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上的诗

雨开始下的时候，李建国正坐在窗前数药片。

白色的，圆形的，一共七片。医生说要分三次吃，早中晚各一次。他把药片倒在手心，又倒回瓶子里，再倒出来。药片碰撞瓶壁的声音，咔啦咔啦，像小时候玩的弹珠。

窗外的雨不大，温温润润的，像是谁用毛笔在天上蘸了水，轻轻一抖，就落下来了。雨点在玻璃上慢慢爬，爬出一条条歪歪扭扭的线，像字，又不像字。

李建国今年七十三岁。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是老伴生前常说的话。她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好像说的不是生死，是明天吃什么菜。现在老伴不在了，这话倒像一句谶语，悬在他头顶上。

雨在窗上写诗。他突然想起这句话。

谁说的？记不清了。可能是儿子，那个在大学教文学的儿子。儿子总说些他听不懂的话，什么隐喻，什么意象，什么生命的诗学。李建国不懂诗，他只知道，雨就是雨，窗就是窗。

但今天这雨，确实像是在写什么。

他凑近玻璃，鼻尖几乎要贴上去。雨迹纵横交错，有的长，有的短，有的交叉，有的平行。他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那不是乱画的，那是在写字。

第一个字像“一”，横着的一道。

第二个字像“人”，撇捺分开。

第三个字……他眯起眼睛，老花镜在鼻梁上滑下来一点。第三个字像“生”，对，就是“生”字，上面一横，中间一竖，下面……

他的手抖了一下。

药片从手心滑落，掉在地上，蹦跳着，滚到沙发底下去了。他没去捡，只是盯着玻璃看。雨还在下，新的雨点覆盖旧的痕迹，字迹模糊了，又清晰了，清晰了，又模糊了。

“一生。”

他喃喃地说。

窗上的雨写着“一生”两个字。

李建国站起来，腿有点麻。他扶着墙走到厨房，倒了杯水。水是昨天烧的，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凉水顺着喉咙下去，一直凉到胃里。

回到窗前时，雨迹已经变了。刚才的“一生”不见了，现在是新的图案，像一朵花，又像一张脸。他看了很久，才看出来，那是一张笑着的脸，眼睛弯弯的，嘴角上扬。

像老伴的脸。

王秀兰。他在心里叫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屋子里只有雨打在玻璃上的声音，轻轻的，噗噗的，像谁在低声说话。

李建国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个雨天。也是这样的温润的雨，也是这样的窗户。那时他们刚搬进这间房子，是厂里分的宿舍，二十平米，一家四口挤着。儿子三岁，女儿还在吃奶。窗户漏风，下雨的时候，雨水会从窗缝渗进来，在地上积一小滩。

王秀兰用旧毛巾堵住窗缝，一边堵一边说：“等有钱了，咱们换扇好窗户。”

“什么样的好窗户？”他问。

“大大的，亮亮的，下雨天能看见雨在上面画画的那种。”

后来他们真的换了窗户。儿子上大学那年，李建国用攒了三年的钱，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换了。新窗户确实又大又亮，关得严严实实的，再也不漏风了。王秀兰摸着光滑的玻璃，笑着说：“这下好了，下雨天能看见雨画画了。”

但她从没说过雨在写诗。

说这话的是儿子。去年清明，儿子回来扫墓，那天也下雨。他们站在老伴的墓前，雨细细密密的。儿子突然说：“妈最喜欢这样的雨，温润的，在窗上写诗。”

“写什么诗？”李建国问。

儿子摇摇头，没说话。

现在李建国明白了。雨写的诗，每个人看见的都不一样。他看见的是“一生”，是笑脸。儿子看见的，可能是别的什么。女儿呢？女儿在美国，那边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下雨还是晴天？

他拿起电话，想打给女儿。号码按到一半，又放下了。女儿上次说，爸，你半夜打电话来，我这边是凌晨三点。李建国算不清时差，他只知道，女儿很远，远到连下雨都不是同一个时间。

雨下得大了一些。窗上的痕迹变得密集了，一道一道，像很多人在同时写字，写得很快，很急。李建国看着那些字迹出现又消失，忽然想起自己的一生。

十八岁进纺织厂，挡车工，三班倒。二十四岁娶了王秀兰，她是细纱车间的。二十八岁有了儿子，三十一岁有了女儿。四十五岁厂子改制，下岗。四十七岁在街边摆摊修自行车。五十五岁儿子结婚。六十岁女儿出国。六十八岁老伴查出肺癌。七十岁送走老伴。

简单得像一张履历表。

但窗上的雨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一生不是一张表，是这些温润的雨点，一点一点，在时间的玻璃上写下的诗。有的字清晰，有的字模糊，有的被新的雨覆盖，有的永远留在那里。

李建国数药片的时候，是在数剩下的日子。医生没说还能活多久，但他自己知道，身体像一台老机器，这里响那里响，不知道哪个零件会先停摆。

可是现在，看着窗上的雨，他突然不怕了。

雨还在写。写的是什么，他看不全，也看不懂。但他知道，那是一首诗，很长很长的诗，从他出生那天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还要写下去，写到最后一个雨点落下。

他弯腰，从沙发底下摸出那几片药。白色的，圆形的，沾了点灰尘。他用袖子擦了擦，放回瓶子里。今天不吃了，他想。明天再吃。

窗上的雨迹又变了。这次写的，像是一个“光”字。一点，一横，一竖，一横折钩，一撇，一捺。写得歪歪扭扭的，但确实是“光”。

光。

李建国抬起头，看向窗外。雨还在下，天空是灰白色的，但在这灰白之中，有一处稍微亮些，像是云薄了一点，光正努力透过来。

他想起王秀兰最后的日子。她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还是亮的。她说：“建国，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吃饭，按时吃药，别让儿女操心。”

他说：“我知道。”

“还有，”她停了一下，喘了口气，“下雨的时候，记得看看窗户。雨会在上面写诗。”

“写什么诗？”

“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

当时他没明白。现在他明白了。

雨在窗上写诗。写的是每个人的一生，每个人的光。

李建国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他拉开抽屉，找出那本很久没用的笔记本，还有一支圆珠笔。他翻开本子，第一页是空的，第二页也是空的。他在第三页上写：

“今天下雨，温润的雨。雨在窗上写诗。我看见‘一生’，看见笑脸，看见‘光’。秀兰，你看见的是什么？”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个点，蓝色的，小小的，像一滴雨。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雨点稀疏了，慢了，在玻璃上慢慢滑，滑出最后几行诗。李建国看不清楚那些诗写的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是写给他的。

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

雨停了。窗上的痕迹开始干，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向中间收缩。水迹变淡了，模糊了，最后只剩下一些淡淡的水印，在光里微微发亮。

李建国坐在窗前，等着。

等着下一场雨，等着下一首诗。

温润的雨，在窗上写诗。写完了擦掉，擦掉了再写。就像一生，过完了就完了，但在某个下雨天，你会突然看见，那些你以为忘记的，都还在那里，写在时间的玻璃上，清晰如初。

他笑了。

窗玻璃上，他的笑脸和那些未干的水迹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雨，哪是他。

但有什么关系呢？

雨在窗上写诗。

他在诗里活着。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