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答案
李建国第一次听到那句话，是在1978年的秋天。
那天下午，他蹲在县城新华书店门口的石阶上，看着风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又散开。书店里刚进了一批解禁的书，人们排着长队，像等待分粮的饥民。李建国排在队伍末尾，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两块钱——这是他挖了一个月河泥挣来的。
“答案在风中，但你必须亲手捕捉。”
说话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正对身边一个年轻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李建国耳朵里。
李建国转过头去看。风正好吹过来，把中年人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灰白的发丝贴在额头上。他推了推眼镜，继续说：“书上的字是死的，风里的答案是活的。你得伸出手，抓住它。”
年轻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李建国记住了这句话。那年他十六岁，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跟着父亲在建筑队搬砖。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会钻进他心里，像一颗种子，落在干裂的土地上。
队伍慢慢往前挪。轮到李建国时，柜台后的女售货员头也不抬：“要什么？”
“有字典吗？”李建国问。
“没了。”
“那……有什么？”
女售货员指了指架子上寥寥几本书。李建国看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标价五块四。他攥紧手里的两块钱，手心出了汗。
“有便宜点的吗？”
女售货员终于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李建国穿着打补丁的工装裤，解放鞋的鞋头开了口，露出里面发黑的脚趾。她叹了口气，从柜台下面摸出一本旧书：“这个，一块八。”
书很薄，封面已经掉了，用牛皮纸重新包过。李建国接过来，翻开第一页——《诗歌选集（1957-1966）》。他正要放下，却看到其中一页折了角。翻开折角的那页，是一首短诗，只有四行：
“答案在风中飘荡 问题在泥土里生长 伸出手吧，孩子 抓住那看不见的光”
李建国愣住了。他付了钱，把书揣进怀里，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
那天晚上，他在工棚的煤油灯下，把那四行诗抄了十遍。父亲翻了个身，嘟囔道：“还不睡，明天四点要上工。”
“就睡。”李建国吹灭灯，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风从工棚的缝隙钻进来，带着秋天的凉意。他想起白天那个中年人说的话，想起那四行诗。答案在风中。可风是什么？他伸出手，只抓到一片黑暗。
二
1983年，李建国二十一岁。建筑队解散了，他回到村里，分到了三亩地。
春天播种的时候，他蹲在地头，看着风把种子吹得四处飘散。父亲老了，腰弯得像张弓，还在坚持自己撒种。李建国说：“爹，我来吧。”
“你会个屁。”父亲头也不抬，“种地是手艺，不是力气。”
李建国不说话了。他知道父亲说得对。他挖河泥、搬砖头在行，种地却是个生手。第一年，他种的小麦长得稀稀拉拉，收割时一亩地只打了二百斤。交完公粮，剩下的刚够吃到来年开春。
村里人都笑他：“建国啊，你还是回城里搬砖吧。”
李建国不说话。他坐在田埂上，看着风从麦茬地上吹过，卷起细细的尘土。答案在风中。他伸出手，手里只有一把干土。
那年冬天，村里来了个农业技术员，姓王，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他在大队部讲课，讲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村民们听得打哈欠，只有李建国坐在第一排，拿着个小本子记。
课讲完了，王技术员收拾东西要走。李建国追出去：“王老师，我能问个问题吗？”
王技术员停下来：“你说。”
“为什么我按老法子种，收成就是不行？”
王技术员推了推眼镜，看了他一眼：“你上过学吗？”
“初中毕业。”
“那你看得懂这个吗？”王技术员从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科学种田基础知识》。
李建国接过来，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字，还有图表。他看了半天，抬起头：“有些字不认识。”
王技术员叹了口气：“这样吧，你每天晚上来大队部，我教你。”
就这样，李建国开始了他的夜校。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他坐在空荡荡的大队部里，跟着王技术员认字、学农技。煤油灯的光晕染黄了墙壁，风从窗户缝钻进来，把灯苗吹得摇晃晃晃。
三个月后，李建国看懂了那本小册子。春天播种时，他第一次没有听父亲的，而是按书上的方法，测了土质，选了新品种，施了化肥。
父亲站在地头骂：“败家子！糟蹋钱！”
李建国不说话，埋头干活。那年夏天，他的三亩地麦子长得齐腰高，麦穗沉甸甸的。收割时一亩地打了四百斤，翻了一倍。
交公粮那天，父亲蹲在粮站门口，看着儿子把一袋袋麦子过秤，第一次没有骂人。回去的路上，父亲走在前头，突然说：“明年，我那两亩地也给你种。”
李建国“嗯”了一声。风吹过来，带着新麦的香气。他伸出手，这次，他好像抓住了点什么。
三
1992年，李建国三十岁。他承包了村里的二十亩地，成了种粮大户。
村里人都说他运气好。只有他知道，那不是运气。那些年，他订了《农业科技报》，买了《土壤学》《植物生理学》，一本本地啃。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他终于买得起那本五块四的《现代汉语词典》了。
字典放在床头，翻得起了毛边。有时候半夜醒来，他还会打开台灯，查一个白天没弄懂的字。妻子翻个身，嘟囔道：“还不睡，明天还要下地。”
“就睡。”李建国合上字典，却睡不着。
他想起十年前那个在新华书店排队的下午，想起那本一块八的旧书，想起那四行诗。答案在风中飘荡。这些年，他一直在伸手，抓住了一些，更多的从指缝溜走了。
春天，县里组织去山东考察学习。李建国报了名。大巴车开了两天，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大规模的农田，一望无际，全是塑料大棚。
带队的技术员说：“这叫设施农业，一年能种三季。”
李建国问：“投资大吗？”
“大。”技术员说，“一个大棚就要一万多。”
车上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1992年，一万多是天文数字。回程的路上，没人说话。李建国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里盘算着。
回到家，他跟妻子商量：“我想建大棚。”
妻子正在做饭，锅铲停在半空：“你疯了？哪来的钱？”
“贷款。”
“拿什么还？”
“地。”
妻子把锅铲一扔：“李建国，你非要折腾是不是？现在日子刚过好点，你又想什么歪主意？”
李建国不说话，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支烟抽完了，他说：“我想试试。”
第二天，他去信用社。信贷员是个年轻人，听他说明来意，笑了：“李大哥，不是我不贷给你。你这想法太超前了，咱们县还没人搞过大棚。”
“总得有第一个。”李建国说。
“万一赔了呢？”
“我拿地抵押。”
信贷员看了他半天，最后说：“你等等，我请示一下主任。”
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信贷，认识李建国的父亲。他听完，抽了一支烟，说：“建国，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爹知道吗？”
“不知道。”
主任又抽了一口烟：“这样吧，我给你贷五千，最多五千。赔了，你就老老实实种地，别再想这些有的没的。”
五千，只够建半个大棚。李建国说：“行。”
大棚建起来那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塑料薄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父亲也来了，拄着拐杖，站在人群外头。李建国走过去，父亲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第一茬种的是黄瓜。李建国按书上的方法，控制温度、湿度，人工授粉。三个月后，黄瓜上市了，比露天种植的早了一个月，价格翻了一倍。
卖完黄瓜那天晚上，李建国数着手里的一沓钱，整整三千块。妻子坐在炕沿上，看着他，突然哭了。
“哭什么？”李建国问。
“我害怕。”妻子说，“这些天，我天天晚上睡不着，怕赔了，怕你把地都赔进去。”
李建国把钱放在桌上，走过去抱住妻子。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初夏夜晚的凉意。他说：“不会赔的。”
其实他也怕。那些晚上，他躺在大棚旁边的窝棚里，听着塑料薄膜被风吹得哗哗响，整夜整夜睡不着。他怕一场大风把大棚掀了，怕一场病害把苗都毁了，怕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
但他还是伸手了。答案在风中，他必须亲手捕捉。
四
2008年，李建国四十六岁。他的大棚已经发展到五十亩，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三十多户一起干。
儿子李想考上了省城的农业大学，暑假回来帮忙。小伙子有想法，说要搞什么“互联网+农业”，在网上卖菜。李建国听不懂，但他说：“你想试就试。”
那天下午，父子俩在大棚里摘西红柿。李想突然问：“爸，你当年怎么想起搞大棚的？”
李建国直起腰，擦了把汗：“就是想试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李想不信。晚上吃饭时，他又问母亲。母亲说：“你爸啊，就是个犟种。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李建国不说话，低头吃饭。吃完饭，他回到屋里，从箱底翻出那本旧书。三十年了，书页已经发黄变脆，用牛皮纸包着的封面也破了。他翻开折角的那页，那四行诗还在：
“答案在风中飘荡 问题在泥土里生长 伸出手吧，孩子 抓住那看不见的光”
李想走进来，看到父亲手里的书：“这是什么？”
“一本旧书。”李建国递给他。
李想翻了几页：“这诗写得不错。谁写的？”
“不知道。”李建国说，“我买的时候，就折着这一页。”
“答案在风中飘荡……”李想念了一遍，“这话有意思。”
“我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话，是在新华书店门口。”李建国突然说。他已经很多年没跟人说过这件事了。
他讲起1978年那个秋天的下午，讲起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讲起排队的队伍，讲起手里攥着的两块钱。讲着讲着，他发现自己记得每一个细节：中年人灰白的头发，被风吹乱的发丝，推眼镜的动作，说话时嘴角的纹路。
李想听得很认真：“后来呢？你见过那个人吗？”
“没有。”李建国说，“就那一次。”
“可惜了。”
“不可惜。”李建国说，“有些话，听一次就够了。”
窗外起风了，吹得杨树叶哗哗响。李建国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夜色里，五十个大棚整齐排列，像一片白色的海洋。每个大棚里都亮着灯，工人们还在忙碌。
三十年了。他从一个在工棚里抄诗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带着全村人致富的农民。这一路，他一直在伸手，抓住过希望，也抓住过失望，抓住过成功，也抓住过失败。
答案在风中。风是什么？他现在明白了。风是时间，是变化，是那些从你身边溜走的机会，是那些你以为抓不住的东西。你必须伸出手，哪怕只能抓住一把空气。因为只有伸出手，你才知道风的方向。
五
2018年，李建国五十六岁。合作社的农产品卖到了北京、上海，李想的电商平台做得风生水起。
县里要搞乡村振兴示范点，选在了他们村。领导来考察，记者来采访，李建国成了名人。报纸上登了他的照片，标题是“从普通农民到致富带头人”。
记者问他：“李主任，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李建国想了想，说：“伸手。”
记者没听懂：“什么？”
“答案在风中，但你必须亲手捕捉。”李建国说。
这句话被写进了报道里。报道登出来那天，李建国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的号码，声音苍老：“请问是李建国吗？”
“我是。您哪位？”
“我姓周，周文渊。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李建国想了想，确实不记得。
“1978年秋天，新华书店门口。”电话那头说，“我戴眼镜，穿中山装，跟一个年轻人说话。你排在队伍后面。”
李建国手里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四十年了。
“您……您怎么找到我的？”
“报纸上看到你的报道，看到你说的那句话。”周文渊说，“我想，应该就是你。”
两人约在县城的老茶馆见面。周文渊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背有点驼，但眼睛还很亮。他拄着拐杖走进来，李建国赶紧起身去扶。
“坐，坐。”周文渊摆摆手，“我还能走。”
坐下后，两人一时无话。茶上来后，周文渊先开口：“那本书还在吗？”
“在。”李建国说，“我一直留着。”
“那首诗呢？”
“答案在风中飘荡，问题在泥土里生长，伸出手吧，孩子，抓住那看不见的光。”李建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周文渊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是我写的。”
李建国愣住了。
“1957年写的。”周文渊说，“那时候我还在大学教书。写了没多久，就出事了。书被烧了，我被下放到农村。1978年，我平反回城，去书店看看。看到那本书还在，就买了一本，送给了一个年轻人。”
“那您当时跟他说的话……”
“就是跟你听到的一样。”周文渊喝了口茶，“答案在风中，但你必须亲手捕捉。那个年轻人后来去了深圳，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你，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有意思。”
李建国不知道说什么好。四十年了，他以为那句话是偶然飘进他耳朵里的，没想到是一颗精心播下的种子。
“您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他问。
周文渊看着窗外。秋天的阳光很好，风把树梢吹得轻轻摇晃。他说：“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等。等政策，等机会，等别人给答案。但答案不是等来的，是抓来的。风一直在吹，就看谁愿意伸出手。”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聊了聊这些年的经历。周文渊退休后一直在写回忆录，李建国邀请他去村里看看大棚。周文渊答应了。
临走时，周文渊从包里掏出一本书，崭新的：“送给你。”
李建国接过来，是一本诗集，作者周文渊。他翻开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字：“给李建国同志——答案永远在风中，捕捉的手永远不能停。”
六
2023年，李建国六十一岁。他把合作社交给了李想，自己只留了两个大棚，种些稀奇古怪的品种。
春天，他在大棚里试种蓝色西红柿。种子是从国外引进的，贵得很，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李想劝他：“爸，别折腾了，赔钱。”
李建国说：“试试。”
他每天泡在大棚里，记录温度、湿度、光照，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那些幼苗。三个月后，蓝色西红柿结出来了，小小的，蓝紫色的，在绿叶间像一颗颗宝石。
收获那天，他摘了一篮子，拿到合作社给大家尝。年轻人都不敢吃，说颜色太怪。只有几个老人尝了，说味道不错，有小时候西红柿的味道。
李建国笑了。他不在乎能不能卖钱，他在乎的是种出来了。
那天下午，他坐在大棚门口，看着风吹过田野。五十年前，他蹲在新华书店门口的石阶上，看着风把落叶卷起来，又散开。那时候他十六岁，手里攥着两块钱，心里揣着一个说不清的梦。
五十年了。他伸出手，抓住过字典，抓住过技术手册，抓住过贷款合同，抓住过市场机会。他抓住的东西，有的变成了手里的老茧，有的变成了额头的皱纹，有的变成了大棚里的果实。
风一直在吹。答案一直在风中飘荡。问题一直在泥土里生长。
他伸出手，手掌向上，感受风从指缝流过。这一次，他什么也不想抓住。他只是伸出手，让风知道，这里有一只手，愿意捕捉，愿意尝试，愿意在看不见光的地方，相信光的存在。
远处，李想带着一群参观者走过来，指着大棚讲解。年轻人的声音在风里断断续续。更远处，村庄炊烟升起，田野辽阔，天空高远。
李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该回去做饭了，老伴还在家等着。他最后看了一眼大棚，蓝色西红柿在夕阳下闪着光。
答案在风中。他笑了笑，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
风从背后吹来，推着他往前走。像过去的五十年一样，推着他，一直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