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的路途
李建国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决定要离开的。
那天他照例五点起床，天还没亮透。妻子王秀英还在睡，呼吸均匀得像台老式缝纫机。他轻手轻脚地穿好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走到厨房，从铁皮饼干盒里取出最后三张粮票。米缸见底了，他用木勺刮了半天，才刮出够煮一碗稀粥的米。
粥在煤炉上咕嘟咕嘟冒泡时，李建国盯着墙上那张发黄的中国地图看。地图是十年前买的，那时他刚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县农机厂当学徒。地图上用红笔画了三个圈：北京、上海、广州。王秀英笑他：“画得再圆，你也去不了。”
现在他要去广州了。确切地说，是不得不去。
厂里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车间主任老张昨天下午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点了支烟。“建国啊，”老张吐出一口烟圈，“厂子要倒了。不是暂时困难，是要倒了。”
李建国没说话。他盯着老张桌上那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杯，杯沿有个缺口，和他家里那个一模一样。
“你手艺好，去南方吧。”老张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我外甥在东莞开了个小厂，缺钳工。这是地址。”
纸条上的字是用圆珠笔写的，有些笔画已经模糊。李建国接过纸条时，手有点抖。
“别告诉别人。”老张压低声音，“现在走的人多，传开了不好。”
现在，李建国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粥已经凉了。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其实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他喝得仔细，每一口都在嘴里停留很久，才缓缓咽下。
喝完粥，他拿出一个硬皮笔记本。本子是王秀英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他一直舍不得用。现在他翻开第一页，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也是结婚时王秀英送的——开始写字。
“1988年3月16日，星期三，晴。”他写道，“今天要去广州。坐火车，硬座，要两天一夜。带了三十七块五毛钱，二十斤全国粮票，还有秀英做的五个烙饼。”
他停了一下，继续写：“路线：从家走到汽车站，坐早班车到省城，再从省城火车站买票去广州。秀英还不知道，等她醒了再告诉她。不能哭，要笑。妈说过，出门要笑着出门，这样路上才顺。”
写到这里，李建国真的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嘴角向上扯，眼睛却往下垂的笑。他想起母亲，那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女人，总说“笑能辟邪”。母亲去年走了，肺病。走的时候很瘦，但脸上还挂着笑。
“建国，你笑什么？”王秀英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李建国合上笔记本，走进卧室。王秀英已经坐起来了，正在梳头。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像一匹绸缎。
“我得出趟远门。”李建国说。
王秀英梳头的手停住了。“去哪？”
“广州。”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老张给的纸条，“厂里不行了，得去找活路。”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只有窗外麻雀的叫声，叽叽喳喳的，不知忧愁。
“什么时候走？”王秀英终于问。
“今天。”李建国说，“早班车。”
王秀英没哭。她继续梳头，一下，两下，三下。梳好了，她把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盘在脑后，用发网罩住。然后她下床，走到五斗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
抽屉里有个铁盒子。王秀英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钱，用橡皮筋扎着。
“这是妈临走前给我的。”王秀英把钱递给李建国，“五十块。你拿着。”
李建国没接。“这是妈留给你的——”
“拿着。”王秀英把钱塞进他手里，“路上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五十块不多，但能顶一阵。”
李建国看着手里的钱。钞票很旧，但叠得整整齐齐。他能想象母亲一张一张数这些钱的样子，手指因为关节炎而弯曲，但数得很仔细。
“我会还的。”李建国说。
“别说傻话。”王秀英转身去厨房，“我给你烙几个饼带上。”
李建国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半块肥皂。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包是厂里发的，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字已经褪色了。
王秀英在厨房烙饼。面粉和水的香味飘过来，李建国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想把这个味道记住，带到南方去。
饼烙好了，五个，金黄金黄的。王秀英用油纸包好，放进帆布包。
“路上小心。”她说，“到了就写信。”
“嗯。”
“别舍不得花钱，该吃就吃，该住就住。”
“嗯。”
“还有，”王秀英看着他，“记得笑。妈说过，笑着出门，路上才顺。”
李建国点点头。他背上帆布包，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王秀英站在厨房门口，手在围裙上擦着。晨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笑了。
李建国也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从眼睛里笑出来的那种。
走出家门时，李建国又想起了那个笔记本。他决定给这次旅途起个名字，就叫“微笑的路途”。虽然前路未知，虽然口袋里只有八十七块五毛钱，虽然要坐两天一夜的硬座，但他要笑着走完这条路。
他走到巷口时，邻居刘大妈正在生炉子。
“建国，这么早去哪啊？”刘大妈问。
“出趟门。”李建国说，“去南方看看。”
“南方好啊，暖和。”刘大妈往炉子里添煤，“什么时候回来？”
“找到活就回来接秀英。”李建国说。
刘大妈点点头，没再问。煤烟升起来，在晨光中打着旋。李建国继续往前走，脚步很轻，像是怕惊醒还在沉睡的街道。
走到汽车站时，第一班车已经在了。是辆老式客车，绿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底下的铁锈。司机正在擦挡风玻璃，动作慢悠悠的，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李建国买了票，上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车上人不多，有个老太太抱着只母鸡，鸡被捆着脚，偶尔扑腾一下；有个年轻人背着个大包袱，包袱用床单裹着，露出半截二胡；还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看报纸，报纸的头条是“改革开放十年，经济持续发展”。
车开了。李建国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一点点后退：供销社、邮局、小学、卫生院。这些地方他走了三十多年，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但现在他要离开了，去一个只在电视上看过的地方。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继续写：
“车开了。秀英站在门口挥手，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我没哭，我笑了。妈说得对，笑着出门，路上才顺。”
写到这里，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那时母亲已经说不出完整句子了，只是握着他的手，一遍遍地说：“笑……笑……”
李建国当时不明白。现在他有点明白了。笑不是开心，笑是一种态度。是对苦难的轻蔑，是对未知的勇敢，是对生活的坚持。
车到省城时是中午。李建国下了车，跟着人群往火车站走。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人。售票窗口排着长队，队伍弯弯曲曲，像条疲惫的蛇。
李建国排了两个小时队。轮到他的时候，售票员头也不抬：“去哪？”
“广州。”
“硬座没了，站票要不要？”
“要。”
“二十八块五。”
李建国数出钱递过去。售票员撕了张票给他，绿色的，上面印着车次和日期：K325，3月16日，18:45开。
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李建国在车站广场找了个角落坐下，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烙饼。饼已经凉了，但还是很香。他小口小口地吃，吃得很仔细，连掉在手上的渣都舔干净。
吃完饼，他拿出笔记本，想写点什么，但不知道写什么。于是他开始画地图，从省城到广州的路线。他画得很仔细，每经过一个站就标一个点：株洲、衡阳、韶关……这些地名他只在课本上见过，现在他要亲眼去看看了。
画完地图，他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带着细心和微笑规划你的路途。”
这是母亲常说的话。母亲不识字，但这句话说得特别好。细心是规划，微笑是态度。没有细心的规划，路途会充满意外；没有微笑的态度，路途会充满苦涩。
李建国合上笔记本，闭上眼睛。他想起很多事：第一次学钳工，师傅说“手要稳，心要细”；第一次领工资，给母亲买了件毛衣；第一次见王秀英，她扎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酒窝……
这些记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播放。李建国看着，笑着。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但他没擦，让眼泪流。流泪不丢人，母亲说过，眼泪流出来，心里就轻了。
傍晚时分，李建国随着人流进了站台。火车已经在了，绿色的车厢，窗户开着，有人探出头来抽烟，有人大声说话，有人默默看着站台。
李建国找到自己的车厢，是最后一节。他挤上车，车厢里已经满了，过道上都坐着人。他找了个角落，把帆布包垫在屁股底下，坐下。
火车开动时，天已经黑了。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灯光，一点一点，像散落的星星。李建国靠着车厢壁，闭上眼睛。火车的声音很有节奏，哐当，哐当，哐当……像心跳，像呼吸，像时间在走。
他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他。也许是一份工作，也许是一次失望，也许是更多的苦难。但他不怕。他有细心，会规划每一步；他有微笑，会面对每一天。
母亲说得对，带着细心和微笑规划你的路途。细心让你不走错路，微笑让你不怕远路。
李建国睡着了。梦里，他看见一条路，弯弯曲曲，通向远方。路上有坑有坎，但他走得稳当。因为他每一步都仔细，每一步都笑着。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火车停在一个小站，站牌上写着“株洲”。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李建国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
新的一页，他写道：
“3月17日，清晨，过株洲。腿麻了，但心是满的。想起秀英烙的饼，还有五个，要省着吃。对面坐了个老人家，说去广州看儿子。儿子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月能挣三百块。三百块，是我在农机厂半年的工资。南方真的不一样。”
写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窗外。站台上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提着个竹篮，篮子里冒着热气。李建国摸了摸口袋，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钱要省着花，路还长。
火车又开了。李建国继续写：
“妈，我在路上了。你放心，我会细心，也会微笑。我会找到活路，接秀英过去。我们会好好的，就像你希望的那样。”
写完了，他合上笔记本，看着窗外。田野、村庄、河流、山峦……一切都向后退去，一切都向前迎来。李建国笑了。
他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他会走下去，带着细心，带着微笑，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叫广州的地方，走向那个叫未来的日子。
火车呼啸着向前，穿过晨雾，穿过阳光，穿过1988年春天的中国。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沉默。李建国坐在角落里，微笑着，规划着他的路途。
他想，等到了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给王秀英写信。信里要写：我到了，路上很顺，因为我一直笑着。你也要笑，在家等我，等我接你去南方，去有春天的地方。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金黄金黄的，像个巨大的烙饼，挂在天空，温暖着大地，温暖着这列奔向远方的火车，温暖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