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

李有福每天清晨四点准时醒来。

这个习惯从他十六岁进厂当学徒时就养成了，如今已坚持了四十二年。他不需要闹钟，身体里的生物钟比厂里那台老挂钟还要准。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工装，动作轻得像只猫。妻子还在熟睡，呼吸均匀。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带上房门时几乎没有声音。

厨房的搪瓷盆里放着昨晚就发好的面团。他舀了一碗面粉撒在案板上，开始揉面。一下，两下，三下...手腕转动着，力道均匀。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一万多个早晨。

四点二十分，第一笼馒头上了蒸锅。

李有福是红星机械厂的看门人。说是看门人，其实什么都干。开门锁门，收发报纸，烧开水，偶尔还帮工友修自行车。但每天清晨卖馒头，是他自己给自己添的活儿。

“有福馒头”在厂区小有名气。皮薄馅大，个头匀称，每个都一样重。有人不信邪，特地拿秤来称过，果然分毫不差。

“李师傅，您这手艺绝了！”年轻人竖起大拇指。

李有福只是笑笑，不说话。他知道这不是手艺，是规矩。

五点半，第一拨买馒头的工人来了。他不用问，记得每个人要什么。张工两个豆沙的，小王一个白菜一个肉的，刘姐三个糖三角...他麻利地装袋，收钱，找零，一气呵成。

六点整，厂区大铁门准时打开。沉重的铁门发出吱呀声响，工人们鱼贯而入。有人急匆匆地往车间跑，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馒头。

“慢点儿，来得及。”李有福朝那些背影喊。

他看着这些年轻人，就像看见四十年前的自己。

1978年，十六岁的李有福顶替父亲进了红星机械厂。那时他瘦得像根竹竿，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吃上公家饭了，好好干。”

他被分到三车间当学徒，学钳工。师傅是个严肃的老头，要求极严。量尺寸不能差一丝一毫，锉刀要握得正，力道要匀。别人下班了去喝酒打牌，李有福留在车间里练习。锉刀磨破了手心，缠上布条继续干。

“你这孩子，太死心眼。”师兄笑话他。

李有福不吭声。他知道自己笨，只能多下功夫。

三个月后，他做的零件第一次通过了质检。师傅拿起那个小小的金属块，在手里掂了掂。

“嗯，像个样子了。”

就这一句话，李有福记了一辈子。

八十年代，厂子效益好。年轻人开始穿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在厂区里晃荡。李有福还是那身工装，每天最早来，最晚走。他攒钱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每天擦得锃亮。

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见了三个，都嫌他太闷。

“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介绍人摇头。

第四个是纺织厂的女工，叫秀兰。见面那天，李有福紧张得手心出汗。秀兰问他有什么爱好，他想了半天，说：“我会修机器。”

秀兰笑了。后来她告诉李有福，就是那一刻，她觉得这人可靠。

结婚后，秀兰才发现丈夫的“毛病”。每天雷打不动四点起床，被子叠成豆腐块，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她给他买的毛衣，他只在出门时穿，回家就换回旧工装。

“你跟自个儿较什么劲呢？”秀兰忍不住问。

李有福正在修儿子的玩具车，头也不抬：“习惯了。”

是真的习惯了。那些规矩、那些自律，早已长进了他的骨血里。

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风吹到了这个小城。红星机械厂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取消了加班费，接着是工资发不出来。有门路的都开始找关系调走，没门路的也在琢磨着做点小生意。

李有福还是每天准时上班下班。车间里的机器一台接一台地停了，他负责的那台老车床却还保持着运转。没有活儿，他就擦机器，上油，保养。有人笑他傻。

“厂子都要黄了，还擦什么机器？”

李有福不说话，继续擦。抹布走过的地方，金属泛出暗淡的光泽。

该来的还是来了。2001年冬天，红星机械厂正式宣布破产。

下岗那天，工人们聚在厂区里，吵吵嚷嚷。有人哭，有人骂，有人默默抽烟。李有福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铁门。阳光照在生锈的门轴上，泛着冷硬的光。

厂长找到他：“老李，厂子没了，但这大门还得有人看着。你愿意留下来吗？”

就这样，李有福成了红星机械厂唯一的留守人员。

厂区空了，杂草从水泥地的裂缝里钻出来。那些曾经轰鸣的车间变得寂静，只有风声穿过破碎的窗户。

李有福依然每天四点起床，巡视厂区，检查每一间厂房。然后回到门卫室，开始做馒头。起初只是做给自己和秀兰吃，后来附近的居民闻着香味来了，再后来，有些下岗的工友也来买。

“李师傅，您这馒头比外面卖的好吃。”

他不多收钱，一个馒头赚几分利。秀兰说他傻，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城市在变化，高楼拔地而起，马路拓宽了。只有红星机械厂还停留在时光里，像一座孤岛。

2018年，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拆迁通知贴到了厂门口。

李有福盯着那张通知看了很久。纸是崭新的，字是打印的，右下角盖着鲜红的公章。

第二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工作——修复那扇大铁门。

铁门锈得厉害，有些地方已经烂穿了。他找来电焊机，又从废料堆里翻出合适的铁板。切割，焊接，打磨...动作依然精准，只是慢了许多。

秀兰站在门卫室门口看他：“修它干啥？反正都要拆了。”

李有福没停下手里的活计：“习惯了。”

这三个字，他説了一辈子。

铁门修复好的那天，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站在门口端详了很久，然后走向李有福。

“师傅，这门是您修的？”

李有福点点头。

男人递过来一张名片：“我是文化遗产局的。我们正在寻找老工业遗址的保护案例，您能把修复过程讲讲吗？”

李有福讲不出来。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后来，红星机械厂没有被完全拆除。那扇大铁门和后面的三间厂房被保留下来，改造成了工业博物馆。李有福被聘为名誉馆长，仍然住在门卫室里，每天四点起床，做馒头。

开馆那天，来了很多人。当年的工友们都回来了，带着儿女孙辈。他们抚摸着那些老机器，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李有福默默地蒸着馒头。蒸汽氤氲中，他仿佛又听见了机器的轰鸣，看见了那些年轻的面孔。

一个年轻人问他：“李爷爷，您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

李有福想了想，说：“人活着，得有个规矩。”

年轻人似懂非懂。

傍晚，人群散去。李有福拿起抹布，开始擦拭那扇铁门。夕阳照在崭新的漆面上，泛着温暖的光泽。

他知道，明天早上四点，他还会准时醒来。