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画

那年冬天特别冷，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像一层磨砂纸，把外面的世界都模糊了。李建国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生炉子。

炉子是老式的煤球炉，铁皮已经锈得发红。李建国蹲在炉前，用废报纸引火，再小心地放上煤球。煤球是昨晚就准备好的，六个，整整齐齐码在墙角。火苗慢慢窜起来，他搓着手，呵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缕烟。

妻子王秀兰还在睡。她病了三个月，咳嗽总不见好。医生说需要营养，可那年头，营养是个奢侈的词。李建国在纺织厂上班，一个月四十二块五，要养活一家四口。大儿子在乡下插队，小女儿刚上初中。

厨房的窗户对着胡同。天还没亮，外面黑漆漆的，只有远处路灯的一点昏黄。李建国往锅里添水，准备熬粥。水是从公用水管挑来的，昨晚就接好了，放在水缸里。水缸结了层薄冰，他得用勺子敲开。

水开了，蒸汽升起来。先是细细的一缕，然后越来越多，聚成一片白雾。蒸汽扑到窗户上，冰冷的玻璃遇热，霜花开始融化。先是中间一小块，露出透明的玻璃，能看见外面胡同里早起的人影。然后融化的范围越来越大，像一幅画正在被慢慢擦去。

李建国盯着窗户看。蒸汽在玻璃上晕开，形成不规则的图案，有的像山，有的像云。融化的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流，划出一道道痕迹，像眼泪，也像河流。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在厨房忙碌，蒸汽也是这样晕染了窗户。那时候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暖的画。

粥熬好了，他盛了一碗，端进里屋。

王秀兰已经醒了，靠在床头咳嗽。她的脸瘦得只剩下一层皮，眼睛显得特别大。“外面冷吧？”她问，声音嘶哑。

“冷。”李建国说，“不过炉子生起来了，屋里暖和。”

他扶妻子坐起来，一勺一勺喂她喝粥。粥很稀，能照见人影。王秀兰喝了几口就摇头：“你喝吧，我不饿。”

“再喝点。”李建国固执地举着勺子，“医生说了，得多吃。”

王秀兰看着他，眼睛湿了。她张开嘴，又喝下一口。李建国笑了，皱纹从眼角散开，像水面的涟漪。

喂完粥，李建国回到厨房。天开始亮了，灰白的光从窗户透进来。蒸汽还在上升，玻璃上的霜花已经完全融化，现在能清楚地看见外面的胡同。卖豆浆的推车过去了，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车铃叮叮当当响。

女儿小梅起床了，揉着眼睛走进厨房。“爸，妈今天好点了吗？”

“好点了。”李建国说，“快去洗脸，粥在锅里。”

小梅舀了水，在院子里洗脸。水冰冷刺骨，她打了个哆嗦。李建国看着女儿单薄的背影，心里一阵发紧。小梅的棉袄已经短了，手腕露出来一截。他上个月就想给她做件新的，可是布票不够，钱也不够。

“爸，玻璃上的画真好看。”小梅突然说。

李建国转头看窗户。蒸汽还在上升，在玻璃上形成新的图案。这一次，它画出了一棵树的形状，枝桠伸展着，像要抓住什么。

“那是蒸汽画的。”李建国说。

“我知道。”小梅笑了，“可是它每次画的都不一样。昨天像朵花，今天像棵树。”

李建国也笑了。他忽然觉得，这个冬天也许没有那么难熬。

中午，李建国去厂里上班。纺织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棉絮在空中飞舞，像下雪。他的工作是维修机器，整天和扳手、机油打交道。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一到冬天就疼。

工友老张凑过来：“建国，你老婆的病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李建国说，手里的扳手拧紧一颗螺丝。

“得想想办法啊。”老张压低声音，“我听说黑市有卖鸡蛋的，不要票，就是贵点。”

李建国没说话。他知道黑市，也知道价格。一个鸡蛋要五毛钱，顶他一天多的工资。他一个月也买不起几个。

下班铃响了，李建国收拾工具。车间主任走过来：“建国，你留一下。”

李建国心里一紧。最近厂里在精简人员，他已经听说有好几个人被下放了。

主任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姓赵。他掏出一支烟，递给李建国。李建国摆摆手：“不会。”

赵主任自己点上烟，吸了一口：“你家里情况我知道。这样，厂里有个去山西出差的任务，两个月，每天补助一块二。我想派你去。”

李建国愣住了。一块二的补助，两个月就是七十多块。加上工资，能有一百多。一百多块，能买多少鸡蛋？能买多少药？

“我去。”他说，声音有点抖。

“可是你老婆病着......”赵主任犹豫。

“没事，我女儿能照顾。”李建国说，“谢谢主任。”

赵主任拍拍他的肩：“去吧，明天就走。”

回家的路上，李建国走得特别快。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他感觉不到冷。一百多块，他在心里盘算着，先给秀兰买药，再给小梅做件新棉袄，剩下的买点肉，买点鸡蛋。秀兰需要营养，小梅正在长身体。

推开家门，厨房的蒸汽扑面而来。小梅在做饭，锅里煮着白菜土豆。蒸汽晕染了窗户，在玻璃上画出一片朦胧的温暖。

“爸，你回来了。”小梅转过头，脸上沾着煤灰。

李建国走过去，摸摸女儿的头：“小梅，爸要出差两个月。”

小梅的眼睛瞪大了：“去哪？什么时候？”

“山西，明天就走。”李建国说，“这两个月，你要照顾好妈妈。”

小梅咬着嘴唇，点点头：“我能行。”

晚上，李建国收拾行李。一个帆布包，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鞋。王秀兰靠在床头看他收拾，不停地咳嗽。

“山西冷，多带件衣服。”她说。

“知道。”李建国把一件旧毛衣塞进包里。

“到了那边，记得写信。”

“嗯。”

沉默了一会儿，王秀兰轻声说：“别太惦记家里，我能行。”

李建国的手停住了。他转过身，看着妻子。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跃，那些皱纹，那些憔悴，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走过去，握住她的手。手很瘦，骨头硌人。

“等我回来，给你买鸡蛋吃。”他说。

王秀兰笑了，眼泪却流下来：“好，我等着。”

第二天天没亮，李建国就起来了。他轻手轻脚地生炉子，熬粥，把一切都准备好。走之前，他站在厨房门口，最后看了一眼。炉火正旺，蒸汽从锅盖边缘冒出来，袅袅上升，扑到窗户上。玻璃又被晕染了，霜花融化，露出外面漆黑的世界。

他想起小梅说的话：那是蒸汽画的画。

是的，蒸汽在寒冷的玻璃上画下温暖。就像生活，在艰难的日子里，画出一点点希望。

李建国背起帆布包，推开门。北风灌进来，他缩了缩脖子，走进黎明前的黑暗里。

两个月后，李建国回来了。他黑了，瘦了，但眼睛很亮。帆布包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他用补助买的东西：两瓶罐头，一包红糖，还有二十个鸡蛋——用稻草仔细包着，一个都没破。

推开家门时，正是傍晚。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蒸汽从门缝里溢出来。他走进去，看见小梅在灶前忙碌，王秀兰坐在小板凳上剥葱。炉火很旺，锅里的水开了，蒸汽升腾着，扑到窗户上。

玻璃窗上，霜花正在融化。蒸汽晕染出一片朦胧，透过那片朦胧，能看见外面飘起的炊烟，能看见邻居家亮起的灯光，能看见这个胡同，这个城市，这个平凡而坚韧的世界。

“爸！”小梅看见他，叫起来。

王秀兰抬起头，手里的葱掉在地上。她站起来，想说什么，却只是咳嗽。

李建国放下包，走过去抱住她。很轻地抱着，怕弄疼她。

“我回来了。”他说。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但厨房里亮着灯。炉火噼啪作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蒸汽不断上升，在玻璃上晕染开，画出一幅永远在变化、永远温暖的画。

那幅画里，有生活的艰辛，也有生活的希望；有冬天的寒冷，也有炉火的温暖；有离别的苦涩，也有重逢的甜蜜。蒸汽在玻璃上流淌，像时间在流淌，像生命在流淌。

李建国看着窗户，忽然明白了那句话：厨房的蒸汽晕染了窗，在寒冷的玻璃上画下温暖。

是的，温暖不是没有寒冷，而是在寒冷中依然升腾的蒸汽；生活不是没有苦难，而是在苦难中依然燃烧的炉火；希望不是没有绝望，而是在绝望中依然坚持的早晨五点的起床，依然熬煮的一锅粥，依然在冰冷玻璃上画画的蒸汽。

小梅盛好饭，王秀兰摆好筷子。一家三口围坐在小桌旁，灯光昏黄，饭菜简单。李建国剥了一个鸡蛋，放进妻子碗里。又剥了一个，放进女儿碗里。

“爸，你也吃。”小梅说。

“我吃过了。”李建国撒谎。他喝了一口粥，很稀，但很暖。

窗外，又下雪了。雪花静静地飘落，落在胡同里，落在屋顶上，落在玻璃窗上。但厨房里的蒸汽不断升腾，不断晕染，让那些雪花在玻璃上融化，变成水珠，变成溪流，变成一幅永远画不完的画。

很多年后，李建国还会想起那个冬天。想起冰冷的玻璃，想起升腾的蒸汽，想起那幅每天都在变化、却永远温暖的画。他会告诉孙辈：生活就是这样，在 coldest 的玻璃上，画出最温暖的图案。

而此刻，在这个冬天的傍晚，他只是一口一口喝着粥，看着妻子和女儿，看着窗户上蒸汽画的画。他知道，明天还要早起，还要生炉子，还要熬粥。蒸汽还会升起，还会晕染窗户，还会在寒冷的玻璃上，画下温暖。

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