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
一
李老栓第一次看见那条河的时候，河面还冻得结实。
那是1959年的冬天，比往年都冷。他记得清楚，因为那年他刚满二十岁，被分配到黑龙江边上的一个林场当伐木工。从山东老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转了两天的卡车，最后踩着齐膝深的雪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了这个叫“冰河屯”的地方。
屯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东北汉子，姓王，脸上有道疤，从左眼角一直划到嘴角。他拍着李老栓的肩膀说：“小伙子，来这儿就得认命。看见那条河没？”他指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那是黑龙江的支流，我们叫它冰河。一年里有八个月是冻着的。人在这儿，就得像这冰一样，硬。”
李老栓点点头，没说话。他从小在黄河边长大，见过水，没见过这么厚实的冰。第二天上工，他跟着老工人们去河边伐木。斧头砍在树干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和远处冰面开裂的咔嚓声混在一起，像是什么东西在叹气。
“小心点儿，”一个老工人对他说，“这儿的冰看着厚，底下有暗流。去年老张头就是踩空了，掉进去，捞上来的时候硬得像根冰棍。”
李老栓紧了紧棉袄，觉得更冷了。
二
林场的日子简单而重复。天不亮起床，啃两个窝窝头，扛着斧头上山。中午在雪地里生堆火，烤烤冻僵的手。天黑前回到屯里，喝碗玉米糊糊，倒头就睡。周而复始。
李老栓话不多，干活实在。王屯长看他踏实，第二年春天冰化的时候，让他跟着去河里放排。
“开春了，冰化了，得把冬天伐的木头运出去。”王屯长说，“这是玩命的活儿，你敢不敢？”
“敢。”李老栓只说了一个字。
第一次站上木排，他腿有点软。化开的河水泛着青黑色，打着旋儿向下游奔去。木头用粗麻绳捆在一起，在水面上起伏不定。老工人们撑着长竿，在急流中左突右拐，像在驯服一匹野马。
“看准水流！”王屯长吼着，“冰化了，水就活了。你得顺着它，又不能全顺着它！”
李老栓学得快。他发现自己有种本能，能感觉到水下的暗流和漩涡。一个月后，他已经能独自撑一小排木头了。
那年夏天，他认识了秀兰。
秀兰是屯里小学的老师，从哈尔滨来的知青。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样，不扎辫子，剪着齐耳短发，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第一次看见李老栓放排回来，浑身湿透却满脸兴奋，她笑了：“你好像挺喜欢这活儿？”
李老栓擦着脸上的水，憋了半天才说：“水活了，比冰好。”
秀兰笑得更厉害了。从那以后，她常来河边看他放排。有时候带本书，坐在岸边的石头上读。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看着河水发呆。
“你在看什么？”有一次李老栓问。
“看水怎么流，”秀兰说，“你看，冰化了，水就找到路了。不管前面是石头还是木头，它总能绕过去，或者慢慢磨过去。水比冰软，可比冰有耐心。”
李老栓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但他记住了。
三
1966年，冰河屯来了工作组。
王屯长被带走了，说他“历史有问题”。李老栓因为干活卖力，成分又是贫农，被选为生产队长。他不想当，可工作组的人说：“这是革命需要。”
秀兰也被叫去谈话。有人举报她“传播小资产阶级情调”，因为她教孩子们唱苏联歌曲，还在课堂上讲《安徒生童话》。
“那都是毒草，”工作组的人说，“要拔掉。”
秀兰没争辩，只是把长发剪得更短了。她不再来河边，也不再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参加学习会。
李老栓去找她，在她宿舍门口站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冰会再冻上的。”
秀兰摇摇头：“化了的水，不会再冻成原来的样子。”
那年冬天特别长。河面早早封冻，比往年厚了一尺。工作组要求“大干快上”，李老栓带着工人们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伐木。他的手冻裂了，渗出的血很快结成冰碴。
一天傍晚，他听说秀兰被调到更偏远的屯子去了，连告别都没有。
他跑到河边，对着冰封的河面大喊。声音传出去，撞在对岸的山上，又弹回来，空空荡荡。冰面纹丝不动。
四
时间像冰河的水，看着不动，其实一直在流。
1976年，王屯长回来了。疤还在脸上，背驼了，话少了。工作组撤走了，换了一批干部，说要“抓生产”。
李老栓已经三十七岁，还是一个人。有人给他说媒，他总摇头。屯里人私下议论，说他心里还装着那个哈尔滨来的女老师。
秀兰确实回来过一趟，1978年。她是来办返城手续的。十年过去，她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还是亮的。
他们在河边见了最后一面。已经是五月，冰早化了，河水哗哗地流。
“我要回哈尔滨了，”秀兰说，“父母平反了，我也能回去了。”
李老栓点点头：“好。”
两人沉默地看着河水。过了一会儿，秀兰说：“还记得我以前说的吗？水比冰有耐心。”
“记得。”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秀兰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河里，看着涟漪一圈圈荡开，“冰看起来硬，可季节一到就得化。水看起来软，可什么样的石头都能磨圆。人大概也是这样。”
李老栓没说话。他想起这些年的冬天，一季又一季，冰封了又化，化了又封。想起王屯长脸上的疤，想起秀兰剪掉的头发，想起工作组那些人来了又走。河还是这条河，水还是这些水，只是流过的地方不一样了。
秀兰走的那天，他没去送。他撑着木排下了趟河，把去年冬天伐的木头运出去。水流很急，他撑得很稳。
五
1983年，林场承包到户。王屯长——现在没人叫他屯长了，都叫老王头——找到李老栓：“咱俩搭伙干吧。我老了，撑不动排了，但眼睛还毒，知道哪儿的木头好。”
李老栓说：“行。”
他们承包了一片林子，不大，但够养活两家人。老王头的儿子从县城回来帮忙，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叫王建国。
“叔，您教我放排吧。”王建国说。
李老栓看着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想起当年的自己。“现在不用放排了，”他说，“有卡车了。”
“可我想学，”王建国很坚持，“我爸说，这是手艺，不能丢。”
于是李老栓又站上了木排。十几年过去，河水好像瘦了些，岸边的树也少了。但他一拿起撑竿，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水流在脚下涌动，木头随着波浪起伏，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又都在掌控之中。
他教王建国怎么看水流，怎么避开暗礁，怎么在急转弯时借力。
“叔，您怎么懂得这么多？”王建国问。
李老栓看着河水，过了很久才说：“时间长了，就懂了。水会教你。”
六
1998年发大水，冰河屯差点被淹。
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河水涨到几十年来的最高位。县里组织抢险，要求沿岸居民撤离。李老栓那年五十九岁，不肯走。
“我得守着我的木头，”他对来劝他的干部说，“那些木头要是被冲走了，半辈子就白干了。”
老王头已经走了，三年前脑溢血，没救过来。他儿子王建国现在管着林场的一半业务，也劝李老栓：“叔，木头没了还能再种，人没了就真没了。”
李老栓还是摇头。他一个人搬到河边临时搭的棚子里，日夜守着那些用铁链拴在一起的木材。水已经涨到棚子门口，再涨一尺就要漫进来。
第七天夜里，雨终于小了。李老栓提着马灯出来查看，看见惊人的一幕：河水并没有继续上涨，而是在他堆放木材的上游分出了一条支流，绕过了最危险的那段河岸。
他顺着新出现的支流往上走，发现是一处原本被杂草和碎石堵塞的老河道，不知什么时候被冲开了。河水从这里分流，主河道的压力顿时小了许多。
王建国第二天早上赶来时，看见李老栓坐在棚子门口，望着河水发呆。
“叔，您没事吧？”
李老栓指着那条新出现的支流：“你看，水自己找到路了。”
七
2009年，冰河屯要修水库。
勘测队来了，工程师来了，大型机械也开进来了。县里说要“充分利用水资源”，在这里建个中型水库，既能发电，又能灌溉。
李老栓已经七十岁，背驼了，耳朵也有点背。但他还是每天到河边坐坐，看着那些机器轰鸣作业。
王建国现在是屯里的支书，忙得脚不沾地。他抽空来看李老栓：“叔，水库修好了，咱这儿就不怕旱也不怕涝了。您说是不是好事？”
李老栓没直接回答，他问：“那条老河道呢？就是1998年水自己冲开的那条。”
“得填上，”王建国说，“不然水库蓄不住水。”
李老栓点点头，不再说话。
水库修了两年。原来的河道被大坝截断，形成一片广阔的水面。冰河屯改名“冰湖镇”，搞起了旅游。夏天有人来划船钓鱼，冬天有人来冰钓滑雪。
李老栓还住在老地方，不过他的房子现在离“湖”岸只有一百米。冬天，湖面结冰，白茫茫一片，比当年的河面宽阔得多。但他总觉得，这冰和从前不一样——太静了，静得像死了。
2015年春天，李老栓病了。医生说是老了，器官都衰竭了。王建国把他送到县医院，但他坚持要回来。
“让我在河边——湖边走走吧。”他说。
王建国推着轮椅，带他到湖边。已经是四月，冰开始化了。靠近岸边的部分裂开一道道缝隙，露出底下青黑色的水。
“建国，”李老栓突然说，“你记得你爸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吗？”
“记得。他说是年轻时放排，被崩起的冰碴划的。”
“不对，”李老栓摇摇头，“是1966年，有人批斗他，用皮带扣打的。”
王建国愣住了。
“你爸不让我告诉你，”李老栓望着湖面，“他说，有些事，像冰，冻上了就让它冻着。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化着。”
一阵风吹过，湖面的冰发出轻微的咔嚓声。
“你看，”李老栓指着那些裂缝，“冰要化了。”
确实，在午后的阳光下，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裂缝越来越大，变成沟壑，变成水道。破碎的冰块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缓缓旋转着，向下游漂去。
水从冰的缝隙中涌出，开始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它们绕过尚未融化的冰块，穿过冰层之间的通道，汇聚成流，向着低处奔去。
“冰会融化，”李老栓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谁说，“为水流让路。”
王建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逐渐开阔的水面上，阳光碎成千万片金鳞，随着波浪起伏闪烁。那些曾经坚硬、冰冷、看似永恒的东西，正在消失。而在它们让出的道路上，水正自由地流淌，奔向该去的地方。
李老栓闭上了眼睛。他的脸上有一种平静的表情，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很简单的道理。
风吹过湖面，带来远方森林的气息。冰裂的声音还在继续，咔嚓，咔嚓，像是什么东西在苏醒，在挣脱，在开始流动。
永远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