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照归途

那年我十六岁，月亮圆得像祖母的白玉盘，挂在村口老槐树的枝桠上。

“满月让千里心相连。”祖母坐在门槛上，手里搓着玉米棒子，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懂。我只知道父亲在千里外的煤矿，已经三年没回家了。每月寄来的汇款单上，字迹越来越潦草，像被煤灰浸透的蜘蛛网。

“你爹小时候，最爱看满月。”祖母说。

她开始讲故事，讲父亲八岁那年，中秋夜追着一只萤火虫跑出三里地，就为了把它装进玻璃瓶，放在她床头当灯笼。

“结果瓶子没盖紧，萤火虫飞走了。”祖母笑了，缺了颗门牙的嘴像个黑洞，“你爹哭了一整夜。”

我很难想象父亲哭泣的样子。记忆里的他总是沉默，像块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头。

又一个满月夜，邮差送来一封信。不是汇款单，是父亲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

“娘，我病了，不重。下月回。”

字迹歪斜，像醉汉的脚步。

祖母盯着信纸看了很久，久到月亮从东边移到了头顶。

“准备一下，”她说，“你爹要回来了。”

可是离下个月还有整整二十天。

祖母开始忙碌。她拆洗了父亲多年前的被褥，尽管那被褥一直收在箱底，根本没有灰尘。她每天拂晓起床，走五里山路去镇上买最新鲜的豆腐——父亲最爱吃她做的麻婆豆腐，尽管豆腐总是在碗柜里放到发馊，然后被倒进猪食槽。

第三个满月夜，我半夜醒来，看见祖母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喃喃自语。

“你在跟月亮说话吗？”我问。

“月亮能传话。”祖母认真地说，“你对着满月说的话，千里外的人能听见。”

我觉得她老了，老得开始说胡话。

可是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村长的儿子从城里回来，说在省城医院看见了父亲。

“他在排队拿药，脸色不太好，但还能走路。”

祖母听了，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

又过了几天，邻村张婶的外甥女来说，她在长途汽车站看见父亲了。

“他买到了票，说是明天的车。”

祖母终于笑了。她开始真正地准备起来，炖了鸡，蒸了馍，还把院门口的路灯修好了——那灯已经坏了两年。

我不明白这些消息是怎么传回来的，像是月亮真的成了信使，把父亲的行程一点一点捎回来。

父亲到家的那天，又是一个满月夜。

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但他的眼睛很亮，像月光下的井水。

晚饭后，父亲坐在祖母曾经坐过的门槛上，看着我。

“这三年，”他说，“每个月圆之夜，我都对着月亮说话。”

“说什么？”

“说我在哪，在做什么，什么时候回家。”

我忽然明白了那些准确的消息从何而来。父亲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对着月亮说话，而听见这些话的人，不自觉地成了信使。

“你怎么知道会有人把话传回来？”

父亲望着天上的圆月，声音很轻：“人心都是相通的，在月亮底下。”

那晚我睡得很晚，听见父亲和祖母在厨房里说话。

“医生怎么说？”祖母问。

“还能活半年。”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够了，能回来就好。”

祖母没有说话。只有水壶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响。

三个月后，父亲走了。他走得很安详，就在满月后的第二天清晨。

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记住，无论你以后走到哪里，满月的时候，对着月亮说话，我都能听见。”

多年后，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很多地方，见过沙漠的月，海上的月，城市的月。每次满月，我都会对着它说话，说我的喜悦，我的困惑，我的思念。

而奇怪的是，每次说完不久，总会有人——也许是偶然遇见的陌生人，也许是多年未联系的老友——给我带来我需要的消息，或者恰到好处的安慰。

就像那年父亲的归途，月亮成了心的信使，让千里不再遥远。

昨晚，我又梦见父亲了。他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抬头看着满月。

“满月让千里心相连。”他说。

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窗外，月亮正圆。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老家的号码。铃声响了很久，就在我要挂断时，那边接了起来。

“喂？”是祖母苍老的声音。

“奶奶，是我。”

“知道是你，”她笑了，“月亮刚告诉我你要打电话来。”

我也笑了，眼角有什么东西滑下来，温热的，像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