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课

那个下午，太阳白得晃眼。陈老师站在村小学的土坯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对我和福贵说：“来，今天教你们写自己的名字。”

我和福贵互相看了一眼，都没动。

“快去啊，”我爹在后面推了我一把，“陈老师特意留下来的。”

那是1976年，学校的老师都回城了，只有陈老师留了下来。他说这个村子总得有人识字。

福贵比我大两岁，脑子却比我慢半拍。陈老师先教他，握着他的手，在石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王福贵”三个字。福贵的额头上很快沁出了汗珠，他的手在发抖。

“太难了，”福贵嘟囔着，“俺记不住。”

陈老师不急，他把粉笔换到左手：“你看，这就像你爹犁地，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地不会累，你的手也不会累。”

我在旁边看着，觉得福贵真笨。等我学的时候，我一定很快就能学会。

轮到我了。陈老师教的是“李向阳”。我本以为很简单，可那支粉笔在我手里就是不听话。“李”字的木旁，我总写得太开；“向”字的口，我老是画不圆；“阳”字的耳朵，我每次都写歪。

“不急，”陈老师说，“头一天都这样。”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福贵还是学不会，他急得直抓头发。陈老师就把着他的手，一遍遍地写。写到第十遍时，福贵突然叫起来：“俺会了！”

他真的会了。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确实是个“王”字。

“你看，”陈老师笑了，“学习永远不会使头脑疲惫。疲惫的是你的急躁，是你的不甘心。你让字慢慢住进脑子里，它就会在那里安家。”

我那时不懂这话的意思。我只想赶快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七天后，我终于能歪歪扭扭地写出“李向阳”了。我举着石板满村跑，逢人就展示。福贵比我更得意，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家门口的土墙上。

后来我们每天都去陈老师那里。他教我们认的字越来越多。有一天，他拿出一本缺了封面的书，说那是《水浒传》。他每天给我们念一段。

我和福贵盘腿坐在槐树下，听陈老师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有趣的东西。

“老师，书里怎么什么都有？”福贵问。

“因为人把想到的都写下来了，”陈老师说，“你们学了字，就也能看了。”

可惜没等到我们真正能自己看书，陈老师就病倒了。是肺病。村里的赤脚医生说，陈老师积劳成疾。

我们去看他时，他还在床上认字。他拿出一本《新华字典》，说要在走之前把它看完。

“老师，你不累吗？”福贵问。

陈老师笑了：“学习永远不会使头脑疲惫。我身体是累了，可脑子还想多装点东西。”

陈老师没看完那本字典。他走的那天，把字典给了我，把一本《三国演义》给了福贵。

“接着学，”他说，“只要还认字，我就没白教你们。”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福贵去了深圳打工，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书。他说他还在认字，现在能看报纸了。

去年秋天，福贵开车带我回村。村小学已经盖成了二层楼，有了水泥操场。我们去看陈老师的墓，就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

福贵从车里拿出一块石板，上面刻着“陈永明老师之墓”，落款是“学生王福贵 李向阳敬立”。

“俺练了三个月，”福贵说，“怕写不好。”

我看着那些工整的字，想起四十年前那个下午，陈老师握着我们的小手，一笔一画地教我们写字。他说学习永远不会使头脑疲惫。

如今我教书三十年了，每次学生问“老师，学这么多不累吗”，我都会想起陈老师的话。我告诉他们：累的是身体，是眼睛，是拿笔的手。但知识进到脑子里时，它就在那里安了家，不会让你疲惫，只会让你充实。

福贵现在开了家小工厂，每天晚上还坚持看两页书。他说他要看到老，学到老。

夕阳西下，我们站在墓前。福贵突然说：“向阳，俺现在真明白了。陈老师那会儿病成那样还要认字，不是因为他不累，是因为他想在走之前，多往脑子里装点东西。”

“装下了，就永远是自己的了。”我说。

福贵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粉笔，在石板前工工整整地写下“老师”两个字。

写完了，他看了好久，然后说：“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