树生六十岁。按照公司的规定，他可以退休了。刘经理给他办了一个简单的退休手续，发给他一个红本子和两千块钱的遣散费。
李树生拿着红本子回到家，在炕上坐了很久。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不用在凌晨四点醒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手放在膝盖上，右手的手指无意识地搓着左手的手背，那是赵秀兰生前的习惯，他不知什么时候学了过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他醒来了。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远处有公鸡在叫，邻居家的狗吠了两声。他翻身起床，穿上衣服，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
他没有扫帚了，退休那天他把工具都交了。他走到人民路上，路上已经有了新的清洁工。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穿着一件橘红色的背心，拿着一把塑料扫帚在扫地。李树生站在路边，看着她一下一下地扫。路面没有他扫得干净，有几片纸漏掉了，但她已经走过去了。
他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直到那个清洁工扫完整条人民路，消失在他的视线里。然后他骑上车回家了。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更慢了。李树生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日头从东墙照到西墙。他喂了几只鸡，种了几畦菜，但他做这些都做得不上心。他的手还是会不自觉地去摸那个不在身边的扫帚，右手虚握着，像是握着什么。
李建军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每年回来两三次，每次都跟父亲说：“爹，跟我去省城住吧。”李树生每次都摇头，说住不惯。其实他知道他去了能做什么？他在城里连楼道都不会扫，城里都用吸尘器，他没见过的机器。他只会扫街，扫那种长的街，用一把扫帚，一下一下地扫。
2007年冬天，李树生生病了。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发烧，但他躺在炕上起不来。李建国回来照顾他，给他熬了姜汤。李树生喝了一碗，又躺下，眼睛看着天花板。
“爹，你这一辈子，后悔过吗？”李建国坐在炕沿上问他。
李树生沉默了很久，久到李建国以为他睡着了。
“也没啥后悔的。”李树生说。
他停了停，又说：“就是那街上，现在不知道扫得干不干净。”
李建国看着父亲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悲喜。那张脸已经被六十多年的风吹日晒打磨成了一块干涸的土地，沟壑纵横。他的父亲不是一个会表达感情的人，他这一辈子说的话加起来可能还没有别人一个月说的多。
病好了以后，李树生还是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里。养鸡，种菜，在院子里坐着。有一回他在镇上走，看见人民路的路面上有一堆狗粪。他停下来，看着那堆狗粪，站了很久。然后他从旁边的垃圾箱里捡了一张废纸，蹲下去把狗粪包起来，扔进了垃圾箱。
做完这件事，他朝四周看了看。街上的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直起腰，用手撑着膝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朝家里走去。
2009年春天，人民路和解放路要重新铺路面。旧的柏油路面被刨了，铺上了新的。完工那天，镇政府搞了个仪式，镇领导站在新路上讲话，说这是提升镇区形象的重要工程。李树生没去看那个仪式，他坐在院子里喂鸡。
新路面铺好以后，街上换了新的垃圾桶，蓝色的，上面印着“讲卫生爱清洁”的字样。清洁工也换了新的扫帚，不是竹子的，也不是塑料丝的，是一种更新的材质，李树生叫不出名字。
有时候他走在街上，看到那些新扫帚在路面上划过，会觉得陌生。那把扫帚和他没有关系了，那条街和他也已经没有关系了。他扫过的垃圾，他铲过的呕吐物，他磨秃的十八把扫帚，都已经没有了痕迹。新铺的柏油掩盖了一切，路面光滑平整，像是从来没有被什么扫过一样。
李树生走在上面，左脚还是一撇一撇的。他不看路，不看那些新铺的砖和新换的垃圾桶。他看见的是1958年秋天的那把高粱秆扫帚，1979年那把青竹扫帚，1992年那把塑料扫帚。它们还在他手里，他还能感觉到竹竿的温度，高粱秆粗糙的纹理，塑料丝尖锐的刷声。
他回到家，走到墙角。那把旧的塑料扫帚靠在那里，是他退休前从环卫所带回来的，已经磨得只剩下一小截了。他拿起它，在院子里扫了起来。院子里没有垃圾，鸡屎他早上已经扫过了。但他还是一下一下地扫着，扫帚擦过泥地，发出干燥的沙沙声。
那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李树生六十六岁，他拿着他的扫帚，在院子里扫着地。阳光从梧桐树的叶子间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一片的光斑。风把扫过的灰尘吹起来，在阳光里打着旋。
他扫了很久，直到院子里干干净净，连一粒土都没有了。然后他直起腰，把扫帚靠在墙角，坐回到门槛上。
太阳正在落山，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和他穿了二十多年的那件背心一样的颜色。李树生坐在那里，看着那团火渐渐暗下去，天彻底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