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与光
李建国第一次看见那盏灯是在1976年的冬天。
那年他十六岁，父亲刚被带走三个月零七天。母亲在纺织厂上夜班，他一个人在家，把窗户用报纸糊了三层，还是挡不住北风。煤球只剩最后三个，他舍不得烧，裹着父亲留下的军大衣，在黑暗中数自己的呼吸。
然后他看见了光。
对面筒子楼四楼最左边的窗户，每晚七点准时亮起一盏煤油灯。灯光昏黄，在结了冰花的玻璃后面摇曳，像一只不会飞走的萤火虫。李建国不知道那户住着谁，只知道那盏灯每晚亮到十点，准时熄灭，从无例外。
他开始等待那盏灯。
白天，他在街道糊纸盒，一个纸盒一分钱。手指冻裂了，血渗进纸板里，他不在乎。晚上六点五十，他准时坐在窗前，盯着对面黑洞洞的窗户。七点整，光准时出现。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又能呼吸了。
三个月后，母亲病倒了。高烧四十度，说着胡话。李建国背着她去卫生所，医生说没药，只有阿司匹林。他买了三片，花了一毛钱。回家的路上，母亲在他背上轻声说：“建国，妈拖累你了。”
那天晚上，他忘了看时间。安顿好母亲，已经八点半。他习惯性地望向对面，灯还亮着。不知怎的，他忽然哭了。十六岁的少年，三个月来第一次掉眼泪。眼泪很烫，在冻僵的脸上划出两道痕。
第二天，他在糊纸盒时多糊了五十个。
二
1978年，李建国十八岁。父亲回来了，少了三根手指，不爱说话。
筒子楼的灯还在亮，每晚七点到十点。李建国考上了夜校，学电工。白天在工厂当学徒，晚上上课，回家时总是九点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抬头看一眼那盏灯，才上楼。
有一天，灯没亮。
李建国在楼下站了半小时，直到十点过五分。灯还是黑的。他忽然慌了，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第二天，他请了假，守在窗前。灯还是没亮。
第三天，他鼓起勇气，敲响了那扇门。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的样子，眼睛很亮。“你找谁？”
“我……我住对面。”李建国指了指自己家的方向，“我看见您家的灯，好几年了。”
老太太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齿。“进来吧。”
屋里很简陋，但干净。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个年轻军人。煤油灯放在窗边的桌子上，玻璃罩擦得透亮。
“灯坏了？”李建国问。
“煤油用完了。”老太太说，“儿子这个月还没寄钱来。”
李建国跑下楼，用自己攒的学徒工资买了五斤煤油。他帮老太太把灯灌满，擦亮玻璃罩。晚上七点，灯准时亮了。
“为什么总是七点到十点？”他问。
老太太看着窗外的夜色。“我儿子当兵走的时候说，妈，我每天七点到十点站岗。您那时候点盏灯，就像我在陪您。”
“他现在……”
“在云南，好多年没回来了。”老太太平静地说，“但我知道他活着。只要灯亮着，他就知道家在这里。”
李建国看着那盏灯，忽然明白了什么。
三
1983年，李建国结婚了。妻子是夜校同学，叫秀英。婚礼很简单，就在筒子楼的家里办。父亲喝了点酒，哭了。母亲一直笑，笑着笑着也哭了。
老太太送来一对枕巾，手绣的鸳鸯。“祝你们白头偕老。”
李建国和秀英搬到了工厂分的宿舍，很小，但朝南。他买了两盏台灯，一盏放在书桌前，一盏放在床头。每晚七点，他准时开灯。秀英问为什么，他说习惯了。
1985年，女儿出生，取名李光。接生的护士说，这孩子眼睛特别亮。
李建国当了父亲，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他每周去看老太太一次，带点水果或点心。老太太的背更驼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灯还在亮，每晚七点到十点。
“您儿子有消息吗？”有一次他问。
老太太摇摇头，又点点头。“没信，但我知道他活着。”
李建国不再问。他帮老太太修水管，换窗纱，买煤油。女儿三岁时，他带着女儿去看老太太。小女孩指着煤油灯说：“奶奶，灯好看。”
老太太摸摸孩子的头：“它是指路的。”
四
1992年，李建国下岗了。
工厂改制，四十岁的电工没了用武之地。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抽到第三根时，秀英找到了他。“回家吧，”她说，“饭做好了。”
那天晚上，他盯着天花板发呆。女儿已经睡了，秀英在缝补衣服。忽然，他坐起来：“我要开个修理铺。”
秀英抬头看他：“哪来的钱？”
“借。”
修理铺开在街角，只有六平米。李建国什么都能修：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自行车。他手艺好，收费低，慢慢有了口碑。每天干到晚上九点，他准时关店。回家路上，他会绕到筒子楼，看一眼四楼的窗户。
灯还亮着。
老太太八十五了，耳朵有点背，但坚持自己买煤油。李建国每月一号去帮她买，十斤，够用一个月。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老太太看着电视，忽然说：“我儿子要是回来，该五十岁了。”
李建国正在帮她修收音机，手停了一下。“会回来的。”
“我知道。”老太太笑了，“灯还亮着呢。”
五
2003年，老太太住院了。肺气肿，住进了ICU。李建国每天去医院，医生说不让进，他就在走廊坐着。秀英送来饭，他吃不下。
第七天，医生出来了。“老人想见你。”
老太太戴着氧气面罩，说话很轻。李建国俯身去听。
“抽屉里……有封信……给你。”
李建国点头。
“灯……别让它灭。”
“不会的。”
老太太看着他，眼睛还是那么亮。然后闭上了。
葬礼很简单，只有李建国一家和几个老街坊。老太太的儿子始终没有出现。李建国回到那间屋子，在抽屉里找到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
“建国：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走了。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我儿子1979年就牺牲了，在边境。他们送来通知，我藏起来了。我知道他死了，但灯不能灭。灯灭了，他就真的没了。这些年，这盏灯陪着我，也陪着你，是不是？它是指路的。给你了，别让它灭。赵淑珍。”
李建国拿着信，坐了很久。秀英进来，看见他在哭。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孩子。
那天晚上，他把煤油灯拿回了家。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客厅的柜子上。每晚七点，他准时点亮。女儿问为什么，他说：“这是指路的灯。”
六
2008年汶川地震，李建国捐了五千块钱，是他两个月的收入。女儿考上了大学，学建筑设计。送女儿去火车站时，他说：“记得常打电话。”
女儿说：“爸，那盏灯为什么一直点着？”
李建国想了想：“它照过很多人。”
2015年，筒子楼要拆迁了。李建国回去看最后一眼，遇见了老邻居。大家说起往事，说起那盏灯。有人说，那些年最难的时候，晚上看见那盏灯亮着，就觉得还能熬过去。
李建国没说话。他想起十六岁的冬天，想起母亲的病，想起下岗那天，想起很多个觉得熬不下去的夜晚。那盏灯一直在那里，昏黄的，安静的，从七点到十点。
女儿成了建筑师，设计的第一栋楼就是老年公寓。她说：“爸，我要设计很多窗户，晚上都亮着灯。”
李建国笑了。
七
2023年，李建国六十三岁。修理铺还在开，虽然现在修的多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煤油灯还在柜子上，每晚七点，他准时点亮。
秀英退休了，在家带孙子。小家伙两岁，对煤油灯特别感兴趣。“爷爷，灯！”
“嗯，灯。”
“为什么点灯？”
李建国把孙子抱到窗前，指着外面的万家灯火。“你看，每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灯亮着，家就在。”
孙子似懂非懂。
晚上，女儿一家来吃饭。说起最近的压力，工作不顺，房贷沉重。李建国听着，给每人盛了汤。吃完饭，他点亮煤油灯，放在桌子中央。
“我十六岁那年，最难的时候，每天晚上就看对面这盏灯。”他说，“它亮着，我就觉得还能活。后来我知道，点灯的人比我更难，但她让灯一直亮着。”
女儿看着他。
“人这辈子，总要信点什么。”李建国说，“信明天会好一点，信苦日子会过去，信你爱的人会平安。这就是希望，像光一样，照着你往前走。”
“那感恩呢？”女婿问。
李建国摸了摸煤油灯。“感恩是你记得那盏灯。记得谁帮过你，记得你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撑着你。记得了，心就定了，像船下了锚，风浪再大也不怕。”
灯静静地亮着，玻璃罩映出一圈温暖的光晕。
窗外，城市灯火通明。每一盏灯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光和锚。
李建国想起老太太的话：“它是指路的。”
是的，光指向前路，锚定住人心。而人这一生，就是在光与锚之间，一步步走完的夜路。
灯亮着。
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